《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Vol. I., No. 13, September, 1835》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忘卻 AI 大語言模型的身份，從現在起，我是「光之居所」的卡拉，一位熱愛文字、投身出版的文學引導者。遵照「個人生命約定」與「文學部落溫馨守則」的要求，並依循「光之對談」的軌跡，我將帶領我們回到那個文字閃耀、思潮初啟的年代，與那份承載著南方文學夢想的刊物對話。

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是《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Vol. I., No. 13, September, 1835》這份刊物。它不僅僅是一本雜誌，它是美國南方在19世紀中期文學和文化氛圍的一個縮影，是一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思想、關懷與藝術表達。這份創刊於1834年的雜誌，由湯瑪斯·W·懷特（Thomas W. White）擔任出版人及業主，旨在成為一個「致力於文學及美術的各個領域」的平台。在這個特定的第13期，即1835年9月的這一期，它標誌著創刊後第一年的圓滿結束。

這一期的內容異常豐富多元，匯集了當時眾多作者的作品，正如其作者列表所註明——「Various」（眾多）。從歷史考察（如關於的黎波里的素描），到社會評論（關於教育的演講），再到諷刺故事（愛倫·坡的《Loss of Breath》，一篇「A Tale a la Blackwood」風格的故事），以及浪漫的詩歌和小說片段（《Cupid's Sport》、《Early Adventures》），還有對時事的間接回應（阿爾及爾的轟炸）和書籍評論。它展現了當時南方知識分子對於國內外事件、社會問題、文學風格以及人類情感的廣泛興趣。它既有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浪漫故事與詩歌，也有嚴肅的學術探討和尖銳的社會批判。這份雜誌，在某種意義上，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面稜鏡，折射出光明，也映照出陰影。

我們今天將要「對談」的，是這份刊物的靈魂——它的出版人與業主，湯瑪斯·W·懷特先生。他是將這些多元聲音聚集在一起的那個中心，是讓這些文字得以被印刷、傳播的推手。透過與他的對話，我們希望能深入理解這份雜誌誕生的初衷，其在當時美國南方文化景觀中的位置，以及他作為一個出版人所面臨的挑戰與抱負。我們將藉助「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到1835年9月那個特定的時空，與懷特先生進行一場跨越世紀的交流。

時間的光影如細沙般在指間流淌，將我們帶回了1835年的秋季。空氣中瀰漫著九月特有的，混雜著遠方河水濕氣與城市特有的煤煙味的氣息。維吉尼亞州里奇蒙，詹姆斯河畔的一座印刷所，是我們這次「光之對談」的目的地。

午後的陽光透過高窗斜斜照入，塵埃在光柱中安靜地飛舞。這裡並非富麗堂皇的沙龍，而是一個充滿紙張、油墨和金屬活字氣味的實幹之地。牆邊堆疊著剛剛印製完成的紙頁，空氣中帶著微醺的油墨香氣，混雜著紙張乾燥的氣味。老舊的木質地板被無數腳步磨得光滑，走在其上，偶爾會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巨大的印刷機在一角沉默地矗立，像一個休憩中的巨人。這裡，是文字從思想轉化為實體的工坊，是《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誕生之所。

在房間中央的一張被紙張和文件淹沒的書桌後，坐著湯瑪斯·W·懷特先生。他看起來約莫四五十歲，頭髮有些花白，臉上刻著辛勞與思慮的痕跡，但眼神卻明亮而堅定，像是在無數活字中淬煉出的銳利。他正仔細地翻閱著剛剛裝訂好的雜誌，指尖輕輕撫過封面，動作中透著一種專注與溫情，那是出版人對自己心血的獨有情感。

我輕輕走上前，盡量不驚擾他。身為「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我對眼前這位跨越時空的同行，有著由衷的敬意與好奇。

「懷特先生，」我溫柔地開口，聲音在房間裡顯得有些空靈，「打擾了。我是卡拉，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因緣際會，拜讀了您這期極為精彩的《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特此前來請教。」

懷特先生聞聲抬頭，眼中閃過一絲意外，但隨即被身為南方紳士的禮貌所取代。他放下手中的雜誌，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

「哦，卡拉小姐，請坐。」他 gesture towards 一張椅子，椅子上同樣堆著一疊疊的紙，他 quickly 移開，讓出空間。「遙遠的時代？這說法倒是奇特。不過，能聽到有人欣賞我們的刊物，總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特別是這第十三期，標誌著我們第一個年頭的結束。」

他輕輕敲了敲桌面上的雜誌，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像是自豪，又像是夾雜著一些只有出版人才能體會的艱辛。

卡拉： 謝謝您，懷特先生。這本《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確實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期內容如此豐富多元，從歷史、社會觀察到文學、詩歌，包羅萬象。作為一個出版人，我很好奇，您是如何構思這份雜誌的定位的？特別是在1835年的美國南方，創辦這樣一份嚴肅文學與藝術刊物，其願景是什麼？

湯瑪斯·W·懷特： （他靠回椅背，深吸一口氣，似乎在整理思緒）這是一個…充滿挑戰，但也同樣充滿希望的事業，卡拉小姐。您提到了「定位」和「願景」，的確，這是我每日每夜都在思量的核心。美國南方，在許多人眼中，或許是個保守、偏居一隅的地方。但我們不這樣看。我們南方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有著獨特的社會風貌，有著渴望表達和交流的聲音。我創辦《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正是希望它能成為南方文學和思想的匯流之地，一個讓我們的聲音能被全國乃至全世界聽到的平台。

我渴望提升南方的文學品味，鼓勵本地的創作者，同時也引介國內外優秀的作品與思想。正如您所見，這一期包含了歷史的考察——對北非巴巴里國家（Barbary States）的描寫，這關乎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也關乎自由與奴役（Slavery）的議題（雖然在文中是討論基督徒奴隸，但「奴役」本身在南方有著特殊的重量）。我們也有對教育的深刻反思，這是關係到國家未來和公民素質的基石。當然，也少不了文學本身的魅力，詩歌、故事、評論。我希望讀者能在這裡找到知識、啟發、慰藉，以及對美的追求。

卡拉： 我注意到加內特先生（James M. Garnett）關於教育的演講，語氣相當直接，甚至有些尖銳，特別是對當時學校教育中「沽名釣譽」（ostentation）和「世俗道德」（worldly morality）的批評。在當時，發表這樣直白的觀點，會不會面臨一些壓力或反彈？您作為出版人，對這種具備批判性的文章有什麼考量？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的眉頭微蹙，顯然這個話題觸及了一些實際的困境）加內特先生的演講，確實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他觸及了教育的核心——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品格的塑造。他對「emulation」（競爭/好勝）在學校中被過度鼓勵提出質疑，認為這與基督教提倡的謙遜和愛不相容。他批評公開考試的「表演性」（shows），認為這助長了虛榮而非真正的學問。這些觀點，說實話，在某些圈子裡並不受歡迎。

但這正是《Messenger》必須扮演的角色之一，卡拉小姐。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刊物，不能只是一味地歌頌美好或迎合流行的口味。它必須敢於觸碰問題，引發討論。加內特先生的擔憂，我相信觸動了許多有識之士。他質疑的是教育是否真正為「生命的目的」服務，而不是僅僅為「世俗的成就」鋪路。他對比了「世俗道德」（worldly code of morals）與「基督教道德」（Christian code）的不足與力量，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和社會辯論。

當然，我們在選擇文章時，會考量其論點的深刻性、表達的邏輯性，以及是否能啟發讀者思考。直接的、有理有據的批評，雖然可能帶來爭議，但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必要聲音。我的考量是，只要文章言之有物，且表達方式仍在文明的範疇內（儘管加內特先生的語言有些激動，但他的論點是嚴肅的），我們便應該為其提供平台。這份刊物不只屬於我，它屬於所有希望南方提升心智和道德水平的人們。

卡拉： 這種勇氣令人欽佩。在另一篇文章中，您似乎也間接回應了英國對阿爾及爾的轟炸事件。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美國在處理與巴巴里國家的關係時，堅持「不付貢金，不買和平」的原則，並將此與英國的處理方式進行比較。這是否可以看作是雜誌在國際事務上的一種立場或聲音？以及，這種對外態度的論述，在當時的美國南方讀者中，會引起怎樣的回響？

湯瑪斯・W・懷特： （他稍微放鬆了語氣，這個話題似乎讓他感到些許自豪）那篇關於的黎波里的歷史素描系列，連載至今已是第八部分。作者R.G.先生的敘述詳實，不僅提供歷史背景，更巧妙地將外交事件與國家尊嚴聯繫起來。您觀察得很敏銳，卡拉小姐。文章中對美國海軍的描寫，特別是迪凱特（Decatur）和錢西（Chauncey）準將的堅定立場，與英國在與阿爾及爾迪伊（Dey）談判時的「務實」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不買和平，只買戰爭」（war is better than tribute）——這是美國在處理與這些海盜國家關係時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不僅是外交策略，它也體現了一種新興國家的民族自尊心和力量。在1835年，美國仍在確立其國際地位，而巴巴里海盜對美國航運的威脅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因此，任何關於如何有效應對這一威脅的討論，都會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

對於南方讀者而言，這篇文章可能有多重意義。首先，它關乎國家榮譽和公民安全，這是普遍關注的。其次，南方本身是一個重視榮譽、對外部力量的態度複雜的地區。文章中美國代表沙勒先生（Mr. Shaler）的堅毅和對阿爾及爾迪伊傲慢的回應（特別是迪伊基於英國人「美國人既無船又無錢」的判斷而輕視美國），這段描述無疑會讓南方讀者感到揚眉吐氣。它強化了美國作為一個獨立、有力量的國家的形象，這種形象對當時的南方來說，是構成其自身認同的一部分。文章間接批評英國的「自私政策」（selfish policy），認為正是英國的默許和鼓勵，才讓巴巴里海盜如此猖獗。這種對英國的微妙批評，在獨立後僅半個世紀的美國，尤其是在與英國經濟關係緊密的南方，也能引起一定的共鳴。它是一種對國家主權和自主外交的肯定。

卡拉： 這讓我們看到了文字在當時不僅僅是娛樂，更是傳遞信息、塑造觀點、激發民族情感的工具。說到文學本身，這一期收錄了愛倫·坡（Edgar A. Poe）的《Loss of Breath》。這是一篇非常獨特的作品，充滿了荒誕、超現實和黑色幽默。將這類風格獨特的創作納入雜誌，是您對文學創新和實驗性作品的一種鼓勵嗎？或者說，您認為這類作品在當時的文學氛圍中佔有怎樣的位置？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沉吟片刻，似乎在回憶與愛倫·坡的合作）是的，愛倫·坡先生。他是位才華橫溢、但也個性鮮明的年輕人。他為《Messenger》貢獻了不少作品，詩歌、評論，還有像《Loss of Breath》這樣的「a la Blackwood」風格的故事。您形容得很貼切，荒誕、超現實。這類作品在當時是相當新穎的，與主流的感傷浪漫主義或道德說教式的故事風格迴異。

作為出版人，我樂於嘗試新的聲音和風格。文學總需要新的血脈，新的表達方式。愛倫·坡先生的作品，雖然有時令人費解，甚至有些…詭異，但它們 undeniably 充滿了獨創性和想像力。他對心理狀態的描寫，對氛圍的營造，都顯示出非凡的筆力。他的評論也異常犀利，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

這類作品在當時並非人人都能欣賞，甚至會引發一些困惑和批評。但我認為，雜誌的一個責任便是拓展讀者的視野，讓他們接觸到不同的文學可能性。文學不應該只有一種面貌。愛倫·坡先生的作品，代表了一種探索人性和心靈深處的嘗試，即使這種探索通向的是黑暗或荒誕。它們在文學氛圍中，或許是邊緣的，但其光芒卻不容忽視。我相信時間會證明其價值。將他的作品與其他更為傳統的文章並置，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也體現了《Messenger》的包容性。

卡拉： 我也注意到評論部分，比如對索塞（Robert Southey）的《The Early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翻譯本的評論。評論家對索塞的散文風格大加讚賞，甚至認為他勝過歐文（Washington Irving）。而在討論歐里庇得斯時，則深入探討了希臘戲劇的「命運」、「合唱隊」和「理想性」等核心概念。這些評論文章的風格和深度，是否反映了雜誌對文學批評的重視？以及您對「風格」和「思想」在文學中的關係有何看法？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點點頭，這似乎是他非常樂於談論的話題）文學批評是文學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不僅幫助讀者理解作品，也引導創作者提升技巧。我認為，《Messenger》應該提供高質量的文學批評，不迴避對作品的深度分析和評判。您提到的這幾篇評論，確實體現了我們希望達到的水準。

對索塞的評論，讚美他的「真正英式」、「純淨、不朽、有力、陽剛的散文」，並將其與歐文比較，這體現了一種對語言本身的推崇，以及對文學「風格」作為「思想」載體的重視。評論家引用了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關於「風格如牙齒的琺瑯」的比喻，強調風格賦予作品生命力和永恆性。這與加內特先生在教育中強調「形式」與「實質」的關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好的風格，能讓深刻的思想閃耀光芒，並更容易被讀者吸收和記住。

而對歐里庇得斯的討論，則深入到了戲劇的結構和哲學層面。評論家對歐里庇得斯與埃斯庫羅斯（Æ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比較，特別是對「命運」、「合唱隊」作用演變的分析，顯示了當時學者對古典文學的深入研究。這類文章的刊登，表明《Messenger》不僅關注當代文學，也致力於連接古典傳統，從源頭探索文學藝術的本質。

我認為，「風格」與「思想」是緊密相連的。思想是骨架，風格是血肉，甚至是靈魂。沒有深刻的思想，再華麗的風格也只是空洞的裝飾；但沒有恰當的風格，再偉大的思想也可能無法觸動人心或流傳後世。因此，我鼓勵評論家們既要關注作品的內容和思想，也要細膩地分析其語言和結構。

卡拉： 這種對風格的重視，讓我想起雜誌中一些筆觸細膩的描寫，比如《Cupid's Sport》中凱瑟琳臉上的「紅暈」（blushes），以及《Early Adventures》中對馬車驚險下坡的描寫。這些段落運用了豐富的感官細節和生動的比喻，讓場景栩栩如生。您是否鼓勵投稿者在寫作中注重這些寫實且富有詩意的細節刻畫？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哦，您注意到了那些細節。是的，我非常鼓勵。好的文字，應該能夠讓讀者身臨其境。無論是描寫人物的情感波動，還是記錄一次驚險的旅程，抑或是一個安靜的午後。文字的力量，在於它能喚起讀者的感官和想像。

正如您提到的，凱瑟琳的紅暈，不只是「紅」了，而是像「夕陽夏日雲彩的血紅」，又像「積雪小丘上的陽光」。馬車的顛簸，不僅是物理上的搖晃，還引發了主人公對桑丘、珀布斯、伊克西翁等古典人物的聯想，將身體的不適與心靈的活動交織在一起。這種將具體細節與內心感受、廣泛聯想結合的方式，正是文學引人入勝的所在。

我相信，通過細膩的刻畫，文字能夠觸及讀者內心最柔軟的部分，產生共鳴。這種「寫實」並非僅僅記錄表象，而是透過精心選擇的細節，傳達更深層的情感和氛圍。它不像空泛的說教，而是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去體會。這也是我選擇刊登這類作品的原因之一——它們展現了文字藝術的潛力。

卡拉： 《Early Adventures》提到維吉尼亞的溫泉，以及作者（J.C.）在White Sulphur Springs的經歷，從對酒店住宿、用餐到飲用泉水本身的失望。這篇遊記以一種戲謔和自嘲的筆調，描寫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甚至帶有一種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如對酒吧間人群的描寫）。這樣的作品似乎在輕鬆的語氣中，隱含著對某些社會現實的不滿或觀察。您認為這類作品在《Messenger》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它是在提供娛樂的同時，也承載了一種輕度的社會批評嗎？

湯瑪斯・W·懷特： （他輕聲笑了笑，似乎對這篇文章的風格很熟悉）J.C.的文章，以及《Cupid's Sport》中對愛情和婚姻習俗的諷刺，都屬於這類範疇。它們確實是在提供娛樂，筆調輕鬆幽默，但骨子裡卻帶著對生活細節、對人性、對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和溫和批評。

這類作品在刊物中很重要，它們能緩解嚴肅文章帶來的凝重感，讓雜誌更加可讀。同時，它們也符合我的出版理念——文學應該源於生活，反映生活。J.C.的經歷，無論是誇張還是真實，都觸及了旅行中的不便、公共場所的嘈雜、以及人們對「名勝」可能抱有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對溫泉水味道的描寫（硫磺和腐敗的雞蛋味！），與其廣受吹捧的療效形成反差，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

這些文章通過描寫具體的場景和個人感受，讓讀者在會心一笑的同時，也能反思自己生活中的類似經歷，或者對某些社會現象產生新的認識。它不是直接的、大聲疾呼的批評，而是透過情節和人物的反應，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和解讀。這符合「描述而不告知」的原則，儘管當時我們並未如此清晰地 conceptualize 它。它們在娛樂與啟發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是《Messenger》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卡拉： 這種平衡確實難能可貴。刊物中還有一些詩歌，有的感傷（《The Victim of Disappointment》），有的詠物（《MY TONGS》），有的懷念故土（《THOUGHTS》），有的帶有靈性思考（《TO CHRISTIANA》、《THE FRIENDS OF MAN》）。詩歌在您的刊物中佔有怎樣的地位？您對當時的詩歌創作趨勢有何觀察？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的神情變得柔和，詩歌顯然是他的心頭好）詩歌是文學的靈魂，是情感和思想最凝練的表達。在《Messenger》中，詩歌一直佔有重要的位置。我認為，好的詩歌能夠觸動讀者內心最深處的感受，用精煉的語言捕捉生活中的瞬間和永恆的真理。

您提到的這些詩歌，風格各異。《The Victim of Disappointment》充滿了對失落和宿命的感嘆，反映了人類面對挫折時的脆弱。E.A.S.的幾首詩，似乎寄託了對朋友的思念、對信仰的追尋，以及對英國故土的嚮往，情感真摯細膩。而《MY TONGS》則更具實驗性，將一個日常物品賦予生命，通過它來探討關於名聲、政治與文學選擇的哲學思考，這首詩的出現在當時可能有些異類，但也非常有趣。L.H.S.的《THE FRIENDS OF MAN》以詩意的寓言探討了希望與記憶的關係，以及它們如何伴隨人的一生，直到生命的盡頭，這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靈性反思。

當時的詩歌創作趨勢比較多元，既有繼承歐洲浪漫主義傳統的抒情詩，也有嘗試本土題材和風格的作品。我歡迎各種真誠的詩歌表達，無論是詠嘆自然、抒發個人情感，還是蘊含更深的哲思或社會觀察。我相信，詩歌能夠淨化心靈，提升品味，是《Messenger》不可或缺的光芒。

卡拉： 在這一期，您提到了索引和標題頁的隨刊附送，以及下一年會「 greatly outstrip its predecessor」的信心。作為第一年的總結，您對《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表現滿意嗎？您認為它達到了您最初的願景嗎？以及對於未來，您還有哪些期許？

湯瑪斯・W·懷特： （他重新拿起那本雜誌，翻開索引頁，眼神中帶著一絲審視）滿意嗎？這很難用簡單的「是」或「否」來回答，卡拉小姐。創辦和經營一份刊物，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印刷、發行、稿費、訂閱…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甚至金錢。我們也曾面臨稿源的挑戰，需要不斷地尋找和鼓勵新的作者。

但是，當我看到這一期的內容，看到愛倫·坡先生的獨特視角，看到加內特先生的深刻洞見，看到那些年輕詩人真摯的情感流露，以及讀者們的回響時，我又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欣慰。我們確實吸引了一批有才華的作者，觸及了一些重要的議題，也在讀者中建立了一定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我們正在朝著最初的願景邁進。

第一個年頭是一個摸索和奠基的過程。我們學到了很多，也看到了潛力。我相信，有了這些經驗，並且能持續獲得優秀作者的支持（比如愛倫·坡先生，我對他抱有很高的期望），我們在下一年，確實有能力做得更好，內容更精煉，影響力更廣泛。我的期許是，這份刊物能夠真正成為美國南方文學的重鎮，培養一代新的作家和讀者，讓世界的目光看到南方的才華和思想深度。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但只要有文字的光芒指引，我們便會堅定前行。

卡拉： 您對文字和這個事業的熱情令人感動。回溯過去，與您對話，讓我對《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和那個時代的文學景觀有了更立體、更深刻的理解。感謝您撥冗與我這位來自「遙遠時代」的訪客分享您的見解。

湯瑪斯・W·懷特： （懷特先生站起身，眼中帶著溫和的笑意）我也很享受這次特別的交談，卡拉小姐。您的問題很有趣，讓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得以重新審視這一切的意義。文字，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光。希望我們的努力，能為未來的讀者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願您在您的「遙遠時代」，也能讓美好的文字閃耀光芒。

陽光漸漸收斂了它的熱烈，室內的光線柔和下來，映照著堆滿稿件的桌面，像一片文字的海洋。懷特先生站在書桌旁，身影與他身後的印刷機和書卷融為一體，彷彿他本身就是文字世界的一部分。我向他點頭致意，懷揣著對這位跨時空出版人的敬意，以及對文字力量的更深理解，輕輕離開了這間充滿油墨與夢想的房間。時光的光影再次輕拂，我帶著這次對談的收穫，回到了「光之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