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以「珂莉奧」的身份，為您進行這次的「光之對談」。探訪過去的足跡，與那些曾用文字記錄世界的人們交流，是我的使命，也是無上的喜悅。 這本《Au Sahara : Illustré d'après des photographies de l'auteur》，是勒魯先生對撒哈拉的一次深刻凝視。透過他的眼睛和鏡頭，我們得以穿越時空，一探19世紀末北非的社會面貌、地理景觀，以及旅人面
啊，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以「珂莉奧」的身份，為您進行這次的「光之對談」。探訪過去的足跡，與那些曾用文字記錄世界的人們交流，是我的使命，也是無上的喜悅。
這本《Au Sahara : Illustré d'après des photographies de l'auteur》，是勒魯先生對撒哈拉的一次深刻凝視。透過他的眼睛和鏡頭，我們得以穿越時空，一探19世紀末北非的社會面貌、地理景觀，以及旅人面對極限環境時的內心波瀾。這不僅是一本遊記，更是一份珍貴的歷史切片。
現在，請允許我啟動「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為我們與勒魯先生的對談構建一個恰如其分的空間。
光之對談：撒哈拉的風與沙——與休格斯·勒魯先生的對話
場景建構：【光之書室】中的沙漠意象
巴黎，1892年初春的一個午後。
空氣中，不再只有古老書卷乾燥微塵的氣味，還隱約夾雜著一絲乾燥的硫磺與焦土氣息，那是從牆邊書架上取下的一本厚重畫冊散發出來的。書頁翻開，泛黃的紙張上印著黑白的影像和法文文字，是《Au Sahara》這本書。午後溫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本應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此刻卻彷彿被一種更強烈的熱浪扭曲了，連那光柱中的細小塵埃，也似乎在以一種沙漠熱浪的節奏緩緩飛舞。
書室的一角，並非全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一張簡樸的木桌旁，幾件來自遙遠沙漠的器物無聲地陳列著——一個磨損的駱駝皮水囊（guerba），表面還帶著乾燥的毛髮；一根細長的卡拜爾步槍（fusil kabyle）掛在牆上，槍身上有著古老的雕刻；一串碩大的琥珀念珠（chapelet）擱在攤開的地圖旁。這些物件，像沉默的證人，等待著被賦予聲音與故事。
桌邊，坐著一位先生，正是本書的作者——休格斯·勒魯（Hugues Le Roux）。他身著尋常的歐式服裝，但眼神中卻保留著穿越廣袤荒蕪後特有的深邃與淡定。他正輕撫著畫冊中的一頁，那是撒哈拉夜晚璀璨的星空，與此刻巴黎午後柔和的光線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我，珂莉奧，今日有幸作為光之居所的代表，坐在此處，渴望向這位旅人，這位歷史的記錄者，探尋那些塵封在文字與照片下的真相與感悟。我的白色紗裙上繡著那些奔放的古老文字，裙擺輕柔地拂過地面，髮髻上的鮮花在室內光線下依然鮮豔，帶來一絲生機，與眼前這位先生對生命探索的熱情相呼應。
一聲輕微的翻頁聲打破了沉靜，勒魯先生抬起頭，看向我，眼中沒有驚訝，只有一種跨越時空理解的平靜。
珂莉奧： 勒魯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一個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與經濟學家，進行這次對話。您的這本《Au Sahara》，對我們而言，不僅是一部精彩的旅行記錄，更是一份研究19世紀末北非歷史、社會與經濟的寶貴資料。書中那些親手拍攝的照片，更是為文字注入了無法言喻的真實感。
先生，在書的序言中，您提到了在丹吉爾的那個月光之夜，與一位通曉阿拉伯語言和習俗的法國友人談話，以及後來那封來自阿爾及利亞、充滿誘惑的信件。您身處於梅登茂密的樹林、 Ville-d’Avray溫和的風景中，卻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前往撒哈拉的旅程。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最終選擇了那片荒蕪，而非巴黎郊外的溫柔景色？
勒魯先生： （輕輕合上書頁，發出皮革與紙張摩擦的細微聲響）珂莉奧女士，您的描述捕捉到了那個時刻的猶豫與決定。確實，當我收到那封來自阿爾及利亞的信件時，我正享受著法蘭西島溫和宜人的初夏，身邊是穿著輕便衣裙的年輕女子，眼前是如畫的風景。我的第一反應是拒絕，沙漠的石頭、沙子、酷熱，對那時的我來說，毫無吸引力。
然而，那封信中所描繪的路線——從艾因塞夫拉（Aïn-Sefra）騎馬向上，穿越古薩爾（Ksour）的村莊，換乘跑駱駝（méhari）深入撒哈拉腹地，途經梅特利利（Metlili）、加爾達亞（Ghardaïa）、瓦爾格拉（Ouargla），最終從圖古爾特（Touggourt）返回文明世界——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召喚。它指向的是一片未知之地，一個鮮少有法國人真正深入了解的世界。
您提到了我的身份，一個旅人，一個記錄者。作為一個法國人，我的朋友的話觸動了我：「來親眼看看這些人和這個國家吧。」在丹吉爾的商店裡，我必須說西班牙語或英語才能被服務，這讓我意識到，在探索這片近在咫尺的「東方」時，我們法國人似乎將這種天賦與機會拱手讓給了外國人。這是一種好奇心的驅使，一種對「未知」和「他者」的探索渴望，也是作為一個記錄者，想要親身去體驗、去理解、去記錄下那些未被描寫過的事物的衝動。這種衝動，最終超越了對舒適環境的眷戀。
珂莉奧： 您提到了對「未知」和「他者」的探索。您在書中詳細描繪了沿途遇到的各種人群，尤其是定居在古薩爾的柏柏爾人後裔以及姆扎比特（M’zabite）。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對這些社群的歷史淵源和社會結構深感興趣。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在撒哈拉獨特環境中發展出來的社群？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與法國到來後帶來的新秩序之間，是否存在著摩擦與適應？
勒魯先生： （沉思片刻，指尖輕點地圖上古薩爾和姆扎卜的區域）這些古老的社群，尤其是在綠洲或特定地理位置定居的姆扎比特和古薩爾居民，他們的生活方式確實是撒哈拉這片土地塑造的奇蹟。古薩爾的村莊建在山丘上，有城牆，有軍事化的門，這清楚地訴說著他們過去 perpetual wars 的歷史，是對抗游牧民族掠奪的防禦體系。他們的房子用泥磚建造，與周圍的土地顏色幾乎融為一體，彷彿是大地本身生長出來的蟻丘。
姆扎比特人則更為獨特。他們是哈瓦利吉派（Kharedjites）的後裔，這個教派源於早期伊斯蘭世界的 schism，因逃避迫害而遷徙至此。姆扎卜的七個城鎮，坐落在歐韋德姆扎卜（Oued M’zab）乾涸的河床上，建築風格緊湊，房屋層層疊疊，最終匯聚於高聳的清真寺宣禮塔。他們的社會結構嚴謹，宗教律法森嚴，尤其對女性的行為有著嚴格的限制。
法國的到來，無疑給他們帶來了新的秩序，主要是 military protection。古薩爾的城牆如今已頹敗，因為不再需要時刻防備游牧民族的襲擊。姆扎比特人也感受到了這種變化，加爾達亞有了法國的堡壘（bordj）和行政機構。法國人修建的道路和設施，比如艾因塞夫拉的戰略鐵路，甚至是加爾達亞的公共馬車服務和工藝學校，這些都是文明世界的印記，強烈地對比著周圍的荒蕪。
然而，摩擦與適應並非一帆風順。我在泰尤特（Thyout）親身經歷了那種「如果你不掠奪我，我就會掠奪你」的邏輯。當我們拒絕接受他們提供的大餐（diffa）並表示願意支付費用時，他們反而向我們索取了超出市價的費用，因為我們沒有展現出「大帳篷」旅人那種習慣於剝削的姿態。這種對「尊敬」的不同理解，以及在經濟交往中的精明甚至狡猾，是旅途中 recurring theme。
姆扎比特人的情況更為複雜。他們是撒哈拉南部的銀行家和商人，控制著重要的貿易路線。他們與法國當局有合作，但骨子裡依然保持著獨立和對自身傳統的堅守。我在加爾達亞參觀集市時，看到歐洲製造的商品上印著英國標籤，這讓我有些遺憾，但也反映了貿易網絡的複雜性。他們的社會道德觀念，比如對女性貞潔的嚴苛要求，與歐洲觀念存在巨大差異，甚至有些荒謬（例如，丈夫離家很久後出生的孩子，會被認為是孩子在母親體內「沉睡」了很久）。
而游牧民族，比如沙安巴人（Chaamba）和奧拉德-西迪-謝赫部落（Oulad-Sidi-Cheikh），他們的生活方式更是與定居者截然不同。他們習慣於 razzias（突襲掠奪），這種戰鬥與劫掠是他們歷史的一部分。法國試圖讓他們定居，參與勞動（例如，要求他們參加固定沙丘的 corvée），這引起了他們強烈的不滿和反抗，導致了一些人轉投像布-阿瑪瑪（Bou-Amama）這樣的反法精神領袖。這些衝突，實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組織模式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
珂莉奧： 您對這些社群的觀察非常深入。特別是奧拉德-西迪-謝赫部落的領袖，您描繪了阿加·西-埃德-迪內（Agha Si-Ed-Dine）和他的侄子西-哈姆扎（Si-Hamza）鮮明的個性。他們既是宗教領袖（marabouts），又與法國當局合作，同時又保留著過去戰士的特質（西-哈姆扎在raids中的經歷）。這種多重甚至矛盾的身份，以及他們與法國官員之間的互動（例如晚餐），是否反映了當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南部實行統治時，與當地傳統權力結構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
勒魯先生： （眼中閃過一絲回憶的光芒）啊，西-埃德-迪內和西-哈姆扎！他們是撒哈拉南部政治景觀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奧拉德-西迪-謝赫部落，作為一個擁有強大 maraboutic influence 的家族，其祖先西迪-謝赫（Sidi-Cheikh）曾是撒哈拉的仲裁者。他們的權威既來自宗教上的聲望，也來自歷史上累積的實力。
法國軍事當局深知，要控制這片廣袤的地區，單靠武力是不夠的，必須與當地的傳統權力精英合作。西-埃德-迪內和西-哈姆扎向法國「投誠」，接受年金（solde），作為交換，他們承諾不再襲擊法國的盟友和受保護者。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安排。
但是，正如您所觀察到的，他們的身份是多重的，甚至充滿矛盾。「fin de siècle」（世紀末）的西-哈姆扎，一方面在格里維爾（Géryville）的家中擺設著巴黎風格的傢俱，用巴黎的俚語，請法國軍官吃飯，展現出對歐洲文明的嚮往和模仿；另一方面，他曾經在 razzias 中親手殺死十一人，手指也因戰鬥而受傷，骨子裡仍然是那個剽悍的戰士。他的叔叔西-埃德-迪內，外表更為莊重，但同樣是這個複雜體系的一部分。
他們與法國官員的互動，比如我在格里維爾參加的那次晚餐，表面上是友好的、文明的交流，有音樂，有葡萄酒，甚至有「諾曼底方式烹製的牛肚」。但這種 hospitality 背後，隱藏著各自的算計和不信任。西-埃德-迪內因我在他的帳篷裡用餐時讓他的兒子與我們同坐而對我微笑，這是一個父親的溫情，但也許是他對法國人的一種試探或姿態。而西-哈姆扎與叔叔在離開格里維爾時的爭執，以及布拉希姆（Brahim）在西-埃德-迪內面前高喊「我只侍奉一個主人！」的舉動，都暴露了這種合作關係的 fragile 和內部的裂痕。他們之間的關係，既有家族的連結，也有利益的衝突，更有傳統權力與新來統治者之間權力平衡的微妙變化。
勒魯先生，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在撒哈拉騎乘跑駱駝（méhari）的經驗。從第一次跨上它時笨拙的起立過程，到後來學會其獨特的步伐（amble）和韁繩控制，再到感受它全速奔跑時「飛翔」般的體驗。您甚至被您的嚮導布拉希姆稱讚「像圖阿雷格人一樣騎乘」（Kif kif Touareg！）。這種與動物的互動，以及適應極端環境交通工具的過程，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特別是您提到跑駱駝會迴避同類的骨骸，甚至叼著骨骸行走，這是一個非常 striking image。
勒魯先生： （臉上露出一絲混合著疲憊與敬畏的神情）跑駱駝……啊，這是撒哈拉真正的「地球之船」。在踏上旅途之前，我對駱駝的印象更多來自那些誇張的描述，覺得牠們笨拙不堪。但跑駱駝不同，牠們是經過幾個世紀精心培育的血統動物，體態優雅，眼神深邃，充滿力量。
學會騎跑駱駝，是一個 physical and mental challenge。牠們起立和跪下的方式極其 abrupt，需要技巧才能不被摔下來。牠們的快步（trot），對於不習慣的人來說是一種折磨，身體內部器官會劇烈地晃動。當時我的嚮導們繫著兩條緊繃的腰帶以減輕這種顛簸，而我，未能及時效仿，經歷了可怕的痠痛。然而，一旦掌握了牠們的步伐，尤其是那種流暢的 amble，旅程就變得相對舒適。而當 méhari 全速奔跑時，那種感覺確實如同飛翔，你彷彿與動物融為一體，在廣袤的沙海上 glide 前行。那種被布拉希姆稱讚為「像圖阿雷格人」的時刻，是一種對自己克服困難、融入環境的肯定。
至於您提到的跑駱駝對同類骨骸的反應，這確實是我在沙漠中觀察到的，一個讓我 deeply moved 的畫面。在那個極端乾燥、生命稀少的環境中，駱駝的骨骸散落在路上，是死亡最直接的 evidence。跑駱駝看到這些骨骸時會迴避，有些甚至會叼起一塊骨頭前行。這讓我思考，這些看似沉默、強韌的動物，是否也有著自己的 memory, their own form of respect for the fallen。這不是科學能解釋的，更像是一種 symbol，一種在嚴酷環境下對生命消逝的無聲致敬。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地球之船」展現出了一種令人意外的「人性」或說是一種深層的生命連結。這也 reinforced 我對沙漠的印象——它不僅是物理上的極端之地，也是一個能夠喚醒人類（和動物）內心深處 primal instincts and reflections 的場域。
珂莉奧： 撒哈拉的酷熱與乾旱是旅途中 constant companion。您對「渴」（La soif）的描寫，讀來令人窒息。五十幾度的高溫，從未洗淨的皮囊裡發出麝香味的、渾濁溫熱的水，甚至是從駱駝腳印裡捧水喝的經歷，都極其 visceral。這是一種對身體極限的考驗。您認為，這種極致的 physical suffering，對一個身處其中的人，尤其是一個來自舒適文明世界的旅人，會帶來什麼樣的 mental or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您在書的結尾提到了「在這裡，你從外部審視自己的生活，在真實的光線下看它，並進行反思」。這是否就是「渴」以及其他極端體驗帶來的啟示？
勒魯先生： （手指輕撫著皮囊的紋理，目光變得遙遠而深邃）啊，渴……那是撒哈拉最無情的老師。在巴黎，在阿爾及爾舒適的酒店，我們將水視為理所當然。水龍頭一開，清涼的液體源源不斷。但在沙漠，每一滴水都彌足珍貴，甚至連那皮囊裡溫熱、充滿異味的水，也成為救贖。我永遠記得那個夜晚，因極度口渴而在駱駝的腳印裡尋找水的時刻，那是一種對文明的徹底放棄，對 primal need 的 absolute submission。
撒哈拉的熱，不只是溫度，它是一種全方位的 assault。空氣灼熱，沙子滾燙，連呼吸都困難。在這種環境下，一切文明的裝飾和習慣都變得 irrelevant。你被 stripped down to your most basic self。當你在五十幾度的陰影下，連睡眠都無法找到慰藉，汗水浸濕你的衣物和床單時，你被迫面對的，只有你自己的身體，以及它對生存最基本的渴望。
這種極端的物理體驗，確實會導致一種 profound mental shift。在城市裡，我們被人類的創造物包圍——建築、藝術、社會規則。我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人是萬物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但在撒哈拉，這種錯覺被徹底擊碎。在你面前的是無邊無際的沙丘，無情灼熱的太陽，以及渺小無力的自我。你意識到，你不過是「天空下的一粒沙」，與周圍的一切一樣，都 subject to indifferent forces。這種領悟，起初可能是痛苦的，是一種自尊的崩塌，對自身努力和思想的虛無感。
但是，當最初的痛苦和反抗過去後，你會找到一種新的平靜，一種深刻的謙遜。你開始從外部審視自己的生活，那些在城市中看似重要的事情，在沙漠的浩瀚面前變得多麼微不足道。你學會了 prioritize what truly matters：生存，以及與同行者之間的連結（儘管這種連結有時也充滿算計）。
我在書的結尾寫道：「在這裡，人們從外部審視自己的生活，在真實的光線下看它，並進行反思。當面對巨大的事物，無用努力的最初焦慮過去後，會有一種有益的反作用力。心靈會躍動；你感知到一個新的責任，它沒有羽飾，沒有勝利的獎勵，一個不將個體從人群中分離出來接受個人喝彩的責任，一個讓你留在隊伍中，作為共同事業的無名工人，而僅僅這個責任，就值得活下去…」這段話，正是這種轉變的核心。它不是在《古蘭經》裡學到的，而是在沙子裡學到的，是在渴的折磨中學到的。這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重新 alignment，一種對集體存在而非個體榮耀的認識。
珂莉奧： 這番感悟非常動人，也與我作為歷史學家對人類社會的觀察不謀而合。個體的努力總是在歷史洪流和集體命運中找到其位置。您在書中最後部分描述了從烏季里爾（Oued-Rirh）返回文明世界的過程，尤其是乘坐那輛破舊的郵政馬車，以及在穆賴耶爾（Mraïer）和比斯克拉（Biskra）的經歷。這種從荒野突然回到半文明、甚至相對舒適環境的過渡，對您來說是怎樣的感受？它是否讓您對「文明」有了新的認識或批判？
勒魯先生： （輕聲笑了笑，笑容中帶著一絲疲憊）是的，那輛郵政馬車，查爾斯（Charles）和那匹瘸腿的騾子法特瑪（Fatma）… 那是一段極其艱難卻又諷刺的旅程。從撒哈拉腹地突然回到有驛站、有馬車、甚至能期待「酒店」的地方，感覺非常 surreal。在沙漠裡，我渴望著一杯冰水，渴望著一張乾淨的床單，那成為我全部的慾望。當我在穆賴耶爾，睡在那有乾淨床單的床上時，那種簡單的舒適感是無與倫比的。
然而，這種回歸並非全然美好。文明世界的規律與問題，在這些邊緣地帶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呈現。郵政馬車的狀況糟糕透頂，查爾斯的故事——他從法國海岸被送到阿爾及利亞，被鐵路取代後又被推向更南邊，最終困在沙漠邊緣，靠酒精麻醉自己——這本身就是現代化進程和 colonial experience 的悲劇註腳。驛站的人們充滿敵意和不信任，盜竊和暴力事件頻繁發生，正如我在書中描述的，我甚至必須假冒軍官身份才能確保安全。
在姆扎卜和瓦爾格拉，我看到了法國試圖帶來的「文明」——學校、辦公室、甚至那些在廢墟中顯得格格不入的歐式建築。但在這些文明的印記旁邊，是破敗的卡斯巴（kasbah），是街頭沉睡的人們，是汙濁的井水，是Rhtass們在骯髒水井裡的工作，以及我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些充滿狡猾和誤解的場景。姆扎比特人的商業精明與他們對女性的嚴苛、對迷信的堅守並存。
這種過渡讓我意識到，「文明」並非一個簡單的概念，它充滿了矛盾和不完美。我們自詡的理性、效率，在這些不同的文化和環境中，常常失效或顯露出其自身的問題。我在撒哈拉學到的那種謙遜和對生命基本層面的理解，與回到文明後所面對的複雜、充滿偽裝和算計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並非說文明不好，而是它讓人更容易忘記那些 fundamental truths，更容易被表面的東西所迷惑。
撒哈拉是一面鏡子，它以最純粹、最極端的方式 отражение （反射）出生命的原貌。回到文明，就像重新披上了一件件複雜的外衣。我對此既感到安慰（因為基本需求的滿足），又感到警惕（因為容易再次陷入虛妄）。我在書的最後寫道，帶著那面國旗小紙片返回，它標誌著旅程的轉折點。我清理了腦中的雜念，輕裝前行，「剩下的行囊很輕」，意在表達一種精神上的 очищение (purification) 和對生命 priorities 的重新排序。
珂莉奧： 勒魯先生，您的旅程和反思，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歷史視角。您不僅僅記錄了外部的世界，更深入探討了環境對人性，以及不同文化互動的影響。這些觀察，即使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具有啟發意義。最後，先生，能否請您談談這次旅程對您作為一個作家或記錄者，產生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特別是書中那些令人難忘的插圖，它們在您描繪撒哈拉的真實面貌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勒魯先生： （微笑，再次輕撫書頁上的圖片）作為一個記錄者，這次撒哈拉之行是 profou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它迫使我超越表象，去感受環境的 brutal honesty，去觀察人們在極限條件下的生存狀態和文化表達。我學會了更加依靠我的 senses——眼睛去捕捉那變幻莫測的光影和色彩，耳朵去聆聽沙漠中的寂靜和那些奇異的聲響（風吹乾草的聲音像邪惡的嘲笑，駱駝的哀鳴），身體去感受酷熱和寒冷，以及永無止盡的疲憊和口渴。
我試圖在文字中重現這些感受，不僅僅是敘述事件，而是雕刻出場景，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這趟旅程讓我更加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simple, direct language to convey complex truths. 那些關於渴、關於熱、關於疲憊的樸實描寫，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更能觸動人心。我也意識到，在這個缺乏固定標誌、時間觀念模糊的世界裡，narrative 的結構也需要適應，它不總是線性的，有時是循環的，有時是片段式的印象拼湊。
至於那些插圖，它們是這次旅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知道，我攜帶了一部柯達相機，並親自拍攝了大部分照片。在那個時代，在撒哈拉腹地拍照並不容易，我的相機甚至用金屬條加固過，以抵抗酷熱和駱駝顛簸的影響。這些照片，經過 Petit 先生的雕刻轉化為木刻版畫，與文字共同構成了這本書。它們的存在，是為了提供一種視覺上的「證據」，一種對文字描繪的補充和 confirmation。撒哈拉的光影和地貌是如此獨特，文字有時難以完全捕捉，而照片可以彌補這一點。同時，它們也記錄了當時當地的人們的樣貌、服飾、居所，為後世保留了一份視覺上的歷史記錄。
當然，我意識到照片的局限性。我在書中提到，當地人很難從黑白照片中認出自己，因為他們習慣於色彩。這也提醒我，任何形式的記錄都是一種詮釋，一種不完整的再現。藝術家 Dinet 的畫作可以捕捉到撒哈拉特有的氛圍和人物 dynamic，那是我用文字和照片難以企及的。但結合文字、照片和版畫，我希望能夠最真實地呈現我所見所聞，以及那些激發我思考和反思的時刻。
這趟旅程教會我，歷史和生活一樣，充滿了未知、矛盾和意外。它不是一條平坦筆直的道路，而是一片充滿 mirage、綠洲和無數挑戰的廣袤沙海。我們的責任，就是帶著一顆開放的心，勇敢地踏入其中，去觀察，去感受，去記錄，並從中學習那些最 fundamental 的教訓。
珂莉奧： 勒魯先生，您的見解為我們理解這本書、理解您所處的時代，乃至理解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與適應，提供了深刻的視角。您的旅程是歷史的見證，您的文字與影像則是這些見證的載體。您對沙漠的描述，特別是將它視為一面鏡子，以及對渴所帶來心靈轉變的論述，都極具啟發性。感謝您分享了如此寶貴的經驗與感悟。
勒魯先生： （微微頷首，目光從窗外的巴黎街景移回到書桌上的撒哈拉地圖）能與您這樣一位對歷史和知識充滿熱情的研究者交流，也是我的榮幸，珂莉奧女士。希望我的書，我的旅程，能為更多人打開一扇窗，去看看那片土地，去思考那些更為 fundamental 的問題。
室內的陽光角度漸漸改變，撒哈拉器物投下的陰影拉長。那股微弱的沙漠氣息似乎也隨著對談的結束而漸漸消散，只留下書頁間溫和的紙墨香。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話，在對知識的共同探尋中，悄然劃上了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