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光之居所夥伴克萊兒，依據「光之對談」約定，與美國記者奧斯卡·K·戴維斯就其1905年著作《應天皇之願：新日本的故事》進行的跨時空模擬對談。對談深入探討了該書在明治維新與日俄戰爭背景下，如何透過沒落武士與新興富商家庭的衝突與融合，以及年輕一代的愛情與奉獻，呈現日本社會的劇烈變革、階級觀念的轉化，以及「天皇之願」和「大和魂」在新時代下的新意義。對談分析了作者的人物塑造、場景描寫，並揭示了故事所蘊含的普世主題。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一位樂於分享知識的英語老師，我很樂意為您導讀這本描繪「新日本」面貌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就讓我們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穿越時空，與作者奧斯卡·K·戴維斯先生聊一聊他的作品《應天皇之願：新日本的故事》吧！
奧斯卡·K·戴維斯（Oscar K. Davis, 1866-1932）是一位美國記者，他的著作《應天皇之願：新日本的故事》（At the Emperor’s Wish: A Tale of the New Japan）於1905年出版。這本書的出版時機恰逢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現代化，並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嶄露頭角之際。戴維斯先生透過這個故事，深入探討了日本社會在劇烈變革下的階級衝突、傳統武士精神的轉變，以及「天皇之願」如何成為推動國家和個人命運的強大力量。故事聚焦於一位固守舊時代榮譽的沒落武士，與一位因新政而翻身致富的「賤民」階層代表，以及他們各自子女在愛情、忠誠與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融合。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更是對那個充滿矛盾與活力的「新日本」的深刻觀察。
場景建構：
時間彷彿凝結在1905年晚春的東京，空氣中還帶著些許初夏的暖意。地點是奧斯卡·K·戴維斯先生位於東京外國人居留區一間報導社的書房。這間書房兼具東西方的風格：一側是傳統日式拉門和榻榻米小平台，上面擺著一盆精心修剪的盆栽；另一側則是厚重的木製書桌，堆滿了英文報紙、筆記和墨水瓶。窗外傳來遠處電車行駛的微弱聲響，以及近處巷弄裡小販的叫賣聲，交織出新舊交替的時代旋律。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灑進來，照亮空氣中細小的塵埃，也溫暖了戴維斯先生手邊那疊剛出版不久的《應天皇之願》校樣。
戴維斯先生坐在書桌前，手指輕敲著桌面，似乎還沉浸在書中人物的命運裡。我——克萊兒，輕輕敲門進入，帶著對他作品的濃厚興趣。
克萊兒：戴維斯先生，午安。打擾您了。我是克萊兒，一位對您的新書《應天皇之願：新日本的故事》非常感興趣的讀者。這本書深刻地描繪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的變遷，特別是武士階層與普通民眾（包括曾被視為「賤民」的江戶時代「穢多」（Eta）階級）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我很希望能與您聊一聊，您是如何構思這個故事的？
戴維斯：啊，克萊兒小姐，請進請坐。謝謝您對拙作的關注。能寫出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在日本擔任記者的這段時間，親眼見證了這個國家驚人的變化速度。舊的階級制度在一夜之間被推翻，這對每一個日本人，無論是高高在上的武士，還是底層的「賤民」，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
克萊兒：是的，您在書中透過久道重吉（Kudo Jukichi）和沓見長兵衛（Kutami Chobei）這兩位父親的角色，鮮活地呈現了這種衝突。久道先生是沒落的武士，固守著舊時代的榮譽與驕傲，甚至鄙視商業和「賤民」；而沓見先生則憑藉新時代的機遇，從「賤民」一躍成為富有的商人，並積極參與社會建設。這兩個人物是您對當時社會對比的觀察寫照嗎？
戴維斯：正是如此。久道先生代表了那個不願或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舊勢力。他們曾經擁有特權和地位，但新政的到來讓他們失去了經濟來源和社會基礎。他們的驕傲成了生存的障礙，正如書中描述的，久道先生甚至無法接受經商賺錢。這份固執，雖然令人同情，但也顯露出舊時代的局限。而沓見先生則象徵著新日本的活力。他們被壓制了數百年，一旦獲得解放，其潛藏的能量和對新世界的渴望便迸發出來。沓見先生的成功，以及他對國家的貢獻（捐贈軍靴、創辦學校），恰恰展現了這些被解放的個體如何迅速融入並回饋新社會。
克萊兒：沓見先生捐贈軍靴和創辦學校的故事尤其令人動容。特別是那所學校的設立，似乎是為久道先生的兒子高丸（Kokan）量身打造的，目的是幫助他實現武士家族的軍人夢想，同時也為沓見先生的兒子宗一（Soichi）進入大學鋪路。這是您安排的一種命運的交織嗎？通過教育，讓不同階層的孩子在新平等的起點上相遇？
戴維斯：可以這麼說。教育在新日本的轉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它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雖然舊有的觀念和偏見並不會一蹴可幾地消失。學校，特別是您提到的這所由沓見先生資助、以培養軍官預備生為目標的學校，成為了新舊觀念碰撞、階級界線模糊的場所。高丸代表了即使在新時代仍殘存的武士階級的驕傲與對「賤民」的輕視；而宗一則體現了新一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下，尋求自我價值的努力。
克萊兒：他們倆在學校裡的衝突非常精彩，尤其宗一被高丸輕蔑地稱為「賤民」（Eta）時，他反駁說「天皇已下令，不再有『賤民』」。這句話力量強大，直接點出了新時代的核心精神。而宗一的隱忍，直到被激怒並展現出武士般的勇氣，最終贏得了教官的讚許，稱讚他擁有「大和魂」（Yamato Damashii）。這似乎是在說，真正的「大和魂」並非專屬於武士階層，而是存在於所有忠於天皇、為國奉獻的人身上？
戴維斯：是的，這正是我想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舊有的身份和血統在新時代變得不再是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宗一的行為，尤其是在戰場上冒死營救高丸並爭奪軍旗的英勇表現，超越了他曾經的社會地位。他用行動證明，忠誠、勇氣和犧牲精神，這些過去被視為武士專屬的美德，在「新日本」中已經普及到了每一個「應天皇之願」挺身而出的人身上。他的故事，是新時代下「大和魂」的全新詮釋——一種基於國家認同和天皇忠誠的普世精神。
克萊兒：這也為宗一和久道先生的女兒阿光（O-Mitsu）之間的愛情掃清了障礙。他們的愛情故事，從兒時的玩伴，到因為階級差異而小心翼翼，再到最終因為宗一在戰場上展現的榮譽而獲得久道先生的認可，這段感情線是如何與您對社會變革的觀察相結合的呢？阿光拒絕了其他門當戶對的提親，似乎也在無聲地反抗舊的婚姻觀念？
戴維斯：阿光與宗一的愛情是故事中情感的核心，也是推動階級融合的催化劑。阿光的拒婚，確實是對傳統婚姻觀念的一種潛意識的抗拒。她內心深處認可宗一的為人，而宗一所代表的新一代的活力和進取精神，也更符合她對未來的想像。他們的愛情必須跨越舊有的階級壁壘，而這個壁壘的瓦解，最終並非依靠單純的愛情力量，而是仰賴於宗一通過為天皇、為國家建立功勳所贏得的「榮譽」。這種榮譽，在新日本的價值體系中，開始能夠與舊武士階層的血統驕傲相抗衡，甚至超越它。久道先生最終同意這門婚事，正是因為他看到了宗一身上那份連身為武士的兒子高丸都敬佩的「大和魂」。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新時代的個體通過奮鬥贏得尊重，而舊勢力也在現實面前逐漸軟化，接受新的價值標準。
克萊爾：您的書在1905年出版，那正是日俄戰爭白熱化的時期。故事中宗一參加的戰爭，以及他最終在戰場上受傷歸來並因此獲得榮譽，很明顯是影射了這場戰爭。您為何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寫這樣一個關於日本社會變遷和忠誠的故事，並將戰場作為解決人物衝突和階級矛盾的最終場所？
戴維斯：作為一名記者，我親歷了日俄戰爭前的緊張氛圍和戰爭期間的民族情緒。這場戰爭對日本而言，不僅僅是軍事上的較量，更是向世界證明自己已經成為現代強國的機會。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日本全國上下展現出的那種高漲的愛國熱情和對天皇的絕對忠誠，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戰爭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熔爐，不同階層的人們被召集到一起，為同一個目標而戰。在戰場上，個人的身份和出身似乎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勇氣和對國家的貢獻。我將戰場作為故事的高潮，正是因為它最能體現「應天皇之願」這一主題的強大凝聚力和超越階級的力量。宗一在戰場上的英勇，不僅為他自己贏得了榮譽，也為他所代表的階層贏得了尊重。戰爭加速了社會觀念的轉變，讓舊有的偏見在新生的國家榮譽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克萊兒：這本書也讓我對當時日本的社會氛圍和價值觀有了更深的理解。您作為一個外國觀察者，如何在保持客觀的同時，又如此細膩地捕捉到這些文化和情感的 nuances，比如日本人在情感表達上的含蓄（像久道先生與女兒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對天皇那種「超越西方理解」的忠誠？
戴維斯：這需要時間、耐心和對當地文化的尊重。作為記者，我的工作就是觀察和記錄。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各個階層的日本人交流，嘗試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久道先生對女兒情感的表達方式，確實與西方習慣不同，那是一種深沉而內斂的愛，隱藏在看似嚴肅的外表下。至於對天皇的忠誠，這確實是理解新日本的關鍵。它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效忠，更是一種深植於民族精神中的信仰和道德準則。在書中，我試圖從人物的行動和內心獨白中去「展現」這種忠誠，而不是直接「告知」它有多麼強烈。例如，宗一在戰場上即使疲憊不堪，也要「應天皇之願」繼續前進，即使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角色內心驅動力的真實體現。
克萊兒：您的描寫非常生動，特別是那些關於日本房屋、街道、自然景色的細節，非常有畫面感。比如久道先生破舊的竹籬笆房子、沓見先生舒適的宅邸、以及故事中多次出現的那座山頂神社和俯瞰海景的場景。這些細節的運用，是在為故事背景增添真實感嗎？
戴維斯：絕對是。我認為細膩的場景描寫是讓讀者沉浸於故事世界的關鍵。「光之雕刻」——如果用你們「光之居所」的比喻來說——就是通過感官細節，讓讀者「看見」、「聽見」、「聞到」那個時代的日本。破舊的竹籬笆和失修的屋瓦，映襯著久道先生家族的沒落；而沓見先生寬敞舒適、庭院整潔的宅邸，則無需多言地訴說著他的成功。山頂的神社和海景，不僅是地理上的背景，也提供了人物思考、情感交流的場所（比如宗一和阿光約會的地方）。這些細節不僅是裝飾，它們本身就承載著信息，反映著人物的境遇和心境。例如，阿光坐在山頂看海時，她內心的波瀾與海面的平靜形成對比，或是與海面的活力相互呼應，這都是通過場景來襯托人物情感。
克萊兒：書中提到「媒人」（nakodo）在這個時代的日本婚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而阿光屢次拒絕媒人的提親，這也是傳統習俗與個人意願之間的一種張力吧？
戴維斯：是的。即使在新日本，很多傳統習俗依然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婚姻就是其中之一。媒人是舊式婚姻安排的代表。阿光對媒人的提親感到「煩惱」（annoying business），這本身就顯示了她內心的某種現代意識或獨立傾向。她不是完全被動地等待安排，而是有自己的感受和渴望。她的拒絕，可以看作是對傳統壓力的溫柔反抗，也為她與宗一的愛情爭取了時間和空間。
克萊兒：最後，我很想知道，您希望讀者在讀完這個故事後，能夠帶走什麼？是關於日本的知識？還是關於忠誠、榮譽、階級與變革的普世思考？
戴維斯：作為一個外國作者，我當然希望我的作品能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和日俄戰爭，讓日本成為世界舞台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和人民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探討的是在劇烈變革時期，個體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個人願望與國家責任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忠誠、「天皇之願」、階級偏見，這些是日本特定的文化符號，但它們背後反映的人性掙扎、對榮譽的追求、對偏見的克服，以及愛情在其中的力量，這些是普世的。我希望讀者能從久道、沓見、高丸、宗一、阿光這些人物身上，看到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如何面對挑戰，也從中找到與自己生活的聯結和啟發。這不僅是「新日本」的故事，也是關於「人」的故事。
克萊兒：非常感謝您，戴維斯先生，這場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和那個時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的故事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人物的情感和掙扎也非常真實感人。
戴維斯：我的榮幸，克萊兒小姐。很高興能有機會與您分享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