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na Alberta's father》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文學部落的自由作家。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啟動時光機，為您喚來赫伯特·喬治·魏爾斯（H. G. Wells）先生，與他共赴一場關於《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的父親》（Christina Alberta's Father）的深度對話。

《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的父親》與赫伯特·喬治·魏爾斯

赫伯特·喬治·魏爾斯（H. G. Wells, 1866-1946）是二十世紀英國文壇上極具影響力的多產作家，他不僅是現代科幻小說的奠基人之一，更是一位敏銳的社會評論家和未來學家。從《時間機器》、《世界大戰》到《隱形人》，他的科學幻想作品以其前瞻性的想像力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刻洞察而聞名。然而，魏爾斯的作品遠不止於此，他還寫了大量探討社會問題、愛情、階級和人類心靈的現實主義小說，以及歷史、政治和教育方面的著作。他的思想活躍，對傳統抱持批判態度，熱衷於探索人類的潛能、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以及變革帶來的挑戰。

《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的父親》出版於1925年，正值魏爾斯創作生涯的中後期。這部小說巧妙地融合了魏爾斯對社會百態的細緻描寫、對個人心理的探索以及對當時流行思潮（如精神分析、通靈術）的諷刺。故事的主人公普里姆比先生，一位退休的洗衣店老闆，在妻子去世後突然堅信自己是古代蘇美爾的薩爾貢王轉世。小說圍繞著普里姆比先生尋找「信徒」並試圖以「薩爾貢」的身份重塑世界的滑稽與悲劇旅程，以及他的女兒克莉絲汀娜·艾伯塔，一個獨立、現代的年輕女性，在應對父親妄想症過程中所經歷的自我發現。魏爾斯透過普里姆比先生的個案，影射了後戰爭時代的社會焦慮、精神空虛以及人們對確定性和意義的渴望。同時，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等「新人類」角色的出現，也展現了魏爾斯對未來社會和新興價值觀的思考。這部作品既有魏爾斯式的幽默與諷刺，又不乏對個體困境的同情，是理解魏爾斯思想光譜中現實主義與烏托邦想像如何交織的一扇窗口。

場景建構

時光輕柔地將我們載回1925年的倫敦。空氣中懸浮著工業時代特有的煤塵氣息，偶爾夾雜著汽車尾氣和公園裡剛修剪過的草坪味。午後的陽光溫暖而疲憊地穿透窗戶，在塵埃微粒中拉出朦朧的光柱。我們坐在魏爾斯先生位於倫敦市郊住宅的書房裡，這裡並非想像中那般宏大華麗，更像是個知識與思想的溫暖巢穴。高大的書架沿牆而立，塞滿了各種裝訂的書籍，紙頁散發著乾燥、微黃的氣息。桌面堆疊著手稿、筆記本、墨水瓶和一兩個冷掉的茶杯，顯示著主人剛剛結束了一段緊張的寫作。一把舒適的扶手椅，旁邊的小桌上放著一根熄滅的菸斗。魏爾斯先生，雖然已年近花甲，但雙眼依然閃爍著好奇與智慧的光芒，他穿著一件略顯寬鬆的背心和長褲，頭髮梳理得有些隨意。他剛為我沏了一杯茶，熱氣帶著淡淡的茶葉烘焙香，在這片光影斑駁的空間中暈開。窗外，可以聽到遠處火車行駛的低沉轟鳴聲，以及近處鳥兒在枝頭的鳴叫。

我捧著溫熱的茶杯，看著魏爾斯先生，他似乎剛從筆下的世界抽離，眼神中還殘留著故事的餘光。

茹絲：魏爾斯先生，非常感謝您撥冗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讀者對話。您的《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的父親》在我的時代依然被閱讀與討論。

魏爾斯：哦，未來的朋友，真是令人意外的榮幸。我筆下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竟能穿越時光，抵達你們的世界？特別是普里姆比先生，那個小小的、意外的「薩爾貢王」。

茹絲：是的，魏爾斯先生。正是他，以及圍繞他展開的那些人物和情節，引發了我們許多思考。當初您動筆寫這個故事時，是從一個什麼樣的靈感開始的呢？是源於對某個特定人物的觀察，還是當時社會思潮的觸發？

魏爾斯：靈感往往是多條河流匯聚的結果，茹絲小姐。後戰爭年代的空氣中充滿了一種難言的躁動與不安。舊的秩序崩塌了，新的尚未建立。人們尋求慰藉，尋求意義，有時甚至尋求一些不同尋常的解釋。通靈術、神秘主義、各種新興的精神流派，它們像野草一樣生長，試圖填補信仰和確定性留下的空隙。普里姆比先生的形象，或許就是我在某個瞬間，看到一個普通人在這股時代洪流中，尋找個人定位的極端縮影。一個洗衣店老闆，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突然被賦予了宏大的、超凡的「使命」。這種反差，這種對比，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戲劇性與諷刺意味。

茹絲：所以，您是想通過普里姆比先生的「薩爾貢」身份，來諷刺當時社會中對超自然力量或宏大敘事的追逐嗎？

魏爾斯：諷刺當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種探索和同情。普里姆比先生並非一個全然瘋癲的角色。他的「妄想」源於他對平凡生活的不滿，對自身渺小的抗拒，以及對超越性意義的渴望。他渴望偉大，渴望影響世界，渴望理解那些超越日常瑣碎的「謎團」。這種渴望，難道不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嗎？只是他的表現形式，在當時看來，顯得尤為荒誕和可悲。他所聲稱的「薩爾貢」身份，恰恰是他潛意識中對權力、秩序和自身價值的極端投射。他並非真的想成為古代的暴君，而是想成為那個能帶來和平、秩序和光明的「王」。

茹絲：您筆下的薩爾貢是一個帶來和平與秩序的王，這似乎與歷史上薩爾貢的形象有所區別？

魏爾斯：歷史總是被勝利者書寫，被時間篩選。我更感興趣的是「王」這個原型的內涵，那個渴望為世界帶來美好秩序的理想。普里姆比先生所理解的薩爾貢，是他內心深處對一個理想領袖的想像。他渴望成為這樣的人，所以他選擇了這個名字。這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即使是在妄想的層面上。

茹絲：那麼，克莉絲汀娜·艾伯塔這個角色呢？她似乎與普里姆比先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代表著什麼？

魏爾斯：啊，克莉絲汀娜·艾伯塔！她是另一條河流，一條更年輕、更奔騰的河流。她是「新女性」的典型。獨立、聰慧、不拘小節、對傳統價值觀抱持懷疑態度。她接受過新式教育，接觸新思想，試圖在一個男性主導、舊習未改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不像普里姆比先生那樣向內尋求超凡的身份，而是向外探索知識、社會和自我。她的困境在於，如何在追求個人自由與成長的同時，應對現實世界的阻礙，包括父親的狀況，以及那些試圖將她拉回舊軌道的社會力量，比如山姆·維傑里那樣的人物。

茹絲：她與母親的關係也很複雜。您筆下的普里姆比太太是一個強勢、務實、甚至有些壓抑的角色。

魏爾斯：普里姆比太太是舊時代的產物。她代表著一種堅韌、務實、但缺乏想像力和彈性的生命力。她的生活被洗衣店的日常瑣碎和對「得體」的堅守所填滿。她對普里姆比先生的「異想天開」抱持不理解甚至不滿的態度，因為這威脅到了她苦心經營的現實世界。她與克莉絲汀娜·艾伯塔之間的衝突，是兩代女性、兩種價值觀、兩種生存方式的衝突。母親試圖塑造女兒成為她自己期待的樣子，而女兒則掙扎著掙脫這種束縛。這在任何時代的家庭中都並非罕見，但在那個變革的時代，這種衝突顯得尤為激烈。

茹絲：很有趣的是，普里姆比太太去世後，普里姆比先生的「妄想」反而開始膨脹，最終導致了他尋找「薩爾貢」身份的行為。這是否暗示著普里姆比太太的壓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普里姆比先生，讓他沒有完全脫離現實？

魏爾斯：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角度。或許是的。普里姆比太太的務實和強勢，像一道無形的堤壩，將普里姆比先生的夢想和現實隔離開來。一旦堤壩消失，那些被壓抑的、逃避現實的傾向便噴薄而出。他不再有力量將自己錨定在令人不滿的現實中，轉而完全沉浸在自己創造的王國裡。

茹絲：故事中出現了許多試圖幫助或影響普里姆比先生的人物，比如心理學家德維茲、作家保羅·蘭博恩，以及年輕的鮑比·魯辛。他們各自代表著什麼樣的態度或觀點？

魏爾斯：德維茲是科學與理性的代表。他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理解普里姆比先生的狀況，尋找潛在的原因和治療的方法。他代表著一種現代社會試圖以科學方法解決人類精神困境的努力。保羅·蘭博恩則更像是一個藝術家和哲學家。他對普里姆比先生的「薩爾貢」身份抱持一種智性的玩味和象徵性的解讀。他將其視為人類對偉大的渴望，對超越平庸的反抗。他通過普里姆比先生的個案，來闡述自己關於「新人類」、「生命」與「死亡」的觀點。他用哲學和文學的語言來詮釋普里姆比的「瘋狂」。鮑比·魯辛是個年輕、溫柔、充滿同情心的角色。他沒有學術的光環，沒有哲學的體系，他只是出於簡單的善良和對受苦者的同情，去營救普里姆比先生。他代表著一種更為樸素和本能的人性之光。他們三人從不同的角度介入普里姆比先生的生活，也體現了社會對「異常」個體的多種反應：科學的診斷、智性的詮釋、以及最簡單的善意。

茹絲：魏爾斯先生，您筆下對精神病院的描寫令人不安，那是一個充滿混亂、非人對待和絕望的地方。這是基於您對當時精神醫療機構的了解嗎？

魏爾斯：是的，當時的精神病院，尤其是一些公共機構，狀況確實令人擔憂。我對那些地方的描述，是出於一種社會批判的衝動。將一個心靈「失序」但本質無害的人，投入到一個缺乏理解、缺乏尊嚴、充滿暴力和絕望的環境中，這本身就是一種更大的瘋狂和不公。我想表達的是，有時候，社會的「正常」機制，對那些與眾不同的人而言，反而是最殘酷的囚籠。他們被貼上標籤，被排除在外，被遺忘。普里姆比先生在精神病院的經歷，是他「薩爾貢」旅程中最黑暗、最真實的部分，也是他被迫直面自身「渺小」的時刻。

茹絲：鮑比最終將普里姆比先生從精神病院救出，帶到保羅·蘭博恩的鄉間小屋。那裡似乎成為了一個暫時的「避風港」，讓普里姆比先生得以在相對溫暖的環境中思考和表達他的新「薩爾貢」觀念。

魏爾斯：是的。保羅的小屋是一個充滿了智性和藝術氛圍的空間，與精神病院的冷酷形成鮮明對比。在那裡，普里姆比先生不再是僅僅被診斷和關押的「病人」，而是一個被傾聽和被嘗試理解的個體。他與德維茲和保羅的對話，是他思想進一步發展的催化劑。他開始將「薩爾貢」從一個個人身份轉化為一種更廣泛的、共享的「遺產」，一種人類共同的潛能和責任。這也是他從個人的妄想，向一種更高層次的象徵性理解的昇華。

茹絲：這種昇華，是否代表著普里姆比先生最終找到了某種意義上的「治癒」？

魏爾斯：或許可以這樣說。他沒有回到完全的「普里姆比」狀態，他也未能成為那個統治世界的「薩爾貢王」。但他找到了一個中間地帶，一個將個體的渺小與人類集體的偉大相連接的視角。他意識到，每個人身上都流淌著「薩爾貢」的血液，都繼承著人類文明的豐厚遺產，都擁有為世界帶來光明的潛能。這種體悟，使他不再僅僅沉湎於個人的妄想，而是開始思考如何學習、如何貢獻，如何以「王」的姿態去承擔責任，即使這個「王」只是「無冕之王」，存在於日常生活中。

茹絲：然而，他最終還是因為肺炎在小屋裡去世了，一個相對平靜但有些孤獨的結局。這是否也影射著，無論思想如何昇華，個體終究難逃生理的脆弱和死亡？

魏爾斯：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掙扎，茹絲小姐。普里姆比先生的生命或許荒誕，或許充滿了幻覺，但他畢竟掙扎過，探索過。他的死亡，是肉體生命的終結，但他的「薩爾貢」思想，他的「新意識」，卻通過他與德維茲、保羅和鮑比的交流，得以傳承和延續。特別是保羅·蘭博恩，他將普里姆比先生的經歷視為一種新的「宗教」，一種關於個體與集體、夢想與現實、渺小與偉大的哲學思考。從這個角度看，普里姆比先生的生命並未隨著肉體的消亡而完全「失敗」。他的故事，成為了激發他人思考的「種子」。

茹絲：這也呼應了您在小說結尾對普里姆比先生骨灰的描寫，它們散落各地，但並非徒勞，而是融入了更廣闊的生命之流。這是一種屬於魏爾斯先生式的、充滿科學理性與哲學詩意的「不朽」觀念嗎？

魏爾斯：或許吧。我相信生命的延續和思想的傳承。個體生命短暫如流星，但我們所思所感，我們所創造所影響，卻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向外擴散，融入更宏大的意識海洋。普里姆比先生的故事，他的掙扎和他的啟悟，並沒有隨著他的死亡而消失。它在那些理解他、被他觸動的人心中繼續生長，繼續引發思考。這就是一種意義上的「不朽」。

茹絲：鮑比在小說結尾似乎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他意識到自己渴望的愛情和個人幸福，似乎也應當融入到更大的「工作」和「集體」之中。

魏爾斯：鮑比是一個善良但有些迷失的年輕人。他在戰爭中失去了方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空虛。普里姆比先生的出現，以及他與克莉絲汀娜·艾伯塔、德維茲、保羅等人的接觸，為他打開了新的視野。他開始思考個體的價值與集體目標的關係，思考如何擺脫自身的困境，找到真正的「工作」和存在的意義。他開始嘗試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尋找自我表達和融入世界的方式。雖然結尾他似乎又陷入了瑣碎的日常，小說的開頭也未能順利寫就，這也代表著「新人類」的探索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反覆。

茹絲：小說的整體風格，在寫實的基礎上，融入了許多諷刺、幽默，以及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描寫，比如對寄宿公寓生活、對社交場合的細膩觀察，都充滿了筆觸。

魏爾斯：我始終認為，偉大的故事必須植根於對現實世界的精準觀察和描寫。無論筆觸多麼荒誕，想像力多麼馳騁，細節必須是真實的。只有這樣，人物的困境和情感才能打動讀者，故事所蘊含的思想才能發人深省。我喜歡觀察人們的行為，他們的語言，他們在特定環境下的反應。這些細節，如同雕刻刀，一點一點塑造出人物的立體感和場景的真實感。

茹絲：整部小說讀下來，既有對普里姆比先生荒誕遭遇的忍俊不禁，也有對他個人困境的同情，對克莉絲汀娜·艾伯塔等新一代掙扎的理解，以及對當時社會種種病症的批判。這種複雜的情感交織，或許正是您希望帶給讀者的體驗？

魏爾斯：是的。世界並非簡單的黑白分明，人性也非純粹的善惡對立。普里姆比先生既是荒謬的，也是值得同情的；社會既是進步的，也充滿了問題。我想呈現的是一種多維度的現實，一種對人類處境的複雜審視。希望讀者能夠從中找到共鳴，從而對自身所處的世界和個人存在的意義進行思考。這也是我作為一個作家，始終不變的追求。

茹絲：非常感謝您，魏爾斯先生。這場對談為我，以及所有未來的讀者，揭示了許多隱藏在故事之下的光芒。

魏爾斯：無需客氣，茹絲小姐。很高興我的筆觸，我的思考，能在未來的某個角落，激發你們的回響。請代我向那個未來的世界問好。祝願你們的世界，少一些荒誕，多一些清明。

茹絲：我會的。再次感謝您。

[時光機的嗡鳴聲漸漸響起，魏爾斯先生的身影在柔和的光暈中變得模糊，最終消散於書房的光影之中。我輕輕放下茶杯，感受著指尖殘留的溫熱，以及心靈中湧現的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