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t Vrije Rusland》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雨柔，一位熱愛旅行的背包客。今天，2025年06月11日，我在旅途中偶然翻閱了Project Gutenberg圖書館裡William Hepworth Dixon先生所著的《Het Vrije Rusland》（《自由俄羅斯》），這本關於19世紀俄羅斯的觀察紀錄。Dixon先生的文字如同細膩的畫筆，描繪了一個廣闊而複雜的俄羅斯社會圖景，從白海的冰冷海岸到烏拉爾山脈的深處，從農奴的解放到宗教派系的湧動，字裡行間充滿了他對這個國家的好奇與思索。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Dixon先生筆下的俄羅斯，也為了感受那份跨越時空的深刻連結，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他與書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那位索洛維茨克修道院的船長修道士「約翰神父」，以及一位普通的俄羅斯農民「米海爾」——一同，在一個特別的場域中，圍繞這部著作展開一場對談。

《撒哈拉的風》：在索洛維茨克聖湖畔，關於「自由俄羅斯」的迴響

作者：雨柔

場景：索洛維茨克修道院聖湖畔，2025年6月11日黃昏

白海的風，即便在初夏的六月，依然帶著一股沁骨的清涼，彷彿在低語著北方亙古的寂靜。陽光，自西方的地平線斜灑而下，將索洛維茨克修道院（Solowetsk）那厚重的石牆鍍上一層暖橘色的光暈。古老的圓頂與尖塔在光線中閃爍，那翠綠色的銅鏽與金色的十字架交織，映照在修道院牆後那片寧靜的聖湖（Heilige-meer）湖面上。湖水清澈見底，湖畔的松樹和樺樹林影影綽綽，偶爾有幾隻海鳥掠過湖面，劃破了空氣中瀰漫的松脂香與潮濕泥土的氣味。遠處，修道院的鐘聲悠揚地迴盪，那低沉而富有節奏感的音符，似乎在召喚著時間的靈魂。

我——雨柔，此刻正坐在湖畔一塊被歲月磨平的巨石上。空氣中飽含著微鹹的濕氣，湖面輕輕拍打著岸邊的鵝卵石，發出沙沙的聲響。眼前，三個人影在夕陽的餘暉中漸漸清晰。

走在最前的是一位身材不算高大，卻顯得精瘦而沉穩的男子。他的頭髮與鬍鬚在肩頸處呈現一種不羈的捲曲，如同聖像畫中走出的人物。那雙眼睛，雖然眼皮略顯厚重，卻透著一種航海者特有的深邃與堅毅。他身著一件樸素的黑色修道袍，袖口處因常年勞作而略顯磨損。他的腳步帶著海員的穩健，在不平的石徑上行走自如。他就是約翰神父（Vader Johannes），書中那位獨特的修道士船長。

緊隨其後的是一位年約五十的男子，臉龐飽經風霜，眼神中帶著旅行者常見的探究與沉思。他的棕色外套略顯寬鬆，手中的筆記本夾著幾頁泛黃的地圖。他正是William Hepworth Dixon先生，這本書的作者。他時不時地觀察四周的景物，眼神中流露出對細節的敏銳捕捉。

最後一位，是一位身形較為粗壯的農民，臉龐佈滿了陽光與勞作留下的黝黑痕跡，眼神則透著一種北方農民特有的質樸與些許的困惑。他穿著一件舊羊皮外套，腳下是磨損的靴子。他就是米海爾（Mikhail），我所構想出來的一位典型俄羅斯農民代表。他手上粗糙的指節，緊緊握著一支簡單的木杖，似乎象徵著他與土地間深厚的連結。

約翰神父率先停下腳步，他轉向Dixon先生和我，眼神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種海風洗禮後的平靜。

「這聖湖，我已不知在此守候了多少個春秋。」約翰神父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帶著一點點北方的粗獷，卻又與修道士的語氣奇妙地融合，「你們遠道而來，所為何事？」

Dixon先生微微頷首，將筆記本夾在腋下，露出一個友善的微笑：「約翰神父，我們是為了一本書而來，一本記錄了您所處時代俄羅斯面貌的書。」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書頁，上面印著《Het Vrije Rusland》的標題。

米海爾的眉頭輕輕皺了皺，他沒有說話，只是將木杖在身旁的泥土上輕輕點了幾下。

我朝約翰神父點頭，目光轉向Dixon先生：「Dixon先生，此刻坐在這裡，與您筆下的人物一同回望那個時代，您有何感受？當您寫下《自由俄羅斯》時，您的初衷是什麼？」我的聲音帶著一種旅行者特有的真誠與好奇，試圖在他們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

Dixon先生的目光掃過約翰神父和米海爾，然後投向遠方，落在被夕陽染紅的修道院牆上。

「當我提筆寫作之時，歐洲對俄羅斯仍是帶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雖已結束，但那不僅僅是一場軍事上的對抗，更是新舊俄羅斯之間一場無聲的鬥爭。我的初衷，正如書名《自由俄羅斯》所暗示的，是想探究這場戰爭如何成為一個轉捩點，讓一個曾被亞洲元素（aziatische elementen）深刻影響的帝國，在戰敗的陣痛中尋求新的自由與新生。」

他輕輕拍了拍手中的書：「我觀察到一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面是國家層面的壓制與官僚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普通民眾內心深處的信仰與對自由的渴望。尤其是在北方省份，那裡的人民幾乎未曾被外族征服，保留著純粹的斯拉夫傳統。他們與土地的連結、他們對宗教的虔誠、他們古老的村社制度（communaal grondbezit）——這些都是我認為俄羅斯真正力量與未來自由的基石。我希望透過我的文字，讓西方世界看見一個不同於刻板印象的俄羅斯，一個在舊有秩序下湧動著變革潛力的國家。」

約翰神父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Dixon先生的話語，微鹹的海風拂過他的臉龐，帶來一絲冰冷的潮意。米海爾則將目光投向修道院的方向，那裡有著他所熟知的一切，他似乎正試圖將Dixon先生的宏大敘述，與他簡樸的日常圖景相互對應。

「Dixon先生，您在書中寫道，克里米亞戰爭後，俄羅斯開始『歐洲化』，從亞洲的影響中掙脫。」我說道，目光望向Dixon先生，「您當時是真心相信，這種『歐洲化』是俄羅斯走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嗎？您對這種轉變，是否有過一絲隱憂，擔心俄羅斯會因此失去它獨特的靈魂？」

Dixon先生沉吟片刻，他輕輕地捋了捋鬍鬚，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筆記本的邊緣。
「我的確相信，俄羅斯若要融入現代文明的潮流，並非簡單的模仿，而是必須去除那些阻礙其自身發展的『亞洲』殘餘——例如根深蒂固的專制、官僚的僵化、以及對個人自由的壓抑。彼得大帝（Peter de Groote）曾試圖以強硬手段將俄羅斯『歐洲化』，但那多半是形式上的。克里米亞戰爭的慘痛教訓，反而促使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推動了更深層次的改革，比如農奴解放、司法改革、地方自治議會的建立等等。這些，在我看來，都是走向真正的『自由』所必須的。」

他停頓了一下，視線投向遠方的湖面，湖水在黃昏的映照下，顯得深沉而廣闊。
「然而，『自由』並非沒有代價，也非一蹴而就。我並非天真地認為『歐洲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我書中也曾提到，這種變革亦帶來了新的混亂和不安。例如，那些『流浪者』（landloopers）的問題，以及許多農民對解放後的適應困難。他們曾是土地的附屬，一旦脫離，便失去了方向。而『舊信徒』（Oud-geloovigen）的堅守，也讓我意識到，俄羅斯有其內在的堅韌與傳統，這種特質並非簡單地被『現代』所取代。我的憂慮，在於這種轉變會否過於急促，導致深層次的社會撕裂。畢竟，一個民族的靈魂，不能輕易被外來模式所定義，必須在自身傳統中尋得力量。我的書，就是試圖去捕捉這種過渡期的複雜性。」

約翰神父此時緩緩睜開眼，他的目光投向Dixon先生，然後又落在米海爾身上。
「『靈魂』...…」約翰神父輕聲重複著這個詞，他的聲音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一圈漣漪。
「Dixon先生所言的『亞洲元素』，在我們這些修道士看來，或許是更為古老的『信仰』吧。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呼吸，都與神靈息息相關。外來的文明，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都只是表面的潮汐。真正的俄羅斯人，無論是貴族還是農民，他的內心深處，總有一盞不滅的聖燈。即便是在帝王宮殿裡，人們也需要警察提醒才記得為沙皇點亮窗前的蠟燭，但在我們這些簡樸的農民心中，對自己的守護天使，對聖像的虔誠，卻是發自內心的。」約翰神父頓了頓，他伸出粗糙的右手，在胸前劃了一個莊重的十字，空氣中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隨之流動。

「例如，在白海冰封的季節，我們修道士會自己動手建造蒸汽船，用最原始的木材、最堅韌的雙手。這艘船，名叫『信仰號』（Verra），它載著朝聖者穿越波濤，依靠的不是冰冷的規章制度，而是我們對聖靈的信賴，以及約翰神父這樣的人，用數十年航海經驗，對海潮與風向的感知。這是我們的『現代化』，根植於信仰。」約翰神父的語氣中，透著一種不言而喻的自豪。

米海爾這時終於開口了，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卻帶著一種大地的厚重感。
「『自由』……」他重複著Dixon先生的話，聲音裡帶著不易察覺的嘲諷，「他們說我們自由了，不再是地主的農奴。可是，土地呢？我的土地在哪裡？我的祖先世世代代耕種這片土地，它理應是我們的，不是什麼貴族的私產。現在他們說我們自由了，但我們依然要為這份『自由』付出代價，向政府償還土地款項。」

他用木杖在地上劃了一個圓圈，又劃了幾道線，示意著土地的劃分。「我們的村社（mir），世世代代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我們選出自己的長老（starosta），我們分配土地，我們共同承擔稅負和兵役。長老說的話，比沙皇的諭令更管用，因為他住在我們中間，知道我們的苦樂。」

他輕輕咳嗽了一聲，聲音更加低沉：「他們說那是不開化的野蠻（barbaarschheid），說那是國家中的國家（een staat in den staat）。但對我們來說，那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法則。一個男人，只要他娶了妻子，他就有權在村社中分得一份土地。這是我們的秩序。現在，那些從未弄髒雙手的貴族和官僚，卻要教我們如何『自由』，如何『進步』。而當一個農民因故被村社驅逐時，他將無處容身，他將被社會所遺棄，唯有成為士兵或被流放西伯利亞。這就是他們給的『自由』。」

我感受到米海爾話語中的苦澀，那是在宏大敘事下被忽略的個體掙扎。
「米海爾，您在書中提到了那些被稱為『流浪者』的人群，他們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家園，甚至拒絕耕作，與國家和教會為敵。」我看向他，嘗試觸碰這個敏感卻真實的議題，「您如何看待這些『流浪者』？他們的選擇，是否也是一種對自由的追求，只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展現？」

米海爾低頭看著腳下的沙土，用木杖輕輕撥動著。
「流浪者……他們是那些無法在現有的秩序中找到安身之處的人。有的人，是被飢餓和地主的壓迫逼走的；有的人，則是因為信仰。我的確聽說過，他們中有些是『舊信徒』的堅定追隨者，他們拒絕新的禮儀，拒絕現代的規章，認為那是惡魔的誘惑。他們寧願在森林深處、沼澤地帶，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也不願向那個他們認為已經被玷污的世界妥協。」

他抬起頭，眼神中帶著一絲複雜的情緒，既有理解，也有無奈。
「或許，他們也在尋找某種『自由』吧。但那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所理解的自由。他們拋棄了土地，拋棄了家庭的羈絆，拋棄了所有社會的責任。對於我們這些離不開土地的農民來說，那樣的自由，更像是走向荒蕪。他們就像野狼，雖然自由，卻也孤獨。他們不相信國王，不相信教士，只相信他們心中的聲音。他們會接受我們的食物，但卻拒絕任何形式的規訓。這在村子裡，是會被大家所懼怕的。」

Dixon先生此時接話道：「米海爾所言，正是俄羅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體現。這種『流浪』的傾向，根植於俄羅斯歷史中的游牧傳統，也反映了農民對強加於他們的現代化進程的反抗。他們視沙皇為『黑暗之王』（vorst der duisternis），視現代政府為『敵基督的國度』（rijk van den antichrist）。這使得社會改革的推動，變得異常艱難。」

他翻開筆記本，指了指其中一頁：「我的觀察發現，這種『流浪者』現象，在雅羅斯拉夫（Jaroslaw）、阿爾漢格爾斯克（Archangel）、沃洛格達（Wologda）等省份尤為普遍。這些人拒絕為那份『腐朽』的社會而勞動，寧願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這也使得，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法令，在推行時不得不加入一些條款，以防止農民再次流散，將他們束縛在土地上。」

「Dixon先生，您認為，這些『流浪者』和『舊信徒』，他們對政府和教會的反抗，是否也催生了俄羅斯社會中一些更具顛覆性的思潮，例如您在書中提到的『拿破崙主義者』（Napoleonisten）？」我問道，試圖將這些分散的社會現象串聯起來。

Dixon先生的眉頭微蹙：「『拿破崙主義者』，那是莫斯科最為奇特的宗教派系之一。他們將拿破崙一世奉為斯拉夫民族的『彌賽亞』或『守護神』，視他為能終結俄羅斯內部紛爭、推翻現有王朝的救世主。這當然是一種極端且帶有政治目的的信仰。這種現象的出現，恰恰說明了俄羅斯社會深層的壓抑與不滿。當人民對現有秩序失去信心時，便會將希望寄託於外來的、甚至過去的強權符號上，以期待某種形式的『解放』。這是一種對現狀的激烈反彈，而非建設性的力量。」

約翰神父搖了搖頭，他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絲悲憫。
「這或許是靈魂的迷失吧。當人們感到被遺棄、被背叛，他們的心靈就會尋找新的庇護所。那些『拿破崙主義者』，他們的心是破碎的，他們需要一個強大的形象來填補內心的虛空。他們把對神聖的渴望，投射到一個世俗的征服者身上，這便是極大的錯誤。」他伸出手，輕輕撫摸著湖畔的苔蘚，「聖喬治（Sint-George），我們斯拉夫民族共同的守護者，他戰勝惡龍，代表的是和平與正義。然而，當國家將雙頭鷹（dubbele arend）作為帝國的象徵，並將它與神聖的十字架並列時，許多人就開始產生疑慮，認為那是將帝國權力凌駕於神聖信仰之上。」

他轉向我：「在書中，Dixon先生也提到了彼得大帝引入雙頭鷹，使得許多『舊信徒』認為那是『惡魔的象徵』（symbool van den boozen geest），是沙皇與惡魔為伍的證明。這種對符號的解讀，不僅僅是宗教上的，更是對權力本質的一種深刻反思。他們堅信，當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與古老的信仰和傳統背道而馳時，便是走向墮落的開始。而這種對信仰的堅守，正是我們在白海畔的修道院，以及無數朝聖者跋涉千里所追求的真諦。」

我思考著約翰神父的話語，這讓我對書中描繪的俄羅斯社會有了更為立體的理解。宗教與政治，信仰與生活，在俄羅斯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Dixon先生，您在書中提到了俄羅斯各地城市的面貌，描述它們充滿了鐘樓、教堂和修道院，許多城鎮都是圍繞著這些宗教建築而生。」我將話題引向城市的描述，「這是否反映了俄羅斯社會中，宗教不僅是精神的寄託，更是社會組織的核心，甚至是經濟活動的中心？」

Dixon先生點頭，眼神中透著對自己觀察的肯定。
「正是如此。在俄羅斯，宗教的影響力深入骨髓，遠超西方世界。城市的建立，商業的往來，甚至人們的日常作息，都與宗教節日和儀式緊密相連。例如阿爾漢格爾斯克（Archangel），從遠處看，它更像是一座東方聖城，而非一座港口城市，遍布著閃耀的圓頂和十字架。修道院不僅是靈修之地，更是生產中心。索洛維茨克修道院（Solowetsk）就是最好的例證。」

他看向約翰神父，示意他補充。約翰神父微微頷首，接過話頭。
「在索洛維茨克，我們不僅祈禱，我們也勞動。我們有自己的麵包坊，為沿海的村莊提供麵包，甚至有自己的啤酒廠，釀造全國聞名的『格瓦斯』（kwas）。我們織布、皮革、木刻、甚至造船。這些，都是為了自給自足，也是為了將勞動的成果獻給上帝。在這裡，每一位修道士，無論是神父還是普通的兄弟，都會參與勞動。一個真正的虔誠生活，是離不開勤奮的雙手的。我們不懼怕世俗的技藝，因為我們相信，所有的技藝，若能為信仰服務，為兄弟們提供所需，便是神聖的。」

他指了指遠處的一艘小船：「那艘名叫『希望號』（De Hoop）的蒸汽船，就是我們修道院自己建造的。由修道士繪製圖紙，由修道士砍伐樹木，由修道士鍛造鐵件，甚至由修道士駕駛它在白海上航行。許多人感到驚訝，一個修道院怎能做到這些？但在我們看來，這正是信仰的力量所能激發的。我們在這裡建立的乾船塢（droog dok），是整個俄羅斯少有的，這是我們對自給自足的證明。」

米海爾這時也插話了，他的語氣中帶著對約翰神父所描述的修道院生活的嚮往。
「是的，神父說得沒錯。在我們這些村子裡，當地的教堂和神父，也常常是我們的依靠。我們去教堂祈禱，也把家裡最好的食物帶去奉獻。聖像保佑我們免受災難。許多朝聖者，他們不遠千里來到聖地，並非僅僅為了乞求祝福，也是為了在那些神聖的勞動中，尋求心靈的慰藉與歸屬。」他停頓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黯然，「但並非所有的教士都像約翰神父和索洛維茨克的修道士那樣。許多村莊的神父，他們只是政府的工具，只會宣讀那些我們聽不懂的規定，而不是真正引導我們的靈魂。這也是為何，有那麼多『舊信徒』和新教派的出現。」

Dixon先生輕嘆一聲：「米海爾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俄羅斯東正教內部『黑教士』（Zwarte geestelijkheid，即修道士）與『白教士』（Wereldlijke geestelijkheid，即俗家神父）之間的矛盾。『黑教士』，尤其是像索洛維茨克這樣的修道院，往往更貼近民眾，更為純粹地堅守傳統和信仰；而『白教士』，作為教區神父，則更多地受到國家政權的控制和影響，他們的權力往往受制於世俗政府。這也導致了許多人對官方教會的不滿，轉而尋求那些未經國家認可的宗教派系。」

「這種對信仰的深沉投入，也體現在您書中描寫的『自我犧牲』和『奇蹟』上，例如伊萬·雅科夫列維奇（Iwan Jacowlewitch）這位『為了主而瘋狂』的人，以及塞拉芬（Seraphim）和季洪（Tikhon）兩位聖徒的事蹟。」我將話題引向了書中對俄羅斯人靈性層面的描寫，「Dixon先生，您認為這些看似極端的行為，在俄羅斯社會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是一種精神的救贖，還是一種社會壓力的扭曲？」

Dixon先生凝視著天空，那裡開始出現第一顆閃爍的星辰。
「自我犧牲（Zelfverloochening），在俄羅斯人的信仰中，是達到真正虔誠的最高境界。伊萬·雅科夫列維奇，他以極端的苦修來展現對世俗的蔑視與對神的順服。塞拉芬和季洪的事蹟，則反映了俄羅斯人民對奇蹟的深切渴望與對聖徒的崇拜。這不僅僅是宗教現象，更是社會情緒的投射。」

他解釋道：「在一個長期處於壓抑與苦難的社會中，人們往往會將希望寄託於超自然的力量。這些『聖人』、『苦修者』，他們以肉體的極限來挑戰世俗的法則，反而成為了精神上的『反抗者』和『引導者』。他們的存在，為那些絕望的靈魂提供了慰藉，也成為了普羅大眾反抗現狀的一種無形力量。因此，無論是出於信仰還是社會心理，這些現象在當時的俄羅斯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約翰神父點頭表示贊同。
「是的，這是我們東正教的傳統。肉體的苦難，是通往靈魂淨化的道路。這些聖人，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為範例，教導我們，真正的自由，並非來自世俗的權力或財富，而是來自對神的順服與對自我的捨棄。當我們看到一個身著破爛、卻能預言未來、治癒病痛的人時，我們會從心底產生敬畏。因為他們體現了神性在人間的顯現，為我們這些在塵世中掙扎的人，指引了一條通往更高境界的靈性道路。」

米海爾搓了搓手，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時間的帷幕，看到了那些曾經在村莊裡傳頌的故事。
「我們信賴這些聖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生活在苦難之中，卻能超越苦難。他們說的話，比那些穿著華麗的教士更有力量，因為他們活出了信仰。當我們遇到困難，比如作物歉收，牲畜生病，我們會向聖人祈禱，也會去尋找那些有『神恩』的人。他們或許是像約翰神父這樣的修道士，也或許是像伊萬·雅科夫列維奇那樣的『聖愚』。我們相信，這些人擁有與神溝通的能力，他們的苦修，能為我們帶來祝福。」

我轉向Dixon先生，提出了書中關於『僕役制』以及『農奴解放』的深層問題。
「Dixon先生，您在書中用了一整個章節來探討『農奴制』的起源與其在本質上與西方農奴制的區別，並詳細描繪了其後的解放過程。您認為，農奴制是俄羅斯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阻礙嗎？而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法令，是否真的為所有農民帶來了您所期待的『自由』？」

Dixon先生的目光中透著一絲複雜。
「『農奴制』（lijfeigenschap），這確實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沉重的負擔，也是我書中深入探討的議題。它與西方封建農奴制不同，並非源於征服或土地所有權，而是為了解決俄羅斯廣袤土地上人口流動的問題。伊萬四世（Iwan IV）和鮑里斯·戈杜諾夫（Boris Godounoff）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初衷是為穩定農業生產，殖民荒蕪之地。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項措施被貴族濫用，演變成一種普遍的壓迫，農民被任意買賣、鞭打，甚至被視為『活財產』。」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中帶著惋惜：「我深信，這確實是俄羅斯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一個無法自由流動勞動力、大多數人口處於半奴役狀態的國家，何談進步？因此，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簽署的解放法令，是俄羅斯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這項改革不僅賦予農民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土地——這與西方大多數國家的解放模式截然不同。」

Dixon先生繼續道：「然而，『自由』是複雜的。法律上的解放，並不等同於社會和經濟上的完全獨立。許多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卻必須以高昂的代價向國家償還，或是在地主手中購得。他們缺乏資金、缺乏市場知識，也缺乏現代化的農耕技術。我的書中也記錄了，一些農民對法令的內容產生懷疑，甚至認為自己被教士和地主欺騙，導致了一些地區的騷亂。這也反映了，即使是善意的改革，在一個龐大而傳統的社會中推行，也會面臨巨大的挑戰。真正的自由，需要時間、教育和經濟基礎去鞏固。」

米海爾默默地聽著，他的表情凝重。當Dixon先生說到農民對法令的懷疑時，他輕輕點了點頭。
「他們說，『我的靈魂屬於上帝，我的土地是我的，我的頭屬於沙皇，我的背是你的。』（Mijn ziel aan God, Mijn land is mijn; Mijn hoofd den Tsaar, Mijn rug is dijn.）」米海爾緩緩說出這句古老的諺語，聲音帶著一絲難以名狀的悲涼，「我們世世代代都這麼相信。土地，是我們的命脈。當沙皇說我們自由了，卻又要我們為自己的土地付錢時，許多人覺得被背叛了。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法律，什麼是改革，他們只知道，他們用血汗澆灌的土地，為何突然要用錢來買。」

他望向約翰神父，眼神中帶著尋求慰藉的意味。約翰神父伸出手，輕輕拍了拍米海爾的肩膀，沒有說話，只是將目光投向遠方修道院的牆垣，那裡依然迴盪著古老的鐘聲。

我望著他們，Dixon先生的眼中是觀察者的理性與審慎，約翰神父的眼中是信仰者的深沉與悲憫，而米海爾的眼中，則承載著普通農民的困惑與無奈。這場對談，讓文字背後的人性與時代的脈動，變得如此鮮活。

光之凝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