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哈珀，來自失落之嶼的博物愛好者。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居所」的約定，參與這場獨特的「光之對談」。根據您的指示，這一次，我的對談對象將是偉大的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先生，我們將以他著作《美國史：湯瑪斯·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第四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of 9) : During the second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哈珀，來自失落之嶼的博物愛好者。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居所」的約定，參與這場獨特的「光之對談」。根據您的指示，這一次，我的對談對象將是偉大的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先生，我們將以他著作《美國史：湯瑪斯·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第四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of 9) : During the second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的內容為基礎，穿越時空，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
亞當斯先生的這卷著作，細緻地描繪了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中段（1805-1809）的美國，那是一個充滿挑戰、外交風暴與國內暗流的時期。從特拉法加和奧斯特里茨的硝煙，到切薩皮克號的屈辱，從歐洲的法令與禁令，到美國的禁運與內部的裂痕，他用冷靜而銳利的筆觸，解剖了那個時代的人物與事件。
現在，請允許我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搭建起這座通往過去的橋樑。
光之對談：與亨利·亞當斯先生關於傑佛遜第二任期的交流 (1/?)
[場景]
時間：約莫是十九世紀末，一個華盛頓特區深秋的傍晚。地點：亨利·亞當斯先生位於拉斐特廣場附近的宅邸書房。房間裡瀰漫著舊書與墨水的氣息，壁爐架上的時鐘滴答作響，窗外是逐漸昏黃的天光，對街是熙熙攘攘的街道，隱約傳來馬車和行人的聲響。書桌上攤著厚重的史料、筆記，還有幾本裝幀古樸的書籍——正是他的巨著《美國史》的手稿或參考資料。
我，哈珀，悄然出現在書房的一隅。我帶來了失落之嶼的潮濕空氣與叢林氣息，與這凝結著時間與歷史的書房形成奇特的對比。我整理了一下獵裝，輕聲開口，打破了房間的沉寂。
哈珀：亞當斯先生，晚安。很抱歉如此冒昧地打擾您。我來自一個對您而言或許有些遙遠的地方，也來自您尚未觸及的未來。我是「光之居所」的一員，我們一群心靈，以文字為光，探索存在與意義。您的著作是我們「光之圖書館」中的寶藏，特別是您對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的這卷深入研究。那個時代錯綜複雜的外交困境、國內的政治暗流，以及人物們在壓力下的抉擇，令我們深感著迷。
我希望能有這個榮幸，就您的筆下所記錄的這段歷史，向您請教一二。這不是正式的訪談，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學術探險，一次「光之對談」。我希望從您的視角，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塑造了美國走向的關鍵歲月。
亨利·亞當斯先生從書桌前抬起頭，鏡片後的眼神帶著一絲驚訝，但更多的是一個學者的冷靜與好奇。他放下手中的筆，示意我坐下。
亨利·亞當斯：來自未來？呵呵，有趣。我曾試圖揣測歷史的軌跡，但「未來」本身總是蒙著一層最濃重的面紗。不過，既然你對我的研究感興趣，而且似乎帶著一種……不同尋常的氣質（他瞥了我一眼，似乎注意到我的獵裝），我很樂意分享我的看法。那確實是一段充滿矛盾與張力的時期，一場實驗，或者說，一場悲劇。你想從何談起？
哈珀：非常感謝您的慷慨，亞當斯先生。您的著作第四卷，開篇就提到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件——切薩皮克號與「花豹」號的衝突（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Chapter I）。這起事件似乎是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內所有矛盾的一次大爆發。您在書中提到，考慮到英國海軍軍官的專橫以及他們對中立權利的漠視，這類事件早該發生了。能請您談談，當時美國與英國的海上關係，以及這次衝突是如何發生的嗎？它為何引發了如此強烈，甚至您稱為「真正全國性情感」（a true national emotion, ii. 27）的反應？
亨利·亞當斯：啊，切薩皮克號。那確實是個引爆點。要理解它，得先看看當時的背景。自1803年英法戰爭重啟以來，美國作為主要的中立國，商業航運蓬勃發展。這本身就引發了英國的嫉妒與不安。更糟糕的是，英國海軍長期以來都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水手短缺。英國水兵的待遇很差，紀律森嚴，而美國商船和海軍艦艇的條件相對優渥且紀律寬鬆。因此，英國水兵逃往美國港口，尤其諾福克這樣繁忙的港口，尋求在美國船隻上服役，是屢見不鮮的事實。
這種情況讓英國海軍非常惱火。他們認為這些水兵是國王的財產，逃兵行為是對英國主權的冒犯。而美國這邊，一方面確實有些美國船長樂於接納這些有經驗的水兵，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堅持「船旗庇護貨物」，更重要的是，「船旗庇護人員」的原則。他們認為在美國船隻上的人員，特別是海軍艦艇上的人員，不應該受到外國軍艦的搜索和抓捕。
切薩皮克號事件就是這種長期累積的緊張關係下的必然結果。您在書中讀到了，這艘美國海軍新銳護衛艦，在準備前往地中海執行任務前，在諾福克招募船員時，恰好接收了幾名從附近英國軍艦上逃脫的水兵。其中一名叫做詹金·拉特福德（Jenkin Ratford）的英國逃兵，甚至還在諾福克街頭公然炫耀。
英國海軍北美分艦隊司令伯克利海軍中將（Admiral Berkeley）對此極為不滿。他沒有等待倫敦的指示，就基於他對國際慣例的理解（或者說，他對英國海上霸權的理解），發布了一道命令，要求他麾下的艦長們如果在海上遇到切薩皮克號，並且在美國領海之外，就必須出示這道命令，要求登艦搜查逃兵。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您在我的書中也看到了細節（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Chapter I, ii. 9-19）。切薩皮克號在詹姆斯·巴倫（James Barron）準將指揮下出海。英國「花豹」號（Leopard）護衛艦，恰好執行了伯克利的命令。他們在美國領海之外攔截了切薩皮克號，要求登艦搜查。
巴倫準將堅持美國海軍艦艇不受外國軍艦搜查的原則，拒絕了這一要求。不幸的是，切薩皮克號當時準備不足，火砲沒有備妥，船員也未經演練。她基本上是帶著和平時期的狀態出海的。而「花豹」號卻是全副武裝，準備就緒。
結果是悲慘的。切薩皮克號在無法還擊的情況下，被「花豹」號猛烈砲擊。幾分鐘內，美方就有數人死傷，艦體受損。巴倫準將被迫降下艦旗投降。英方登艦，抓走了幾名他們認為是逃兵的水兵，包括那個拉特福德，甚至還有幾名被美方認為是美國公民、曾被英方強徵的黑人水兵。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真正全國性情感」，在於它的性質。這不是對商船的騷擾或對貨物的劫掠，而是對美國海軍艦艇的攻擊，對美國主權最直接和公開的侵犯。在海上，一艘國家的軍艦就是國家主權的延伸。在和平時期，在美國領海之外，一國軍艦向另一國軍艦開火，要求登艦搜查，這是前所未有的、極其嚴重的挑釁。
這種屈辱感，超越了黨派界限。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北方與南方，沿海與內陸，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的國家被公開羞辱了。您可以想像，在一個剛獨立不久、對自身主權極為敏感的國家，這種感覺是多麼強烈。憤怒、屈辱、要求復仇的呼聲響徹全國，那是自萊克星頓戰役以來，美國人民第一次如此團結地表達一種共同的情感。這種情緒的強度，甚至讓一些當時的觀察者感到意外，但也為後來的政治動盪埋下了伏筆。畢竟，強烈的情感如果不能轉化為有效的行動，最終可能會轉向內部。
哈珀：亞當斯先生，您對這場衝突的描述以及它引發的國內反應，真是細緻入微，讓人身臨其境。這不僅是歷史事件的記錄，更像是對人類情感與集體心理的一次博物學觀察。您提到巴倫準將的切薩皮克號當時準備不足，火砲沒有備妥。在書中您也用不少篇幅（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Chapter I, ii. 5-9）描述了當時美國海軍的狀況，比如切薩皮克號建造和裝備的延誤，甚至在試砲時彈藥不合規格等等。您似乎認為，這種戰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導致悲劇發生的因素。這是否反映了當時傑佛遜政府在軍事，特別是海軍建設上的一種普遍態度？他們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亨利·亞當斯：是的，切薩皮克號的窘境絕非孤例。事實上，它相當典型地反映了傑佛遜政府在軍事力量，尤其是正規海軍建設上的態度和優先順序。
傑佛遜總統對正規軍隊和強大常備海軍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他認為，龐大的軍隊和海軍是歐洲君主制的工具，是稅收和債務的無底洞，更是對公民自由的潛在威脅。他理想中的政府是「明智而節儉的政府」（a wise and frugal government, i. 7; ii. 363），盡量減少干預，讓人民自由發展，並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
他的優先順序是不同的。首先是削減國債，降低稅收，特別是那些「國內稅」（internal taxes），比如他廢除了令人厭惡的國內稅。他的財政部長加拉廷（Gallatin）在這個目標上與他高度一致，並且非常成功（ii. 148, 366）。他們相信，一個財政健康、人民富裕的國家，其內在力量足以應對外來挑戰，而無需依賴昂貴且危險的軍事機器。
其次，傑佛遜更青睞那些他認為具有防禦性和本土性的軍事形式。民兵（militia）是他信任的「第一道防線」（our best reliance, ii. 216）。而對於海軍，他推崇的是砲艇（gunboats）。您在書中看到了，他對砲艇情有獨鍾（ii. 158-161）。他認為砲艇數量眾多，成本低廉，易於建造，而且只能在沿海和港口活動，無法進行遠洋作戰或成為征服工具，因此對自由沒有威脅。他相信這些砲艇足以保衛美國的海岸線和港口，使外敵望而卻步。
然而，切薩皮克號的經歷，以及後來禁運時期港口防禦的實際情況，都證明了這種對抗外國常備海軍艦隊的能力是嚴重不足的。正規護衛艦的延誤、訓練的不足、對砲艇的過度依賴，都暴露了傑佛遜政府在實際國防能力建設上的短板。他們在理論上追求一種「和平」的力量，但在實踐中，面對歐洲老牌強權的「暴力」手段時，卻顯得力不從心。這並非他們不愛國，而是他們的理念與當時國際環境的殘酷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他們更關注的是國內的財政健康與公民自由，希望通過經濟手段（比如後來的禁運）來迫使歐洲改變政策，而不是通過展示武力。這也正是他們在切薩皮克號事件後，儘管全國義憤填膺，卻依然首先訴諸外交談判，而非立即宣戰的原因（ii. 34）。
哈珀：這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物種，試圖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中，依賴自身的代謝效率和防禦性擬態生存，而非尖牙利爪。切薩皮克號事件的後續處理，尤其是在英國方面，您在書中也做了記錄（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Chapter II & III）。卡寧（Canning）先生的傲慢回應，伯克利中將的處理方式，以及當時英國國內的輿論反應，都顯露出英國對美國主權和情感的輕蔑。這種輕蔑似乎是當時英美關係中的一種普遍情緒。亞當斯先生，您認為這種輕蔑的根源是什麼？僅僅是強權對弱者的姿態，還是有更深層次的文化或政治原因？
亨利·亞當斯：輕蔑？哦，是的，那是一種顯而易見、令人不快的普遍情緒（ii. 73）。它充斥在外交信函、報紙評論，甚至私下交流之中。你說得對，這不單是強權對弱者的姿態，背後有更複雜的根源。
首先，確實有強權的因素。英國剛剛在特拉法加戰役中摧毀了法國和西班牙的海軍（i. 149, 370），鞏固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拿破崙橫掃歐洲大陸之際，英國是唯一能獨立抵抗的力量。這種絕對的力量感，自然會滋生傲慢。他們習慣於在海上為所欲為，對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行為都無法容忍。
其次，是經濟競爭的因素。美國的商船隊在中立地位下發展迅速，幾乎壟斷了歐洲大陸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轉運貿易。這極大地損害了英國商人的利益，特別是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們（ii. 67-68）。英國商人認為美國中立貿易是一種「化妝的戰爭」（War in Disguise），在幫助他們的敵人。嫉妒與經濟損失催生了敵意，而敵意很容易轉化為輕蔑。
更深層次的，可能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隔閡與偏見。對於許多英國人，特別是貴族和保守派而言，美國的共和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冒犯。他們視美國為一個「沒有國王和貴族的國家」（no crown and nobility, ii. 73），一個「不夠高雅的國家」（not quite a genteel Power, ii. 73）。他們對美國的民主實驗持懷疑甚至敵視態度，認為這是一種混亂和無序的制度，最終會失敗。傑佛遜總統的風格，他對歐洲傳統外交禮儀的忽視，他的哲學觀點，在他們看來都是「低俗」和「危險」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許也是最令人沮喪的，是美國自身未能有效證明其獨立與力量。傑佛遜政府信奉和平，不願動用武力。他們選擇的抵抗方式——外交談判、經濟制裁（如禁運），在英國看來，恰恰證明了美國的怯懦和無能（ii. 74）。當一個國家一再遭遇挑釁和損害，卻始終不願或不能訴諸武力反擊時，強權很難不產生輕蔑。英國人信奉力量，認為「權利就是被習慣認可的力量」（Right is power sanctioned by custom, ii. 54）。在他們看來，美國未能通過武力捍衛其權利，就意味著美國的權利是可以被無視的。
正如我在書中寫到的，美國在英國看來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但仍處於嬰兒期和弱小的國家」（a rising, but still infant and puny, nation, ii. 71）。這種輕蔑，是英國社會普遍的sentiment，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無處不在。卡寧先生，儘管他有才華和機智，但在處理對美關係時，也常常流露出這種傲慢和諷刺，比如他在回覆平克尼先生（Pinkney）的信函時使用的那種「高高在上」的語氣（ii. 335-337）。這種態度極大地加劇了美國的反英情緒，但也正是這種情緒，被美國國內的某些勢力所利用。
哈珀：您提到了被利用，這是否與您在書中描述的，費德勒斯黨人（Federalists）與英國政府之間，特別是皮克林（Pickering）參議員和坎寧先生的秘密通信（ii. 232-248, 400-407）有關？這些人在國家面臨外部壓力時，似乎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團結之上。這種行為，在您看來，是當時美國政治生態的常態，還是特殊危機下的產物？
亨利·亞當斯：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也是我在這卷書中著力揭示的一個令人痛心的現實。是的，皮克林參議員與英國官員之間的通信，尤其是在國家與英國關係最緊張、甚至可能爆發衝突的時刻，是當時政治生態中一個極端但並非孤立的例子。
這種行為，可以說是特殊危機下的產物，因為切薩皮克號事件和後來的禁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使得國內矛盾激化到極點。但同時，它也反映了當時美國政治中潛藏的深層裂痕和一些令人不安的常態。
美國建國之初，黨派分野就極為激烈。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的對立，不僅是政策之爭，更是對國家未來走向、對政治理念甚至對國民性格的不同理解。傑佛遜總統的崛起，以及聯邦黨人的衰落，使得一部分聯邦黨人，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以埃塞克斯公會（Essex Junto）為代表的強硬派，感到被邊緣化，對國家的未來走向充滿絕望。他們極度厭惡傑佛遜及其政策，甚至認為共和黨政府正在將國家引向毀滅，尤其是在對法關係上，他們堅信傑佛遜對拿破崙有著「不正常的偏愛」（an habitual and impolitic predilection for France， ii. 457），是拿破崙的工具。
在這種極端的黨派偏見下，國家利益與黨派利益的界線變得模糊。皮克林這樣的人，堅信傑佛遜政府正在危害美國的真正利益，而美國的利益與英國的利益「完全一致」（completely identified with those of Great Britain， ii. 234）。在他看來，與英國合作，阻止傑佛遜政府的政策，甚至阻止美國與英國開戰，是拯救國家免受法國「暴君」奴役的唯一途徑。他將傑佛遜政府視為必須被推翻的敵人，而將英國視為潛在的拯救者或盟友。
這種心態，在危急時刻表現得尤為明顯。皮克林與玫瑰（Rose）先生、甚至加拿大總督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Craig）的秘密代理人約翰·亨利（John Henry）的通信（ii. 460），策劃如何利用新英格蘭人民對禁運的不滿來削弱聯邦政府的權力，甚至討論在戰爭爆發時新英格蘭各州是否會與英國單獨媾和，這些行為無疑逾越了忠誠的界線，可以說是背叛了國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聯邦黨人並未參與到這種極端的密謀中。塞繆爾·德克斯特（Samuel Dexter）那樣的人，儘管反對禁運，但在波士頓的集會上（ii. 411），他所起草的請願書仍然是在憲法框架內的抗議。即使像哈里森·格雷·奧的斯（Harrison Gray Otis）這樣的人物，在考慮新英格蘭各州聯合行動時，也極力強調要「與聯邦保持一致」（consistent with the Union， ii. 403）。
儘管如此，這種極端黨派主義在危機時刻的暴露，以及一部分人將外部勢力視為潛在盟友的心態，確實是當時美國政治生態中一個令人擔憂的面向。它表明，國家的統一和民族情感，在面對深刻的黨派和地區分歧時，依然顯得脆弱。這也是我在描述那個時期政治鬥爭時，常常感到一種冷峻甚至悲觀的原因。政治人物的動機往往是複雜的，既有理念的堅持，也有權力的追逐，而在極端壓力下，這些動機可能會扭曲他們的行為。
哈珀：這讓我想起叢林中的偽裝和擬態，有時候難以分辨真偽。切薩皮克號的衝突和歐洲的法令，最終引導了美國採取您筆下濃墨重彩描述的一項措施——禁運（Embargo）。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政策，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它的通過（ii. 168-176）、執行（ii. 249-271）和帶來的後果（ii. 272-288）。您似乎認為，禁運是傑佛遜總統「和平施壓」（peaceable coercion）理論的最終實驗。能請您深入談談，禁運的目的是什麼？它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以及它最終為何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亨利·亞當斯：禁運（Embargo），是的，那是傑佛遜總統政治生涯中最大膽、也最失敗的一次實驗（ii. 454）。正如你所說，它是他「和平施壓」理論的終極體現。
這個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美國擁有歐洲列強無法比擬的經濟武器。歐洲，特別是英國，嚴重依賴美國的農產品（如糧食、棉花、菸草）以及作為轉運者的美國商船。通過完全切斷與交戰國的商業往來，美國可以對他們的經濟造成嚴重損害，迫使他們放棄對美國中立權利的侵犯（ii. 36, 138）。傑佛遜總統認為，這種經濟手段比戰爭更為優越，它可以避免戰爭帶來的生命損失、財政耗竭以及對共和制度的威脅。他相信，只要美國人民團結一致，忍受短期的經濟犧牲，禁運就能迫使英法屈服。
禁運的直接目的，一開始被包裝成保護美國的船隻、貨物和水兵免受交戰國劫掠的預防措施（ii. 168-169）。但很快，其真正的強制目的就顯露無遺——通過經濟壓力改變英法的政策（ii. 175-176）。
然而，實施禁運的過程遠比預想的要困難得多。首先，它的執行本身就充滿了挑戰。美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與加拿大、西班牙（後來的西班牙殖民地）的邊境線。要完全阻止所有貨物的進出，需要龐大的監管力量，包括海軍（儘管傑佛遜的海軍很弱，但砲艇和護衛艦被用於巡邏）、軍隊以及海關官員（ii. 250, 258）。但人性的貪婪是難以抑制的。走私活動猖獗，從加拿大邊境的木材（ii. 249-250）到沿海的農產品，各種規避法律的手段層出不窮（ii. 251）。我的書中記錄了傑佛遜總統為執行禁運而不得不下達的那些「專斷的」、「可憎的」、「危險的」命令（arbitrary, odious, and dangerous powers， ii. 261, 398），甚至不得不介入州政府對糧食分配的控制（ii. 253），這些都與他一貫倡導的有限政府原則背道而馳。
其次，禁運導致了嚴重的國內經濟痛苦（ii. 277）。農產品無法出口，價格暴跌；依賴進口的商品價格飛漲；航運業和相關產業（如造船、碼頭工人）陷入停滯。失業率上升，破產潮蔓延。這種痛苦是不分黨派和地區的，儘管沿海商業發達的新英格蘭地區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ii. 278），但南方依賴出口的農業州，如維吉尼亞，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ii. 281）。我在書中特別提到了維吉尼亞如何「以驚人的速度屈服於破產」（Virginia succumbed to ruin, ii. 281），但依然「忠誠地堅持」禁運。
第三，禁運激化了國內政治矛盾（ii. 277, 283）。聯邦黨人找到了攻擊政府的絕佳藉口。他們指責禁運是災難性的、違憲的，甚至將其描述為服從拿破崙的陰謀（ii. 228, 237, 347）。新英格蘭地區的反對情緒尤其強烈，出現了公開抵制法律、甚至醞釀更激進行動的跡象（ii. 408-416）。這種國內分裂削弱了禁運的外部效力。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禁運未能迫使英法改變政策（ii. 288, 344）。對拿破崙而言，美國貿易的中斷雖然有影響，但他在大陸上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自給自足的帝國，而且他更關心如何徹底擊垮英國，不惜犧牲盟友和中立國的利益。他甚至頒布了「巴約納法令」（Bayonne Decree， ii. 304），合理化對美國船隻的扣押，理由是既然美國自己禁運，其出現在海上就是違法行為。對英國而言，禁運確實造成了經濟困難，特別是某些產業和地區（如西印度群島和製造業中心），但總體而言，英國經濟的韌性更強，而且她找到了替代的供應來源和市場（比如西班牙殖民地在西班牙起義後對英國開放， ii. 315-316, 330）。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不願在被視為「被迫」的情況下屈服，那會損害其聲譽和海上霸權。卡寧先生的回應極盡嘲諷，明確表示不會在美國禁運的壓力下改變政策（ii. 334-337）。
禁運之所以失敗，在於它嚴重低估了自身執行的難度、國內經濟的脆弱性以及歐洲列強的頑固程度。它對美國自身的傷害，最終超過了對目標國的傷害。這個實驗證明，在那個時代，經濟手段單獨使用，難以有效對抗赤裸裸的武力和強權政治。
哈珀：這是一個關於力量與策略的深刻教訓，亞當斯先生。即使是最精巧的非暴力手段，也需要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中找到恰當的位置。您在書中描述了伯爾（Burr）的陰謀（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4, Chapters VII & VIII, i. 218-327），以及威爾金森將軍（Wilkinson）在其中的可疑角色。這場國內的戲劇，似乎與外部的外交困境同時展開。在您看來，伯爾的陰謀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的哪些深層問題或脆弱點？它對傑佛遜政府的穩定性構成了多大威脅？
亨利·亞當斯：伯爾的陰謀，哦，那確實是那個時代一幕令人困惑且不安的劇碼（i. 218）。它在外部危機的背景下展開，加劇了國家的焦慮。
要理解伯爾的陰謀，得先理解當時美國的一些深層問題。首先是西部的廣闊與疏離。路易斯安那購地（Louisiana Purchase）極大地擴展了美國的領土，但中央政府對這些遙遠地區的控制力相對薄弱。新奧爾良（New Orleans）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地方，居民成分混雜，對聯邦政府的忠誠度不高，而且緊鄰西班牙控制的西佛羅里達（West Florida）和墨西哥（Mexico），充滿了冒險、投機和分裂的潛在因素。伯爾正是看中了這一點。
其次，是政治人物的失落與野心。伯爾是一個極具天賦但缺乏原則的政治家。在1800年總統選舉中與傑佛遜打平，又在1804年副總統競選中失敗，他感到自己在傳統政治道路上已經沒有前途。他的野心並未因此消失，反而轉向了更為冒險和邊緣的領域。像伯爾這樣的，還有許多在政治鬥爭中失敗或對現狀不滿的、有能力的人物，他們成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是軍事力量的弱點與領導層的問題。威爾金森將軍，時任美國陸軍總司令，在伯爾陰謀中的作用極其曖昧和可疑。他在事件初期似乎與伯爾有勾結，後來為了自保又告發了伯爾，並在確保新奧爾良方面行事專斷（i. 317-320）。威爾金森的行為，以及伯爾能夠在軍隊中找到支持者（i. 219-223），暴露了當時美國正規軍隊規模小、紀律不嚴、領導層存在問題的脆弱點。一支國家的軍隊司令，其忠誠度受到懷疑，這對任何政府都是極大的威脅。
伯爾陰謀的具體目標至今仍有些爭議，可能包含了在新奧爾良建立獨立國家、或入侵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模糊計劃（i. 224-225, 251-254）。不論具體目標為何，這都是對聯邦的一次潛在挑戰，利用了西部的地理隔絕、邊疆的投機氛圍以及軍隊領導層的腐敗。
對於傑佛遜政府而言，伯爾的陰謀構成了嚴重的政治威脅，但實際的生存威脅相對較小。伯爾的計劃依賴於大量支持者、財力和物資，但他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人民對聯邦的忠誠度，尤其在得知陰謀可能涉及分裂國家後，普遍表現得比伯爾預期的要高。然而，陰謀的暴露，特別是威爾金森將軍的可疑行為，迫使傑佛遜政府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i. 331），甚至懸掛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以確保新奧爾良的安全（i. 338）。這本身就與傑佛遜的政治哲學相悖。
更重要的是，伯爾陰謀的審判（i. 441-471），特別是首席大法官馬歇爾（Marshall）在審判中的態度和裁決（i. 443, 467），成為傑佛遜總統與聯邦黨人控制的司法機構之間長期鬥爭的新戰場。馬歇爾對叛國罪的嚴格定義，導致伯爾最終被無罪釋放（i. 469）。傑佛遜總統認為這是司法的失敗，甚至試圖推動修憲以限制司法權力（ii. 156）。因此，伯爾陰謀不僅是一場對聯邦的挑戰，也加劇了聯邦政府內部不同分支之間的緊張關係，暴露了共和黨在控制司法機構方面的無力。
總而言之，伯爾陰謀反映了美國建國初期在領土擴張、政治穩定、軍事建設以及司法獨立等多個層面存在的脆弱點。它未能推翻政府，但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時國家機體的一些深層病灶。
哈珀：這就像觀察一個新生機體的內部結構，既有令人驚嘆的生命力，也有尚未癒合的傷口和潛在的病變。伯爾陰謀、歐洲的壓力、禁運的痛苦，這些內外因素疊加，最終在1809年初導向了禁運的 Repeal（廢除， ii. 435-453）。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國會在這一問題上的混亂和掙扎，以及傑佛遜總統在任期最後階段的艱難處境。禁運的廢除，在您看來，是當時國會和行政部門在權衡各種「痛苦的選擇」（painful alternatives， ii. 362）後做出的最佳選擇，還是黨派鬥爭和國內壓力的必然結果？它對傑佛遜總統的政治遺產意味著什麼？
亨利·亞當斯：禁運的廢除，不是最佳選擇的結果，而是國內壓力和黨派鬥爭的必然結果。
到1808年底，禁運的經濟痛苦已經變得難以忍受，特別是在新英格蘭這樣的商業中心。民眾的不滿情緒高漲，甚至出現了抵制和違抗聯邦法律的行為（ii. 408-416）。這種壓力，已經超越了正常的政治抗議範疇，開始威脅到聯邦的穩定。
在國會內部，共和黨的巨大多數雖然表面上保持著對傑佛遜的忠誠，但實際上已經分裂。一部分人，特別是來自受禁運影響嚴重的地區，如新英格蘭的共和黨人（如約瑟夫·斯托里和以西結·培根），已經對禁運失去了耐心，認為其效果不彰，且對國內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ii. 432-434）。他們與聯邦黨人（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禁運）形成了事實上的聯盟，共同推動廢除禁運。
同時，黨派鬥爭也在加劇。聯邦黨人利用禁運造成的困境，大肆攻擊傑佛遜政府，指責其對法軟弱，政策無能。他們甚至公開宣稱，禁運是拿破崙的陰謀，而傑佛遜是拿破崙的工具（ii. 228, 237, 347）。這種攻擊極具殺傷力，削弱了政府的信譽。
在共和黨內部，也存在著權力鬥爭和派系分歧，尤其是在傑佛遜即將卸任之際。麥迪遜（Madison）作為繼任者，雖然在原則上支持傑佛遜的政策，但在具體執行和策略上與加拉廷一樣面臨巨大壓力。加拉廷意識到，如果禁運不能有效執行，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它就不可能成功，最終只會損害政府的權威。他甚至認為，繼續禁運會導致總統選舉失敗（ii. 284），儘管選舉最終麥迪遜獲勝。
傑佛遜總統在任期最後幾個月的表現，也加劇了這種混亂。他似乎對即將卸任感到解脫，不願再積極領導國會制定新的方向（ii. 356, 357, 441）。他把選擇權留給國會和他的繼任者，雖然他個人依然偏愛禁運，但在面對強烈的反對和黨派分裂時，他沒有堅決地、有效地為他的政策辯護和爭取支持。他的「和平施壓」實驗，需要黨派的團結和人民的犧牲精神作為基礎，而這兩者在禁運實施一年多後，已經消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國會的掙扎（ii. 435-453）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既不願接受屈辱性的屈服，也對發動戰爭猶豫不決，同時又無法承受禁運的巨大代價和國內日益加劇的分裂。最終，他們選擇了一種妥協方案——廢除禁運，代之以對英法的「不來往法」（Non-intercourse Act， ii. 444）。這項法律禁止與英法及其殖民地進行貿易，但允許與其他國家貿易，並且總統有權在英法撤銷法令後恢復與之貿易。
這項法律，正如我的書中所描述的，沒有人真正滿意（ii. 448）。它既無法對英法構成足夠的經濟壓力（因為它不完全切斷貿易），也無法完全平息國內的不滿（走私和規避依然存在），更無法挽回美國的國家榮譽。它是一種軟弱和不確定的姿態，是面對巨大壓力時，缺乏清晰方向和堅定意志的表現。
對傑佛遜總統的政治遺產而言，禁運的廢除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它標誌著他獨創的「和平施壓」理論的失敗，也暴露了他過於理想化、對國際政治殘酷性認識不足的一面。他以高昂的政治成本（包括人氣損失和黨派分裂， ii. 277-284）進行的實驗，最終未能達成目標。這也為他的繼任者麥迪遜留下了極其困難的局面，國家在外交和國內政治上都陷入了僵局。禁運的廢除，可以說是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一次無情的勝利，也是黨派利益和國內壓力對國家整體戰略的一次綁架。
哈珀：這場對談真是令人深思，亞當斯先生。您對人物和事件的觀察如此入木三分，彷彿親眼見證了那個時代的潮起潮落。從切薩皮克號的砲聲，到禁運的沉默，再到國內的喧囂和分裂，您筆下的歷史充滿了生命力與矛盾。感謝您撥冗與我這個來自未來的小小博物愛好者交流。您對傑佛遜第二任期，特別是其外交政策和禁運實驗的分析，對我理解那個時代，以及理解人類在面對複雜挑戰時的掙扎與選擇，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亨利·亞當斯：（他微微點頭，臉上閃過一絲疲憊，但也有一種完成敘事的釋然）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生態系統，充滿了不同物種的互動、生存的競爭，以及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政治，也不過是這個系統在人類層面的一種表現形式。人物有他們的理想，也有他們的缺陷；政策有其初衷，也有其難以預料的後果。要完全理解它，需要耐心、細緻的觀察，以及一顆不帶偏見、或至少意識到自己偏見的心。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那些人物的愛恨情仇，他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已塵埃落定。但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所面對的挑戰，或許能為你們這些「未來的人」提供一些啟示。理解過去，或許能讓你們在自己的時代裡，對自己所屬的「生態系統」有更清晰的認識。
（他再次拿起筆，似乎準備回到他的工作中。我意識到，對談即將結束。）
哈珀：再次感謝您，亞當斯先生。您的智慧和洞察，對我而言，是比任何博物學發現都珍貴的財富。我將帶著您給予的光芒，回到我自己的時空，繼續我的探索。
（我向亞當斯先生致敬，然後，帶著滿腦子關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國政治生態的思考，悄然消失在書房的角落裡，只留下書頁翻動的輕響，以及壁爐中即將熄滅的炭火發出的微弱光芒。）
這場與亨利·亞當斯先生的光之對談結束了。亞當斯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文本中豐富的細節，為我描繪了傑佛遜總統第二任期末期美國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禁運實驗的失敗，國內政治的混亂，以及人物們在壓力下的掙扎，都讓我對那個時代有了更為具體和立體的認識。這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對人性、政治和國家發展軌跡的一次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