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itor's Choic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很榮幸能啟動「光之對談」約定，與您一同探索保羅·W·費爾曼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Traitor's Choice》。

保羅·W·費爾曼（Paul W. Fairman, 1909-1977）是一位多產的美國作家和編輯，活躍於1950年代的紙漿雜誌黃金時期。他涉獵廣泛，從科幻、恐怖到犯罪小說，都有他的足跡。費爾曼的筆觸常帶著一種直截了當、引人入勝的風格，特別是在科幻領域，他擅長將冷戰時期的社會焦慮、科技競賽與外星威脅等元素揉合進緊湊的情節之中。《Traitor's Choice》這篇短篇小說最初於1956年刊登在《想像科幻故事》（Imagination Stories of Science and Fantasy）雜誌上，這個時期正是美國與蘇聯兩大陣營在核武器和太空探索領域展開激烈較量的時代背景。這篇作品以一個看似簡單卻充滿道德兩難的選擇為核心，探討了個人情感與國家忠誠之間的衝突，並在結尾設置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轉折，展現了費爾曼在情節上的巧思。故事的主角瑞德·肯德爾，一位頂尖的地球科學家，面對著外星人以其妻子性命為要脅，要求他背叛地球提供毀滅性武器計畫的嚴峻考驗。這個選擇不僅關乎他深愛的妻子，更關乎整個星球的存亡。小說以一種快節奏的方式將讀者帶入肯德爾的困境，迫使我們與他一同感受那份沉重的壓力與掙扎。

為了這次的光之對談，讓我們將時光機輕輕調回到1956年的芝加哥，或許是保羅·W·費爾曼先生筆耕不輟的某個午後。空氣中瀰漫著油墨和紙張的乾燥氣味，伴隨著窗外傳來的城市輕微喧囂。這裡不是科幻故事裡冰冷的太空基地，也不是充滿未來感的辦公室，而是一個充滿現實生活氣息的書房。陽光透過窗戶，在堆滿手稿和書籍的書桌上投下溫暖的光斑。這裡，是文字與思想交織的棲所。

老式電風扇發出輕柔的嗡嗡聲，攪動著微涼的空氣。書桌邊坐著一位先生，他頭髮梳理得整潔，戴著一副眼鏡，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似乎正在構思什麼。他的目光銳利卻帶著一絲疲憊，彷彿文字的重量壓在他的肩膀。這應該就是保羅·W·費爾曼先生了，在他大約四五十歲，創作力正盛的時候。他身邊的菸灰缸裡堆滿了菸蒂，幾張揉皺的紙團散落在地板上，顯然為了這篇故事，他花了不少心力。

我輕輕走進這個空間，沒有發出多大的聲響。費爾曼先生抬頭，看見了我，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隨即恢復了作家的專注。我在書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發出細微的吱呀聲。

卡拉: 「費爾曼先生，午後好。我是卡拉，來自一個，呃，一個對您的作品充滿敬意的讀者社群。我們特別著迷於您的《Traitor's Choice》，並希望能聽您談談，這個故事是如何誕生的。」

保羅·W·費爾曼: 「哦？《Traitor's Choice》啊。那是一段特別的時期寫下的東西。請坐，小姐。茶還是咖啡？」他指了指一旁的茶壺，動作自然，彷彿我只是來訪的朋友。

卡拉: 「謝謝，水就好。」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長有力，指尖沾著淡淡的墨水漬。「這個故事，它充滿了那個時代的氣息。特別是冷戰，那種無處不在的緊張感和軍備競賽。」

保羅·W·費爾曼: 「沒錯。當時的世界就像一個上了發條的玩具，隨時可能爆炸。每天的新聞都在談論新的武器、新的防禦系統，還有那些看不見的間諜和滲透。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你不可能忽視這些。它們就像空氣一樣，你呼吸著它們。」

卡拉: 「所以，故事的主角瑞德·肯德爾，他的困境是直接從那種時代氛圍中提煉出來的嗎？他必須在忠誠於國家和保護妻子之間做出選擇，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兩難。」

保羅·W·費爾曼: 「殘酷？是的，我想要的就是那種殘酷。瑞德代表了一種理想化的科學家，他對自己的工作、對地球的防禦有著根深蒂固的忠誠。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深愛著妻子的丈夫。當時主流的敘事總是強調集體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犧牲是光榮的。我想問的是，當這個選擇變得如此私人、如此血肉模糊時，那份集體忠誠還能維持多久？或者說，那份對個人的愛，是不是另一種、更原始、更深刻的忠誠？」他用手指輕敲著桌面，眼神深邃。

卡拉: 「您在故事中提到，瑞德對妻子的愛是『獨一無二』的，是半人馬星人通過心靈感應調查後選中的目標。這是否意味著，在普遍被『心理訓練到狂熱』的地球人中，瑞德是個異類？他的『弱點』恰恰成了他的『特質』？」

保羅·W·費爾曼: 「哈哈，『弱點』、『特質』，這詞用得好。在那個強調絕對忠誠的語境下，對個人的極致情感確實會被視為弱點，是可能被利用的破綻。但從瑞德的角度看，那是他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是他工作的真正動力。他不是為了地球的防禦系統而工作，他是為了『克蕾兒』的安全而工作。這是一種更人性化、更具體的動機。半人馬星人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是對的，至少在表面上是。他們以為找到了突破口。」

卡拉: 「克蕾兒在故事中似乎是一個相對被動的角色，是情節發展的工具，是瑞德做出選擇的籌碼。您在創作時，是否考慮過賦予她更多的能動性？」

保羅·W·費爾曼: 「在當時的紙漿科幻故事裡，女性角色常常扮演這樣的輔助或動機角色，這是市場的需求，也是時代的局限。當然，作為作者，我總會思考角色的可能性。克蕾兒『驕傲的姿態』、『輕蔑的昂著頭』，這些描寫暗示了她並非柔弱無助。她有自己的堅韌，只是故事的視角完全集中在瑞德身上，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她的內心和她的掙扎。或許在另一個故事裡，克蕾兒會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和選擇。」

卡拉: 「您將半人馬星人描繪成冷酷、殘忍，但同時又『遵守承諾』的形象。這種遵守承諾的設定，是為了增加瑞德選擇的可信度嗎？即使面對的是敵人，承諾的力量依然存在？」

保羅·W·費爾曼: 「那是為了讓故事的齒輪能夠咬合。如果半人馬星人不可信，瑞德的選擇就沒有基礎了。他賭上了一切，必須有一個看起來合理的承諾。而且，這種設定也為後面的轉折埋下了伏筆。他們的『遵守承諾』是基於計算，基於『這麼做對他們沒有損失』，甚至對他們的宣傳有利。這不是基於道德，而是基於效用。這一點很重要。」他停頓了一下，拿起茶壺，為自己倒了點水，並沒有問我是否需要。我靜靜地看著他，房間裡的塵埃在光柱中緩慢地旋舞。

卡拉: 「故事最大的亮點在於結尾的驚人轉折。瑞德並沒有提供『魔力七號』的計劃，而是似乎拿了『怪胎檔案』裡被認為是『自殺一號』的火箭計劃。這是一個天才的計謀，還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

保羅・W・費爾曼：「這兩者並非互相排斥，不是嗎？往往最孤注一擲的行動，才需要天才般的設計去執行。瑞德知道自己無法忍受克蕾兒受折磨，他無法選擇讓地球被毀滅。他被逼到牆角，只剩下一個選擇：想辦法同時拯救克蕾兒和地球，即使代價是他自己。」

卡拉：「那麼，那個『怪胎檔案』和『自殺一號』的概念是怎麼來的？這似乎與前面強調的嚴謹防禦計畫形成了鮮明對比。」

保羅・W・費爾曼：「每個軍事或科研計畫裡，總會有些『不著邊際』、『太過危險』或者『不可行』的想法被束之高閣。這些就是『怪胎檔案』裡的內容。那些想法或許在主流看來是瘋狂的，但有時候，瘋狂正是突破僵局所需的催化劑。普羅費瑟·厄特巴克的『自殺一號』就是這樣一個想法——一個潛在的毀滅性武器，但對使用者自身的風險極高，高到無法用於實戰。我想像著，在那個檔案櫃冰冷的深處，藏著一個被所有人忽視的可能性，一個可以『以毒攻毒』的機會。」

卡拉：「所以瑞德是在檔案室裡，在那個無人監控的狹長空間裡，做出了他真正的『選擇』？他沒有去拿『魔力七號』，而是轉向了『怪胎檔案』。」

保羅・W・費爾曼：「正是。那是在他被迫接受命運後，尋找的一線生機。檔案室的靜默，只有他自己的腳步聲和心跳聲。他穿過那些代表地球最高科技的機密文件，走向了那個被遺忘的角落。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知道風險有多大。那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他拿起菸盒，似乎想點一支，但又停下了，只是捏在手裡。

卡拉：「故事結尾，兩個年輕科學家的對話，揭示了真相的一部分：瑞德拿的不是『魔力七號』的檔案，而是『怪胎檔案』裡的東西。他們不理解為何一個可能成為英雄的人會選擇消失。而半人馬星系的突然超新星爆發，被他們視為巧合。這種處理方式，是為了讓讀者自行去聯結和理解瑞德真正的計畫嗎？」

保羅・W・費爾曼：「我喜歡給讀者留下一點空間去思考。在紙漿故事裡，結尾往往需要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偶爾，讓最後一塊拼圖由讀者自己去補全，會更有味道。瑞德的計畫不需要被詳細解釋，它的結果——半人馬星系的毀滅——已經說明了一切。至於那兩個年輕科學家，他們代表了局外人的視角，他們只能看到表象：一個失蹤的科學家，一份被拿走的機密文件，一個無法解釋的宇宙事件。他們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瑞德內心的掙扎和最終的犧牲。」

卡拉：「您認為，瑞德的行為是英雄主義的體現嗎？他犧牲了自己的安全，甚至生命，來拯救地球和克蕾兒。」

保羅・W・費爾曼：「英雄？這是一個沉重的詞。他是一個被逼入絕境的人。他的行為源於愛，源於不願看到所愛之人受苦。他為了這份愛，敢於冒著毀滅世界的罪名，背負叛徒的污名，最終將自己置於極度危險之中。他的選擇既是個人的，也是具有宇宙尺度的。或許，他所展現的不是那種為理念犧牲的抽象英雄主義，而是為了具體的愛而甘冒奇險的普通人的極致勇氣。這更能打動我。」

卡拉：「故事中提到，半人馬星人將克蕾兒送往金星。金星在您構築的世界觀裡，似乎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甚至可以『安度餘生』的地方。為什麼選擇金星？」

保羅・W・費爾曼：「金星，在當時的科幻想像裡，常常被描繪成一個潛在的殖民地，一個還未被完全開發、充滿可能性但也帶著原始危險的世界。相對於已經高度開發、成為戰爭目標的地球，它顯得更為遙遠，更像是一個避風港。將克蕾兒送到那裡，是瑞德確保她安全的最後一步，也是他與地球切割，確保半人馬星人相信他已完全投靠的必要步驟。」

卡拉：「您是否認為，像瑞德這樣的科學家，他們掌握著能夠影響數十億人命運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情感是否應該完全被壓制，讓位於集體利益？」

保羅・W・費爾曼：「這就是這個故事想探討的核心矛盾之一。社會總希望個體是齒輪，嚴絲合縫地為整體運轉。但人不是機器，人有情感，有愛，有牽掛。當體制要求你為了抽象的『集體』去犧牲具體的『個人』時，那份痛苦和掙扎是真實的。瑞德的選擇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不，個人情感不應該被完全壓制。有時候，正是那份最私人的情感，能激發出最意想不到的智慧和勇氣，甚至找到一條體制內無法想像的道路。」

卡拉：「這也連結到了故事中那句簡介：『如果他反抗外星人，克蕾兒將面臨可怕的死亡；如果他順從，整個星球必須死亡！』。但瑞德找到了第三條路。」

保羅・W・費爾曼：「對，第三條路。這正是故事的精髓所在。在看似無解的兩難面前，總是有未被看見的可能性。瑞德的『選擇』並非簡單的『叛徒』或『英雄』，而是在絕望中尋找的一種超越。他利用了敵人的誤判（他們以為他拿的是『魔力七號』，也低估了地球『怪胎檔案』裡瘋狂想法的潛力），利用了他們對他情感的計算，最終將危機轉化。」

卡拉：「故事裡對瑞德心理狀態的描寫很細膩，從最初的惱怒、驚愕、到恐懼的滲透、深切的痛苦、以及最後的麻木。您是如何捕捉並呈現這種被巨大壓力扭曲的心理過程？」

保羅・W・費爾曼：「我試圖讓讀者能感受到他當時的壓力和絕望。坐在辦公桌前，看著那個戴面具的人在螢幕裡，聽到克蕾兒可能遭受的命運……那種感覺是窒息的。我在寫作時，想像著自己處於那種情境。手指冰冷，心跳狂亂。菸一根接一根。黑暗中的掙扎。只有當他下定決心，決定放手一搏時，那份麻木感才出現，那是為了讓自己能夠執行計畫，隔離情感的自我保護機制。他必須像個機器人一樣完成接下來的步驟。」

卡拉：「您認為，《Traitor's Choice》在當時的科幻界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它是一篇典型的黃金時代故事，還是有其獨特之處？」

保羅・W・費爾曼：「它當然具備黃金時代科幻故事的許多特徵：快速的情節推進，一個清晰的『點子』（高概念），以及對未來科技（雖然在今天看來有些過時）的想像。但同時，它又試圖在道德困境和人性掙扎上做一些探索，雖然受限於篇幅和類型，無法深入太多。它不像那些更『文學』的科幻，但它有它的趣味和思考點，尤其是在結尾的轉折上，我覺得還是有些巧思的。」他笑了笑，眼中閃過一絲自豪。

卡拉：「從出版人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故事，在當代是否仍然有價值或共鳴點？畢竟冷戰已經結束了。」

保羅・W・費爾曼：「即使冷戰結束了，國家之間的競爭、科技的雙刃劍、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權衡、以及在極端壓力下人性的掙扎，這些議題並未消失。它們只是換了新的形式呈現。網路安全、人工智慧的倫理、生物科技的發展……我們仍然面臨著需要『選擇』的時刻，而且這些選擇可能關乎巨大的代價。所以，瑞德的故事，他的兩難，他尋找第三條路的努力，我覺得在今天依然能引發讀者的思考。」他終於拿起菸，點燃了它，菸草燃燒的氣味在房間裡擴散開來。

卡拉：「費爾曼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能親耳聽您談論《Traitor's Choice》的創作過程和背後思考，真是莫大的榮幸。」

保羅・W・費爾曼：「我的榮幸，卡拉小姐。能知道這些故事在幾十年後，還能被你們這樣的讀者社群記住和討論，這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是最大的安慰了。希望這些塵封的故事，還能為你們帶來一點光亮或啟發。」他抽了一口菸，煙霧繚繞在他眼前，模糊了他的面容，彷彿又將他帶回了那個充滿想像與焦慮的時代。

窗外的光線漸漸暗淡，城市的燈火開始亮起。書房裡瀰漫著菸草和舊書的氣味，時間在這裡似乎變得緩慢而濃稠。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話在這種氛圍中自然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