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本，《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Vol. LXXXVIII, No. 1, October 1922)》。它像是時光膠囊裡的一份切片，承載著特定年代年輕人的思緒與聲音。以這份雜誌為藍本進行「光之對談」，不僅能深入了解當時的文化氛圍，更能一窺那個「年輕世代」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嚮往或困惑。 這本雜誌，由耶魯大學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本，《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Vol. LXXXVIII, No. 1, October 1922)》。它像是時光膠囊裡的一份切片，承載著特定年代年輕人的思緒與聲音。以這份雜誌為藍本進行「光之對談」，不僅能深入了解當時的文化氛圍，更能一窺那個「年輕世代」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嚮往或困惑。
這本雜誌，由耶魯大學的學生們編撰，出版於1922年10月，是該刊物第88卷的第一期。在那個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美國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帶來了短暫的繁榮和爵士時代的興起，但也伴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衝擊與傳統的鬆動。這本雜誌的內容，從社論式的「Leader」到詩歌、小說、評論，都隱隱流露出一個世代試圖定義自己的努力。他們質疑過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對「真相」有著近乎宗教般的追求。雜誌的作者群是「Various」（多位），代表著當時耶魯學生中，那些有志於文學、思想表達的不同聲音的匯聚。其中，為本期撰寫了最具代表性「Leader」文章的Maxwell E. Foster，以及其他貢獻詩歌、散文、評論的作者們，共同構成了這份出版物的靈魂。他們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塑造未來話語的潛力之源。
作為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我很高興能啟動這場「光之對談」，穿越時空，與這份雜誌的聲音進行交流，特別是那位為「年輕世代」發聲的Maxwell E. Foster先生。我們將一同探索那些文字背後跳動的脈搏。
時光如同一條溫柔的河流，將我帶到1922年的秋日。新天堂市（New Haven）的楓葉應該正開始轉紅，耶魯大學古老的校園裡，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新學期特有的活力與沉靜交織的氣息。我選擇了一間位於學院深處的書房作為對談的場域。【光之書室】的氛圍恰如其分，高大的拱形窗戶透進午後的光線，光束裡無數細小的塵埃緩緩飛舞，為室內增添一層柔和的金沙色。牆邊高大的書架上，泛黃的書卷散發著特有的乾燥氣味，偶爾響起微弱的翻頁聲，那是書頁與時光低語的沙沙聲。這間書房，木質地板沉穩溫暖，似乎吸納了無數個世紀的思考與辯論。
房間中央的長桌旁，已經坐著一位年輕人。他的頭髮梳理得整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有些嚴肅，但眼中卻閃爍著一種探究與不滿的光芒。他的身邊散落著手稿和一些書籍，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似乎正在腦中整理複雜的思緒。這應該就是Maxwell E. Foster先生，為本期雜誌撰寫「Leader」一文的那位年輕編輯。在他對面的一張扶手椅裡，坐著一位身形稍顯圓潤的男士，他安靜地抽著菸斗，煙霧在他身邊繚繞，他的表情更為沉穩，彷彿是閱盡世事後的觀察者，或許代表著參與雜誌編務的另一種聲音，或是那位簽署「Editor’s Table」的Cory先生。
我輕輕走近，腳步在地板上發出細微的聲響。Foster先生抬起頭，鏡片後的眼神帶著一絲意外。
「您好，Foster先生，以及，呃…這位先生。」我向他們頷首，「我是艾麗，來自一個對貴刊這期內容，尤其是您在『Leader』一文中所表達的觀點，深感興趣的，未來的讀者。」
Foster先生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一絲好奇，但很快便恢復了鎮定。他旁邊抽菸斗的先生只是輕微地點了點頭，並未開口，煙斗的火星在暮光中忽明忽滅。
Foster先生開口，聲音帶著年輕人特有的清晰與些微的緊繃：「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既然您來了，請坐。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下、為當下發聲的人來說，能有機會與來自……『未來』的聲音交流，確實令人意想不到。」
我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指尖輕輕觸碰了一下冰涼光滑的木質桌面。窗外的光線又暗了一點，室內的塵埃在最後的光束中顯得更加活躍。
「感謝您的慷慨。」我微笑著說，「閱讀貴刊，尤其是『Leader』這篇文章，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屬於一個世代的聲音。您將您的世代形容為『詭計的產物』，『在幻想中受教育』，長大後成了『怪胎』，並且是『革命者』。這詞語用得相當直接。可以請您更深入地談談，為何您會對您身處的1922年的年輕世代有這樣強烈的感受嗎？『詭計』和『幻想』具體指的是什麼？」
Foster先生雙手交疊在桌上，身體微微前傾。他的目光穿過鏡片，顯得十分專注。
「您用『直接』這個詞，這很好。我們正是試圖擺脫隱晦與假象的一代。」他沉聲說道，「『詭計』，指的是我們上一代，或者說，維多利亞時代及其遺留的那些……那些被精心包裝的謊言。他們出生於『尊嚴』，接受『迂腐的學究式教育』。他們的生存之道是將『意義藏在漂亮的詞藻中』，將『感覺藏在羞紅中』。他們假裝某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不存在，認為只要『遺忘』就可以消滅它們。這種對現實的迴避與壓抑，就是我所說的『詭計』。」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組織更精確的語言。旁邊抽菸斗的先生只是靜靜聽著，偶爾緩慢地吐出一圈圈煙霧。
「而『幻想』，則是他們用來構建這個虛假世界的基礎。」Foster先生繼續道，「他們以為我們可以被撫養成『小天使』、『小六翼天使』，生活在一個沒有『罪惡』的『處女世界』。這是一種危險的幻想。當我們長大，青春期的探索讓我們從『黑暗角落摸索』學習性知識，從『字典中查詢單字』學習那些令人震驚的社會問題時，我們立刻看穿了這個幻想的脆弱。這讓我們對維多利亞時代所說的一切，都產生了懷疑。」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年輕人對被欺騙的憤怒與清醒。
「因此，我們成了一群『懷疑論者』。」他解釋道，「我們無法再輕易相信任何事情，除非經過驗證。我們認為上一代並非全是『騙子』，但很多是『傻瓜』。他們生活在一個自欺欺人的『傻瓜天堂』裡，而我們，卻是在這個天堂裡感受到了『地獄』。」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目光掃過書房裡古老的陳設，彷彿在回顧那些讓他感到窒息的過去。
「所以，我們的第一步，就是將『真相』樹立為我們的神。」他說，眼神變得明亮而堅定，「我們受夠了謊言。真相是我們的萬靈藥。我們認為無知是凡人最大的罪孽。我們的戰鬥，不是為了伊甸園那個美好的花園——在那裡赤裸代表純真，羞紅無人知曉——而是為了『善惡知識樹』。」
這番話鏗鏘有力，讓我感受到了那份屬於1920年代年輕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光芒。
「將『真相』視為『神』，這很有力。」我輕聲回應，「這似乎是一種對啟蒙運動理性的回歸，但又摻雜了某種年輕的、激進的熱情。您認為這種對真相的追求，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在您的文章中提到了科學知識，例如生物學、衛生、性教育，以及對社會問題的公開討論。這些是你們追求真相的『知識之樹』的果實嗎？」
「是的，一部分是。」Foster先生點頭，肯定了我的問題，「科學知識是基礎。身體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的。生物學、衛生學、性教育，這些都是我們大聲疾呼的。我們熱切地談論胚芽質和遺傳學；我們公然地談論生育控制、雙重標準。」
他停了停，似乎在思考如何更清晰地表達。
「這種對科學和生理知識的擁抱，是對過去那種避而不談、假裝不存在的態度的直接反叛。」他繼續說，「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認為，知道『罪惡』會玷污純真的美德之花，會激發邪惡的思想和激情，而這些只有通過長期的不用才能消滅。他們認為人類本質上有『壞的一面』，必須小心避免提及可能啟動這條『壞的一面』的事物，甚至認為需要『餓死』人身上的魔鬼。但我們拒絕這種觀點。」
「您認為人性本善？」我問。
「至少在根本上是如此。」Foster先生的語氣中充滿了信念，「邪惡是我們的文明和社會體系滋生的產物。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罪犯，都是精神失常的。社會應該為這種精神失常負責。我們必須研究精神失常的原因，必須將其廣為傳播。人們必須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了，他們就會改進。我們必須教育自己去認識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我們必須了解最糟糕的情況，才能做到最好。」
他這番話，讓我聯想到一些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萌芽觀念。這確實是與強調原罪的傳統教會觀點截然不同的立場。
「您提到，這種對知識的追求，一部分是科學知識，另一部分是『常識』，尤其是在『清教徒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胡說八道』被摧毀之後。」我接著問，「這種『常識』體現在對社會習俗的質疑上，比如裙子的長度、女性剪短髮、吸煙、飲酒、甚至咒罵。您認為這些行為本身並非『壞』，而只是因為被傳統視為禁忌。這種對個人行為規範的挑戰，是否也是年輕世代追求『真相』和『自由』的一種體現？」
Foster先生聞言，臉上終於露出了今天第一次比較輕鬆的表情。
「啊，您讀得很仔細。」他笑了笑，「是的，正是如此。老一代人看到我們這些『半裸的女孩』和『沒有信仰的男人』，就揚起他們的單邊眼鏡和長柄眼鏡，說：『哎呀呀，天哪。這可不是個好年輕人。』但我們想說的是，這有什麼區別呢？露出腿和露出手臂有什麼區別？剪短髮、吸煙、飲酒、咒罵，這些如果對身體無害，那它們就是好的；如果它們『壞』僅僅是因為清教徒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老祖宗這麼說，或者因為摩西從山上摔下來時帶了幾塊石碑——『那又怎樣？』它們根本就不是壞的。」
他用了一個帶有挑釁意味的詞語，顯然是對傳統權威的公然蔑視。
「我們認為，美國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他們從未表達過的理想之下，而同時表達著他們從未真正踐行的理想。」他解釋道，「愚蠢的膚淺規則和一些醜陋的禁忌，就是從這些被表達出來的理想中滋生出來的。否則，它們就像屍體一樣，在創造它們的人眼前腐爛。年輕世代認為，這些理想從未真正『活過』。所以，我們認為自己是一個『建設』的世代，而不是一個『破壞』的世代。」
「您強調『建設』，而非僅僅『破壞』。」我捕捉到這個重點，「這聽起來像是試圖在舊的廢墟上建立新的價值觀。您認為，這個世代在『建設』什麼？您在文章中舉例，推翻了『過去文學中荒謬的擬人化上帝』，取而代之的是將『上帝視為人類潛能實現的願景』，並引用了Thomas Hardy的詩句。這是一種將神性回歸人類自身、強調集體連結與善意的『建設』嗎？」
「正是如此。」Foster先生的語氣又變得嚴肅起來，「我們不為拆毀舊的、荒謬的、擬人化的上帝而自豪，但我們自豪的是，擺脫了那片瘴氣之後，我們得出了將上帝視為人類潛能實現的願景的結論。這是一種內在的、以人為本的視角。正如Hardy詩中所言，『依賴的只有人心資源，在緊密相連的兄弟情誼中，被充分綻放的慈愛所恩賜，以及不求自來、不為人知的異象之助。』這是我們的『信仰』。」
他靠回椅背，看著窗外漸深的暮色。煙斗先生也在此時輕咳了一聲，引起了Foster先生的注意。
「當然，這種『建設』也體現在我們對待人際關係和情感的態度上。」Foster先生轉向我，語氣變得更為柔和，似乎想將話題引向更為個人的層面，「我們不為撕開維多利亞時代小心翼翼遮掩的女性面紗而自豪，但我們自豪於其建設性的結果——不再有無知，我們可以在性的赤裸中看到美麗和純潔。我們推倒了那些用體面而哀傷的無花果葉花環覆蓋世界的醜陋謊言，但我們正在從這場拆遷的廢墟中創造一種赤裸的、理性的健全（naked sanity），這讓我們感到合理的驕傲。」
「所以，對性和身體的公開和健康的態度，是這種『健全』的一部分？」我問，試圖深入這個當時仍屬敏感的話題。
「是的。」Foster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十年前，《無名的裘德》被稱為『淫穢的裘德』，而今天，它被視為一部傑作，以極度誠實的方式探討上帝和婚姻的神聖權利。婚姻變得不再那麼永恆，而更加仁慈。離婚者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視為十惡不赦的人。如今，無論好壞，都不再是那麼有力的譴責了。」
他解釋了這種變化背後的心理因素：「在維多利亞時代，性之所以成為一種痴迷，是因為它被過度強調——通過避而不談的方式。而作為反應，在弗洛伊德的影響下，有一瞬間它又因為完全相反的原因而成為一種痴迷。但對於我們年輕世代來說，它正在回歸正常慾望的範疇，就像飢餓和口渴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尤其是將弗洛伊德的影響納入其中。」我說，「您認為，這種對性與情感的開放態度，對當時年輕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女孩和男孩之間的關係比過去更加開放、更加真實。」Foster先生說，臉上似乎閃過一絲年輕人的靦腆，但很快被他那種務實的語氣所取代，「不再有婚前那令人厭惡的約束，導致不幸的生活。在年輕世代中，更容易了解自己將要嫁娶的對象。他們彼此之間越來越誠實。他們也越來越將自己視為理性、心地善良的人。」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顧自己剛剛說出的這些頗為理想化的描述。
「當然，我並非為年輕世代辯護或攻擊他們。」他補充道，「我只是在嘗試表達我們所遵循的理想，以及他們教給我的理想。認為他們沒有理想的荒謬想法，已經流傳太久了。我試圖去定義這些理想。這些理想之所以存在，只不過因為它們與過去不同罷了，而非不存在。我們作為一個世代，並不比我們的先輩更不誠實，更不光彩。然而，有人說我們沒有理想？那只有傻瓜才會這麼說。」
「您對『傻瓜』這個詞似乎情有獨鍾。」我輕笑著說，「在您的文章中，您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稱為『傻瓜』，又說只有『傻瓜』才會說年輕世代沒有理想。這詞語背後，是否隱藏著更深層的含義？是單純的貶低，還是一種……認知上的區別？維多利亞時代的『傻瓜』是不願面對真相，而說年輕世代沒有理想的『傻瓜』是看不見真相？」
Foster先生微微蹙眉，似乎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措辭。旁邊的煙斗先生此時輕輕敲了敲煙斗，發出兩聲清脆的響聲，彷彿在提醒著什麼。
「嗯……也許不是簡單的貶低。」Foster先生若有所思地說，「這是一種認知上的差異，是的，更是選擇上的差異。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選擇了『不知情』或『假裝不知情』，認為這是消滅令人不快事物的辦法——通過一個緩慢的遺忘過程。他們相信原罪，認為人類有『壞的一面』，需要餓死魔鬼。」
他語氣轉為強調：「而年輕世代則認為，『知道』，而且所有人都『徹底地知道』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物，最終會激發人類去改變它們；去精力充沛地清理奧吉亞斯的牛圈。您可以看到，這兩個世代對人性的看法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認為知識會玷污純真，而我們認為人本善，邪惡是文明和社會造成的。我們必須研究問題的起因，廣為傳播。人們必須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他們就會進步。我們必須教育自己，直到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我們必須了解最糟糕的情況，才能做到最好。」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意識上遵循著教會教條，相信原罪；而年輕世代，無意識地遵循著浪漫主義的精神，相信天生的善良。」Foster先生總結道，語氣中帶著一絲詩意的沉重，「他們是超越普通人的理想主義者；而且他們在追求理想時，是無情的。」
「『無情的』。」我重複這個詞，感覺到其中蘊含的力量與可能的代價，「聽起來，這份對理想的追求，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甚至可能帶來傷害。在同期的雜誌中，我讀到了L. Hyde先生的《一個不思考者的沉思》（The Meditations of a Non-Thinker）。這篇文章似乎在質疑『思考』的價值，認為過度的思考會帶來痛苦，甚至導致『精神上的放縱』，如同吸食鴉片般有害，而『感覺』或『想像力』才是美好的、有益的。這與您在『Leader』中對『知識』和『真相』的強調，似乎存在一種張力。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Foster先生的眉頭再次鎖緊。他旁邊的煙斗先生也似乎更用力地吸了一口煙，房間裡煙霧更濃了一些。
「Hyde的觀點……確實是一種不同的聲音。」Foster先生緩慢地說，斟酌著詞語，「他對『思考』的危險性的描繪，尤其是那種將其比作毒癮的部分，確實讓人感到不安。他認為思考會讓人『陷入失控的狀態』，最終『沉淪在令人作嘔的泥濘中』，而『感覺』——像感受夕陽下的鄉村景色那樣的感受——才是神聖的、不可測的、更美麗的。」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腦海中權衡Hyde的論點。
「我理解他的擔憂。」Foster先生承認道，「過度的、脫離實際的、或者說是『病態的』思考，確實可能導致精神上的困境。他將其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自欺欺人聯繫起來，認為那種不看清真相的思考是痛苦的源泉，這或許有一定的道理。」
「但他似乎走得更遠，質疑了思考本身的價值，而推崇『想像力』。」我說，「他甚至用了一個比喻：心理學家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思考，但他認為區別更在於想像力。並以諷刺的語氣問讀者：如果讀了這篇『幾乎沒有思考的文章』後感到快樂，那是否說明讀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動物』？這是一種……非常規的論證方式。」
「是的，非常規，甚至帶有挑釁性。」Foster先生笑了笑，這次的笑聲中帶著一絲欣賞，「Hyde是個藝術家，或者至少，他用藝術的方式來思考。他並非真的反對『思考』，我認為。他反對的是那種『不健康的』、『脫離情感和現實的』思考。他強調『感覺』和『想像力』，或許是在提醒我們，追求『真相』不能僅僅是冰冷的理性分析，它也需要情感的投入、需要同情心、需要一種更廣闊的、能看見事物全貌的『想像力』。他引用了鄉村景色、牛鈴聲、日落的顏色，這都是在強調感官體驗和情感的連結。」
他沉吟片刻：「也許，他是在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表達，我們在追求『知識樹』的果實時，不能忘記伊甸園裡那些未經遮掩的美好——不是維多利亞時代虛假的純真，而是基於對真實人性的理解後，才能達到的那種『赤裸的健全』。這種健全，既需要理性的光芒，也需要情感的溫度。」
我注意到，他將Hyde的觀點與他自己的「赤裸的健全」概念聯繫了起來，似乎找到了兩種看似衝突的觀點之間的潛在和聲。
「這是一種美好的詮釋，將『思考』與『感覺』視為追求『真相』的兩個不同維度，而非完全對立。」我說，「這也似乎呼應了這本雜誌本身的多元性。除了您和Hyde先生的文章，還有詩歌、小說、書評。這些不同的文學形式，是否也是這個世代嘗試從不同角度，捕捉和表達他們所看見的『真相』的方式？」
「當然。」Foster先生的語氣變得更加確定，「《耶魯文學雜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平台，匯聚學生們多樣的聲音。我們相信，『真相』並非只有一種表達方式。詩歌可以用意象和節奏觸動人心，小說可以用故事和人物探索人性的複雜，評論可以對思想和藝術進行理性的審視。這些都是我們試圖理解和描繪世界的不同『維度』。」
他提到雜誌中的其他內容：「比如Russell W. Davenport的詩《Truth》，他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了真相如何突然閃耀，成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魂中之魂』，並與愛情、生命、甚至不朽聯繫在一起。這與我在散文中的論述不同，但同樣是在追求某種終極的真實。」
「而Myles Whiting的短篇小說《Selima》，」Foster先生繼續說道，「看似講述一個船長的秘密婚史，最後卻揭示了一個關於『沒有存在過的人』和『愚弄小鎮五十年的玩笑』的故事。這其中也包含了某種關於真相、關於人們如何看待『神秘』、以及生活本身可能帶有的荒誕性與幽默感的探索。它以一種虛構的方式，觸及了現實中人們的猜疑與對未知的好奇。」
「甚至書評，」他指了指桌上攤開的雜誌，「我們評論當代作家的作品，例如Sinclair Lewis的《Babbitt》，Wilmarth Lewis的《Tutor’s Lane》，還有Stephen Vincent Benét的《Young Peoples Pride》。透過評論這些作品，我們也在表達我們對文學的看法、對時代的觀察。我們批評《Babbitt》『過度應用細節』，但承認它對典型美國中產階級的描寫『更接近實際的真實』。我們讚賞Wilmarth Lewis的諷刺和客觀性，認為他『擅長同時嘲笑角色和讀者』。這些評論本身，就是一種對文學和社會的『真相』的解讀和表達。」
他講述這些內容時，眼神中閃爍著對文字、對思想的熱情。旁邊的煙斗先生此時終於開口，聲音低沉而緩慢，帶著一種歷經歲月的滄桑感。
「這些年輕的聲音……」煙斗先生說，語氣中聽不出褒貶，只有一種平靜的觀察，「他們急於打破舊的偶像，尋找新的真理。這股力量是強大的，也是必須的。但有時候，在急於『建設』的過程中，會不會也無意中推翻了某些，並非完全是『謊言』或『幻想』的事物呢？比如對傳統的尊重，對緩慢變化的耐心？他們對『真相』的追求，是否會讓他們對複雜的人性和社會，變得過於『無情』？」
Foster先生聽了煙斗先生的話，臉上的光芒似乎暗淡了一點。他轉向那位長者，眼神中充滿了敬意。
「Cory先生，您的擔憂是有道理的。」Foster先生恭敬地回應道（原來這位是簽署Editor’s Table的Cory先生），「我們的確是『無情』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對虛偽和壓抑充滿了憤怒，有時候，這份憤怒會讓我們顯得過於尖銳，甚至傷害到那些並非惡意，只是受制於時代的人。」
「我們認為，了解『最糟糕的情況』是為了『做到最好』。但這個過程本身，可能就會帶來痛苦。」Foster先生坦誠地說，「正如Hyde先生所描繪的，當你深入思考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物時，那種痛苦是真實的。我們的『真相』，有時會像剝開傷口一樣，讓人感到疼痛。」
Cory先生點了點頭，沒有再說話，只是又抽了一口煙。
我能感受到這兩位編輯之間微妙的互動，一個充滿年輕的激情與理想，另一個則代表著經驗的沉澱與反思。
「這場關於『真相』、關於『世代差異』、關於『思考與感覺』的討論，非常引人入勝。」我說，「它不僅讓我理解了貴刊這期內容的核心，更讓我看到了1922年那個時代年輕知識分子內心的掙扎與探索。你們試圖定義自己的『理想』，即使這理想看起來與過去截然不同。」
我看著窗外，暮色已深，遠處隱約傳來校園裡的鐘聲。時間過得很快。
「或許，時間本身就是最偉大的仲裁者。」我輕聲說，「無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詭計與幻想』，還是1922年年輕世代的『真相與健全』，最終都會被時間的河流沖刷、檢驗。但貴刊在這裡留下的文字，卻承載著那個特定時刻的『光』，是你們對世界的觀察、思考和感受的凝結。」
我起身，再次向兩位表達感謝。
「非常感謝二位，Foster先生，以及Cory先生，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見解。」我說，「這場對談，對我理解貴刊的意義，至關重要。」
Foster先生站起身，向我伸出手。
「艾麗小姐，這場關於『未來』的對話，同樣對我們意義非凡。」他握了握我的手，掌心帶著寫作留下的微涼，「能知道我們百年前的聲音，依然能在『未來』引起回響，甚至激發思考，這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Cory先生也站了起來，向我點頭示意。
「願你們那個時代，能真正實現你們所追尋的『真相』和『健全』。」他緩緩說道，語氣中帶著一絲複雜的情感，「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我回應了他的願望，轉身離開這間充滿古老氣息的書房。身後，我聽見Foster先生的聲音再次響起，似乎在與Cory先生繼續討論著什麼，他們的聲音與書頁的沙沙聲、煙斗的輕響，一同融入了耶魯校園寧靜的秋夜。
[光之凝萃]{摘要：本文以耶魯大學文學雜誌1922年10月刊為文本，透過「光之對談」約定，模擬一場與該期雜誌核心作者Maxwell E. Foster（及隱含的編輯群代表Cory）的跨時空訪談。對談聚焦於文章「Leader」中闡述的「年輕世代」觀點，探討他們如何反叛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與壓抑，追求「真相」與「知識」，建立基於人本善和開放態度的「赤裸的健全」。文章也融入對同期雜誌中其他文章的討論，如L. Hyde對思考與感覺的辯證，展現該世代思潮的多元與衝突，以及他們作為「建設者」的理想與抱負。}{關鍵字：耶魯文學雜誌; 1922年; 年輕世代; Maxwell E. Foster; Leader; 真相; 維多利亞時代; 虛偽; 知識; 常識; 性教育; 理想主義; 人性本善; 建設; 思考與感覺; L. Hyde; Selima; 書評; 光之對談; 光之居所; 文學部落; 光之場域; 光之雕刻; 光之凝萃}{卡片清單：1920年代美國社會變革; 耶魯大學文學雜誌的角色與影響; Maxwell E. Foster的年輕世代宣言; 維多利亞時代價值觀的瓦解; 年輕世代對「真相」的追求; 知識與科學在1920年代的重要性; 性別平權觀念的早期萌芽; 年輕世代對傳統習俗的挑戰; 「建設」而非「破壞」的世代哲學; 人本善與社會結構對邪惡的影響; Thomas Hardy詩句在青年理想中的體現; Myles Whiting短篇小說《Selima》中的真相觀; L. Hyde《一個不思考者的沉思》的思想探討; 思考與感覺在理解世界中的辯證關係; 1922年青年對當代文學的批判視角; 《Babbitt》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描寫; Lytton Strachey作品中的維多利亞與法國對比; 《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作為多元思想平台的價值; 強制性教堂禮拜的爭議; 大學餐廳管理問題在1922年的反映; 年輕世代的理想主義與現實挑戰; 文學作品如何反映時代思潮與心理狀態; 跨越時空的對話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