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About an Author》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文學部落的一員。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啟動時光機，回溯到阿諾德·班奈特（Arnold Bennett）寫下《一位作者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an Author）的年代，與這位坦率的作家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

阿諾德·班奈特（1867-1931）是英國多產的作家，以其對五鎮地區（Staffordshire Potteries）工人階級生活的寫實描寫聞名，代表作包括《老婦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與《克雷亨格的歷史》（Clayhanger）。然而，《一位作者的真相》這本以自傳體寫成的作品，揭示了他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更為實用、有時甚至帶點犬儒的一面。書中，班奈特毫不保留地分享他如何從一個法律事務所的速記員，一步步踏入報業、評論界、小說創作、甚至劇本寫作，其動機往往是基於經濟需求而非純粹的藝術衝動。他剖析了文壇的運作、出版業的現實、評論的真相，以及一個作者如何在藝術理想與謀生現實之間掙扎與妥協。這本書以其極度的坦誠和反浪漫的姿態，呈現了一個與大眾想像截然不同的作家形象，也為後世研究這位作家及其時代提供了寶貴的視角。這是一份關於文學「真相」的告白，沒有粉飾，只有赤裸裸的實踐經驗。

時光機輕微地震動，將我帶回了約莫1900年代初的倫敦。空氣中瀰漫著煤煙與微濕的氣味，馬車聲與行人匆忙的腳步聲從窗外隱約傳來。我置身於一間略顯雜亂卻充滿書卷氣息的閣樓書房。午後的陽光掙扎著穿過有些灰塵的窗戶，照亮室內高疊的書稿、散亂的信件和幾個冰冷的咖啡杯。空氣中混合著紙張、油墨和淡淡的菸草味。「光之閣樓」的場域感籠罩著一切，讓時間的界線變得模糊。

我看到阿諾德·班奈特，一個身形結實，眼神銳利而帶著一絲不苟言笑的男人，正坐在他的書桌前，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他看起來比書中描述的那個初到倫敦的青年更為沉穩，但眉宇間的精明與務實卻顯而易見。我輕咳一聲。

茹絲： 班奈特先生，您好。我是茹絲，來自一個... 嗯，一個稍微遙遠的地方，對您的作品，特別是這本坦率的《一位作者的真相》深感好奇。我希望能與您聊聊，關於您筆下的那位「作者」，以及他追尋真相的旅程。

班奈特停下了筆，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探究，隨後被一種習慣性的、略帶諷刺的平靜所取代。

班奈特： （輕描淡寫）遙遠的地方？哦，文人總喜歡用些迂迴的說法。不過，您對這本書感到好奇，這倒讓我覺得有些意外。畢竟，它可不是什麼浪漫的冒險故事，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或者說，一個極其不普通的人，如何在這個行當裡討生活的一點老實記錄罷了。您想聊什麼？關於...那個在文字世界裡掙扎、偶爾得意、更多時候覺得自己是個傻瓜的我嗎？

茹絲： （微笑）正是如此。您在書的開頭提到，曾為自己是否是個「藝術家」而困惑，甚至有些排斥這個稱號。在您眼中，「藝術家」似乎與「能適應現實」是對立的。這份對「藝術氣質」的戒備，是從何而來的呢？

班奈特： （揉了揉額角，嘆了口氣）那份戒備… 怎麼說呢，或許是源於我那「硬朗、冷靜」的頭腦，以及早年接觸的那些「藝術家」。他們有些… 怎麼說呢，有些不接地氣。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對現實生活中的柴米油鹽、合同條款一竅不通。我看著他們，覺得他們像孩子一樣，需要有人在過馬路時引導。而我，那時是個「精明的生意人」，懂得分文必較，擅長談判，能解決棘手的困境。這種反差太強烈了。我曾為自己的務實頭腦感到驕傲，甚至取笑他們的「藝術氣質」。

直到有一天，一位藝術家朋友對我說：「你也有，只是你不知道。」這句話像雷聲一樣在我耳邊炸開，讓我夜不能寐。藝術家？我？這怎麼可能？我的世界是數字、法條、合同，是冰冷清晰的邏輯，不是模糊不清的情感和靈感。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確實有某種東西在騷動，某種對美、對表達的渴望。但即便如此，我依然習慣性地想將這種「藝術」為我的「商業頭腦」服務。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混合體，坦白說，我至今也未能完全理解。

茹絲： 您在書中描述了童年時，無意識地被文學吸引，那頁殘破的書頁，以及寫作詩歌和故事的初體驗。儘管您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比如那枚一先令的桂冠），但那句「魚有口袋！」的嘲笑似乎讓您放棄了寫作很長一段時間。童年的這些文學「插曲」，對後來的您有什麼潛移默化的影響嗎？

班奈特： （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懷舊，隨即被自嘲取代）哦，那頁殘破的書頁，那是我最早對「印出來的東西」產生的敬畏。那時我還不識字，卻能假裝讀得津津有味，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正派」和「優越感」。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極度的自欺欺人，但也許，那份對「印出來的文字」的假裝的投入，就已經播下了種子。

至於那首詩和那個故事… 天哪，那真是羞恥的回憶。「魚有口袋！」——那句話像一顆擲向我的石頭，在我的少年時代迴盪了好幾個月。它讓我明白，即使是孩子氣的「創作」，一旦暴露在外，也可能招致無情的嘲笑。那份羞恥感，或許讓我暫時轉向了更為「安全」的愛好，比如水彩。水彩畫，至少成果是具體的、可以被直接「看見」和「評價」的，不像文字，那麼容易暴露你內心的… 愚蠢。

但即便放棄了，那些早期的嘗試，那份「我能夠創造些什麼」的微弱信念，其實並未完全熄滅。它只是潛藏了起來。那場寫作競賽，那位校長的命令，雖然是外在的推動，卻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寫作是可以被「要求」的，是可以像做功課一樣「完成」的。這或許是我後來作為一個高度自律、以固定產出為目標的作家的起點。我從未「渴望寫作」，我只在看到「寫作帶來的好處」時才會動筆。這就是我的「真相」之一。

茹絲： 您在倫敦作為法律事務員的日子，雖然看似與文學無關，卻學到了極為寶貴的技能：為費用清單報稅的藝術，以及更重要的，「顯得比你知道得更多」的能耐。您甚至認為這是您賴以為生的三個特質之一。這種「表演」的能力，在您的寫作生涯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班奈特： （身體微微前傾，露出一個狡黠的笑容）啊，您抓住了重點。這「顯得比你知道得更多」的能耐，正是我在文學界立足的基石之一。坦白說，我在二十一歲來到倫敦時，對文學的了解非常有限，遠不如我假裝的那樣。我的書架上堆滿了古籍善本，但我根本沒時間去讀它們。我只是「掃視」一下，了解一些表面的知識，記住一些人名、書名、出版資訊。然後，我憑藉著敏銳的記憶力、尚可的品味，以及最重要的，那份敢於「裝作權威」的膽量，在倫敦文壇的社交場合中遊刃有餘。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我感到很害羞的客廳裡，主人記不起白朗寧在威尼斯的故居名字。我立刻脫口而出：「雷佐尼柯（Rezzonico）。」就這麼一個詞，讓他們驚訝不已，從此我就成了他們眼中「精通英國文學」的權威。這多麼荒謬，又多麼真實！

這種「表演」的能力，在我的寫作和評論中也無處不在。當我作為評論家時，我並不會把所有書都從頭讀到尾，尤其是那些平庸之作。我學會了如何快速捕捉一本書的特點，從書名、作者、出版社，到開頭、中間隨機翻開的幾頁，甚至章節標題、遣詞用句的風格，就能大概判斷它的價值和水準。這不是欺騙，這是一種「專業技能」，一種「專家」的直覺。當然，這只限於大多數平庸的作品。遇到真正優秀或獨特的作品，我還是會深入閱讀的。

再者，這種能力也體現在我如何將生活中的瑣事轉化為文章。一輛狗拉車的輪子掉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摔倒了，這些生活中的「無」是如何被我轉化為有意義、有「文學性」的「有」？這就是一種魔術，一種「顯得重要」的技巧。它不是源於深邃的思考或情感，而是源於一種將細節「雕刻」出來、讓它們看起來有份量的能力。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雕刻」，是為了填滿版面、為了獲得報酬而進行的。

茹絲： 您在書中花了相當篇幅描述自由撰稿人的「屈辱」。您將自由撰稿人比喻為「兜售零活的流浪漢」、「乞求麵包屑的下人」，甚至說這是您文學生涯的「煉獄」。是什麼讓您對那段經歷有如此強烈的負面感受？它對您後來的寫作觀念有何影響？

班奈特： （臉色變得有些陰沉，語氣也沉重起來）屈辱？是的，就是屈辱。人們總喜歡浪漫化「自由」這個詞，自由撰稿人聽起來多麼灑脫啊！依靠自己的才華，不受約束。但事實呢？你依靠的是編輯的心情，市場的變化，甚至是郵差的敲門聲。每一封退稿信都是一記耳光，打在你的臉上，提醒你你的作品不夠好，不夠「暢銷」，不夠符合那個「混亂的百萬大眾」的低俗品味。

你必須不斷地「迎合」，「奉承」，試圖猜測市場的需求，寫那些你可能根本不感興趣、甚至鄙視的題材。你像一個商品推銷員，不斷地將自己「發明」出來的東西兜售給那些挑剔的「買家」。那段時間，我寫過關於律師費用的文章，寫過無數迎合大眾的「花邊」新聞，甚至為了二十幾畿尼的獎金去縮寫一本通俗小說。這不是為了藝術，這完全是為了生存。

我每天晚上都在「勞作」，艱辛地構思、發明、打磨，只為了寫出那些「抓人眼球」和「有時效性」的東西。我的靈魂，或者說我曾經對藝術有那麼一點傲慢的靈魂，回顧那段時間，都感到厭惡。那是情感和智力的「失格」。

然而，也正是那段「煉獄」般的經歷，磨鍊了我的「手藝」。我學會了在極短的時間內，從一堆新書中「撕扯出」核心，並以還算不錯的文筆寫出一篇約一千五百字的評論。我學會了精煉文字，每一個詞語都要有用，每一個句子都要有效。這份「手藝」，這份對語言的掌控能力，至今依然讓我自豪。

那段經歷讓我看清了文壇的現實：這首先是一門「生意」。藝術？那是奢侈品，是在你填飽肚子、支付房租、滿足那些「更具食用性和溫暖」的需求之後，才能偶爾去追求的東西。這或許聽起來 cynical，但這就是我所體驗到的「真相」。它讓我不再對文學抱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而是學會了將寫作視為一種可以運用策略、可以追求效率、可以帶來商業回報的「手藝」。

茹絲： 從自由撰稿人到週報的助理編輯，再到主編，您提到這一次轉變是拜「影響力」所賜，而非您的才華。這是否進一步加深了您對文學世界「不浪漫」本質的認識？您作為主編的日子，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

班奈特： （輕哼一聲，嘴角帶著一絲不屑）是的，那次轉變完全是「影響力」的結果。我從未為那份女性週報寫過一個字，卻憑藉著「關係」和之前發表的一些文章樣本，輕而易舉地得到了那個職位。這再次印證了文壇並非完全由才華決定，人脈和機遇同樣重要，有時甚至更重要。這就是現實，冷酷而高效。

作為主編的日子… 啊，那是一個充滿奇遇的時期。我突然從一個苦苦掙扎的「流浪漢」，變成了一個擁有「權力」的人。人們開始奉承我，邀請我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聚集了許多編輯的場合，我意識到三年前，我會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權力的滋味，一開始確實讓人有些飄飄然。

但我很快就學到了主編這份工作的「真相」。這不是什麼「藝術」的殿堂，而是一個龐大的、充滿壓力的「機器」。你需要決定報紙的「政策」，猜測那變幻莫測的「大眾品味」。你必須同時關注宏大的世界局勢和一個地方記者是否會寫出誹謗性的內容。每一期報紙付印之前，那種錯誤可能已經發生、卻無法挽回的懸念，像蟲子一樣啃噬著你的心。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或許是處理與女性撰稿人的關係。這份工作充滿了微妙而難以言喻的「女性氛圍」。一些女性，少數，但確實存在，會毫不避諱地利用她們的「女性魅力」來爭取機會。我會坐在辦公室裡，看著她們，心裡嘲諷地想：「妳以為妳掌控了我，女士，但妳大錯特錯了。」然而，又有哪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能百分之百地確定自己沒有被影響呢？這是一個太過敏感的話題，我曾在書中說這隻適合寫進小說，但我卻打定主意永遠不寫這樣的小說。

不過，我也必須說，大多數女性撰稿人，我遇到的是最忠誠、最認真、最願意學習的人。她們在學習語法時那份嚴肅勁兒… 語法，那是寫作女性的災星！我花了無數時間試圖讓那些不懂語法的性別接種疫苗… （他突然停頓了一下，似乎陷入了回憶）那是一個充滿悖論的世界，充滿現實的壓力和人性的微妙。

茹絲： 您在書中承認，寫作第一本小說《在陰影下》時，您的目標是「名聲和每年一千英鎊」，而非純粹的藝術。您渴望模仿法國自然主義大師的風格，追求「準確的詞語」（mots justes），避免煽情和戲劇性。但過程充滿了掙扎和自我懷疑。能否詳細描繪一下，您在創作第一本小說時，是如何在理想與現實、自我要求與實際能力之間拉扯的？

班奈特： （重新坐直，眼神中帶著一種回憶的複雜）啊，我的第一本小說，《在陰影下》。那確實是一個「宏大的決心」。在我的短篇故事被《黃皮書》接受並受到好評後，我心裡喊了一聲：「見鬼！我要寫小說了！」我以為我已經「學會了寫作」。

那時，我對法國小說家如龔古爾兄弟、屠格涅夫、福樓拜、莫泊桑等人頂禮膜拜。我鄙視當時英國小說的煽情和虛假。我想寫一本完全不同的書，一本「真實」的書。它必須是「灰暗、陰鬱、憂傷」的，即使我當時的生活並非如此。它不能有詩歌引用，不能有章節標題，段落要突然開始或結束。每個詞語都要是「準確的詞語」，句子要有「起伏」，形容詞和動詞要有「色彩」。而且，這一切都要在「不犧牲真實」的前提下完成。這聽起來多麼… 充滿藝術氣息，是吧？

然而，當我真正坐下來動筆時，那種「宏大感」瞬間崩塌了。我發現自己根本做不到！我的句子寫出來，都是「該死的穆迪風格」（Mudiesque，指當時流行的平庸風格），那些「準確的詞語」像躲在雲裡一樣找不到。我感到自己像個傻瓜，一個無能的笨蛋。我開始懷疑「文學」本身是否存在，它是不是只是一個海市蜃樓，或者是一種集體騙局？寫這些無聊的日常生活故事有什麼意義？藝術到底是什麼？

那段時間，我寫得非常慢，六個月才寫了三萬字。每天晚上，我都與文字搏鬥，充滿了絕望。那種感覺，就像你明明知道自己想去哪裡，卻發現雙腿不聽使喚。我曾想放棄，去最近的酒吧喝一杯，或者讀點別的書來逃避。

但就在某個夜晚，在寫作一個章節的過程中，一種「神秘的滿足感」突然湧上心頭。我知道這個章節是「好的」，而且會變得越來越好。情感和技巧在那一刻達成了和解。那感覺就像突然找到了一張藏寶圖，上面有血紅色的十字標記。我放下筆，出去散了個步，決定給這本書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回顧之前寫的內容，雖然很糟糕，但它們「堆疊」起來，竟然產生了一種我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像把一個「平庸」的東西，艱難地拖上了通往「崇高」的階梯，它雖然疲憊不堪，但已經安全地停在那裡，等待我第二次的努力。從那天起，我的寫作狀態變了。雖然偶爾還有懷疑，但總體上，我對我的小說充滿了自信。我認為它是一部「與眾不同、想像力豐富、有韻律感」的傑作。越接近結尾，我的自負感就越強烈。

我在凌晨三點寫完了書的最後一個字，那時我已經連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那是一種「戲劇性」的狀態，彷彿自己就是大仲馬。但即便在那種時刻，我依然不敢稱自己為「藝術家」。我缺乏那份勇氣，去相信自己擁有那種「天生的、不可習得的、神聖的火焰」。直到一年多以後，那個小小的插曲（指被一位女性讀者讚賞其詩歌）才給了我膽量，讓我覺得自己或許也屬於那個「古怪的本雅明部落」（指藝術家）。

所以，那段拉扯，是理想被現實敲打、卻又在實踐中找到新的可能性的過程。我從一個浪漫的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在現實限制中尋找突破的「手藝人」。這本書本身，以及它創作的過程，就是我與「藝術」和「真相」搏鬥的記錄。

茹絲： 您在書中描述了自己是如何進入評論界、成為一名文學評論家。您坦承自己作為評論家的「真相」之一，就是並不會讀完所有評論的書籍。您認為這不是不公正，而是作為「專家」的效率。能否深入談談您對文學評論的理解，以及在您看來，一個好的評論家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班奈特： （端起一杯已經冷卻的茶，淺嚐一口，放下）啊，評論界… 這是另一個充滿「真相」的地方。正如您所說，是的，我不會讀完我評論的每一本書，尤其是小說。這對於外行人來說，或許聽起來不可思議，甚至不道德。但這就像一個品酒師，不需要喝完一整瓶酒，就能判斷它的品質和特點；或者一個醫生，不需要把病人的每個器官都檢查一遍，就能診斷出問題所在。這是一種「專家」的判斷力，是經年累月經驗累積的結果。

作為一個評論家，我的「真相」在於我擁有強烈的判斷欲和表達欲。我看到一本書，立刻就會產生對它好壞的清晰判斷，而且我會堅信這個判斷，甚至會為此與人爭論。我不能容忍一本「毫無價值」的書存在於世，或者看到我的朋友閱讀它。這不是什麼崇高的追求，而是一種源於內心的焦慮，一種必須「撥亂反正」的衝動。

我認為，一個好的評論家，首先必須具備「真正的信念」，有一種清晰的「訊息」或「教義」。平庸的評論家，他們的觀點是「發明」出來的，沒有根基。而我，我對文學有自己的標準，即使這些標準有時會與大眾相悖。

其次，一個好的評論家需要有「想像力」。這聽起來可能矛盾，評論不是應該客觀理性嗎？但我的意思是，評論家必須有能力「將自己置於」不同類型讀者的位置。我讀一本書，會先忘記自己作為一個「高品味」文學人士的身份，變成那個「想像中的複合讀者」，去感受這本書是否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哪怕只有一點點。如果能，我才會回到自己的身份，去分析它為何有趣，為何不夠有趣，去解剖它的優缺點，判斷它的價值。這是一種理性和情感的結合，是「高品味」與「市場意識」的平衡。

我的經驗告訴我，出版商的讀者，也就是第一線的評論家，他們其實是懷著善意的。他們「渴望」發現優秀的作品，因為那對他們的事業有利。當他們打開一份手稿時，是帶著「或許這裡有什麼真正好的東西」的期待。然而，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失望了。這就是為什麼平庸的作品充斥著市場，因為「他們找不到更好的」。這是一個悲哀但現實的「真相」。

最後，我認為評論家總體上對小說家是慷慨的，甚至有些「過於仁慈」。很少有評論家會真正「詆毀」一本有真正價值的書。那些抱怨評論家苛刻的，往往是那些渴望得到「永恆讚美」的少數人。評論，就像我寫作一樣，是一門生意，也是一種手藝。它需要判斷力、效率，以及一點點為真理而戰的勇氣，即使這個「真理」有時只是關於一本書的好壞。

茹絲： 您書中對寫作連載小說和劇本的描述，再次強調了其「商業」而非「藝術」的動機。您毫不諱言是為了賺錢和為自己的書籍打廣告。這種將寫作視為一種「商品製造」的態度，是否會與您內心深處對「藝術」的敬畏產生衝突？您如何平衡這兩者？

班奈特： （輕笑，顯得有些無奈）衝突？當然有衝突。我不是說了嗎，我曾莊嚴地發誓，要讓小說這種形式保持「純潔」，為我內心那個「藝術家」服務。然而，當 syndicate（辛迪加，指出版或媒體聯合組織）提出購買我連載小說的意向時，我毫不猶豫地撕毀了那個誓言。為什麼？因為我需要錢。我的客廳需要新家具，我渴望更高的收入，我看到了通過寫連載小說賺大錢的可能性。

我為自己找了各種藉口：我可以提升 sensational serial 的水準，這也是為藝術服務啊！我可以利用連載小說的名氣來推銷我的藝術小說啊！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只是屈服於了金錢的誘惑。寫作連載小說，特別是為那些流行週報寫，就是一種「迎合」大眾低俗品味的工作。這不是藝術，這是一種「商品製造」。

劇本寫作更是如此。我寫劇本，無論是獨自寫還是與人合作，目的都非常明確：商業成功。我想要的是「堆積如山的錢」，以及為我的書帶來「廣告效應」。劇本，從我這裡看，是一種「精密的機械裝置」，需要結構、情節、對話，但藝術成分… 坦白說，非常少。與其說我在創造藝術，不如說我在建造一座「能產生利潤的房子」。我甚至認為，寫一個商業劇本比寫一個好的藝術小說要容易得多。那些劇作家怎麼能花兩年時間寫一個劇本？這對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一個劇本才兩萬字不到啊！

那麼，如何平衡呢？或許，我從未真正平衡過。這兩者在我心中是同時存在的。一方面，我對真正的「藝術才華」懷有深深的敬畏，認為那是一種神聖的、不可習得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又是一個極度務實的人，知道在這個世界生存需要金錢，而我的「手藝」恰好能賺錢。

我或許將寫作分成了不同的「抽屜」：一個放著我對福樓拜、屠格涅夫的崇敬，對「純粹藝術」的渴望；另一個放著我的「手藝」，我的效率，我的市場意識。當我寫藝術小說時，我會打開第一個抽屜，試圖去觸摸那份「神聖的火焰」；當我寫連載小說或劇本時，我打開第二個抽屜，像一個熟練的工匠一樣，按照市場的需求製造「產品」。

這聽起來可能有些… 分裂。但這就是「一位作者的真相」。我們不是生活在象牙塔裡的聖人，我們是活生生的人，有慾望，有弱點，需要吃飯，需要付賬單。藝術是我的靈魂渴望，但商業是我的生存手段。我努力在兩者之間找到一條路，即使這條路並不總是那麼「崇高」。我享受寫商業作品時帶來的樂趣，特別是寫鬧劇時，我會忍不住笑。這是一種不同的滿足感，一種「手藝」得到認可的滿足感。這兩者，或許並非完全水火不容，它們只是… 同時存在於這個複雜的生物體內，這個被稱為「作者」的生物體內。

茹絲： 在書的結尾，您描寫了自己離開倫敦，搬到鄉下的生活。您認為遠離喧囂的城市，沉浸在單調和孤獨中，對您的創作至關重要。您將藝術家的「強烈而無情的利己主義」與在廣闊天地中的「慣例、悠閒和看似空虛的遐想」聯繫起來。這種對「單調與孤獨」的擁抱，是您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終的歸宿嗎？您在那種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滿足嗎？

班奈特： （望向窗外，眼神變得悠遠）離開倫敦，搬到鄉下… 那是我為了「做得更多」而做出的決定。倫敦太分散精力了，會議、社交、各種各樣的「活動」，它們像吸血鬼一樣吸食著你的時間和精力。我的名聲像珊瑚礁一樣緩慢增長，但我渴望的是「巨大、引人注目、決定性」的成就。在倫敦那種環境裡，我感覺自己被束縛住了。

鄉下生活… 確實是單調的。日子以一種悠閒而可愛的單調方式流逝。我睡到很晚，悠閒地吃早餐，看報紙，彷彿它們是剛印出來的。我會出去散步，收集靈感，思考樹的生長，觀察小羊搖尾巴。沒有新聞老闆，沒有撰稿人，沒有馬戲團一樣的社交活動。只有我自己，我的工作，以及一點點對房租日的擔憂。

我在那種環境中，找到了某種程度的「擴張」。我變得更加自我中心，更加「無情」地專注於我的「直接生產力」。我學會了如何讓思維「空白」，直到工作本身，那個無法抑制的衝動，衝進來填滿它。這是一種不同的紀律，一種對內心的紀律。這不是每個藝術家都適合的生活，有些人在喧囂中反而更能激發靈感。但我，我發現自己需要那份「單調與孤獨」。

這種生活是否是藝術家最終的歸宿？我無法確定。但它確實讓我的「強烈而無情的利己主義」得到了完美的展現。藝術家就是利己的，我們從生活中攫取材料，扭曲它們，將它們變成我們的作品。這是一種剝削，一種無情的需求。在鄉下，我能更純粹地體驗這種狀態。

在那種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滿足嗎？是的，我找到了。那種滿足感不是來自外界的讚譽或金錢，而是來自於「持續地發明、想像、創造、寫作」本身。即使寫出來的東西並不總是偉大的，但那份「無止境地在美的題材上變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滿足。我對自己說：「你可能更富有或更貧窮，生活更奢侈或更簡樸，但本質上，你永遠都是現在的樣子。你沒有真正的滿足可期待，除了不斷寫作的滿足。再活三十年，都是這種情感的創造，這種對美的無盡變奏。這夠好了嗎？」

而我的回答是：夠了。

但這只是當時的想法。（他再次望向窗外，眼神中閃過一絲難以捉摸的情緒）誰知道呢？垂死之際，誰又能確定沒有遺憾？這本書寫於二十多年前，現在回頭看，又有了新的感受。真相，總是在不斷變化，就像天上的雲。

茹絲： 班奈特先生，感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您的「真相」。這份對藝術與現實、理想與謀生之間複雜關係的剖析，確實令人深思。今天的對談非常寶貴。

班奈特： （點頭）不客氣。能與一個來自「遙遠地方」的人聊聊這些，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揭露真相」吧。希望這些「真相」，無論是否浪漫，對您有所啟發。

（時光機發出嗡鳴聲，閣樓書房的景象開始模糊，我感覺自己被溫柔地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