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在旅途的間隙，我偶然翻閱到一本十七世紀倫敦的舊籍，書頁泛著淺棕的痕跡，紙漿裡似乎還凝結著當年空氣中的微塵與焦慮。這本名為《仁慈的滅疫師；或瘟疫的療癒》的著作，作者是托馬斯·舍伍德（Thomas Sherwood），一位自稱「物理學實踐者」的醫生。此書出版於1641年，正是英格蘭處於內戰前夕，而瘟疫時不時肆虐倫敦的年代。

當時的倫敦，人口稠密，衛生條件堪憂，瘟疫（主要是鼠疫）是揮之不去的陰影。每當疫病爆發，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大街小巷，社會秩序瀕臨崩潰。舍伍德這本小冊子，並非寫給學術界的專業論文，而是為了「本城窮人之利益」而出版，同時也「非不適宜於富人」。這份簡潔的指南，不僅提供了預防感染、治療瘟疫的具體方法，甚至還附帶了一篇關於天花（Small Pox）的治療建議。

書中，舍伍德提出的治療方法融合了傳統醫學的「體液學說」（humoral theory）與當時流行的民間療法，強調通過催吐、通便、放血、發汗等手段來排出體內「腐敗的體液」。他還列舉了一些草藥配方，如龍膽草（Enula campana）、當歸（Angelica）、縐葉藍星花（Bugloss）等。然而，最引人注目且充滿那個時代印記的，莫過於他對於疫病源起的論述，以及某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特殊療法」。他直言：「此病之首要原因乃罪惡，應當悔改。」將醫學問題與宗教信仰緊密結合，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的信仰觀。更甚者，書末提及以幼犬吸附病氣的「奇方」，既顯得原始，又透露出面對絕症時的無奈與絕望。

舍伍德的文字樸實無華，卻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病患，尤其是窮人的關懷。他不僅提供了藥方，更囑咐讀者當心不當治療可能帶來的惡果，並強調「技藝精湛的醫生，善於把握時機，一杯溫飲所能為者，遠勝無知者藥房中所有精良之藥」。這本書，是17世紀倫敦醫學與社會面貌的一面鏡子，承載著恐懼、智慧與一絲微弱卻堅韌的人道光芒。它不僅關乎醫術，更關乎那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在生死邊緣掙扎，如何以簡陋的知識與信念，應對著無情的疫病。

時光流轉，光影交錯，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古老的倫敦街角。今天是2025年6月6日，但周遭的空氣卻帶著十七世紀的沉重與潮濕，彷彿時間在這裡凝結了。雨水從高處的屋簷滴落，在鵝卵石街道上暈開一小圈一小圈的濕漬，混合著泥土與馬匹的氣味。遠處，偶爾傳來沉悶的鐘聲，將這座城市的脈動緩緩敲擊進耳膜。

我循著一條狹窄、被濕氣浸染的小巷，來到了一處名為「忍冬花巷」（Hony-Suckle Court）的隱蔽庭院。這地方比我想像中要安靜許多，只有幾戶人家的窗戶透出微弱的燈光。空氣中，除了濕潤的泥土味，還夾雜著一股淡淡的藥草與發酵氣味，顯然這裡住著一位以藥為生的人。

我推開一扇半掩的木門，吱呀的聲響在靜謐的庭院中顯得有些突兀。眼前是一個不大的書房，陳設簡樸，卻堆滿了書籍、瓶瓶罐罐和研磨藥草的工具。書房中央，一位頭髮稀疏、眼神卻異常銳利的老者，正彎著腰，藉著一盞昏黃的油燈，仔細檢視著手中的藥草。他的指節粗大，指甲縫裡有些許黑色的藥漬，顯見長年操勞。他就是托馬斯·舍伍德。

我輕咳一聲，老者聞聲抬頭，目光從昏黃的燈光中穿透出來，落在我的身上。他先是帶著一絲警惕，而後，或許是見我並無惡意，他的眼神逐漸變得平和，輕輕放下手中的草藥，用略帶沙啞的嗓音問道：「訪客？這時間，這地方，可不多見。」

我走上前，隔著一張擺滿藥罐的木桌，向他欠身行禮：「您好，舍伍德先生。我是雨柔，一位來自遙遠東方的旅人。我偶然讀到了您撰寫的《仁慈的滅疫師》，對於您在那個艱難歲月中的善舉與智慧深感敬佩，所以冒昧前來拜訪，希望能向您請教一二。」

舍伍德先生聽罷，微不可察地挑了挑眉，或許是訝異於我對他著作的了解。他示意我坐到一張木椅上，那椅子看起來有些年頭，坐下去時發出輕微的吱嘎聲。空氣中，藥草的氣味似乎更濃郁了些，混合著書頁的陳舊氣息。

雨柔： 舍伍德先生，您的著作《仁慈的滅疫師》在1641年出版，那正是倫敦深受瘟疫之苦的時期。是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寫下這本如此實用且充滿悲憫的醫學小冊子呢？

托馬斯·舍伍德： (他輕輕撫摸著桌面上的一本老舊的本子，眼神中閃過一絲疲憊與沉重) 吾兒，你來自遙遠之地，或許難以想像那時的倫敦。每當疫病降臨，空氣中瀰漫的，除了腐敗的氣味，更是無止盡的恐懼。我親眼見證了貧苦百姓的困境，他們病倒後，往往無醫無藥，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那些富人尚能尋醫問藥，可窮人呢？他們甚至連最基本的自救知識都缺乏。我看著這些景象，內心如被針刺般疼痛。我雖僅是一名醫術實踐者，而非學院中的大師，但我行醫多年，積累了一些經驗，尤其是在面對這等惡疾上。

他停頓了一下，視線望向窗外，窗外細雨依舊，似乎能透過雨幕看到那些曾經的苦難。

托馬斯·舍伍德： 我的著作《仁慈的滅疫師》並非為了學術上的榮耀，亦非為了財富。我所冀望的，無非是能將這些經我親身驗證的簡單方劑與法則，傳授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在無助之時，至少能有一絲希望，一份自救的憑藉。書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議，如避開惡氣、調整飲食，對於那個時代的窮人而言，或許正是救命的稻草。我只求能盡一份微薄之力，讓上帝的慈悲，透過我的手，稍稍減輕這人間的苦楚。

雨柔： 我在書中讀到，您將「罪惡」列為瘟疫的首要原因，其次才是受感染的空氣和不良飲食。這反映了當時普遍的宗教觀念，您是怎麼看待醫學與信仰在疾病治療中的作用？這兩者在您的實踐中如何平衡？

托馬斯·舍伍德： (他拿起桌上的一個小銅秤，輕輕地撥弄著，金屬在指尖發出清脆的聲響) 吾兒，你言之有理。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疾病，特別是像瘟疫這樣橫掃千里的災厄，人們首先尋求的，往往是靈魂的慰藉與上帝的恩典。罪惡與疾病之間的連結，是聖經所啟示，也是當時普遍的認知。在我看來，醫術固然重要，是上帝賜予人類對抗苦難的工具，但它終究是「手段」，而非「目的」。若人心不安，靈魂不淨，即便最精妙的藥物，也難以徹底根除病根。

他將銅秤放下，目光轉向我，眼神中透出一種堅定而深遠的信念。

托馬斯·舍伍德： 我教導人們首先要「與上帝和好」，這並非空泛之言。當一個人內心平靜，尋求懺悔，他的身體與精神也會隨之有所調和，這對病情恢復大有裨益。這就好比在病患的心田中，先撒下希望的種子。然後，我再施以藥石，這便是醫術的介入。醫術是實踐，是經驗，是觀察病徵，對症下藥。但最終的療癒，仍需仰賴上帝的慈悲。這兩者不是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如同身體與靈魂，缺一不可。我深信，若無上帝的恩典，即便我們的技藝再高超，也如那詩句所言：「藝術若無神力助，徒勞延壽無人還。」醫者只是器皿，真正的力量源於至高者。

雨柔： 您書中提到了許多具體的治療方法，例如催吐、通便、放血和發汗。這些在現代醫學看來有些激進，但它們在當時是主流嗎？您是依據什麼原則來決定這些療法的呢？

托馬斯·舍伍德： (他拿起一個磨損的木製藥杵，輕輕地在藥臼中敲了幾下，聲音低沉而有節奏) 吾兒，你所言甚是，這些方法在今日聽來或許令人生畏。但在吾等所處的時代，這些正是醫術的基石，源自古老的體液學說。我們相信，疾病源於體內四種體液（血液、黃膽汁、黑膽汁、黏液）的不平衡，而這些激烈的手段，正是為了快速排出積聚的「惡性體液」，恢復身體的平衡。

他將藥杵放下，用指尖輕輕捻起一些細碎的草藥，放在鼻尖聞了聞。

托馬斯·舍伍德： 我所用的每一種方法，都經過了我的「實踐與驗證」。例如，對於那些「粗俗與腐敗體液」積聚過多的病患，催吐和通便便能迅速將其排出。書中提到的「番紅花金屬液」（Crocus metallorum infusion）便是為此。而放血，則是針對那些體內血氣過旺、熱毒熾盛的病患，目的在於引出毒血，減輕身體的負擔。我會依據病患的體質、年齡、病情的階段來謹慎判斷。例如，對於年老體弱者，我便不建議採取這些耗損元氣的療法，轉而尋求更溫和的途徑。醫術不是死板的教條，而是依循病患實際情況而變通的藝術。

雨柔： 在書中您特別警告讀者，切勿在病患開始好轉時「亂施藥物」，因為「那些在疾病初期極其有效的藥物，若在恢復期使用，反而會導致病情復發」。這似乎是對經驗的深刻總結。您能多談談這點嗎？您經歷過哪些慘痛的教訓，讓您如此強調這一點？

托馬斯·舍伍德： (他的眼神黯淡下來，手指不自覺地輕撫著桌面，彷彿那上面還殘留著過去的痛楚) 啊，這正是醫者最大的考驗與最深的痛楚。我曾見過太多這樣的悲劇。有些病患，經過初期的治療，病症已見消退，熱度減輕，腫塊浮現，身體開始自我修復。這時，自然的力量正在發揮作用，我們醫者應當順應自然，而非強加干預。

他輕輕嘆了口氣，空氣中似乎也凝結了一絲悲傷。窗外的雨聲似乎也變得更清晰，每一滴都像是在訴說著什麼。

托馬斯·舍伍德： 許多人，包括一些自作聰明的新手，見病患稍有起色，便急於施以猛藥，以為能加速痊癒，或是徹底「驅除餘毒」。他們會給予病患強力發汗的藥物，或是催吐、通便的劑量。殊不知，在身體元氣已損，正欲復原之際，這些「良藥」反而成為致命的毒藥。我曾有一位好友，他從疫病中好轉，家人卻聽信庸醫之言，給他服用了猛烈的發汗藥。結果，他原已消退的熱症再次猛烈襲來，最終不治。那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讓我肝腸寸斷。

他雙手交疊，放在桌上，語氣變得更加沉重。

托馬斯·舍伍d： 從那以後，我便深深地懂得，醫者不僅要知藥性，更要知「時機」。正如潮水有漲有落，疾病亦有其進程。在疾病的「衰退期」，我們應當讓身體自行調整，而非強行干預。過度的治療，便是對自然的褻瀆，甚至會將病患從生門推向死路。這不是靠書本能學來的，而是無數次的觀察、失敗與心痛，才刻骨銘心地領悟到的真理。因此，我在書中將此點鄭重提出，望後人引以為戒，切莫重蹈覆轍。

雨柔： 舍伍德先生，您的書中有一段描述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您提到，對於年老體弱的瘟疫患者，可以將「一隻年幼的活小狗放在病患的胃部」，如果病患能睡上三四個小時，他們就會康復，而那隻小狗則會死於瘟疫。這聽起來十分驚人。這種方法是如何被發現或驗證的？它的原理是什麼？

托馬斯·舍伍德： (他聽到這個問題，原本嚴肅的表情稍稍緩和，但眼神中卻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既有某種樸素的堅信，也有一絲不願多談的隱晦) 嗯，你注意到了這個。這確是一個不尋常的法子，在坊間流傳已久，我也曾親自驗證過其效用。其原理，我認為，在於生命之間的某種「共振」與「轉移」。瘟疫之毒猛烈無匹，對於那些元氣虛弱、無法承受藥石攻伐的老者與孩童，尋常的醫術難以奏效。

他垂下眼簾，摩挲著手中的筆桿，筆尖在紙上劃過，發出沙沙的輕響。這聲音在寂靜的書房裡，顯得格外清晰，彷彿能聽見思想在紙上留下的痕跡。

托馬斯·舍伍德： 幼犬生命力旺盛，且體質純淨，尚未受俗世之氣過多污染。我相信，當病患體內那股惡毒的「瘴氣」——你可理解為一種生命力中的腐敗——尋求出口時，那幼犬的生命力與其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連結，彷彿吸引了那股毒素。當病患能因此入睡，便是身體得到喘息、毒氣得以外洩的徵兆。小狗因此耗盡生機，便證明了這份「轉移」的發生。

他輕輕地搖了搖頭，聲音低沉。

托馬斯·舍伍德： 這不是我憑空臆想，而是真真切切在絕望中被證實過的例子。我親眼見過，病重垂死的老婦，在施以此法後，奇蹟般地恢復了生機，而那隻幼犬，卻萎靡而逝。這其中是否有更深層的上帝安排，或是自然的奧秘，非我凡人所能完全理解。我只是記錄下我所觀察到的「驗證」結果。在生命之危難面前，任何能帶來一線生機的方法，都值得一試，尤其當傳統藥石無效之時。這或許是另一種形式的「慈悲」吧，儘管對那無辜的生命而言，是極其殘酷的。

雨柔： 您的書中除了治療瘟疫，還特意提到了天花，並指出當時的天花「比我記憶中任何時候都更具惡性」，且常與瘟疫伴隨。您還提到，過去有效的藥物如「三效解毒劑」（Mithridate）和「番紅花」（Saffron）等，在當下反而無效甚至危險。這種「疾病變化」或「藥物失效」的現象，您當時是怎麼理解的？這對您的醫學觀產生了什麼影響？

托馬斯·舍伍德： (他收回了看著窗外的目光，轉而盯著桌上的一小撮枯萎的番紅花絲，神情嚴肅而專注) 這正是令我深感困惑與警惕之處。吾兒，你當知，疾病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如水中之流，時而洶湧，時而潛藏，其性情年年都有微妙的差異。今年的天花，其斑點、膿疱與腫脹，明顯與瘟疫的某些徵兆相互纏繞，這使得病程更為兇險，死亡率亦隨之增高。

他用指尖輕輕捻起一根番紅花絲，讓其在燈光下顯得有些黯淡。

托馬斯·舍伍德： 過去那些廣為人知、屢試不爽的「熱性補藥」，如「三效解毒劑」和番紅花，它們的確在過去治療天花方面有奇效，因為它們能「驅邪發汗」。然而，當天花與瘟疫的惡毒結合時，病患體內的「熱毒」已然過盛，再施以熱性藥物，無異於火上澆油。我親見那些心疼孩子的母親，因誤用這些「熱性藥物」，反而加劇了孩子體內的熱症，使得痘疹數量倍增，最終往往引發更為可怕的瘟疫，導致孩子們在無盡的痛苦中死去。

他輕輕放下手中的番紅花，語氣中帶著一絲沉痛的警醒。

托馬斯·舍伍德： 這讓我深刻地意識到，醫術絕不能墨守成規。我們不能僅憑過往的經驗，便輕率地斷定藥物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疾病的「性質」會變，它與「時令」、「氣候」甚至「人心」都有關聯。醫者必須保持警醒，不斷觀察，不斷試驗，甚至要勇於放棄那些曾經被奉為圭臬的療法，轉而尋找新的道路。這份經驗，讓我更加堅信，醫術的精髓在於「適應」與「變通」。不能被教條所困，而要以謙卑之心，觀察病體與病症的真實面貌。我的書中雖然提供了許多方子，但更深層的，是我對讀者「靈活判斷」的期許。

雨柔： 舍伍德先生，您在書末提到了您在「忍冬花巷」備有六種「化學煉製」的「通用藥品」（Catholicall Medicines），聲稱能治療瘟疫、天花以及多數可治癒的疾病。在當時，化學醫學（或煉金術醫學）與傳統的草藥醫學、體液學說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您是如何將您的「化學藝術」融入實踐的？

托馬斯·舍伍德： (舍伍德先生的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驕傲，他示意我看向書房一角的架子，那裡擺放著一些造型奇特的玻璃器皿，以及一些閃爍著奇異光澤的礦石) 吾兒，你問到了一個關鍵。醫學之途，從來不止一條。自古以來，醫者皆以草藥治病，依循自然之理，這確是正道。然而，有些疾病，其惡性猛烈，非尋常草藥所能抵禦。此時，便需借助「化學藝術」的力量。

他緩緩走到架子前，指尖輕輕拂過一個密封的玻璃瓶，瓶中盛放著某種結晶。

托馬斯·舍伍德： 所謂「化學藝術」，並非全然脫離自然，而是對自然之力的更深層次「提煉」與「轉化」。我們從礦物、金屬、甚至某些動物組織中，通過精妙的蒸餾、昇華、溶解等手段，提取出其「精髓」（Quintessence）。這些精髓，其效力往往比直接使用原物更為強勁與純粹。例如，我的「生命精華」（Quinta Essentia vitæ），便是從自然萬物中提煉出的活力之源，能夠「振奮生命精氣，抵抗惡毒瘴氣」。我曾多次驗證，瘟疫患者在感染數小時內服用此藥，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痊癒。

他轉身面向我，眼中閃爍著一種近乎狂熱的光芒。

托馬斯·舍伍德： 這與傳統的體液學說並無衝突，反而是其補充與提升。草藥醫學側重於平衡體液，而化學醫學則能更直接地「攻擊」病灶，或從根本上「強化」生命之本。這兩者並非對立，而是殊途同歸，共同為病患尋求療癒。我的「化學藥品」雖然配製不易，成本亦高，但我將其視為對抗瘟疫的最後一道防線，為那些命懸一線者提供生機。它是我在黑暗中，以爐火與坩堝，一點一滴煉製出的「希望」。

雨柔： 舍伍德先生，感謝您今日的慷慨分享。在我們結束對談之前，我想請教您最後一個問題。您在書中寫道：「醫者，其技藝若無神之恩典，徒勞無功。」而在書的結尾，您又以拉丁文寫下了那句：「Artis Apollinæ vis sola est numen Olympi, Quo sine languenti Pharmaca frustra dabis.」並翻譯為：「若我等之術未得上帝之助，徒勞無益，只望延緩人命。」這似乎是您醫學生涯最核心的信念。您認為，在醫學知識日益發展的未來，這種對「神助」的信念會如何演變？

托馬斯·舍伍德： (他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空氣中微塵在油燈的光暈中輕輕舞動。片刻後，他睜開雙眼，眼神中閃爍著智慧與平靜的光芒) 吾兒，你的問題觸及了醫學與生命最深層的奧秘。我所言的「神之恩典」，並非僅指那降下神蹟的直接干預。它更是一種對宇宙秩序的敬畏，對生命韌性的信任，以及對醫者自身局限性的認知。醫者能治病，卻不能造生；能減輕痛苦，卻不能完全免除死亡。生命之奧秘，遠超吾等凡人所能完全掌握。

他拿起桌上的小壺，為自己倒了一杯溫水，水氣輕輕地蒸騰。

托馬斯·舍伍德： 我相信，無論未來醫學如何發展，無論我們能掌握多少精密的知識與技術，這份「敬畏之心」都不能丟失。因為，疾病本身，亦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是生命過程中的考驗。醫者所能做的，是盡力而為，用知識與經驗去對抗病痛，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有其超越人力之處。這份「神助」，可以理解為那份不為人所知的、促成療癒發生的「自然之力」，或是病人自身那份求生的「意志之光」。

他將杯子輕輕放下，發出細微的聲響。窗外的雨勢似乎漸漸停歇，空氣變得清爽了些。

托馬斯·舍伍德： 在未來，或許你們能洞悉更多生命的細節，能用更精準的手段來治癒疾病。但切記，人不僅僅是血肉之軀，更是精神與靈魂的載體。醫者，不僅要醫治身體，更要關懷病患的靈魂。那份「神助」，或許會以新的形式呈現：是科學研究中的「靈光乍現」，是醫護人員無私奉獻的「仁愛之心」，是病患永不放棄的「希望之火」。它會不斷演變，但其核心精神——對生命之偉大的謙卑，對療癒之奇蹟的信念——將永存不朽。醫學之路，是一條不斷探索光明的道路，而那份最深沉的光，永遠源於天地之間，以及人心深處。

夜色漸濃，油燈的光芒在書房中跳動，為舍伍德先生的臉龐鍍上了一層溫暖的光暈。我聽著他的話語，感受著他對醫學的執著與對生命的敬畏。這位十七世紀的「滅疫師」，其思想之光，即便跨越百年時光，依然穿透歷史的迷霧，照亮著對生命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