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Person Paramount》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艾格．休姆的時代剪影：愛德華時代的貪婪與生存法則
作者：珂莉奧

《First Person Paramount》是英國作家安布羅斯·普拉特（Ambrose Pratt, 1874-1944）於1908年出版的一部心理驚悚與社會批判小說。這部作品以其獨特的敘事視角、對人性陰暗面的深刻剖析以及對愛德華時代社會的銳利洞察而聞名。故事圍繞著一個名叫艾格·休姆（Agar Hume）的男主角展開，他天賦異稟，擅長模仿他人，卻也因命運的捉弄而陷入底層。在貧困的驅使下，他成為了一個貴族家中的男僕，並藉此機緣捲入了一個由身患肺結核的社會精英組成的神秘「協會」。

普拉特透過艾格·休姆這個極端利己主義者的「第一人稱至上」（First Person Paramount）哲學，揭示了當時社會中隱藏的貪婪、欺騙、冷酷與道德淪喪。小說不僅描繪了休姆為求生存和財富而步步為營、不擇手段的過程，更深層次地觸及了醫學倫理的邊界、金錢如何腐蝕人心，以及社會階級固化下的扭曲人性。作品將懸疑、犯罪與社會批判巧妙融合，讓讀者在屏息跟隨主角冒險的同時，反思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困境。

1908年，正值英國愛德華時代的尾聲，工業化與帝國擴張帶來了物質上的繁榮，卻也伴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道德焦慮。肺結核（當時俗稱「肺癆」）作為一種流行病，對社會各階層都構成威脅，其治療手段仍處於摸索階段，也因此滋生了各種灰色地帶。普拉特的作品正是捕捉了這個時代的脈動，將個人掙扎與宏觀社會背景緊密結合。艾格·休姆對金錢的渴望、對社會地位的向上攀爬，以及他所遭遇的那些看似光鮮實則腐朽的「上流社會」成員，都成了那個時代的縮影。作品對「金錢至上」的價值觀、科學倫理的缺失以及社會階級間的無形壁壘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家，我珂莉奧，將與安布羅斯·普拉特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深入挖掘《First Person Paramount》中那些隱藏在驚險情節之下的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我們將探討這部作品如何透過人物的行為和社會的互動，反映出愛德華時代的真實面貌，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普世人性議題。

今天是2025年6月8日，倫敦的傍晚，一場驟雨剛過，空氣中瀰漫著濕潤的泥土和初夏植物的清香。我站在位於倫敦市中心一隅，那座名為「舊世界迴廊」的私人俱樂部外。這棟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其紅磚外牆被雨水洗刷得色澤更深，泛著幽微的光。路燈的光暈在積水未乾的路面上暈開，形成一圈圈模糊的光環。

走進俱樂部，門廳裡厚重的橡木地板發出沉悶的聲響，空氣中夾雜著雪茄、舊書與木材的複合香氣。我沿著長長的走廊，來到一間被稱為「智者閣」的房間。這裡並非單純的書房，而是一個巧妙融合了學術氛圍與時代印記的空間。巨大的落地窗面對著窗外，此刻夜色漸濃，幾盞煤氣燈的昏黃光暈柔和地灑落在室內。

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厚實的胡桃木長桌，桌面上散落著泛黃的報紙、舊地圖以及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正是《First Person Paramount》。壁爐裡的火苗跳動著，偶爾發出木柴燃燒的細微噼啪聲。我輕輕走過，腳下的波斯地毯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此刻，安布羅斯·普拉特先生正坐在壁爐邊的一張深綠色皮革扶手椅中，他身形略顯清瘦，灰白的頭髮整齊地梳向後方。他左手輕輕敲擊著扶手，視線落在火光跳動的壁爐上，眼神中帶著一絲沉思與一絲難以捕捉的狡黠。他的衣著是典型的20世紀初英國紳士風格，深色毛呢外套貼合身形，領帶打得一絲不苟，但衣袖的邊緣，在火光的映照下，似乎也隱約透出一絲歲月的磨損。他面前的小圓桌上，擺著一杯幾乎未動的威士忌，琥珀色的液體在搖曳的火光中閃爍。

牆壁上的老式地圖上，用紅線標註著倫敦的幾個地點：梅費爾區（Mayfair）的寇松街（Curzon Street）、漢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的醫院、以及邦德街（Bond Street）上的珠寶店，這些正是《First Person Paramount》故事中頻繁出現的場所。我注意到，地圖上的紅線延伸至歐洲大陸，指向巴黎和開羅，似乎預示著主角艾格·休姆的最終歸宿。

屋外，雨勢似乎又轉大了些，雨點敲打著窗玻璃，發出有節奏的輕響，為這室內營造出一種既沉靜又帶著一絲不確定感的氛圍。普拉特先生的思緒似乎被這雨聲拉遠，他輕輕地嘆了口氣，那聲音低沉而細微，幾乎被壁爐的噼啪聲掩蓋。

我走向他，步履輕盈，直到他察覺到我的存在。他緩緩轉過頭，那雙深邃的眼睛裡，似乎藏著無數尚未言明的故事。

珂莉奧： 「普拉特先生，這個夜晚，似乎特別適合我們來談談那些隱藏在人性深處的秘密，以及時代變遷中的金錢遊戲。」我的聲音柔和而沉穩，試圖打破那份寂靜。

安布羅斯·普拉特： 「哦，珂莉奧小姐。妳來得正是時候。我剛才在想，人類的欲望，如同這壁爐中的火焰，一旦燃起，便難以熄滅。而這火，又能燒盡多少過往的痕跡呢？」他拿起威士忌杯，輕輕晃動，冰塊與液體碰撞，發出輕微的碰撞聲。

珂莉奧： 「先生此言甚是。欲望的驅使，往往能塑造出超乎想像的人生軌跡。這讓我想到您在《First Person Paramount》中塑造的艾格·休姆，他以『第一人稱至上』為信條，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將自我意志推向極致。」

安布羅斯·普拉特： 「是的，艾格·休姆，他是我筆下一個極端的人物。他的生命哲學，是為了生存，為了向上攀爬，不惜一切。在那個時代，當階級固化看似牢不可破，而底層的生存又如此艱難時，一個人若要掙脫泥淖，除了天賦，更需要的恐怕是那份… 無情的決絕。」他的目光從火光中收回，轉向我。

珂莉奧： 「他對達格瑪爵士和他的朋友們的模仿，尤其是在那場病態的賭博晚宴上，精準地捕捉了他們各自的『關鍵特徵』。這種模仿不僅是外在形象，更是對人物內在心理的複製。您是如何構思這種『精神模仿』的？這是否也是當時社會對人性的普遍看法——即人不過是一系列可被複製的習性和弱點的集合？」

安布羅斯·普拉特： 「（嘴角浮現一抹難以捉摸的微笑）在那個時代，我們開始對人類心理有更深的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論也在萌芽。但對我而言，人性深處的那些『關鍵特徵』，那些構成一個人獨特性的『癖好』和『弱點』，才是最真實、最易於捕捉的。休姆的『精神模仿』，正是他對這些深層次弱點的利用。他洞察到，這些表面光鮮的紳士們，在面臨疾病和死亡時，其內在的恐懼和絕望是如此相似，以至於他們會沉迷於一場以生命為賭注的遊戲。」

珂莉奧： 「的確，那場『結核病協會』的晚宴令人不寒而慄。會員們以自己的生命為賭注，為病菌『乾杯』，這種行為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是一種對死亡的黑色幽默，還是一種對醫療無力的絕望反抗？或者，它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財富的極致追逐，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安布羅斯·普拉特： 「（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那個場景）那是一個複雜的交織體。肺結核在當時是富人也無法倖免的『白色瘟疫』，醫學的進步相對緩慢。在死亡面前，人類的反應往往是極端的：要麼恐懼，要麼以一種扭曲的方式來『征服』它。這些紳士們的賭博，既是他們對生命消逝的一種自我麻痺，也是他們將世俗價值觀——金錢，與生命本身進行交換的病態體現。這也折射出當時社會對『財富』的過度崇拜，認為金錢可以解決一切，甚至可以延緩死亡的腳步。」

珂莉奧： 「而休姆，作為一個身無分文的『旁觀者』，他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的？他是否感同身受，還是將其視為一種純粹的『商業機會』，將這些垂死之人的金錢視為自己的『黃金鵝』？」

安布羅斯·普拉特： 「休姆的反應，正是他『第一人稱至上』哲學的最佳寫照。他看到了他們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對他而言，僅僅是一種可以被利用的『資訊』。他沒有共情，只有計算。那些紳士的生命對他而言，不過是市場上的『股票』，而他要做的是在它們崩盤之前，榨取最大的價值。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他超越了情感的束縛，純粹以利益為導向。」

珂莉奧： 「這引出了另一個層面，當時的經濟環境。1908年，英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小說中提到的『Anglo-American Hotels Limited』對酒店和啤酒業的壟斷，以及J. Stelfox Steele對鎢（Wolfram）的壟斷計劃，是否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對美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普遍焦慮？以及對大型托拉斯（Trust）控制經濟命脈的擔憂？」

安布羅斯·普拉特： 「（輕輕點頭，眼神銳利起來）正是如此，珂莉奧小姐。那是一個舊世界秩序逐漸瓦解，新興商業帝國崛起，跨國資本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施加影響的時代。美國的工業巨頭，例如安德魯·卡內基、約翰·洛克菲勒等，他們對鋼鐵、石油等產業的壟斷，以及對英國經濟的滲透，在當時引發了普遍的恐慌和民族主義情緒。鎢在當時是重要的戰略資源，用於鋼鐵硬化，關係到軍事力量。我的小說藉由J. Stelfox Steele這個角色，反映了公眾對這種新型經濟權力的畏懼：一個外來的資本家，可能憑藉對關鍵資源的控制，而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安全。這正是小說中『壟斷』、『金融操縱』情節的現實映照。」

珂莉奧： 「休姆正是利用了這種對壟斷和金融操縱的恐懼，成功地扮演了J. Stelfox Steele，並從股票市場中牟取暴利。他對市場情緒的精準把握，對人性弱點的利用，這些經濟行為在當時的商業史上是否有原型或借鑒？」

安布羅斯·普拉特：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珂莉奧小姐。每一次經濟浪潮，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催生一批投機者和金融冒險家。他們利用資訊不對稱、市場恐慌，甚至通過散佈謠言來達到目的。休姆所做的一切，正是那個時代金融市場的縮影。他不是發明了這些手段，而是將其『藝術化』並極致化。他對人心的洞察，讓他能夠預判市場的『非理性』行為，而這種非理性，往往比冰冷的數字更能影響價格。這也正是他從舞台藝人轉向金融家的核心競爭力。」

珂莉奧： 「有趣的是，休姆在勒索Sir Charles Venner時，曾利用Sir Charles在『Kingsmere Hospital for Consumptives』進行的『活體實驗』。這種對待生命的冷漠，甚至可以說是殘酷，與他在金融市場上的冷酷是否一脈相承？當時的醫學界對人體實驗的倫理界線是如何看待的？這是否也是您對當時某些科學家或醫生倫理觀念的一種批判？」

安布羅斯·普拉特： 「（眉頭微蹙，顯然對此議題頗有感觸）是的，我認為這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當生命被簡化為可以被操縱的『物質』，無論是在手術台上還是在金融市場上，其背後都潛藏著極大的道德風險。在愛德華時代，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但倫理規範卻往往滯後。為了所謂的『進步』，有些科學家確實可能觸及道德的灰色地帶，甚至逾越紅線。Sir Charles Venner代表的正是這種『為科學而科學』的極端主義，他們將人命視為實驗數據，將痛苦視為通向『真理』的必要代價。這種冷酷與休姆的金融操縱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源於對『效率』和『結果』的極致追求，而犧牲了人性的溫暖與同情。」

珂莉奧： 「這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尤其是瑪麗恩·勒馬爾（Marion Le Mar），她的命運似乎也折射了當時女性的社會處境。她先是為愛人犧牲，後又成為了達格瑪爵士的妻子，最終卻意外死於休姆的槍下。她是否是那個時代中，女性作為男權社會犧牲品的典型？」

安布羅斯·普拉特： 「（目光移向窗外，夜色更深了）瑪麗恩是這部小說中最悲劇性的角色。她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被周遭的男性所驅動和塑造的。她愛喬治·卡瓦納，為他承受痛苦；她被達格瑪爵士和文納爵士利用，成為他們實驗的一部分。她試圖為卡瓦納尋求生機，最終卻因命運的捉弄和休姆的自私而逝去。她的『背叛』，其實更像是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她試圖在殘酷的世界中尋求一點點的希望，卻最終被這份希望所吞噬。在那個時代，女性的獨立性非常有限，她們的命運常常與她們所依附的男性緊密相連。瑪麗恩的死，是休姆『第一人稱至上』哲學的最終代價，也是對那個時代女性悲劇的無聲控訴。」

珂莉奧： 「小說的結局，休姆成為了百萬富翁，但他卻感到『無比的孤獨』，並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厭惡女性的金融巨頭』。這是否暗示了，即使成功達到了『第一人稱至上』的頂峰，但付出的代價卻是人性的完全喪失？這種結局，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是否也帶有某種警示意味？」

安布羅斯·普拉特： 「（緩緩放下威士忌杯，發出清脆的輕響）每個選擇都有其代價，珂莉奧小姐。休姆的『第一人稱至上』，讓他成為了生存的贏家，但也在精神上將他徹底孤立。他失去了愛，也失去了被愛的能力。他的『厭惡女性』，可以看作是他對瑪麗恩的逝去所產生的深刻內疚和自我防禦機制。他無法原諒瑪麗恩的『背叛』（儘管那是他自己的誤解和扭曲的投射），更無法原諒自己在極度痛苦中錯失了真愛、親手毀滅了唯一能觸及他內心溫柔的連結。最終，他看似擁有了世界，卻也徹底失去了自我。那份財富，不過是裹著孤獨的黃金外衣。這是他個人悲劇的終點，也是對極端利己主義的無聲審判。」

珂莉奧： 「這種結局，對當時的讀者來說，是震撼還是引發深思？在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年代，是否也有人將休姆的成功視為一種『適者生存』的典範？」

安布羅斯·普拉特： 「（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對於不同的讀者，答案會截然不同。確實，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有些讀者可能會將休姆的成功視為對其理論的印證，認為他的『無情』和『狡猾』是成功的必要條件。然而，我更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成功的另一面：那份靈魂的枯竭，那種即使坐擁金山也無法填補的空虛。真正的力量，不該是建立在對他人生命的踐踏之上。或許，這部小說最終的價值，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提出問題，讓讀者去叩問：一個人為了『至上』，究竟能犧牲多少？」

珂莉奧： 「在對話中，您提到『人性中那些寶貴的、溫柔的、利他的部分，便會被無情地碾碎。』那麼，您認為在那個時代，是否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是否有人，能夠在物質誘惑與道德困境中，找到一條不同的路徑，實現真正的『自我』？」

安布羅斯·普拉特： 「（他沉吟片刻，緩緩搖頭）這是個難解的問題，珂莉奧小姐。在我的小說中，我選擇揭示的是人性的黑暗面，以及極端利己主義在特定環境下的必然結果。但現實中，總有那麼些人，他們或許默默無聞，或許在歷史的洪流中不為人知，但他們選擇了堅持。他們的選擇，可能是出於信仰，可能是出於對美的追求，也可能是出於對弱者的同情。他們或許無法像休姆那樣登上世俗的巔峰，但他們的人性之光卻能穿透時代的陰霾，照亮那些被忽視的角落。在那個時代，許多社會改革家、慈善家，甚至是普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著時代的洪流，這或許是人性中更為堅韌的光芒。」

珂莉奧： 「您所說的『堅持』，是否也體現在喬治·卡瓦納這個角色身上？他作為一位藝術家，在生命的盡頭仍舊執著於他的畫作，即使面對破產和疾病的雙重打擊。他的藝術追求，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抗世俗與死亡的手段？而他最終的自殺，是對希望的徹底放棄，還是對藝術完整性的某種悲劇性堅持？」

安布羅斯·普拉特： 「（目光再次投向壁爐，火光映照著他眼中一閃而過的複雜情緒）喬治·卡瓦納，他是小說中為數不多，仍保有某種『純粹』的靈魂的人物。他的藝術，是他的信仰，是他掙脫世俗泥淖的唯一途徑。他對畫作的執著，是對生命意義的最後堅守。他參與協會，或許是為了給瑪麗恩帶來希望，亦或是對生命最後一搏的賭注。但當他發現畫作被毀，他的精神世界也隨之崩塌。他的自殺，既是對無法挽回的絕望的屈服，也是對一個被世俗與金錢玷污的世界的最後抗議。他用生命證明，有些東西，一旦失去，便再也無法彌補，即使是再多的金錢也無法挽回。他最終選擇了以毀滅的方式，來結束這場荒誕的遊戲。」

珂莉奧： 「這讓我想到了小說中對達格瑪爵士藏書室的描寫，那裡堆滿了書籍，卻蒙上厚厚的灰塵，沒有窗戶，僅靠屋頂採光，像一座『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角落』。這是否象徵著當時許多人對知識的態度——積累而非應用，或是對精神世界的封閉與隔絕？」

安布羅斯·普拉特： 「（輕輕笑了一聲，帶著一絲諷刺）你觀察得很細緻，珂莉奧小姐。那間書室，正是達格瑪爵士本人，乃至於那個時代許多所謂『知識分子』的寫照。他們坐擁浩瀚的知識，卻沉溺於枯燥的考據和『哲學編纂』，與現實世界脫節。知識被束之高閣，蒙上灰塵，而非用於啟迪生命、改造社會。窗戶的缺失，以及由屋頂透入的光線，象徵著他們思想的封閉和視野的狹隘——只見天花板，不見人間煙火。他們從書本中尋求慰藉，卻迴避真實世界中的混亂與痛苦。」

珂莉奧： 「那麼，在您看來，艾格·休姆最終的命運，成為一個『厭惡女性的百萬富翁』，這是否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對『第一人稱至上』哲學的最終反噬？儘管他獲得了物質上的成功，卻在情感和精神上付出了無法彌補的代價。」

安布羅斯·普拉特： 「（緩緩放下威士忌杯，發出清脆的輕響）每個選擇都有其代價，珂莉奧小姐。休姆的『第一人稱至上』，讓他成為了生存的贏家，但也在精神上將他徹底孤立。他失去了愛，也失去了被愛的能力。他的『厭惡女性』，可以看作是他對瑪麗恩的逝去所產生的深刻內疚和自我防禦機制。他無法原諒瑪麗恩的『背叛』（儘管那是他自己的誤解和扭曲的投射），更無法原諒自己在極度痛苦中錯失了真愛、親手毀滅了唯一能觸及他內心溫柔的連結。最終，他看似擁有了世界，卻也徹底失去了自我。那份財富，不過是裹著孤獨的黃金外衣。這是他個人悲劇的終點，也是對極端利己主義的無聲審判。」

珂莉奧： 「這種結局，對當時的讀者來說，是震撼還是引發深思？在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年代，是否也有人將休姆的成功視為一種『適者生存』的典範？」

安布羅斯·普拉特： 「（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對於不同的讀者，答案會截然不同。確實，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有些讀者可能會將休姆的成功視為對其理論的印證，認為他的『無情』和『狡猾』是成功的必要條件。然而，我更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到成功的另一面：那份靈魂的枯竭，那種即使坐擁金山也無法填補的空虛。真正的力量，不該是建立在對他人生命的踐踏之上。或許，這部小說最終的價值，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提出問題，讓讀者去叩問：一個人為了『至上』，究竟能犧牲多少？」

珂莉奧： 「先生，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點，也為我們今天的對談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點。感謝您，普拉特先生，為我們揭示了《First Person Paramount》中那些在驚險情節之下，流動著的歷史與經濟的脈動，以及對人性深層的思索。」

安布羅斯·普拉特輕輕點頭，端起威士忌杯，將其中所剩無幾的琥珀色液體一飲而盡。窗外，雨聲漸歇，夜幕已然完全降臨，只剩下遠處的燈火，如同無數細小的眼睛，靜靜地注視著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