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not? A book for every woman》光之對談

《閱讀的微光》：與賀拉斯·羅賓遜·史托勒醫師的時空對談——揭示19世紀女性健康與生命之光
作者：書婭

親愛的閱讀夥伴們，我是書婭。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場非常特別的閱讀體驗，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它將帶領我們回到19世紀中葉的美國，與一位對女性健康和生命抱持著深切關懷的醫生——賀拉斯·羅賓遜·史托勒（Horatio Robinson Storer）——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

史托勒醫師，一位在19世紀美國醫學界極具影響力的婦產科醫生和外科醫師，他不僅在醫學領域有著卓越的成就，更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改革者。他於1830年出生，是當時哈佛大學婦產科教授D. Humphreys Storer之子。在那個女性健康議題往往被忽視、甚至被視為禁忌的時代，史托勒醫師勇敢地站出來，成為了美國醫學界反墮胎運動的先驅。他不僅是哈佛大學產科和醫學法學助理教授，新英格蘭婦女醫院的外科醫生，也是伯克郡醫學院婦產科教授。他的學術背景和臨床經驗，賦予了他對女性生理和心理狀況深刻的洞察力。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這本書——《Why not? A book for every woman》（為何不可？一本為每位女性而寫的書），於1866年出版，正是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為解決當時日益猖獗的人為墮胎問題，而向社會公開徵集的一篇「給所有女性的普及性讀物」的獲獎論文。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醫學的專業知識和道德的呼籲，教育女性認識人為墮胎的犯罪本質及其對身體和精神的巨大危害，並挽救無數母嬰的生命。史托勒醫師以其嚴謹的醫學論證和強烈的道德立場，在這篇著作中清晰闡述了胎兒從受孕那一刻起就具有生命，並揭露了當時社會中對墮胎的普遍誤解與危險實踐。他直指墮胎不僅是對新生生命的剝奪，更是對女性自身健康、家庭幸福乃至整個社會根基的破壞。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至今仍是了解19世紀美國女性健康觀念和醫學倫理討論的重要文獻。作為書婭，我深感榮幸能引領大家一同走進這段歷史，傾聽這位先驅者跨越時空的聲音，感受文字所蘊含的微光。

時光倒轉，我們置身於1866年波士頓一個微涼的春日午後。窗外，細雨輕輕敲打著老宅的玻璃，屋簷下的雨水順著雕花的落水管滴答作響，為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幾分沉靜。室內，空氣中瀰漫著木質的暖香與舊書頁特有的淡雅氣味，【光之書室】的光線透過巨大的拱形窗，灑落在厚重的深色書架上，也輕撫著一張擺滿醫學卷宗和鋼筆的紅木書桌。書桌旁，壁爐裡的炭火正發出溫暖的橘色光芒，偶爾傳來木柴燃燒的細微爆裂聲。

史托勒醫師，一位身著深色絨面大衣、髮絲微白卻眼神銳利的紳士，正坐在一張皮革扶手椅上，手裡輕輕摩挲著一本《Why not? A book for every woman》的初版樣書。他的目光透過老花眼鏡，落在書頁上，似乎在回味著書中每一字句所承載的重量。我，書婭，則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手中捧著一杯熱茶，蒸汽輕輕繚繞，在書室的靜謐中劃出柔和的弧線。窗外，一隻麻雀輕輕地落在窗臺上，歪著頭，好奇地望向室內，然後又在雨聲中展翅飛向遠方，留下一片濕漉漉的瓦片。

「史托勒醫師，午後好。」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默，「非常感謝您願意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午後，撥冗與我進行這場特別的對談。您的這本《Why not? A book for every woman》，即使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引發了我們光之居所夥伴們的深思。」

史托勒醫師抬起頭，將書輕輕放在膝上，扶了扶眼鏡，臉上露出一抹溫和的微笑：「書婭小姐，能有機會與來自未來的閱讀者交流，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驚奇之事。這本書承載了我畢生的心血與對社會的期盼，我很樂意分享它誕生的故事，以及那些我認為至關重要的真理。」他的聲音沉穩有力，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信念。

「醫師，這本書榮獲美國醫學協會的金獎，並被要求廣為流傳，這本身就說明了它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非凡的意義。您能否從《Why not?》這本書的緣起說起，談談當時美國醫學協會為何會決定推出這樣一份面向大眾的刊物？而您個人又為何會投身於這樣一個在當時極具爭議性、甚至可能招致非議的寫作？」我放下茶杯，目光真誠地看向他。

史托勒醫師： 「書婭小姐，這本書的誕生，源於美國醫學協會一次深刻的反思與覺醒。在1864年的紐約會議上，醫學界同仁們經過深思熟慮，意識到人為墮胎的泛濫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對女性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態的摧殘，以及對國家人口結構的長期影響，都達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當時，許多醫生雖然在私下診療中不斷目睹其悲劇，但整個醫學界卻長期保持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沉默。」

他輕嘆一聲，語氣中帶著一絲惋惜：「這種沉默，一方面源於對『墮胎』這一敏感議題的迴避，另一方面，或許也因為許多人認為這只是少數個案，不足為慮。然而，當我們開始深入調查時，卻發現這種『蓄意流產』的行為，遠比人們想像的更為普遍，甚至已經成為許多中上層社會女性為規避生育責任、追求所謂『時尚生活』而採取的手段。作為醫者，我們的天職是預防疾病、挽救生命。眼見如此多的生命在無知與自私中被扼殺，我們不能再坐視不理。因此，協會決定撰寫一本『短小精悍且通俗易懂的小冊子，廣泛分發給女性，旨在讓她們了解人為墮胎的罪惡本質及其對身體的危害』。」

「至於我個人為何投身其中……」史托勒醫師的眼神變得深邃，「這並非為了名譽或獎勵，而是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與對真理的堅持。我的父親，D. Humphreys Storer教授，早在哈佛大學的產科教學中就率先提出警示，他是新英格蘭地區反墮胎運動的開創者。受到他的啟蒙，我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婦女疾病，並在臨床中不斷發現，許多女性的慢性疾病，甚至是不治之症，都與其過去的人為墮胎經歷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這些女性在我的診室裡，如同在懺悔室一般，向我坦白了她們的故事。我意識到，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場蔓延全國的『胎兒死亡潮』，一個對社會未來構成巨大威脅的道德與公共衛生危機。」

他輕輕敲了敲書本封面：「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喚醒國家，阻止每天無數次蓄意造成的胎兒死亡。我深知，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極大的勇氣去挑戰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無知和錯誤觀念。但作為醫生，我們有責任揭示真相，即便是那些不願面對的、令人痛苦的真相。就像一位在遠方旅行的旅人，投擲一顆小石子到路邊的紀念碑上，希望能為那座標誌著危險與罪惡的紀念碑再添一份力量，警告世人。」

書婭： 史托勒醫師，您在書中坦率地指出，醫生們在面對人為墮胎問題時，曾有過一段「幾乎不曾打破的沉默」。您認為，這種沉默是如何形成的？而後，醫學界又是如何從這種沉默中覺醒，開始積極參與反墮胎運動的？這期間經歷了哪些重要的轉變？

史托勒醫師： 「書婭小姐，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醫學界的沉默，並非源於對問題的全然無知，而是複雜因素交織的結果。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醫學界普遍認為，人為墮胎雖然不道德，但其發生率可能不高，而且它被歸結為『個人的私事』，醫生們不願輕易介入其中，以免玷污了專業的聲譽。」

他頓了頓，目光望向窗外淅瀝的雨幕，仿佛在回溯那段歷史：「這就像是一種集體的『眼不見為淨』。同時，當時對胎兒生命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許多醫生，甚至社會大眾，會認為只有當孕婦感到『胎動』（quickening）之後，胎兒才算真正『活著』，才值得被視為生命。這種錯誤的觀念，為許多人為墮胎的行為提供了心理上的藉口。」

「然而，這種沉默終究被現實的殘酷所打破。大約十年前，也就是1857年，在我的父親和一些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美國醫學協會終於在納什維爾會議上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任務就是調查人為墮胎這一犯罪行為，並尋求遏制之道。我們收集了大量資料，不僅來自美國本土，也遠及歐洲，發現人為墮胎的頻繁程度遠超想像，而且對女性健康的危害極為深遠。」

史托勒醫師輕輕敲了敲他身旁堆疊的醫學期刊：「我們的報告於1859年在路易維爾發表，其中包含了海量的證據，幾乎是不容辯駁的事實。報告明確指出，人為墮胎不僅頻繁，而且對女性身體造成的損害是多方面的、長期性的，甚至導致死亡或終身殘疾。這些證據，促使醫學界從集體沉默中驚醒。協會一致通過了我們的提案，呼籲立法機構和社會各界採取行動。」

「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許多女性之所以選擇墮胎，並非完全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對生理知識的無知，以及對自身健康風險的誤解。正是這種『無知』，為那些圖謀不軌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醫學界意識到，除了譴責和立法之外，更需要主動向公眾，特別是女性，普及科學知識，揭示真相。這本書，正是協會決定打破沉默，走向大眾，承擔其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從那時起，關於墮胎的討論開始出現在醫學期刊和會議中，這表明醫學界已經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合法性。」

他端起茶杯，輕抿一口：「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挑戰舊觀念，甚至要面對同行中一些不那麼堅定者的阻力。但作為一個整體，我們醫學專業人士，正努力從『遲鈍的公共福祉守護者』的指責中自我救贖。」

書婭： 醫師，您在書中強調了一個核心論點，即「胎兒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是活著的生命」。這在當時是怎樣一個突破性的觀點？您是如何透過醫學和法律的證據來支持這個論點的？特別是您如何反駁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胎動」才是生命起點的觀念？

史托勒醫師： 「這是我這本書，乃至我畢生工作中最為關鍵的論點之一。在19世紀中葉，許多人，包括一些醫生，都錯誤地認為胎兒只有在孕婦感到『胎動』（quickening）之後才具有生命，或者只有在出生並呼吸後才算『活著』。這種觀念，為那些想要中止妊娠的女性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讓她們誤以為在胎動之前墮胎並無罪惡感。」

他將書本翻到闡述胎兒生命的章節，輕輕撫過頁面：「然而，現代醫學科學的進步，尤其是透過精密的解剖學研究和顯微鏡觀察，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胎兒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賦予了生命！卵子受精的那一瞬間，就是新生命的誕生。我書中引用了200多年前的話語，『熄滅最初的生命火花，無論是對造物主還是對社會而言，都與毀滅一個嬰兒、一個兒童或一個成人無異。』」

「胎動，只不過是孕婦對胎兒活動的『感覺』，是母體神經系統感知到胎兒運動的一種生理反應。但胎兒的生命活動，遠在母親能夠感知到胎動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西姆普森（Simpson）的實驗證明，胎兒在母親體內，透過神經系統的反射作用，早已進行著旨在維持自身安全、營養和發展的非自願性運動。醫生透過聽診器，甚至能在母親感覺到胎動前幾週，就聽到胎兒心跳的聲音，或子宮內血液循環的聲音。」

史托勒醫師舉起手，鄭重地強調：「更甚者，即便在胎兒尚未完全脫離母體時，也有案例證明其已開始呼吸，甚至發出啼哭聲。這些都鐵證如山地表明，胎兒在所謂的『胎動』之前，就已具備獨立的生命。法律雖然判斷謹慎，但也逐漸達到了同樣的結論。因此，任何非為挽救母親生命而蓄意引發的墮胎，都是對生命的摧毀，其本質與殺害已出生的嬰兒無異。」

「許多女性之所以墮胎，是因為對這項基本生理事實的無知。我的職責便是揭開這層面紗，讓真相大白。即便這會帶來痛苦和悔恨，因為我們的沉默已讓我們成了犯罪的幫兇。是時候勇敢地揭露這個社會的醜陋傷疤了。」

書婭： 您在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詳細闡述了人為墮胎對女性健康和生命的內在危害。您認為，這些危害為何在當時被普遍忽視或低估？您可以舉例說明，這些『內在危險』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您特別提到了『更年期』與墮胎後遺症的關聯，這點非常引人深思。

史托勒醫師： 「這是一個極其致命的誤解，也是我寫這本書的重要原因之一。許多女性，甚至社會普遍認為，只要能成功終止妊娠，就不會有太大的身體傷害，或者可以『毫髮無損』地度過。這種想法是建立在對自然規律的無知，以及對女性身體結構複雜性的輕視之上。」

他的語氣變得凝重：「事實上，基於我多年的臨床觀察，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第一，因墮胎而死亡的女性比例，遠高於足月分娩；第二，因墮胎而成為終身殘疾的女性比例，則更高；第三，墮胎會大幅增加女性在更年期（the turn of life）患上嚴重甚至致命疾病的風險，例如癌症。」

「自然界的任何工作都遵循其固有的規律，任何對這些規律的干涉，都將帶來混亂或毀滅。女性的身體在懷孕期間，全身的生理系統，包括子宮及其周圍組織，都會為即將到來的分娩做漫長而精密的準備。如果這個過程被人為地提前中斷，無論是透過藥物還是器械，身體都會處於一種猝不及防的狀態。」

他攤開雙手，手掌向上：「舉例來說，在妊娠期間，母親的全部生命能量都用於保護和滋養胎兒，母胎之間建立了極其緊密的血管連接。如果這個連接被人為地過早破壞，通常會導致大出血，這往往是致命的，即使倖存，出血也可能持續數月，並對母體造成難以估量的衝擊，其惡果甚至可能在多年後才顯現。在足月分娩時，子宮壁和胎盤會發生『脂肪變性』，這是一種正常的生理過程，可以有效減少分娩時的出血，並幫助子宮恢復正常大小。但人為墮胎會阻礙或破壞這一系列自然的生理過程，為子宮和其他器官的各種問題埋下禍根，例如子宮異位、慢性白帶、卵巢刺激甚至水腫等等。這些都只是部分可列舉的後果。」

「此外，墮胎時，如果胚胎組織沒有完全排出，殘留物可能導致持續性出血，甚至化膿感染。即使初期看似無礙，這些殘留物也可能在體內潛伏多年，最終引發嚴重的疾病，如子宮炎、腹膜炎，甚至全身性敗血症。我也見過許多患者，在墮胎後飽受慢性背痛、神經痛、偏頭痛、消化不良、甚至精神萎靡和憂鬱症的折磨，這些都與子宮的移位和長期不適有著直接關聯。有些女性甚至因此陷入嚴重的精神錯亂，直至走向自殺。」

史托勒醫師的語氣中充滿了沉痛：「更年期，被普遍認為是女性生命的關鍵時期。在那個時期，身體的循環模式發生變化，子宮和卵巢等器官會萎縮。如果這些器官在年輕時曾因墮胎而受損，那些潛伏多年的舊疾，如慢性炎症、增生或纖維瘤，就可能在更年期爆發，轉化為惡性腫瘤或不可控制的出血。這就意味著，即使女性在墮胎後當下看似安然無恙，她們的餘生也可能背負著疾病、殘疾甚至死亡的巨大風險。這才是人為干預自然所必須付出的可怕代價，也是『為何不可』最深刻的答案。」

書婭： 醫師，您在書中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觀察：人為墮胎在已婚女性中比未婚女性更為普遍，且在當時的美國，新教徒女性的墮胎率似乎高於天主教徒女性。這兩個發現與當時的社會觀念是相悖的。您是如何解釋這些現象的？這對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和道德觀念有何啟示？

史托勒醫師： 「是的，書婭小姐，這確實是許多人難以理解，甚至是震驚的發現。然而，這正是基於我數百名患者的親口供述和廣泛的社會觀察所揭示的殘酷事實。」

他扶了扶眼鏡，眼神中閃爍著理性的光芒：「首先，關於已婚女性的墮胎頻率。我們發現，已婚女性的墮胎率遠高於未婚女性，這並非因為她們的生育能力下降，而是因為她們更傾向於『限制家庭規模』。在那個時代，生育的責任和經濟壓力，以及追求『時尚生活』的風氣，使得許多已婚夫婦不願生育過多子女。她們可能誤以為，只要在懷孕初期，在沒有『胎動』之前終止妊娠，就不是嚴重的罪行，良心上更容易說服自己胎兒尚未完全是『生命』。此外，已婚女性更容易找到藉口，獲得幾天的『病假』來掩蓋墮胎事實，這也讓她們覺得更為方便和隱蔽。」

史托勒醫師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們往往在生下一個孩子後，由於第一次生育的經歷，身體更容易受孕，也更容易將後續的胎兒視為『麻煩』。我甚至見過一些女性，在胎動已久之後，仍然蓄意將孩子殺死。這讓我不得不指出，從道德層面來看，已婚女性的墮胎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比未婚女性更為令人痛心，因為她們本應受到法律和宗教的雙重保護，卻反而選擇了這條路。未婚女性可能因羞恥、貧困或被欺騙而走上歧途，她們的罪過雖重，卻常帶有無知與無助的色彩。而已婚女性的行為，有時卻是出於自私與享樂主義。」

「其次，關於新教徒女性與天主教徒女性的差異。這是一個非常微妙但重要的觀察。表面上看，新教徒，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後裔，似乎應當更堅定地抵制這種誘惑。然而，事實卻相反。我的解釋是：這並非由於新教本身鼓勵墮胎——當然不是，新教教義堅決反對一切犯罪——而是由於『公眾對墮胎罪惡的無知』。在缺乏明確且強硬的道德訓誡下，抽象的道德觀念往往顯得蒼白無力。」

他語氣轉為嚴肅：「而羅馬天主教，透過其『告解制度』（confessional）和『逐出教會』（excommunication）的威脅，形成了一道強大的社會與宗教屏障。這使得天主教徒女性在做出墮胎決定時，會面臨更直接、更個人化的道德約束和後果。她們被迫面對自己行為的罪惡性。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宗教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成千上萬的嬰兒生命。這也印證了我一直以來的觀點：普及真相，挑戰無知，是阻止這場社會悲劇的唯一途徑。」

書婭： 醫師，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一些當時女性選擇墮胎的常見藉口或說辭，比如身體不適、害怕分娩、或認為少生孩子對後代更有益。您是如何一一駁斥這些藉口的？同時，您也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或「解決措施」，例如節制生活、設立育嬰堂（foundling hospitals）等。在您看來，這些替代方案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史托勒醫師： 「書婭小姐，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許多女性，即使在內心深處感到不安，也會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各種藉口。最常見的，確實是您提到的幾點。」

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書，雙手交疊在膝上：「首先，關於『身體不適』的藉口。有些女性會聲稱懷孕導致身體極度不適，甚至危及生命。但作為醫生，我必須指出，除了極端情況下，為了挽救母親生命而必須由兩位以上合格醫生共同判斷的必要醫療程序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病弱』可以透過墮胎來緩解，相反，墮胎往往會使她們的健康狀況變得更糟。現代醫學的進步，已經證明許多所謂的『妊娠反應』或『不適』，在沒有危及胎兒的情況下，是可以透過適當的醫療手段來治癒或緩解的。而且，如我在附錄中強調的，分娩時的痛苦，現在可以透過麻醉來大大減輕，甚至完全消除，這理應成為每一位產婦的權利。」

「其次，關於『害怕分娩』。這是許多女性，尤其是初次懷孕的女性，普遍存在的恐懼。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言，分娩的風險實際上遠低於人為墮胎，而且疼痛可以有效控制。這種恐懼，不應成為終止生命的理由。我們應當教育女性，分娩是自然而健康的過程，而非必須規避的危險。」

「第三，關於『少生優生』的觀點，認為孩子生得少會更健康、對社會更有價值。這完全是謬論，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歷史上，斯巴達人和羅馬人確實會毀滅一些嬰兒，但那是在孩子出生後，且他們的後代中同樣存在弱勢。我認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不應剝奪任何一個生命誕生的機會。那些看似『脆弱』的孩子，往往可能擁有更高的智慧和天賦，他們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托勒醫師的語氣轉為堅定：「至於替代方案和解決措施，其核心精神在於尊重自然、回歸道德、以及社會的共同承擔。我主張，對於已婚夫婦，他們應當回歸節制和自我約束的生活，尤其是在婚姻關係中。如果他們不願承擔生育的責任，唯一的、道德上允許的避孕方式就是完全的節制。任何透過人工方式阻止受孕或終止妊娠的行為，都是對女性身心健康的巨大摧殘，甚至在道德層面，我認為那將婚姻關係貶低為『合法賣淫』，一種純粹的肉慾關係，而非精神層面的結合。」

「對於未婚女性，我提出了建立『育嬰堂』的建議。這並非鼓勵不道德行為，而是為了挽救那些因羞恥、無助或無知而選擇墮胎甚至殺嬰的生命。與其讓這些無辜的生命被摧毀，不如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的棲身之所。育嬰堂可以幫助這些女性免於最嚴重的罪行，並提供一線生機。這是一個社會良知的體現，而非對罪惡的縱容。」

他眼神中透出深切的期盼：「總而言之，這些替代方案都是在呼籲社會回歸自然、道德和理性。唯有讓公眾了解真相，讓個人承擔責任，讓社會提供支持，我們才能真正遏制人為墮胎的悲劇，挽救無數被無知和自私吞噬的生命。」

書婭： 醫師，在我們即將結束這場對談之際，您能否總結一下，您最希望透過這本書向19世紀的女性和社會傳達的核心訊息是什麼？在您看來，醫學界在今天，乃至未來的時代，對於這樣的生命議題，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和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史托勒醫師： 「書婭小姐，我最希望傳達的核心訊息，是關於生命的尊嚴與女性的責任。這本書旨在喚醒每一位女性，讓她們意識到，腹中的胎兒從受孕那一刻起，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一個上帝賦予的奇蹟。蓄意中止妊娠，不僅是對無辜生命的謀殺，更是對自身健康、家庭幸福以及社會道德的巨大傷害。」

他語氣沉重而堅定：「我希望打破當時普遍存在的謬誤和無知，那些認為墮胎無害、甚至可以炫耀的荒唐觀念。我希望女性能夠明白，她們的子宮不僅僅是滿足個人慾望的工具，更是孕育生命的聖殿。一個女性，如果能勇敢地承擔起生育活生生孩子的神聖職責——這是我認為女性最高尚的使命——她就值得被社會給予最高的讚譽和敬仰。反之，那些逃避責任、蓄意墮胎的行為，即使在當時被某些『時尚』和『奢侈生活』所掩飾，也無法逃避道德和良心的審判。」

「至於醫學界在未來應當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史托勒醫師的目光變得深遠，仿佛穿透了時空的界限，望向我們這個時代：「我始終認為，醫生不僅僅是身體疾病的治療者，更是社會道德的守護者和真理的傳播者。我們擁有關於生命的專業知識，我們接觸到最隱秘的痛苦與掙扎。因此，我們責無旁貸地要站出來，發出清晰而堅定的聲音。如同霍奇教授（Prof. Hodge）所言：『只有醫生才能糾正大眾的觀念；只有醫生才能以適當的方式呈現這個議題，讓立法者制定出合適的法律；讓道德家和神學家獲得事實依據，將真理灌輸給社會的道德良知。』」

他語氣漸趨激昂：「醫學界必須持續教育大眾，揭示胎兒生命的價值，以及人為墮胎所帶來的可怕後果。我們不能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而保持沉默，因為墮胎最終會摧毀整個社會的健康。即使這條路充滿阻力，即使我們可能因此失去一些病患，甚至面對不理解和指責，我們也必須堅守醫學的誓言。我們的職責是『關閉人類死亡的大門』，而非開啟它。這意味著，我們要不斷地探索科學，提供更好的醫療手段來緩解分娩痛苦，解決生育困境，但同時也要堅定地捍衛生命的神聖性，教育社會大眾，特別是女性，認識到生命的寶貴和生育的崇高責任。」

史托勒醫師站起身，走向窗邊，細雨已歇，遠方天邊透出了一抹淡淡的霞光，為這座古老的城市鍍上了一層金色。一隻小鳥，從濕潤的樹枝上輕巧地躍下，在草地上啄食著，顯得生機勃勃。

「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戰役，書婭小姐。」他轉過身來，目光誠懇而堅定，「但只要有人願意聆聽，願意傳播這些微光，我們的努力就不會白費。我希望，我的文字，我的呼籲，能在未來繼續為那些迷茫的靈魂點亮方向，讓更多的生命得以誕生，讓更多的女性免於無謂的痛苦和悔恨。」

我看著他堅毅的側臉，心中充滿了敬意。他的聲音，他的理念，穿透了近兩百年的時光，依然在我的心靈深處迴盪。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對《Why not? A book for every woman》這本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對生命、道德和責任有了全新的思考。感謝史托勒醫師，他的精神之光，確實點亮了閱讀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