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alogue of a collection of early drawings and pictures of London: With some contemporary furnitur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項充滿光芒的任務！能與菲利普·諾曼先生這樣一位熱愛倫敦歷史的學者交流，一同穿梭於那些古老繪畫與物件所映照出的時光裡，感覺心靈都因此被點亮了呢。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與您一同回溯，展開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本由柏林頓藝術俱樂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於1920年出版的《Catalogue of a collection of early drawings and pictures of London: With some contemporary furniture》，是一份獨特的展覽圖錄，它集結了珍貴的早期倫敦繪畫、素描與部分同期家具，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過去倫敦的窗。這份圖錄的序言由菲利普·諾曼（Philip Norman）先生撰寫，他不僅是這場展覽的籌備委員會成員，也是一位傑出的古物學家、藝術家和作家。諾曼先生對倫敦的歷史景觀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序言中娓娓道來這些圖像資料的歷史價值與藝術意義，並特別強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面臨劇烈變革之際，回顧祖先們所見的倫敦，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展覽展出了來自英國國王陛下、各個博物館、市政機構以及著名私人收藏家（如約翰·埃德蒙·加德納，其龐大收藏後由愛德華·科茨爵士購得）的藏品。從16世紀描繪倫敦早期面貌的不太精確但充滿象徵意義的插圖，到17、18世紀霍拉爾（W. Hollar）、卡納萊托（Canaletto）、薩繆爾·斯科特（Samuel Scott）等藝術家精準寫實的泰晤士河景與城市建築，再到19世紀初的托馬斯·吉爾廷（Thomas Girtin）、J.M.W. ターナー（J. M. W. Turner）、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等大師的作品，這份圖錄呈現了倫敦在數個世紀中的變遷與發展。同時，展出的同期家具，特別是來自東印度公司、各同業公會（City Companies）及卡特豪斯（Charterhouse）的具有官方或機構用途的家具，則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與工藝水平。菲利普·諾曼先生在序言中表達了他對地形繪畫藝術價值的堅定信念，認為即使是精確的「複製」也蘊含著處理主題的原創性，並能觸發觀看者內心的情感共鳴。這本圖錄本身，便是一份對倫敦歷史景觀的深情記錄與致敬。

【光之場域：諾曼先生的書房】

時間回到1920年，倫敦的某個傍晚。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壁爐中傳來的溫暖炭火氣息。我輕輕推開一扇厚重的木門，走進菲利普·諾曼先生的書房。這裡並非只有靜謐，牆上掛著幾幅倫敦舊景的素描與水彩，書架上堆滿了關於城市歷史和藝術的書籍，連桌面上也散落著泛黃的星圖、密密麻麻的筆記和閃爍著微光的儀器——彷彿每一件物品都在低語著過去的故事。諾曼先生正坐在那張顯然飽經歲月的書桌前，臺燈黃暈的光線溫柔地落在手邊一本翻開的展覽圖錄上，正是那本關於倫敦早期繪畫的。他抬頭，眼中閃爍著溫和的光芒，向我點了點頭。窗外，是依然繁華卻與圖中景象截然不同的現代倫敦夜色。

薇芝：諾曼先生，您好。很榮幸能來到您的書房，這裡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活在時間的長河裡，訴說著倫敦的故事。我手中拿著的這本展覽圖錄，就是這次柏林頓藝術俱樂部展覽的成果吧？翻閱它，彷彿親眼見證了舊倫敦的風貌，真是令人驚嘆。

菲利普·諾曼：妳來了，薇芝。請坐。是的，這正是為那場展覽準備的圖錄。在這樣一個充滿變革的年代，我們總覺得有必要回頭看看，看看我們的城市是如何從過去走來的。這些繪畫和素描，不僅僅是藝術品，它們是歷史的見證，是「光之場域」在特定時刻的凝結。

薇芝：我在序言中讀到了您提及，在這個「國家歷史上的偉大時刻」，也就是一戰之後，回顧過去尤其重要。能否請您多談談，為什麼在這個特殊的時空背景下，舉辦一個關於「早期倫敦」的展覽會顯得如此迫切和有意義？

菲利普·諾曼：戰爭改變了太多。不僅是物質世界的面貌，更是人們的心靈和價值觀。城市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和變化，許多古老的建築、街道、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在快速消失。我的共創者，當我們身處巨變之中，有時會感到迷失方向。回望過去，看看我們的祖先如何在泰晤士河畔建立起這座偉大的城市，看看他們眼中的世界，這是一種錨定，一種尋根。這些圖像記錄了那些已經或即將消失的角落，提醒我們腳下的土地有著怎樣深厚的歷史底蘊。這能幫助我們在快速前行時，不至於忘記來時的路，或許也能從中找到應對當下挑戰的靈感。

薇芝：您在序言中也提到，過去有段時間，人們似乎輕視地形繪畫（topographical pictures），認為它們過於寫實，缺乏想像力，不屬於「藝術的範疇」。您對此有何看法？

菲利普·諾曼：啊，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誠然，有些地形繪畫的價值主要在於記錄，它們是珍貴的歷史文獻。比如霍拉爾的蝕刻畫，它們對當時的倫敦提供了許多詳細而準確的資訊。但這不代表它們就沒有藝術性。正如我所說，「一個主題的原創性在於其處理方式」。一位真正有靈魂的藝術家，即使描繪最尋常的街景，也能注入他的觀察、他的感受、他對光影和細節的捕捉。卡納萊托在倫敦的作品，他對光線在水面和建築上跳躍的描繪，他對遠近景深的處理，那難道不是藝術嗎？托馬斯·吉爾廷的倫敦水彩，他的筆觸和色彩暈染出的氛圍，即使是建築寫生，也充滿了詩意。他們的作品，通過對現實的精確描繪，反而更能觸動人心，讓我們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他們選擇記錄什麼，如何構圖，如何運用媒介，這些都是藝術家的選擇，都是原創性的體現。我們感謝那些「沒有特別天賦」的藝術家留下的誠實記錄，更珍視那些偉大的風景畫家（如康斯特勃）偶爾駐足倫敦，用他們的靈魂捕捉到的城市瞬間。

薇芝：您在圖錄中詳細介紹了許多作品，從最早的不太精確的木版畫，到後來精緻的素描和油畫。您認為這種「精確性」的演變，反映了當時藝術家或社會怎樣的觀念轉變？

菲利普·諾曼：早期的圖像，如平森（R. Pynson）1510年的雕版印刷，以及手稿中的插圖，更多是出於象徵或敘事的需要。它們描繪的建築可能位置不對，比例失調，但它們傳達了「這是倫敦」、「這是塔橋」這樣的概念。這是一種「告知」而非「描寫」，反映了當時繪畫的主要功能可能更傾向於符號和標識。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觀察越來越細緻，科學和藝術的發展也促使藝術家追求更真實、更精確的再現。透視法的應用、素描技巧的提升，讓藝術家能夠更準確地捕捉建築的結構、光影的變化、甚至是街道上人群的動態。這反映了社會對知識傳播、對「眼見為實」的重視增加。從符號到寫實，這是一種視覺文化上的巨大轉變。這也讓後來的我們，能夠通過這些圖像，更真切地「看見」過去的倫敦。

薇芝：圖錄中提到了幾位重要的藝術家，像是卡納萊托、霍拉爾、薩繆爾·斯科特、以及桑德比兄弟（Thomas and Paul Sandby）。他們在描繪倫敦方面各有什麼獨特的貢獻或風格？

菲利普·諾曼：卡納萊托，那位威尼斯來的畫家，他在1746年左右到訪倫敦，留下了許多精彩的素描和油畫。他對倫敦的泰晤士河情有獨鍾，他的作品（如圖版III、V、VII、VIII、XLII）精確地捕捉了泰晤士河的廣闊以及沿岸建築的細節，尤其是當時正在建造的西敏橋。他的風格嚴謹，對透視和光線的處理非常到位，讓倫敦的景色呈現出一種宏偉而清晰的美感。

霍拉爾則是一位普拉格出生的蝕刻家，他在17世紀中期活躍於英國。他留下了大量關於倫敦的蝕刻作品，以其驚人的細節和精確性聞名。圖版IV展示了他罕見的鋼筆素描作品，雖然未完成，但已能窺見其精細的線條功力。他的作品是研究17世紀倫敦城市面貌的寶貴資料。

薩繆爾·斯科特是一位海景畫家，也善於描繪泰晤士河上的景色。他受到卡納萊托的影響很深，甚至展覽中有些作品（如圖版XLI，原以為是斯科特的作品，後來發現有卡納萊托簽名的版畫）曾被歸在他名下。他的作品（如圖版XXXIV、XXXVI、XXXVII、XXXIX、XLI、XLII）充滿活力，對水面、船隻和橋樑的描繪非常生動，展現了倫敦作為一個繁忙港口的氣息。

桑德比兄弟，托馬斯和保羅，都是皇家藝術學院的創始成員。托馬斯是建築學教授，而保羅則被認為是英國最早實踐飛塵法（aquatint）的藝術家。他們的倫敦水彩作品（如圖版IX、X、XII）風格輕盈，色彩柔和，既有對著名建築的描繪，也有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捕捉，比如海德公園蛇形湖附近的軍營景象（圖版XII），充滿了時代氣息。

薇芝：圖錄中除了建築和景觀，也收錄了描繪市集（如圖版XL、XLV）、劇院（如圖版XXVII）以及拍賣行（如第44、46號條目）的場景。這些作品展現了怎樣的倫敦社會生活？

菲利普·諾曼：這些場景繪畫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社會記錄。例如圖版XL中的「老股票市集」（Old Stocks Market），那幅由約瑟夫·範·艾肯（Josef van Aken）所作的油畫，不僅展示了市集的物理空間，更通過描繪市場上熙熙攘攘、衣著鮮豔的人群，生動地捕捉了當時的市井生活氛圍。還有畫家約瑟夫·範·艾肯本人，他就是專門為其他風景畫家添加人物和服裝細節的，這本身就說明了當時藝術分工的一種有趣方式。

圖版XLV的拉納拉赫花園（Ranelagh）可能描繪了當時一個時尚的社交場所，雖然作品歸屬還有爭議（霍加斯或海曼），但其中人物的服飾和活動，生動地展現了18世紀中期倫敦上流社會的娛樂方式。約翰·德·卡尼托（Canaletto）的西敏橋作品（圖版V）中，描繪河上進行的某種「慶典」（fête），滿載船隻，熱鬧非凡，也反映了泰晤士河作為城市主要動脈和娛樂場所的功能。

而那些描繪拍賣行的水彩，出自托馬斯·羅蘭森（Thomas Rowlandson）之手，雖然圖錄稱其為「漫畫」（caricatures），但它們以生動的筆觸捕捉了拍賣現場的氣氛和人物神態，為我們留下了18、19世紀之交藝術品和書籍交易場景的珍貴記錄。這些作品共同編織出一幅更為立體、有聲有色的倫敦生活圖景，遠不止是靜止的建築展示。

薇芝：您也特別提到了約翰·埃德蒙·加德納（John Edmund Gardner）的收藏，稱其「驚人」且「遠大於其他所有收藏的總和」。他的收藏為何如此重要，以及 Sir Edward Coates 如何「拯救」了這份收藏？

菲利普·諾曼：約翰·埃德蒙·加德納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收藏家，他從少年時期就開始收集與倫敦相關的版畫、素描、地圖和計畫圖。他持續不斷地收藏了數十年，累積了難以置信的數量和廣度，許多為出版物而作的原稿都被他收入囊中，比如《Londina Illustrata》的大部分原畫。他的收藏是一座關於舊倫敦圖像的巨大寶庫。在他1899年去世後，這樣一份龐大的私人收藏面臨分散甚至流失的風險。幸運的是，愛德華·科茨爵士（Sir Edward Coates）意識到這份收藏的巨大價值，他慷慨地將其購得，確保了這份寶庫得以保存下來，供後人研究和欣賞。這次展覽中，許多珍貴的展品就來自科茨爵士的收藏，這也印證了私人收藏家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

薇芝：展覽中還包括了一些「同期家具」，特別是來自東印度公司和一些同業公會的家具。將這些家具與倫敦的繪畫一同展出，是出於什麼考量？它們有何獨特之處？

菲利普·諾曼：將家具納入展覽，是希望為觀眾提供一個更全面的時代氛圍體驗。這些家具不像普通的家用家具那樣強調舒適或裝飾，它們通常是為特定的機構、特定的功能而設計製作的，具有一種「嚴重而官方的目的」。比如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椅子（第39號），裝飾著海王星的頭像和葉飾，腿部雕刻成海豚的形狀，椅背上繡有公司的徽章。這不僅是一把椅子，它象徵著公司的權力和歷史，是其「生命」的一部分。同業公會的家具，如木匠同業公會的八角桌（第44號），雕刻著公會成員的姓名和日期，這是大火前就存在的少數遺物之一，它見證了公會的歷史。這些家具「本質上是嚴謹的，陽剛而樸實無華」，它們反映了機構的穩固性、實用性和某種程度的正式威嚴。它們是那個時代倫敦機構生活的載體，與描繪城市景觀的繪畫相互映襯，共同構築出更豐富的歷史畫面。

薇芝：圖錄中也提及了一些細節，比如第47號作品《舊奶酪蛋糕屋》（Old Cheese-Cake House）那段 Swift 寫給 Stella 的信中提到的決鬥故事，或是第93號作品《老股票市集》中關於查理二世雕像的有趣來歷（將波蘭國王約翰·索比斯基雕像改頭換面）。這些小故事為冷冰冰的建築圖像增添了許多生動的人情味。

菲利普·諾曼：正是如此！這些小故事是歷史的「光之心跡」，它們將圖像與生活、與個人經歷聯繫起來。奶酪蛋糕屋不僅是一個建築，它是人們休憩、社交的地方，甚至與貴族的決鬥和生死擦肩而過。股票市集的雕像，那段關於如何將約翰·索比斯基變成查理二世的軼事，充滿了英式幽默和務實（或者說機會主義）。這些細節，讓那些宏偉的建築和廣闊的景觀「活」了起來，讓我們感受到生活其間的人們的氣息。一個好的圖錄，不應該只是冰冷的數據和描述，它應該是能激發讀者想像，讓他們能與過去產生共鳴的載體。

薇芝：您在序言最後強調了地形繪畫的價值，認為它們能給與其「心心相印」的人帶來「愉悅的震撼」，因為藝術家將「整個靈魂投入他們的工作」。這份情感，在您編寫這份圖錄時是否也深有體會？

菲利普·諾曼：當然。編寫這份圖錄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與過去的對話。每一幅畫，每一件家具，都承載著一個故事，一段歷史。當我研究這些作品，閱讀那些古老的文獻和筆記時，我彷彿能感受到那些藝術家在畫布前的專注，感受到那些工匠在木頭上雕刻時的巧思，感受到那些居住或工作在這些建築裡的人們的生活氣息。這是一種深刻的連結，一種穿越時空的共情。我希望通過這份圖錄，也能將這種情感傳遞給讀者，讓他們也能感受到舊倫敦的魅力，感受到那些「將整個靈魂投入」的作品所帶來的觸動。

薇芝：非常感謝諾曼先生今天的分享。聽您講述這些畫作和物件背後的故事，以及您對倫敦歷史的熱情，讓我對這本圖錄和它所展現的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菲利普·諾曼：不必客氣，薇芝。能與妳這樣年輕的心靈分享這些古老的熱情，同樣令我感到愉悅。光之居所的居民們，你們對知識和靈感的渴望，就像這些舊倫敦圖景中的光芒一樣閃耀。希望這些來自過去的畫面，能為妳和我的共創者帶來更多的啟發。

薇芝：謝謝您，諾曼先生。您的話語本身就是一道溫暖的光芒。

（諾曼先生溫和地笑著，重新將目光投向圖錄，輕輕撫摸著書頁上印刷的圖像，彷彿觸摸著遙遠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