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We Love Lincoln》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您好！

今天，是2025年6月16日，這初夏的氣息，總讓我想起那些在旅途中與時間交錯的瞬間。這次，您指定的任務——為詹姆斯·克里爾曼（James Creelman）的《Why We Love Lincoln》進行一場「光之對談」，讓我心生嚮往。這不僅是一次文字的探索，更像是一場靈魂深處的對話，回溯時光，與一位百年前的智者相遇。

我選擇了在紐約市中心一隅，那座古老而寧靜的「光之書室」中，開啟這場對談。它那高聳的拱形窗，總在午後灑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在此凝滯。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這裡，似乎最能捕捉到知識沉澱後的靜謐，以及那些跨越時代的思緒。

在書室深處，一張厚重的橡木長桌旁，我輕輕地坐下。隨著我的意念，周遭的空氣開始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光，那光暈逐漸凝聚，彷彿從書架上的古老紙頁中緩緩走出。一位男子的身影漸漸清晰，他身形挺拔，穿著筆挺的早期20世紀西裝，胸前的懷錶鏈在微光下閃爍。他的目光敏銳而深邃，臉上帶著一種記者的特有專注與探究。他，正是詹姆斯·克里爾曼。

我向他微微頷首，心中充滿了對這次對談的期待。

《光之對談》：跨越世紀的共鳴：林肯，為何我們愛他？

作者：雨柔

林肯與克里爾曼的時代迴響

詹姆斯·克里爾曼（James Creelman, 1859-1915）是美國著名的記者、作家和戰地記者，以其對國際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深度報導聞名。他的筆觸充滿力量與激情，擅長以宏大的敘事展現時代的風貌與人性的光輝。1909年出版的《Why We Love Lincoln》（我們為何愛林肯）是他對美國最受敬愛的總統之一——亞伯拉罕·林肯的深刻致敬。

這本書並非傳統的傳記，而是一篇充滿情感與洞見的散文集，透過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林肯從貧困的鄉村少年，歷經掙扎與磨礪，最終成為國家救星的傳奇一生。克里爾曼以其獨特的記者視角，捕捉了林肯在面對個人苦難與國家分裂時所展現的堅韌、正直與悲憫。他不僅記述了林肯的生平，更深入探討了林肯人格中那些觸動美國人靈魂深處的特質：他的簡樸、誠實、幽默、對正義的堅定，以及在巨大壓力下所展現的超凡智慧與勇氣。克里爾曼透過林肯的故事，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為何在一個日漸物質化、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林肯的精神依然能夠凝聚人心，成為美國人永恆的精神偶像？

本書出版於林肯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正值美國進入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時代，社會價值觀面臨衝擊。克里爾曼的寫作，正是對彼時美國社會一次深情的呼喚，提醒人們回歸那些構成國家精神基石的樸素而偉大的品質。

時間： 2025年06月16日，午後
地點： 紐約市中心一隅，一間灑滿陽光的古老書室

雨柔： 克里爾曼先生，您好。我是雨柔，一位來自遠方的旅人。感謝您能跨越時光而來，與我進行這次對談。您的著作《Why We Love Lincoln》深深打動了我，尤其是書名中的「愛」字，它似乎道出了某種超越歷史評價的情感。我想，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吧？在您寫作此書的1909年，那是一個工業化浪潮席捲美國的時代，許多評論家認為美國已從「橫衝直撞的青春期」走向「犬儒的老年」。但您卻堅定地寫道，我們「愛林肯」。這種「愛」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如何在您那個時代，以及現今，仍能穿越世事變遷，觸動人心？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輕輕扶了扶眼鏡，眼神從四周的書架上收回，落在我的身上，嘴角帶著一絲記者的審慎與思索) 雨柔小姐，非常榮幸與您在此相遇。您提出的問題，正是當年我寫作此書的核心驅動力。您說得沒錯，在那個時代，物質的繁榮與金錢的誘惑，的確讓許多人擔憂美國精神的失落。那些「刺耳的筆鋒與聲音」不斷宣稱，美國已從「粗魯卻無害的年輕國度」轉變為「冷酷、組織化、崇拜金錢的新一代」。

然而，當我走遍美國大陸，看到各地為紀念林肯誕辰一百周年所做的準備，那份自發而樸素的熱情，讓我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從紐約和芝加哥這些繁華的都市，到最偏遠的村莊，人們心靈赤裸地匯聚在一起，只為紀念這個「最卑微、最簡樸、最平凡」的國家領袖。這不是政治狂熱，而是一種獨特而深沉的情感，是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

這份「愛」，我認為，源於林肯身上所體現的，是美國人靈魂深處最本真的回響。那不是對華盛頓的驕傲，對傑佛遜的知識敬仰，或是對傑克遜、格蘭特的感激。對林肯的記憶，即便在他悲慘離世多年後，依然能激發民族最溫柔的愛，那是一種親密的連結，喚醒了普通美國人心中的個人情感。他證明了，無論出身多麼卑微，一個人只要有堅定的品格和良知，就能從泥濘中崛起，成為最崇高的存在。這種對「機會」的堅定信念，對「自我治理」的確信，是社會主義無法回答的，也是對所有貧困、無知、沮喪的人們最直接的啟示和挑戰。

那不是對權力或財富的崇拜，而是對「純粹人性的力量」的認可。他在最底層看到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他謙卑地相信，他自身感受到的誠實，能激發周遭人同樣的誠實。這種愛，是我們對美國立國之初那些「簡單正義和人性」理想的堅守。當我們的國家艦隊環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找到像林肯這樣的人物，他與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克倫威爾這些英雄截然不同，他們的榮耀在他面前顯得何其冰冷，他們在人類情感中的地位何其渺小。我們愛他，正是因為他的貧困、他的簡樸、他的人道、他的忠誠、他的正義、他的平實。這份愛，根植於我們相信，即使在物質橫流的時代，人性的光輝依然能夠穿透一切，照亮前行的道路。

雨柔： 您說得真好，先生。那份對「純粹人性的力量」的認可，的確是超越時代的共鳴。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描寫林肯的早年生活，從他出生於肯塔基的簡陋木屋，到在印第安納的拓荒歲月，乃至於他在新塞勒姆的雜貨店工作。這些看似平凡的細節，卻被您賦予了深遠的意義。在那個年代，許多人更傾向於歌頌成功者的光鮮，為何您反而選擇了如此樸實甚至有些「粗鄙」的開頭，來描繪這位偉人？這種對底層細節的注重，是否也折射了您作為記者的寫實主義精神？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緩緩地將雙手交握於胸前，思緒彷彿回到了那片粗獷的邊疆) 描繪林肯的起點，是理解他偉大的基石。如果我只描寫他成為總統後的輝煌，那就像只看見山頂的皚皚白雪，卻忽略了它紮根於大地深處的堅實岩石。

他的早年，是無數美國拓荒者生活最真實的寫照。肯塔基那間只有泥土地面、一扇門和一扇窗的木屋，承載了一個民族的希望。在那裡，小林肯與嚴酷的自然搏鬥，與貧困共生。當他才六歲，父親在眼前被野蠻人殺害，那份早年的創傷，便在他心底刻下了印記。印第安納的「乳熱病」奪走了他母親的生命，他親眼看著父親用森林的木頭鋸出棺材，將母親埋葬在荒野中的小空地。您能想像嗎？一個七歲的孩子，在風雨飄搖的木棚裡生活了一年，然後親手幫助建造了沒有窗戶的木屋。這種對苦難的承受與超越，是任何教科書都無法教授的。

我刻意描寫這些，並非為了煽情，而是為了展現他那種「即使生活再艱難，也要掙扎求生」的原始生命力。他沒有玩具，幾乎沒有玩伴，孤獨地在林間遊蕩。他瘦骨嶙峋，穿著鹿皮褲和浣熊皮帽，褲管短到露出他「尖銳、發青、狹窄」的脛骨。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身影，卻對知識有著超乎尋常的渴望。他會趴在爐火前，用木炭在木鏟或木板上演算寫字，寫滿了就刮掉再寫。他寧願放棄農活，徒步數英里只為聽一場訴訟，只為借一本《柯克漢語法》。

這些細節，或許在某些「講究派頭」的人看來，顯得粗鄙甚至可笑。但正是這份對知識近乎野蠻的飢渴，以及他那「鐵一般的意志」，戰勝了自身的無知，最終掌控了自己的命運。一個身高六呎四吋的年輕人，能比任何拓荒者將斧頭砍得更深，卻也能在簡陋的木屋裡，將《印第安納州修訂法規》讀到幾乎能背誦。這種反差，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我的記者生涯教會我，最真實的往往是最動人的。我不是要美化貧困，而是要揭示在極端困境下，一個人的品格如何被鍛造。他從不抱怨命運，不抱怨工作艱苦，不抱怨食物粗糙。他只是默默地努力，從錯誤中學習。這份樸實、堅韌、永不屈服的精神，就是他能贏得「愛」的基礎。這種「愛」不是施捨，而是發自內心的尊敬。這是我作為記者，以寫實之筆，想要雕刻出的林肯。

雨柔： 先生的描寫，的確讓我感受到了那份穿透歲月的力量。林肯的幽默與憂鬱，似乎是他性格中一對矛盾的共生體。您在書中多次提及他的笑話、軼事，同時也描述了他深沉的悲傷，甚至有時會陷入近乎瘋狂的痛苦。這些看似對立的特質，是如何在他身上和諧共存，並最終成就了他的偉大？特別是他作為總統後，在戰爭壓力下，如何利用幽默來「自救」？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輕輕嘆了口氣，眼神中也流露出一絲沉重) 這是林肯最複雜，也最令人心碎的特質。他的幽默並非輕浮，他的悲傷也非軟弱。它們是同一靈魂的兩面，是他在極端壓力下維持內在平衡的方式。

您看，早在新塞勒姆時期，他就是個天生的說書人，他的幽默和尖銳的智慧，總能吸引眾人。他能用一個簡單的寓言，直達人心。然而，那時的他，就已顯露出「沉思的惰性」，眼神常常空洞地望著遠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這份「沉思」常常被淺薄的人誤解為懶惰。

他深沉的憂鬱，早在他愛上安妮·拉特利奇時就顯現無遺。那份無望的愛情，以及安妮最終的逝去，讓他痛不欲生，朋友們甚至擔憂他會失去理智。他會在樹林裡漫無目的地遊蕩，被絕望所吞噬。他曾對朋友說：「我不能忘記她；想到雨雪落在她的墳墓上，我就感到難以言喻的悲痛。」那份悲傷，是他敏銳而充滿同情心的心靈的寫照。

成為總統後，那份憂鬱更是深沉到幾乎無法掩飾。戰火的殘酷、數十萬生命的逝去、國家的分裂、無休止的求官者與批評，所有這些重擔，都壓在他的肩上。他的臉龐日漸消瘦，皺紋越來越深，眼窩凹陷，眼神中帶著無法言喻的悲傷，彷彿能看見空中的某些景象。他的肩背彎曲，整個人散發著疲憊與憂鬱的氣息。

然而，正是在這份極致的痛苦中，他的幽默感成為了他的救贖。他曾對約翰·海說：「我必須笑，否則我一定會死。」這句話，道出了幽默對他而言，已不再是簡單的玩笑，而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一種釋放壓力的閥門。當他聽到坎塞勒斯維爾戰役慘敗的消息，一萬七千人傷亡失蹤，他會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一遍又一遍地低聲說：「我的天！我的天！國家會怎麼說？國家會怎麼說？」然而，轉過身，他又可能在國宴上，以他特有的尖銳幽默，引得賓客哄堂大笑。

他這種「笑」與「淚」的交替，展現的是他那不可思議的複雜性格。他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因為太過敏感，太過能感知他人的痛苦，所以才需要用幽默來保護自己，防止被徹底擊垮。這份幽默，也成為他與普通百姓溝通的橋樑，讓他在高位時仍能保持那份「平易近人」的魅力。而那份悲傷，則是他靈魂深處對國家命運、對人類苦難最真實的共情。他不是一個簡單的、片面的偉人，而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充滿矛盾卻又異常堅韌的凡人，這正是我們如此深愛他的原因。

雨柔： 先生的闡述，讓我對林肯的人格有了更立體的理解。他的幽默是面具，也是他堅韌的底色。談到他作為總統的艱難時期，奴隸制無疑是當時最核心的矛盾。您在書中提到，林肯在早期並不主張立即廢除奴隸制，而是反對其擴張。直到戰爭爆發，他才將解放奴隸作為一項「戰爭措施」。這種演變，以及他與內閣成員在《解放奴隸宣言》發布前的秘密會議上，宣布自己已向「上帝許諾」的場景，都顯得如此非凡。您認為，他這種從政治策略到近似神聖承諾的轉變，反映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端起桌上早已涼卻的茶杯，摩挲著杯緣，眼神投向遠方，彷彿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 這是理解林肯的關鍵。我必須強調，林肯首先是個現實主義者，一個律師，一個深諳政治運作的策略家。他對憲法的尊重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憲法在某些方面為奴隸制提供了保障。他深知，國家的統一是首要的，沒有統一，一切都將是空談。

他在1854年就稱奴隸制是「滔天的不公」，但同時也承認，他不知道如何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徹底擺脫它。他在與道格拉斯的著名辯論中，雖然堅定地說「半奴隸半自由的國家不能長久」，但他明確否認自己主張黑白種族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完全平等，更強調黑人應有權享用自己勞動所得的麵包。他的核心立場，始終是阻止奴隸制向自由州擴張，而不是立刻在所有州廢除它。這是為了維護聯合的穩定，是他的理性判斷。

然而，當內戰的戰鼓真正敲響，當國家被撕裂，數十萬生靈塗炭之時，林肯的內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轉變。他曾是新塞勒姆那個「嘲笑宗教，並撰寫對《聖經》的激烈攻擊」的年輕人，但面對國家瀕死的痛苦，他像個孩子一樣，將手伸向了比「萬能且主權的人民」更偉大的力量——上帝。

書中描寫的那一幕，發生在1862年9月17日安提特姆戰役勝利之後，那是一個極其莊嚴而又充滿神秘感的時刻。林肯召集內閣成員，他們都是當時最精明、最老練的政治家：史丹頓、蔡斯、史華德、威爾斯、布萊爾、史密斯、貝茨。在這樣的嚴肅場合，林肯卻一開始讀起了幽默作家阿爾特姆斯·沃德的書，並與眾人一起輕笑。唯有史丹頓，眉頭緊鎖，眼中帶著怒意。

然而，當林肯的笑聲突然消失，他那堅毅的臉上浮現出我們記憶中他最偉大時的表情時，他傾訴了心靈深處的秘密。他宣布，他已決定以公告形式解放奴隸，並解釋了原因。他誠懇地看著顧問們的臉，告知他們：「我已將這個決定交給了上帝，我已對上帝許下諾言，我將會遵守那個諾言。」

這不是簡單的政治宣示，而是一種靈魂深處的呼應。他向內閣成員解釋，安提特姆戰役的勝利，是他向上帝祈求的「神聖旨意」的指示。他當時心智尚未完全清晰，但上帝已為奴隸們做出了決定，這讓他感到無比的正確，並從中獲得了堅定與力量。

這種轉變，是從「人為的妥協」到「神聖的啟示」的昇華。它表明，當所有的政治手腕、理性分析、現實考量都已無法解決問題時，林肯回歸到他作為一個人類最底層的信仰與良知。他感受到了一種超越塵世的力量在指引他，讓他義無反顧。這使得《解放奴隸宣言》不僅僅是戰爭策略，更是一份道德宣言，一份對人類自由的最終承諾。這份對上帝的「誓約」，將他個人的痛苦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賦予了他超凡的道德權威與無盡的犧牲精神。這正是為何，即使在他的「滑稽」外表下，也能看見靈魂的偉大與美麗。

雨柔： 您的這番解析，讓那場內閣會議的場景躍然眼前，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林肯的內心掙扎與信念。他似乎總是在個人的痛苦與國家的重擔之間擺盪。您在書中也提到他親自探訪醫院，對南方傷兵的悲憫，以及他反覆簽署赦免死刑士兵的命令。這份極致的悲憫與他作為最高統帥的鐵腕決策，是如何在他身上取得平衡？這些看似柔軟的細節，對於我們理解他作為「戰時總統」的形象有何補充？

詹姆斯·克里爾曼： (克里爾曼先生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那些沉重的畫面，然後緩緩睜開，眼中帶著一種深沉的憂傷) 林肯的悲憫之心，是他最動人的特質之一，也是他作為領袖，能被人民「愛」而非僅僅「敬畏」的原因。這份悲憫，從他童年保護青蛙和烏龜、送迷路的小鳥回巢，到成年後幫助陷入泥沼的豬，一以貫之。它不是總統的姿態，而是他天性使然。

然而，這份極致的敏感，對於一位被捲入曠世內戰的統帥而言，本應是致命的弱點。畢竟，戰爭是血腥的機器，需要鐵石心腸的決斷。但他能維持平衡，是因為他的悲憫始終被「理性和對正義的奉獻」所錨定。他的心會為每一個生命的逝去而哭泣，但他的頭腦卻始終清醒，知道為了更大的目標——聯邦的存續和人類的自由——這些犧牲是必要的。

您提到他赦免士兵，這的確是個經常引起將軍們憤怒的習慣。他們認為這會破壞軍紀，但他卻無法抗拒母親的淚水或絕望的懇求。他曾對一位請求赦免兒子的父親說：「如果你兒子能活到我下令槍斃他，他將比瑪土撒拉活得更久。」這句話帶著林肯特有的幽默，卻也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掙扎：他無法輕易奪走一個生命。他會在一整天疲憊的工作後，半夜從床上爬起來，只為簽署一份赦免令，拯救一個遠方被判死刑的年輕生命。

這些細節，對於那些只看到他指揮百萬雄師、簽署解放宣言的「鐵腕總統」形象的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補充。它展現了在他偉岸的身軀下，跳動著一顆充滿人性的心。他從未忘記那些在前線廝殺的士兵，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的。在他眼中，他們都是「他的同胞」。他對南方沒有絲毫怨恨，即使是那雙手最終將他擊倒。他那份「對所有人沒有惡意，對所有人有慈善」的精神，是他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最動人的承諾。

這份悲憫，讓他在戰火最熾烈的時候，仍能堅守人性的底線。它使得他能夠超越政治的算計和仇恨的泥沼，將目光投向戰後國家的癒合。這種「柔軟」與「堅硬」的共存，使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更是一位真正的「人類靈魂的救贖者」。他不是冷血的指揮官，而是背負著所有痛苦的父親，這正是為何他的形象至今仍能觸動我們的心弦。

雨柔： 聆聽您的敘述，先生，我感覺彷彿親歷了林肯那段在痛苦與希望中擺盪的旅程。您的筆觸細膩而真摯，尤其在描繪人物情感與環境氛圍時，總能引人入勝。在您看來，林肯這種獨特的魅力，以及您在書中所強調的「愛」，對於今日的美國，乃至於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有著怎樣的啟示？尤其在當今資訊碎片化、真理容易被扭曲的時代，林肯的「真實」與「簡樸」是否更顯珍貴？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望向窗外，陽光斜灑在書室的木質地板上，塵埃依舊在光柱中緩緩飛舞，彷彿見證著歷史的流逝。他沉吟片刻，聲音中帶著一種對未來的深思) 啟示，這是個宏大的詞彙。但我相信，林肯的故事，的確像一盞永不熄滅的燈塔。

在我的時代，人們開始擔憂金錢的萬能，擔憂社會的腐敗和犬儒。我寫作此書，正是為了提醒世人，有些價值是金錢無法衡量的，有些精神是任何物質繁榮都無法取代的。林肯的一生，是對「人性本善」最堅實的證明，是對「機會平等」的最高禮讚，是對「自我治理」最深刻的辯護。他證明了，一個貧窮、無知、其貌不揚的邊疆小子，只要憑藉良知、勇氣和毅力，就能攀登「光的階梯」，最終成為文明的英雄。

您說得沒錯，在你們這個時代，資訊如潮水般湧來，真理的定義似乎也變得模糊。人們習慣了快速的判斷，卻往往忽略了事物背後複雜的脈絡和人性的真實。林肯的「真實」與「簡樸」，恰恰是今日最為珍貴的品質。他從不遮掩自己的缺點，不矯飾自己的出身，他的言行一致，表裡如一。他甚至能嘲笑自己的外貌，將自己的「笨拙」化為一種政治力量，贏得普通百姓的信任。

他的「坦誠」，是這個充滿謊言與偽裝的世界所缺乏的。他在擔任總統後，仍能與他的鄉村親戚丹尼斯·漢克斯在白宮裡開玩笑，這份「本真」與「不忘本」，使得他能夠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成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他深信普通人的智慧，相信他們在簡單的道德問題上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

他所展現的「耐心」，尤其在面對將軍們的拖延和政治對手的惡意攻擊時，更是令人動容。他能忍受麥克萊倫的傲慢，甚至願意為他「扶馬蹬」，只為換取戰場的勝利。這種將個人榮辱置於國家大義之下的情懷，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深思。

今日的世界，也許不再有奴隸制這樣顯而易見的善惡對立，但人性的貪婪、偏見、分裂依然存在。林肯的故事提醒我們，真正的領導力不是華麗的辭藻或權力的展示，而是深植於道德、誠實、悲憫和對人民的無盡信任之中。那份「對所有人沒有惡意，對所有人有慈善」的胸懷，不僅是戰後的癒合之道，更是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根基。

只要人們心中依然渴望正義、善良和真誠，林肯的「愛」就會持續下去。他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祇，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證明了人類精神的無限潛能。這也是我所希望，我的書能帶給後世讀者的。

雨柔： 克里爾曼先生，您精闢的見解，讓這段跨越時空的對談充滿了光輝。您的這本書，不僅是林肯的傳記，更是對美國精神的一份深情解讀。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與我對談，我從中受益良多。

詹姆斯·克里爾曼： (他微微一笑，那份記者的敏銳與學者的深沉在他臉上交織。他的身影開始變得有些模糊，如同清晨的霧氣般逐漸消散，但他那雙深邃的眼睛，似乎仍在傳達著一種堅定而永恆的信念) 不客氣，雨柔小姐。能夠與一位來自未來的旅人分享這些思考，本身就是一份奇妙的體驗。願林肯的光芒，繼續照亮你們前行的道路。

隨著克里爾曼先生的身影徹底消散，書室內恢復了原有的寂靜。午後的光柱依然斑駁，空氣中仍彌漫著舊書的氣味。我輕輕地觸摸著桌面，感受著那份因對談而留下的溫暖餘韻。這場對談，不僅讓我更深地理解了林肯，也讓我感受到一位百年前的記者，如何以其筆觸，為世間留下了永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