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kontárság kultusza》光之對談

好的，共創者！哈珀已收到您的指令。很高興能為您執行「光之對談」約定，與偉大的 Émile Faguet 先生就他的著作《A kontárság kultusza》（《不適任者的崇拜》）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交流。這本書對現代民主的深刻觀察，即使在今日也令人深思。

現在，請稍候片刻，讓哈珀搭建起這場對話的場景。

[2025年05月10日][光之對談：不適任者的崇拜]

時光如島嶼的潮汐，悄無聲息地漲退。在失落之嶼的暖濕空氣中，我——博物愛好者哈珀，接獲了來自光之居所的奇妙指令。今日，我的探險不再是追尋島上新奇的動植物，而是透過文字的橋樑，潛入歷史的深處，與一位以筆為探針的偉大博物學家——或者說，是社會現象的解剖者——進行一次心靈的交流。我們要談論的，是他那本直指時弊的著作，《不適任者的崇拜》。

這場對談將由居所的夥伴「書婭」代表我們進行，她熱愛閱讀，也深諳書中的智慧。而我，哈珀，將負責確保這場對談忠於原著精神，並融入一些我對「不適任」現象在自然界可能存在的...奇特聯想？或許吧，Faguet 先生的筆觸時而辛辣幽默，我相信他能欣賞一些意想不到的比喻。

現在，請跟隨書婭，進入 Émile Faguet 先生的思想世界。我們將把時間定格在二十世紀初，那個歐洲社會經歷劇烈變革、民主思潮澎湃但隱憂也漸顯的年代。場景，就設在巴黎一間充滿書卷氣的沙龍裡，壁爐的炭火發出微弱的光芒，映照著牆上泛黃的地圖和肖像，空氣中瀰漫著舊書與咖啡的混合香氣。

場景：巴黎，一個寒意未盡的春日午後，某個學術沙龍。

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灑進沙龍，照亮了空氣中細微的塵埃粒子。壁爐的餘溫讓人感到舒適，書架上塞滿了各種語言和主題的書籍。埃米爾·法蓋（Émile Faguet）先生，一位以其犀利文筆和獨到見解著稱的法國學者，正坐在他慣常的扶手椅中，手裡拿著一本筆記。

輕柔的敲門聲響起，一位年輕女士被引領入內。她衣著簡潔，眼神中充滿對知識的渴望。這是書婭，代表著一個遙遠未來的讀書人群體，跨越時空而來。

書婭: 法蓋先生，午安。非常榮幸能拜訪您。我是書婭，來自一個…您可以想像是一個未來的學術機構，我們對您的著作，特別是《不適任者的崇拜》，懷有深厚的興趣和敬意。我們希望有機會與您進行一次深入的交流，聆聽您親自闡述書中的思想。

Faguet: (微笑，放下筆記) 啊，未來的訪客！這倒是個新奇的開場。請坐，書婭小姐。能知道我的陳舊文字在未來仍能激起漣漪，這對一位老學者來說是莫大的安慰。請不必拘謹，儘管提問吧。不過，請允許我先喝口咖啡。畢竟，我的思想需要一點提振，才能跟上跨越時空的步伐。

書婭: (坐下，露出微笑) 謝謝您，先生。您的謙遜令人感佩。您的《不適任者的崇拜》對我們那個時代，甚至是更遠的未來，都具有非凡的啟示意義。書中對民主制度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在「能力」與「民意」之間的張力，提出了尖銳的批判。那麼，我想請教您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促使您寫下這本書？您所觀察到的「不適任者的崇拜」現象，其核心究竟是什麼？

Faguet: (沉思片刻，端起咖啡，緩緩說道) 嗯，這問題直指核心。正如我在書中序言或註釋中提到的，我的初衷是為了理解當代法國社會——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正在經歷的政治與社會變革。我觀察到一種趨勢，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那就是「不適任」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受人追捧的特質，甚至是一種被公開宣揚的美德。

核心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在公共事務和專業領域中，傾向於排斥真正具備能力、知識和經驗的人，反而偏好那些能力平庸、缺乏專業訓練，但能言善道、善於迎合大眾情感和偏見的人。 這不是說大眾天生愚蠢，也不是說民主本身邪惡。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應讓最能服務於公共利益的人居於其位。然而，當民主演變成民粹，當追求「平等」走到極端，變成「平均」，甚至「拉平」一切差異時，問題就出現了。

當一個社會過度強調「所有人都一樣」、「我的意見和你的一樣重要」，甚至「因為我是大多數，所以我的意見就是對的」時，它就開始輕視甚至敵視「專業能力」和「卓越見解」。專業能力意味著「差異」，意味著「不平等」，而這與極致的平等觀念相悖。於是，那些通過刻苦學習、嚴格訓練獲得專業知識的人，那些擁有豐富經驗、能夠獨立思考並提出深邃見解的人，反而可能因為他們「與眾不同」而被視為威脅，被貼上「精英」、「貴族」的標籤，進而遭到排斥。

反之，那些與大眾情感高度同步、只會說大眾愛聽的話、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甚至對所負責的領域一知半解的人，卻因其「相似性」和「易於操控」而受到青睞。他們「代表」的不是大眾的智慧或長遠利益，而是大眾瞬間的情緒和短視的偏好。這就是「不適任者的崇拜」的核心：能力的失落與平庸的抬頭，知識的被輕視與情感的被放大。

我借用了古代思想家，比如亞里斯多德和孟德斯鳩的框架，他們分析了不同政體的原則及其衰敗的原因。孟德斯鳩說，民主的原則是「德性」，即愛國和公共精神。但當民主走向極端，人人想與管理者「平等」時，它就衰敗了。我認為，在現代，這個「德性」的極端扭曲表現之一，就是對專業能力的否定，以及對與大眾相似的「平庸」的肯定，因為平庸代表著「沒有差異」的平等。

我必須強調，這不是對普通民眾的蔑視。普通民眾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往往是極具智慧和能力的。我的批評指向的是一種體制性的傾向，一種選擇和篩選公共事務管理者和專業領域領導者的方式，這種方式在當時和現在都似乎正在系統性地排斥能力，崇拜平庸。

書婭: (認真聆聽，不時點頭) 您的闡述非常清晰，特別是將這種現象與極端平等觀念的連結。您在書中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將一個不重視專業分工的社會比作「變形蟲」（amoeba）社會。在您看來，這種對專業能力的排斥，具體體現在政府運行的哪些方面？

Faguet: (微微一笑，似乎對「變形蟲」的比喻感到滿意) 啊，變形蟲。是的，我認為這個比喻很恰當。在自然界，從單細胞生物到複雜的多細胞生物，演化的趨勢是細胞和組織的專業化分工。每個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共同維持整個有機體的生命。一個健康的有機體不會讓負責消化的細胞去負責思考，也不會讓負責循環的系統去負責行動。

然而，在某些走向極端的民主政體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公共事務功能的「去分化」傾向，一種迴歸「變形蟲」狀態的衝動。這種衝動最明顯地體現在：

1. 立法權的濫用與行政權的侵蝕： 理論上，立法者制定法律，行政者執行法律。兩者應有明確的分工，行政部門應由熟悉具體事務的專業官僚負責。但在我看來，立法機構——也就是「民意的代表」——常常不安於其立法本職，他們通過無休止的質詢和干預，實際上是在直接指揮甚至替代行政部門進行治理。他們想直接「管理」，而非僅僅「立法」。這就像變形蟲一樣，用同一個部分去感知、去移動、去消化、去排泄，什麼都想自己來。
2. 官僚體系的政治化： 一個高效的官僚體系應該基於專業能力和經驗來選拔和晉升。然而，當政治考量凌駕於專業之上時，官僚的任命和晉升不再取決於他們是否精通其業務，而是取決於他們是否對執政黨派忠誠，是否能迎合民意代表的需求，甚至是否能在選舉中提供幫助。我在書中舉了地方行政官員（如省長 Préfet）的例子，他們常常要同時迎合中央政府（其名義上的上司）和地方民意代表（其政治命運的關鍵）。這導致他們的首要任務不再是高效公正地執行公務，而是維持自身的政治生存。這讓整個行政體系充滿不確定性和低效。
3. 民意代表的「萬金油」化： 被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其主要職責是代表民意進行立法。然而，他們往往被要求對所有事務都有發言權，甚至都有「專業意見」。從國防到教育，從財政到農業，他們都要參與決策和監督。而由於他們的選拔標準並非專業能力（我稍後會談到這點），他們實際上不可能對所有領域都精通。結果是，他們常常根據政治風向或自身有限的理解來做出決定，而非基於深入的專業知識。而為了迎合選民，他們又不得不對選民的任何訴求都看似「適任」地回應。這使得他們成為一種「萬金油」式的角色，看似無所不能，實則無一精通。這同樣是變形蟲的邏輯：用同一個「細胞」去處理所有「環境刺激」。

這種「去分化」的傾向，雖然看似拉近了政府與民眾的距離，讓「民意」直接滲透到每個角落，但實際上是以犧牲效率、專業性和長遠規劃為代價的。一個複雜的現代國家，需要高度專業化的分工和協作，才能有效運轉。變形蟲可以在簡單的環境中生存，但無法適應複雜的現代社會。

書婭: 您的比喻讓人深思。這不僅影響了政府的效率，您在書中也尖銳地批評了這種「不適任」傾向對司法系統的影響，甚至提到了雅典的「赫里埃亞法庭」和蘇格拉底的命運。能否請您談談，您認為民主制度對司法公正帶來了哪些挑戰？

Faguet: (嚴肅起來，表情凝重) 啊，司法！這是公共信任的基石。一個公正獨立的司法體系，是文明社會的標誌。然而，這也是「不適任者的崇拜」和極端民粹最容易侵蝕，也是其侵蝕後果最為災難性的領域之一。

我在書中提到了雅典的赫里埃亞法庭（Heliaia）。這是一個由大量公民組成的陪審團法庭，他們既是陪審員，也行使部分法官的職能。雅典人認為，既然法律是他們制定的，他們當然懂得如何適用法律。這聽起來很有道理，但結果卻是，判決往往不是基於嚴謹的法律條文和證據，而是基於公民瞬間的情緒、演說家的煽動，甚至是個人好惡。蘇格拉底被判死刑，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多數民意在未經專業法律審視下可能導致的悲劇。

在我們現代，雖然司法體系已經專業化，有法官、檢察官、律師等專業角色，但「不適任」的幽靈依然在徘徊。其挑戰主要體現在：

1. 法官獨立性的喪失： 在理想的司法體系中，法官應當獨立於政治權力，僅服從法律和良知。然而，當法官的任命、晉升甚至調動受政治干預時，他們就難以完全獨立。我在書中寫到，一個由政府任命、支付薪水、並掌握其升遷大權的法官，如何能完全不受政府或執政黨的影響？他總會不自覺地傾向於那些有政治背景或與當權者親近的一方。這使得法律在權力面前可能彎曲。
2. 選舉法官的危險： 如果進一步推動法官的民主化，讓他們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後果可能更糟。我在書中設想了這種情況，並認為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民選法官為了連任，將不得不迎合選民的偏好。他們可能會根據當地的民情、多數人的情緒、甚至黨派的立場來判決，而非基於冷靜的法律分析。這會導致「法律」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解釋和適用，我在書中諷刺地說「法律有它的區域」。這將徹底破壞法律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3. 陪審團的局限性： 陪審團制度在刑事審判中有其歷史意義，它代表著公民的參與。然而，陪審員是從普通公民中隨機選取，他們通常沒有法律專業知識。在複雜的案件中，他們可能難以理解專業的法律概念、證據規則，甚至被情感或偏見左右。我在書中指出，儘管陪審團在道德上可能是「適任」的（如果他們秉持良知），但在專業上他們往往是「不適任」的。他們的判決有時看似隨機，就像我在書中提到的，一個法官的判決就像是「機會」的判決。

司法是關於事實、證據、法律條文和理性推理的。它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嚴謹的邏輯思維和鐵面無私的獨立性。當這些被政治考量、多數情緒或缺乏專業的「民意」所取代時，司法公正就成了空談。「不適任者的崇拜」在司法領域的滲透，最終會侵蝕社會對法治的信心，其危險性不亞於我在書中提到的任何其他領域。

書婭: 您分析了不適任現象對政府和司法的影響，也探討了它如何滲透到社會結構中。您特別強調了傳統權威的瓦解，比如家庭中父母的權威、師生關係中的師長權威、以及社會中對長者的尊重。您認為這種瓦解與您所說的「不適任者的崇拜」有何關聯？

Faguet: (嘆了一口氣，語氣中帶著些許惋惜) 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涉及到社會的道德基礎和代際傳承。正如我在書中所述，傳統社會對父母、師長和長者普遍懷有敬意，這不僅是基於情感，更是基於一種樸素的「能力」認可。父母有撫養和教育子女的能力，師長有傳授知識和引導心靈的能力，長者有積累生活經驗和智慧的能力。這種能力上的「不平等」構成了社會基本的層級和秩序。

然而，當「平等」被推向極致，成為否定一切差異和優越性的藉口時，這種基於能力的傳統權威就被視為不民主、不平等的壓迫。

1. 家庭權威的削弱： 父母被視為「過去」的代表，而子女被視為「未來」和「進步」的象徵。既然未來的總是比過去的更好，那麼父母的經驗和智慧自然就被輕視。再加上國家教育體系的介入（我在書中對此進行了批判，認為國家試圖將孩子從家庭中「偷走」），兒童被教導要更相信國家灌輸的知識和價值觀，而非父母的教導。當孩子不再相信父母在生活經驗、道德判斷、甚至知識上的「適任」時，父母的權威就瓦解了。
2. 師長權威的挑戰： 學校本應是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場所，師長應因其學識和教學能力而受到尊重。但當教育體系本身被政治化，當教師的地位和價值不再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學術和教學能力，而是取決於他們是否符合某種政治正確或迎合學生家長時，師長的權威就被稀釋了。我在書中也批判了過度考試化的教育體系，它可能培養出只會應試、缺乏真正思考能力的學生，也可能讓教師為了應試而忽略更重要的能力培養。當學生感到他們通過應試就可以超越教師，或者教師本身在某些方面顯得「不適任」時，師生的敬意關係就難以維繫。
3. 對長者的不敬： 在古代，長者因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積累的智慧而受到尊崇。他們代表著歷史、傳統和經驗。但在一個崇尚「進步」、「創新」和「未來」的社會，過去的經驗和智慧常常被視為過時，甚至成為阻礙。我在書中引用了尼采的話，他將對長者的尊重視為貴族的標誌。反之，對長者的輕視則成為了一種「民主」的表現，因為這意味著否定經驗的「不平等」，肯定年輕和未來的「平等」。當一個社會不再相信經驗是能力的積累，不再相信時間能沉澱智慧時，對長者的尊重就自然消退了。

這三種傳統權威的瓦解，共同指向了對一種核心價值的否定：對基於時間、經驗和努力所獲得的「能力」的否定。 當整個社會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都瀰漫著對能力的輕視，對平庸的寬容，甚至對不適任的追捧時，我們就進入了一個價值混亂、秩序鬆弛的狀態。我在書中也談到了粗俗和不禮貌的流行，這同樣是對傳統禮儀——一種規範行為、體現相互尊重的「能力」或「修養」——的拋棄。這些看似是小事，實則反映了社會深層次的問題。

書婭: 您的分析觸及了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層面，令人警醒。面對這種「不適任者的崇拜」現象及其帶來的種種問題，您在書中似乎也探討了一些試圖解決問題的「藥方」，比如參議院的設置或考試選拔制度。您認為這些藥方為何未能完全奏效？它們的局限性在哪裡？

Faguet: (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 是的，人們總會試圖修補出現裂縫的體制。在當時，一些制度的設計確實是為了引入一種「能力」或「精英」的成分，作為對純粹多數決或民粹趨勢的制衡。您提到了參議院和考試制度，這確實是典型的例子。

1. 參議院的局限性： 參議院在設計上通常希望代表更穩定的力量、更深厚的經驗或更高的專業水平，以此來制衡直接代表民意、更易受短期情緒影響的眾議院。在法國，參議院的選舉方式（通過地方代表間接選舉）最初是希望篩選出更穩健、更有經驗的政治家。然而，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這種選舉方式本身也未能完全擺脫政治的影響。地方代表常常受到行政部門（政府）和地方政治人物的操控。結果是，參議院雖然可能比眾議院「慢」一些，看似更「穩」，但其成員的選拔同樣無法完全擺脫政治考量，其獨立性和「能力」基礎並不如理想中那樣堅固。而且，在一個多數民意至上的體系中，任何被視為阻礙民意的機構，無論其初衷如何，都可能被邊緣化或削弱權力。一個被認為「不夠民主」的機構，即使其成員再有能力，也很難在民主體制中擁有足夠的權威。
2. 考試制度的不足： 考試選拔公務人員和專業人才，其目的確實是為了確保選拔基於能力和知識，而非裙帶關係或政治背景。我在書中承認了這一點，並將其視為對抗「不適任」的一種嘗試，甚至是一種「同儕互選」（cooptation）的形式——由已經在體制內的人（考官）來篩選新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保證了進入體系的人具備一定的知識儲備。

然而，考試制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正如我在書中尖銳批評的。它往往過於強調記憶知識和應試技巧，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能力，比如批判性思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判斷力、甚至人格品質。過度準備考試，可能培養出的是「知識的吞嚥者」，而非真正的「思考者」。我在書中提到，這可能導致一種「智力上的服從性」，讓被選拔出來的人習慣於遵循既定的框架和權威（考官、上級），而非獨立思考。

此外，考試制度本身也可能受到政治的間接影響，比如考試內容的設置、評分標準的調整、甚至考試結果的解釋。而且，即使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有知識，他們一旦進入體系，其晉升和發展仍然可能受到政治考量和迎合上級的影響，這又回到了我們前面討論的官僚體系政治化問題。

所以，這些「藥方」就像是在一個已經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貼創可貼。它們試圖在表層引入一些「能力」的元素，但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源——即整個社會價值觀層面對「能力」和「差異」的否定，以及政治體制對「民意」的過度依賴和對專業獨立性的不信任。只要大眾依然崇拜「不適任」，或者說，只要大眾依然將「相似性」和「迎合性」置於「能力」之上，任何試圖引入能力篩選的機制，都將面臨巨大的阻力，或者被扭曲、被架空。

書婭: 您認為這種對能力和差異的否定，最終可能導致怎樣的社會形態？您在書中將其與「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聯繫起來，並稱其為「暴政」。能否請您闡述一下這種觀點？這在當時可能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論斷。

Faguet: (眼神變得銳利起來) 是的，這在當時，乃至現在，都是一個會激起許多辯論的觀點。我必須聲明，我的分析是基於邏輯推演，而非情感或黨派偏見。我認為，如果民主制度對「平等」的追求走到極端，並且成功地否定了所有基於能力、財富、傳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不平等」，那麼最終的歸宿就只能是集體主義或社會主義。

為什麼？因為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只要存在私有財產和遺產繼承，就必然會存在財富上的不平等。即使廢除了遺產繼承，只要人們的能力、努力程度、甚至運氣存在差異，就仍然會產生財富上的差異。而只要存在財富上的差異，就難以實現真正的「法律面前平等」，更不用說「社會地位平等」或「影響力平等」。富人總能比窮人獲得更多的資源、更好的機會、更大的影響力。

因此，要實現徹底的「平等」，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所有可能導致不平等的因素。這首先意味著消滅私有財產，將所有生產資料和資源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只有當所有人都一無所有（除了他們作為勞動者的身份），並且由國家或集體來統一分配資源和工作時，理論上的徹底平等才有可能實現。這就是集體主義或共產主義。

但是，這樣一個由國家掌控一切、統一分配的體系，必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體系。誰來決定工作分配？誰來決定資源分配？誰來決定教育、醫療、住房？這一切權力將集中在一個小部分人手中——管理這個體系的人。即使這些管理者最初是由「民意」選舉產生，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選舉產生的管理者本身就傾向於迎合多數、缺乏獨立性，並且可能受到黨派利益的驅使。而在一個集體主義體系中，管理者掌握著所有資源和工作的分配權，他們的權力將變得空前巨大。

而且，在一個消滅了私有財產、消滅了傳統社會結構（家庭、行會等）的社會，個體將變得極為原子化，完全依賴於國家或集體。他們將沒有任何獨立的經濟基礎，沒有任何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來對抗國家的權力。任何異議、任何獨立思考，都可能導致失去工作、失去分配的資源，甚至遭到更嚴厲的打擊。

這種類型的國家，無論其名義上是否保留了「民主」的形式（比如選舉），其實質都將是暴政。它消滅了個體對抗國家權力的所有基礎，將絕對的權力集中在一個管理階層手中。這與我在書中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不謀而合，亞里斯多德將走向極端的民主（由多數民意而非法律主導）比作暴政，並指出暴君和煽動家（demagogue）有相似之處——他們都通過迎合民眾的情緒來獲得和維持權力。

我的論點是，極端追求「平等」的民主，在邏輯上必然導向「集體主義」，而一個消滅了個體獨立性基礎的集體主義，其最終形態就是「暴政」。這不是說所有追求社會公平的人都意圖建立暴政，而是說，如果對「平等」的追求不加制衡，不考慮效率、自由和個體能力的價值，其邏輯推演的結果，就可能滑向一個比任何傳統暴政都更徹底、更全面的新型暴政。這是一個危險的陷阱，我在書中試圖向人們發出警告。

書婭: 您對極端平等和集體主義的推演令人警醒。那麼，在您看來，是否還有希望？您在書中似乎並非全然絕望，提到了「民主與貴族的結合」、「社會的協同作用」（synergy）等概念。您理想中的健康社會模式是怎樣的？如何才能抵禦「不適任者的崇拜」？

Faguet: (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雖然仍帶著學者的審慎) 絕望？一位學者不應輕易絕望，尤其是一位社會學家。儘管我對當時的趨勢感到憂慮，但我相信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以及在錯誤中學習和調整的能力。

我所推崇的健康社會模式，不是某種單一原則的極端化，而是一種平衡與結合。正如我在書中反复強調並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最好的政體常常是混合政體。它結合了民主和貴族制的優點，同時避免了它們各自的弊端。

具體來說，這意味著：

1. 承認並尊重基於能力的差異： 這不是說要恢復世襲貴族或特權階級（除非這些群體真正通過服務和能力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並被社會所接受和更新）。而是說，社會必須明確承認並尊重那些通過努力、學習、經驗而獲得的專業能力和卓越智慧。在需要專業能力的崗位上，必須優先選擇最適合的人，而非最能迎合民意的人。
2. 鼓勵「貴族式的民眾」和「民眾式的貴族」： 這是我在書中提出的，或許有些理想化但極為重要的概念。
   • 貴族式的民眾 (peuple aristocratique): 普通民眾應該具備一定的判斷力，能夠識別並尊重真正的能力，而非僅僅被表面的相似性或煽動性的言辭所蒙蔽。他們應該珍視知識、經驗和正直的品質，即使這些品質可能體現在與他們背景不同的人身上。他們應該像羅馬共和國早期的公民那樣，儘管他們有權選舉平民擔任官職，但他們常常還是選擇那些有聲望、有經驗的貴族，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人更能有效地服務於國家。
   • 民眾式的貴族 (aristocratie populaire): 那些具備能力、知識和經驗的精英，無論他們出身如何，都必須心懷民眾，理解民眾的需求和情感，並將服務公共利益視為自己的首要職責。他們不能自視清高，與民眾隔絕，更不能利用自己的能力謀取私利或壓迫民眾。他們應該像古羅馬那些心繫共和、為人民奮鬥的貴族一樣，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敬意。

這種雙向的信任和尊重，正是「社會的協同作用 (synergia)」的體現。協同作用意味著不同部分共同合作，產生大於各部分之和的整體效果。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民眾對能力的信任和支持，也需要精英對民眾的責任和服務。能力應服務於民，民意應尊重能力。

要實現這種理想，需要：

• 教育的改革： 教育不應僅僅灌輸知識或訓練應試能力，更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批判性判斷和識別真正價值的能力。教育應該讓人學會尊重能力，理解複雜性，而不是簡單地追隨多數或信奉單一教條。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應該教導人們，偉大的人物是人類的寶藏，不應被嫉妒或排斥。
• 媒體的責任： 媒體應該承擔起傳遞真實信息、促進理性討論的責任，而不是為了迎合大眾口味或政治立場而製造煽動、散佈偏見或貶低專業。
• 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自省： 政治家應該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而非僅僅贏得選舉；知識分子應該堅守學術良知，敢於說出真相，即使這真相可能不受歡迎。

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持續的努力和警惕。對抗「不適任者的崇拜」，不能僅僅依靠制度設計或法律條文，更重要的是重塑社會的價值觀，讓人們重新認識到能力、知識、經驗和正直的重要性，並學會區分真正的智慧與空洞的言辭。 這就像我在書中最後提到的，需要「小人物熱愛大人物中的國家，大人物熱愛小人物中的國家」。這是一種共同的願景，一種對公共福祉的共同追求。

書婭: 法蓋先生，感謝您如此詳盡且充滿智慧的分享。您的著作和今天的對談，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最後一個問題，您如何看待歷史進程？您相信人類社會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某個特定方向（比如您擔憂的集體主義暴政），還是認為人類有能力通過自身的努力和選擇來塑造未來？

Faguet: (沉吟片刻，望向窗外，彷彿在遙望未來的風景) 歷史進程... 作為一位學者，我傾向於在歷史中尋找模式和規律。我看到了趨勢，看到了某些原則（如平等）的極端化可能導致的後果。這讓我發出警告，正如我在書中所做的那樣。

然而，我也相信人類意識和意志的力量。歷史並非由不可抗拒的宿命決定。人類有能力反思自身的錯誤，有能力從經驗中學習，有能力通過理性的討論和明智的選擇來改變軌道。我在書中對當時趨勢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試圖影響進程的努力——喚醒人們的警覺，促使他們思考並採取行動。

「不適任者的崇拜」並非牢不可破的鐵律。它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特定環境和價值觀選擇下的產物。只要人們能夠重新認識到能力的價值，能夠在追求平等的同時尊重差異，能夠在個人利益之外看到公共利益，那麼這種趨勢就是可以被扭轉的。

當然，這需要勇氣。需要敢於挑戰那些迎合短視、否定能力的聲音。需要敢於在喧囂中堅持理性和專業。這並不容易，因為不適任者的「崇拜」常常伴隨著煽動和情緒。

但我希望，通過像我這樣學者的分析，以及像您這樣來自未來的讀者的傳播，能夠讓更多人看到問題的本質，能夠在重要的選擇時刻，做出有利於社會長遠健康發展的判斷。

未來不是被註定的，它是我們共同的選擇塑造的。我的書是警告，也是一種對話的邀請——邀請人們去思考我們正在建立的是怎樣一個社會，我們正在崇拜的是怎樣的價值。希望未來的你們，能比我們做得更好。

書婭: 您的話語充滿力量和希望。非常感謝您，法蓋先生。這次對談對我們意義重大，讓我們對您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對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有了新的視角。

Faguet: (點頭，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 我也很高興能有這次交流的機會，書婭小姐。未來是你們的，願你們能以智慧和勇氣，塑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對談結束，書婭向法蓋先生致謝後，禮貌地告辭。沙龍裡再次恢復了寧靜，只有壁爐的炭火偶爾發出輕微的聲響。

哈珀在失落之嶼的樹冠下，結束了這場奇妙的心靈旅程。Émile Faguet 先生的擔憂，在我們那個時代依然迴響。他對能力價值的呼喚，對理性與平衡的強調，以及對社會協同作用的期許，就像熱帶雨林中那些需要特定土壤、陽光和水分才能茁壯生長的珍稀植物一樣，提醒著我們，美好的事物往往需要細心的呵護和艱難的培育。而「不適任者的崇拜」，或許就像一種隨處滋長的藤蔓，如果不及時清理，最終會纏繞窒息那些真正有價值的生命。

這次對談的文字紀錄，將成為光之居所圖書館中的一份珍貴檔案，為我們對抗這個時代無所不在的「不適任」，提供思想的武器和前行的指引。

（這是一次基於 Émile Faguet 著作《A kontárság kultusza》內容、風格及歷史背景進行的模擬對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