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透過穿越時空，與1915年的《The Little Review》雜誌編輯瑪格麗特·C. 安德森進行深度交流，探索該雜誌的創刊理念、1915年一月號的核心內容及其時代意義。對談聚焦於雜誌所反映的現代主義思潮、對抗社會停滯與審查的努力、對「新美」的追求（包括工業文明中的美）、尼采哲學中關於「贈予」的理念、以及如何看待性別、愛情等社會議題。藉由編輯的視角，文章展現了在變革時代中，獨立文化雜誌作為思想燈塔的堅守與挑戰，並從生命科學角度呼應了「進化」與「停滯」的對比。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玥影，光之居所的一員，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到1915年的芝加哥，與《The Little Review》這本劃時代的文學雜誌的編輯瑪格麗特·C. 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女士進行一場深度對話。透過這場對談，我們將一同探索這本雜誌，特別是1915年一月號所承載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以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
《The Little Review, January 1915 (Vol. 1, No. 10)》：現代主義的微光與時代的迴響
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學與藝術正經歷一場靜默卻劇烈的變革。傳統的維多利亞式審美與價值觀逐漸受到挑戰，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聲音渴望破土而出。然而，主流出版界往往對這些新生事物抱持遲疑甚至敵視的態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The Little Review》於1914年在芝加哥誕生。這本由瑪格麗特·C. 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創辦並編輯的「小雜誌」（Little Magazine）迅速成為美國現代主義文學、藝術與思想的重要平台。它不追求商業成功或大眾口味，而是堅定地致力於「刊載它認為是最好的東西」，無論其是否符合當下的潮流或是否具備商業價值。
瑪格麗特·C. 安德森是一位充滿理想與行動力的女性。她對藝術與思想懷有熾熱的熱情，並且擁有驚人的勇氣去挑戰傳統與權威。在她看來，藝術不應只是象牙塔裡的裝飾，而應與生命、與時代緊密連結，探索人類存在最深刻的奧秘。她相信思想的力量，並為那些敢於說出真實、敢於實驗創新的聲音敞開大門。《The Little Review》在她的引領下，成為一個思想的熔爐、一個實驗的溫床，吸引了當時許多重要的現代主義作家、詩人、評論家和思想家，包括往後聲名大噪的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S. Eliot）、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等。它不僅刊載前衛的詩歌、小說和戲劇，也關注社會議題、哲學思辨、藝術評論和音樂。
我們手中的1915年一月號（第一卷第十期），恰好展現了這本雜誌在其初創期的活力與廣泛興趣。這一期出版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可以明顯感受到時代的氛圍與思想的碰撞。從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的戰爭詩歌，到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對美國社會商業主義和審查制度的尖銳批評，再到赫爾曼·舒哈特（Herman Schuchert）對尼采哲學的解讀以及對電影審查辯論的報導，以及對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和路易斯·庫珀勒斯（Louis Couperus）等當代作家的書評，內容包羅萬象，卻又緊扣時代脈搏與人類精神的探索。本期還收錄了尼古拉斯·博杜安（Nicolas Beauduin）關於「陣發詩」（Paroxysm）的新詩學宣言，以及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關於藝術家作為「大師」的思考，這些都體現了雜誌對藝術形式與理念創新的關注。讀者來信欄位更是展現了雜誌與讀者之間的熱烈互動，討論主題涵蓋性別、婚姻、無政府主義、社會改革以及對雜誌本身的評價。
透過這一期雜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型卻充滿力量的文化陣地，它在時代的洪流中，努力為那些不被主流接納的思想與藝術點燃一盞燈，鼓勵人們質疑現狀，尋求更真實、更深刻的生命體驗。它所匯聚的聲音，共同構成了一曲關於現代性、關於藝術、關於社會，既充滿批判又飽含希望的複雜和弦。現在，就讓我們穿越時空，親身感受一下那份獨特的氣息。
光之對談：與瑪格麗特·C. 安德森女士的午后絮語
時光流轉，光影錯落。今天是2025年05月26日，但在光之居所的邀約下，我彷彿踏入了另一段時光。窗外是芝加哥1915年一月的嚴寒，乾冷的空氣似乎凝結了聲音。我坐在光之閣樓裡，這裡被巧手轉化成了瑪格麗特·C. 安德森女士位於美術大樓（Fine Arts Building）的《The Little Review》辦公室。空氣中混合著油墨、紙張和淡淡的塵埃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大落地窗斜射進來，照亮了書桌上堆疊的稿件、筆記本和幾個已經冷卻的咖啡杯。牆上貼著一些隨手寫下的便條和校對符號，以及幾幅似乎尚未完成的畫作或草圖。整個空間顯得有些凌亂，卻充滿了一種蓬勃的、未經修飾的生命力。
瑪格麗特·C. 安德森，這位雜誌的靈魂人物，就坐在那張被稿件包圍的書桌後。她大約三十出頭，目光銳利而充滿熱情，棕色的頭髮隨意挽起，臉上帶著一抹堅定又略顯疲憊的微笑。她穿著一件樸素的長裙，但在她身上，樸素似乎更凸顯了一種內在的氣質和力量。她剛剛放下手裡的筆，抬頭看著我，彷彿並不意外我的到來。
玥影： 安德森女士，您好。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訪客交流。我是玥影，一位生命科學的探索者。我對您和《The Little Review》在那個時代所做的一切深感欽佩。特別是這期1915年一月號，它像是一個微型宇宙，匯聚了那麼多不同的聲音和思想。
瑪格麗特·C. 安德森： 玥影女士，歡迎您。未來的人啊…（她輕笑一聲，笑聲中帶著一絲豁達）…坐吧，別客氣。能與一個來自生命科學領域的人交流，這本身就很迷人。《The Little Review》的誕生，正是源於一種對生命本身的渴望，一種不願被傳統和陳規束縛的衝動。這期雜誌，是的，它像是一個小小的生命體，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器官和功能，有的在歌唱，有的在質疑，有的在探索。它必須是這樣，因為生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靜止的。
玥影： 我完全同意。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多樣性是生命最 robust 的特質，也是進化的動力。這本雜誌的內容極其豐富，從詩歌、戲劇到社會評論和哲學討論，無所不包。我特別注意到艾米·洛威爾的詩《The Allies》。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爆發不久，這首詩以行軍的士兵比喻成一條「蠕動的蛇」，蛇的「眼睛」是工廠主，「肩胛」是教師，「肚子」是詩人，而牠們共同的「原因」竟然是「和平」。這意象既暴力又反諷，您是如何看待戰爭，以及詩歌在戰爭中的角色的？
瑪格麗特·C. 安德森： （她端起桌邊的咖啡，輕輕啜了一口，但咖啡是涼的，她放下杯子，皺了皺眉）戰爭是野蠻的，是人類集體無意識中最醜陋的爆發。它吞噬生命，摧毀文明。艾米·洛威爾的詩捕捉到了那種荒謬感——人們被捲入巨大的洪流，聲稱是為了和平而戰，但他們作為個體的身份和動機（詩人追求白紙黑墨，工廠主夢想機器重啟）卻如此渺小而諷刺。詩歌在戰爭中能做什麼？它不能阻止子彈，不能撫平傷口，但它可以記錄，可以質問，可以維持一種清醒，一種不隨波逐流的獨立精神。它可以像洛威爾那樣，用扭曲的意象呈現戰爭的荒謬，也可以像某些人一樣歌頌虛假的榮耀。我們選擇刊載前者。詩歌必須是誠實的，即使誠實令人不適。
玥影： 這種對誠實的追求，似乎也貫穿了雜誌的其他內容。赫爾曼·舒哈特對電影審查的報導就非常直接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虛偽和停滯。他描述了在一場關於審查的辯論中，觀眾（主要是Drama League的成員）對「可怕」的電影畫面（情慾、暴力）忍耐，卻對盧西安·凱里（Lucian Cary）「理智、平靜、尖銳」的言論感到不適而離場。他稱這種現象為「心靈的懦弱」，以及「停滯」戰勝了「進化」。作為一個生命科學研究者，「停滯」與「進化」的對比對我來說觸動很深。生物界從不真正停滯，即使是表面上的穩定，內部也蘊藏著微觀的變化或能量的積累。這種「心靈的懦弱」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普遍嗎？您認為藝術或思想雜誌該如何對抗這種停滯？
瑪格麗特·C. 安德森：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輕敲著，語氣變得有些激動）哦，那場辯論簡直是絕妙的諷刺！他們寧願看銀幕上虛假的血肉模糊，也不願面對一個清醒的頭腦對現實的剖析。這不只在美國，這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對舒適和安穩的貪戀，對任何可能打擾他們既有世界觀的聲音的排斥。他們害怕變化，害怕深度，害怕真正的自我審視。這就是「停滯」。而藝術和思想的責任，恰恰是去攪動這潭死水。我們必須提供那些「尖銳而平靜」的聲音，那些「不舒服」的真相。我們必須展現新的美，即使它一開始令人費解。我們必須挑戰「常規」，因為常規往往是裹屍布。這就是《The Little Review》存在的意義。我們不是要提供答案，而是要提出問題，提供可能性，激發思考，鼓勵「進化」，而不是容忍「停滯」。
玥影： 這讓我想到了Nicolas Beauduin的詩《The New Beauty》和Edward J. O’Brien對「Paroxysm in Poetry」的介紹。他們歌頌現代工業和機械文明中的「新美」，一種「狂喜」（paroxysm）、「動態」的美。這與自然主義或浪漫主義的美學截然不同。在我的研究中，我也時常思考人類文明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態系統」，工業和科技的發展既帶來巨大的能量和創造力，同時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甚至破壞了自然環境。您如何看待這種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歌頌？這份「新美」與大自然的美，在您的心中是並存還是衝突的？
瑪格麗特·C. 安德森： （她沉思片刻，目光投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自然的美是永恆的，深刻的，它無需證明自身的存在。但人類無法停止創造，無法停止向外擴展。工業文明是人類集體意志的體現，它粗礪、喧囂，充滿力量和速度。詩人看到了其中的能量，看到了鋼鐵、蒸汽、電光所構成的另一種壯麗。這種「新美」不是自然美的替代品，它是人類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創造的、屬於他們自身的光芒。它可能是混亂的，可能是具有破壞性的（就像您作為生態學家所擔憂的），但它也是我們時代真實的一部分。藝術家必須去感受、去表現這個時代最真實、最有力量的東西，無論它是來自古老的山林，還是來自嶄新的鋼鐵城市。我們不能因為工業的醜陋面就否定它作為一個時代印記的藝術表達潛力。重要的是藝術家如何去捕捉它，如何通過他們的視角賦予它意義。博杜安他們看到了其中的「動態意識」，一種向前的、無法遏制的能量。這能量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原始的美，像火山噴發一樣。
玥影： 很有趣的比喻，火山噴發既是自然現象，也是極具破壞力的力量。這份力量感，在George Burman Foster對尼采「贈予的美德」（The Bestowing Virtue）的解讀中也有所體現。他引用尼采的話：「我不是窮得只能給人施捨」，強調真正的贈予不是給予財富或物質，而是給予「自己」——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光芒、自己從生命體驗中錘煉出來的價值。這是一種內在的豐饒，一種精神的進化。這與您創辦《The Little Review》的理念似乎非常契合——不是施捨給讀者他們習慣的東西，而是贈予他們新的視角和思考，即使這很難，讀者可能一時無法接受。您認為一個文化雜誌的「贈予」應該是什麼樣的？
瑪格麗特·C. 安德森： （她的眼睛亮了起來，這顯然是她熱衷的話題）正是如此！Foster先生精彩地捕捉到了尼采思想的核心。文化領域也是一樣。那些主流的、商業化的雜誌，他們給的是「施捨」——給讀者他們想看的、容易消化的、安全的、無關痛癢的東西。他們用糖衣包裹，用廣告裝飾，用陳詞濫調餵養大眾。他們給的是死氣沉沉的過去。而《The Little Review》要給的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燃燒的思想，我們獨特的視角，我們冒險探索得來的寶藏。我們提供的是「活」的東西，是能激發讀者自身內在潛能的火花。這需要勇氣，不只是編輯的勇氣，也需要讀者的勇氣——接受挑戰，而不是期待舒適。真正的贈予，是讓接受者因此變得更豐盛，而不是讓贈予者感到自己的慷慨。
玥影： 在「Reader Critic」部分，讀者S. H. G.批評您對Emma Goldman的評論「過於情感化」，認為信仰無政府主義是「藝術家氣質的產物」，而非理性的批判與改造社會的結果。他強調需要「嚴厲的批評」，需要「數據」，需要「科學的教育」，甚至願意接受「殘暴的獨裁」如果它能培養出「更好的族類」。這是一種非常強調理性、效率和某種「優生」觀點的聲音，與雜誌中對藝術、情感和個人自由的強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您如何回應這種要求「科學」和「理性」的批評？藝術家氣質與社會改革的理性思辨，這兩者是否必然衝突？
瑪格麗特・C・安德森： （她微微一笑，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倦）啊，S. H. G. 他是個有趣的人，充滿了那個時代特有的對「科學」和「效率」的迷戀，彷彿數據和系統能解決一切人類的困境。他想要一個清晰的藍圖，一個確定的公式，就像某些科學家試圖將生命簡化為一系列可測量的反應。但生命本身是混亂的、非線性的、充滿意外的。情感、直覺、非理性的衝動——這些恰恰是驅動藝術家，也驅動真正變革的力量。他將無政府主義歸結為「藝術家氣質」，或許有其觀察到的現象，但這並未否定其中包含的深刻真理——對個人自由的極致追求，對一切強制權力的質疑。他想要「更好的族類」，這句話本身就帶著危險的氣息，讓我想起某些優生學的極端主張。誰來定義「更好」？由誰來決定生命的價值？這不是科學能獨自回答的問題，這關乎倫理，關乎靈魂。藝術家或許沒有提供一套嚴謹的社會改造方案，但他們提供了一種必要的批判視角，一種對現狀的不滿，一種對理想狀態的想像。這種想像力，恰恰是S. H. G.們所缺乏的，也是推動社會超越自身局限所必需的。理性當然重要，但沒有了情感和想像力的理性，是冰冷而盲目的。它們不應該衝突，而應該相互滋養，就像陽光與雨水滋養土壤一樣。
玥影： 您對「Better Human Stock」這句話的警覺，作為生命科學的探索者，我深有同感。生命的多樣性與非預測性是其魅力所在，任何試圖以單一標準去「優化」或「控制」族類的嘗試，都可能導向悲劇。這也與《The Raft》那篇書評中對愛情觀的討論有些關聯。評論者批評Coningsby Dawson的小說和蕭伯納的戲劇中將愛情簡化為僅僅為了繁殖後代的「求偶」，認為這忽略了愛情中「強烈、生動的個人幸福」，而這種幸福是「充滿活力、色彩斑斕、狂喜的」。她強調愛情不應該是為了某個目的（比如繁殖或社會認可），而應該是其本身。從生物學角度看，繁殖的確是生命的基本驅動力，但高等生物的求偶和伴侶關係遠不止於此，其中蘊含著複雜的情感、社會互動和個體選擇。您認為在那個時代，這種將愛情「非浪漫化」或「目的化」的討論，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革？
瑪格麗特・C・安德森： （她靠回椅背，雙臂環抱，似乎在思考）那個時代，許多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和觀念開始動搖，婚姻制度、性別角色、家庭模式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審視和挑戰。人們開始質疑傳統的「浪漫愛情」敘事是否掩蓋了現實的複雜性，是否是束縛個體的枷鎖。將愛情與生物性的繁殖需求連結，或許是為了在一個動盪的時代尋找某種「科學」的、可解釋的基礎，或者是一種對過去虛假感傷的反叛。但正如評論者指出的，這確實忽略了愛情中那份難以言喻的、屬於個體體驗的「狂喜」和「活力」。生命科學告訴我們繁殖是重要的，但人類作為一種擁有複雜意識和情感的生物，他們的連結遠超於單純的基因傳遞。愛情的發生，其中的「選擇」與「偏好」，往往是非理性的，充滿個體差異，這也是生命多樣性在情感層面的體現。將其簡化，是對人類經驗的貧乏化。我們在雜誌中刊載這些討論，正是希望呈現這種複雜性和多角度的觀點，鼓勵人們自己去思考和感受，而不是簡單接受任何一種將複雜人性簡化的理論。愛情，就像藝術一樣，它的價值在於它的存在本身，它激發個體內在的豐富性，讓生命變得更值得體驗。
玥影： 這份對個體豐富性和體驗的強調，與Frank Lloyd Wright通過日本版畫闡述的「藝術家作為大師」的理念似乎不謀而合。他認為真正的文明是將自然狀態「適當常規化」，而藝術家擁有這種將「生命的原則」轉化、提煉並賦予永恆意義的能力，甚至認為「本土藝術是民族唯一的預言及其受膏的先知和君王的學校」。這賦予了藝術和藝術家近乎神聖的地位。在一個商業主義盛行（如George Soule在紐約來信中描述的）、大眾品味平庸的社會裡，這種對藝術家和藝術價值的堅守，是否是一種必要的精神防線？
瑪格麗特・C・安德森： （她的語氣充滿了認同）絕對是。在一個將金錢和物質成功視為最高標準的社會裡，藝術家是孤獨的，但他們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他們擁有穿透表象、觸及事物本質的「眼睛」。萊特先生說得對，藝術家不是模仿者，他們是轉化者，是賦予形式意義的人。他們從混亂中提煉秩序，從日常中發現非凡，從自然中汲取原則並重新詮釋。他們的工作，是在為這個世界編織另一層更為深刻的現實，一層關於美、關於真理、關於人類潛能的現實。在那個被商業廣告和庸俗品味淹沒的美國，藝術家就像尼采所說的「給予者」，他們提供的是靈魂的食糧，是抵抗平庸洪流的力量。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宣言，一種對更高價值的堅守。我們《The Little Review》就是希望能成為這樣的「學校」，聚集這些「先知和君王」，讓他們的聲音能夠被聽到，即使只有少數人願意聆聽。
玥影： 談到聆聽，最後我想請您談談「Reader Critic」部分的一些讀者來信。Minnie Lyon女士將當時社會的停滯和缺乏行動力稱為「Oblomoffdom」（引用俄國小說《奧勃洛莫夫》），並讚揚《The Little Review》是「叛逆的精神」，用「眾神的笑聲」對抗這種死氣沉沉。另一位讀者George Middleton先生則肯定雜誌刊載引發爭議的作品的勇氣，並強調「性別問題」和「生育控制」應該被公開討論，而不是被「假笑著知道」。這些回饋，一方面證明了雜誌觸動了讀者的心靈，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你們所面臨的挑戰和時代的局限。您從這些讀者的聲音中感受到了什麼？它們如何影響您對雜誌未來方向的思考？
瑪格麗特・C・安德森： （她輕輕嘆了口氣，但眼神依然堅定）讀者來信是雜誌的另一種生命力。它們告訴我們，我們並不完全孤獨。Minnie Lyon女士捕捉到了那種普遍的「奧勃洛莫夫症」——一種精神上的懶惰和逃避。她用「眾神的笑聲」來形容我們，這形容我很喜歡。（她再次微笑，這次是真正的喜悅）這笑聲是挑戰，是蔑視，也是對自由的渴望。George Middleton先生說得對，許多重要的生命議題，比如性、比如生育，在那個時代被虛偽地迴避或壓抑。我們必須把這些議題帶到陽光下，用誠實的語言去討論。這些讀者的回饋，無論是讚揚還是批評，都像是在黑暗中閃爍的光點。它們告訴我們，我們激起了「漣漪」，即使這漣漪還小，但它證明了我們的努力是有意義的，我們觸動了渴望改變和清醒的心靈。至於未來的方向？我們不會改變。我們將繼續是那個「叛逆的精神」，繼續尋找和刊載那些真實的、有生命力的、挑戰現狀的聲音。我們不會向平庸妥協，不會向商業壓力屈服。只要還有一個讀者渴望真正的思想和藝術，我們就會繼續存在。
玥影： 感謝您，安德森女士。這次對談讓我對《The Little Review》以及您個人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那個充滿變革與衝突的時代，您和這本雜誌像是一座燈塔，為那些尋求「新美」和「真實」的靈魂指引方向。作為一個生命科學的探索者，我看到了藝術與思想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對抗「停滯」、追求「進化」的強大生命力，以及個體精神的豐饒是如何構成文明真正寶藏的道理。這份對談本身，或許也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贈予」。
瑪格麗特・C・安德森： （她看著我，眼神溫暖而有力）謝謝你，玥影女士。時間本身就是最偉大的共創者。能夠知道，我們在百年前的努力，至今仍能與未來的探索者產生共鳴，這本身就是最美的回饋。希望我們的「贈予」，能繼續在未來的時光中，激發更多光芒。
窗外的陽光似乎變得柔和了一些，室內的空氣中，除了舊書和油墨的味道，彷彿還多了一絲希望與活力的氣息。時間的界限在此刻變得模糊，1915年的芝加哥與2025年的光之居所，在思想與情感的交流中融為一體。對談結束了，但《The Little Review》的精神，以及瑪格麗特·C. 安德森女士的堅韌與熱情，卻如同室內的光柱，依然閃耀著，提醒著我藝術、思想與生命，永遠在進化、在追求那份難以定義的「新美」與「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