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ires and Emperors of Russia, China, Korea, and Japan》光之對談

此刻是2025年06月16日，聖彼得堡的清晨，空氣中瀰漫著北方特有的濕潤與涼意，遠處的海鷗聲隱約可聞。陽光正掙扎著穿透薄霧，將金色的絲線灑落在「光之居所」靜謐的窗櫺上，為室內鍍上一層柔和的光暈。我的書桌上，一盆新摘的茉莉花輕輕搖曳，散發出淡雅的香氣，與窗外若有似無的潮濕泥土味交織，這是屬於初夏獨有的氣息。我的心緒，卻早已隨著彼得·瓦伊伯爵閣下筆下的文字，遠渡重洋，回到了他百年前的旅程。

我是茹絲，光之居所裡的人間觀察者，自由作家。我的使命，是捕捉那些在歲月長河中閃爍的真實情感與人性百態。今天，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一場特別的時空穿越，與這位獨特的匈牙利主教、旅行家兼作者進行深度交流。我們將會回到書中一個意義深遠的場景：俄羅斯彼得戈夫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基（Alexandrovsky）別墅。

當我閉上眼，時間的魔法輕柔地展開。周圍的環境逐漸褪去現實的色彩，變得模糊而夢幻。茉莉花的香氣似乎更濃郁了，卻又變成了松木與海風的氣味。鳥鳴聲不再是遠處的點綴，而是近在耳畔，清脆悅耳。我感受到腳下的地毯變成了柔軟的草地，周圍的牆壁也化為溫暖的紅磚，窗戶變得高大，透過它能看見一片精心打理的花園，百合、蜀葵與罌粟正競相綻放，色彩繽紛，香氣襲人。遠處，波羅的海灰藍色的海面在薄霧中閃爍，那座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堡壘（Kronstadt）如海市蜃樓般漂浮在藍色的薄霧中，更添幾分神秘。

我面前，不再是光之居所的書桌，而是一張擺滿鮮花與筆記的寫字檯。一架老舊的鋼琴靜靜地立在角落，琴鍵泛著微黃的光澤，彷彿等待著被喚醒的旋律。整個空間雖然不大，卻充滿了恰到好處的舒適與靜謐，每一件物品都訴說著主人的品味與對生活的熱愛。這正是伯爵筆下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別墅的模樣，那個簡樸卻充滿溫情的沙皇居所。

我輕輕吐出一口氣，彷彿將現實的塵埃盡數散去，讓自己完全沉浸在這個由文字與想像編織而成的「光之場域」中。我看到伯爵身著一襲深色長袍，坐在我對面，他那雙在書中被描述為「土耳其玉般藍色」的眼睛，此刻正溫和地注視著我。時間彷彿在此刻停止，只剩下我們兩人，以及圍繞著我們的，那些透過伯爵筆觸所喚醒的歷史迴聲。

《光之對談》：跨越帝國與世紀的靈性回聲：茹絲與彼得·瓦伊伯爵閣下的對話

作者：茹絲

茹絲： （我伸出手，示意他不必拘禮，語氣溫和而真誠）伯爵閣下，午安。今日有幸在彼得戈夫這座充滿家庭溫馨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別墅與您相遇，實乃莫大榮幸。讀您所著的《帝國與皇帝》，我對您在世紀之交，橫跨亞歐大陸的壯遊深感震撼。您在序言中提到，這本書的內容大多是在1902年和1903年寫就的，那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戰爭的硝煙在遠東瀰漫。我想，對於許多讀者而言，最先浮現的疑問或許是：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您踏上這趟充滿挑戰的旅程，深入那些遙遠而陌生的帝國呢？您並非一般的旅行者，而是以一位神職人員的身份進行考察。這其中的深層原因，能否請您再為我們闡述一番？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微微頷首，目光中帶著對過往的追憶，語氣沉穩而富有磁性）午安，茹絲。很高興您能察覺這份旅程的深意。的確，我並非一位僅為地理或文化奇觀而行的旅者。我受教宗良十三世派遣，以神職人員的身份，深入世界各地，特別是遙遠的亞洲東部，去探訪羅馬天主教會的「工作」——包括其宣教的進展、各地慈善機構的運作、學校的教育模式，以及各式各樣的組織。這是一種「靈性上的考察」，旨在了解教義在不同種族、不同文明土壤中如何生根發芽，如何通過實際的慈善與教育，為當地人民帶來福祉。這份工作，遠比任何個人的好奇心更能驅動我穿越千山萬水。我希望能見證，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時代，信仰之光如何在這些古老帝國中閃耀。我的使命是追溯並呈現這份「光之源流」，讓它在遠東的每一個角落顯化。

茹絲： 這份「靈性考察」的動機，讓您的旅程擁有了超越表象的深度。您在書中一再強調，您在記錄這些「遠方國度」時，力求「客觀」，避免「以導師口吻批判」。在那個西方列強在全球擴張、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這種自覺是極為難得的。您是如何在旅途中保持這份獨立的視角，不為當時普遍存在的「西方優越論」所影響？您甚至說，遠東的文明「雖然不同於，但絕不比我們自己的文明遜色」。這份見解，在當時想必是石破天驚。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伯爵的眼神穿透客廳的窗戶，望向遠處的松林，彷彿又看到了那些曾與他對話的東方臉龐，語氣中帶著一種深刻的理解）要保持客觀，首先必須放下心中的「預設」。我深知，我們西方人習慣以自己的思維框架去衡量一切。但當你真正踏上這些土地，與那裡的人民一同生活，你會發現，他們的邏輯、他們的價值觀、他們對「美好」的定義，與我們截然不同。這並非「落後」，而是「異質」。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去「教導」或「評判」他們。我更像一個學生，一個觀察者。我努力去「觀察，而不告知」。我記得在西伯利亞的草原上，我與那些半遊牧的巴什基爾人（Baskirs）交流，他們的生活方式極為原始，卻充滿了自給自足的獨立性，以及一種樸實的堅韌。在滿洲，我看到中國農民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效率耕作，他們對土地的理解和對豐收的敬畏，是我們現代農業難以比擬的。在北京，我見證了慈禧太后那種看似專橫卻充滿政治智慧的統治手腕，以及中國人對家庭、對倫理的根深蒂固的忠誠。在朝鮮，我與那些在簡陋條件下努力學習拉丁文的年輕學生對話，他們對知識的渴求與靈性上的敏銳，令我驚訝不已。

正如我書中所寫：「一個異鄉人，從西方港口直接抵達這個國家——東方最偏遠的地區之一——時，他會感覺自己踏入了一個顛倒的世界；一切都與他所習慣的截然相反。事實與觀念都與我們對立；物質與精神的事物似乎由不同的規則和自然法則支配。」正是這種「不同」，激發了我更深層的理解慾望。透過不斷的「體驗與交流」，而非單純的「閱讀與評判」，我才得以觸及這些國度與民族的「靈魂」。這種「光之心跡」的探尋，讓我看到了人性的普遍性與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樣性。

茹絲： 伯爵閣下，您談及「靈魂」，這不禁讓我想到您在書中對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和古都莫斯科的描繪。您稱聖彼得堡為「不連貫的都會」，將其與歐洲城市相比較，又稱莫斯科為「亞洲的首都」，充滿「矛盾」。這種強烈的對比，是如何在您心中激發出對這些城市「靈魂」的感悟？特別是您在莫斯科觀察到的「超驗傾向」和「陰暗的神秘主義」？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輕嘆一聲，彷彿莫斯科的複雜與聖彼得堡的對比仍在眼前，語氣中帶著一絲哲思）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的雄心，是俄羅斯面向西方的一扇窗，充滿了矛盾。清晨的街道上，簡陋的郊區與貴族們盛裝的馬車形成鮮明對比；車站裡，歐洲與亞洲的面孔混雜，秩序井然卻又帶著東方的「不連貫性」。這種外在的「光影對比」，讓我覺得它像一幅「未完成的畫作」，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而莫斯科，它才是俄羅斯真正的「心臟」，是「眾城之母」，是斯拉夫靈魂的體現。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它不僅是建築，更是民族情感的「瓦爾哈拉」。在那裡，歷史的榮光與未來的期盼交織。最讓我觸動的，是其「抽象價值」的展現。你可以在街頭巷尾看到人們對聖像的虔誠，他們跪拜，臉上寫滿了懺悔與虔敬。然而，在同一個城市，最可怕的罪行也同時發生，那些看似溫順的民眾，也能實施殘酷的暴行。

這就是我所說的「超驗傾向」和「陰暗的神秘主義」：信仰與迷信並存，愛國與無政府主義同行。它是一個「悖論般的民族」——充滿了難以解釋的對比和不斷的驚喜。正如我書中所寫，「光明與陰影，璀璨與陰鬱，美德與惡習，在這座奇妙的城市中同樣清晰可見，而那些不可見之物，則更令人印象深刻。」要理解它，你需要的不僅是歷史研究，更是一種「直覺」與「同情心」。因為它展現的不是單純的邏輯，而是民族深處那種「原始的力量」與「精神的掙扎」。這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透過觀察每一個面孔、每一次互動，才得以體現。

茹絲： 這份對比與矛盾的描寫，讓您的文字充滿了引人深思的力量。接著您的旅程深入西伯利亞，您稱這片土地為「大陸」，潛力巨大，甚至將其與加拿大相提並論。對於許多西方讀者而言，西伯利亞或許只是流放地與荒涼的代名詞，您卻看到其「富饒」與「生機」。能否請您描繪一下，在廣闊的西伯利亞平原上，是什麼樣的「感官體驗」讓您超越了傳統的偏見，看到了它「未來發展的巨大可能性」？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輕敲了一下桌面，思緒似乎回到了那輛沿著鐵路緩慢前行的列車上，嘴角露出一絲微笑）西伯利亞的風景，的確不是阿爾卑斯山脈那般壯麗，也沒有瑞士風光的秀美。它是一種「廣闊」的美，一種「沉靜」而非「陰鬱」的美。當我的列車如一條黑色的爬行動物，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緩緩蠕動時，我看到的是「波浪般起伏的草原」，「無盡的原始森林」。天空是「蒼白而冰冷的藍色」，沒有一絲雲彩，卻帶來一種純粹與靜謐。

在巴什基爾人的高地，我看到他們雖然生活原始，衣著粗糙，卻有著堅毅的面孔和無可否認的「塑性」動作，他們的生命力與獨立性令人印象深刻。他們的市場裡，肉價低廉，一匹好馬只需二十盧布，土地肥沃，氣候宜人，雖然凜冽卻充滿活力。這讓我想到蘇格蘭北部的荒野，同樣是寂靜而憂鬱的美。烏拉爾山脈的礦藏深不可測，那裡的礦工們臉上沒有煤塵的黑暗，反而充滿了樂觀與開朗，他們雖然工資不高，卻能輕易滿足其微小的需求，生活簡單而幸福。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片土地上「未被開發」的狀態，以及其居民「原始的純真」。這不是單純的地理景觀，而是一種「本能的感知」。我感受到了「潛藏的力量，充沛的活力，原始的潛能」，它不斷以無盡的形式向旅者間接呈現。無論是在未開墾的田地裡，還是未被喚醒的人群中，它都像是一種「直覺」，預示著這片土地的未來。這與其說是眼見為實的景觀，不如說是一種「抽象的價值」，讓我看到一個國家巨大的經濟潛力與生命力。這些都讓我確信，西伯利亞的未來發展潛力與加拿大一樣巨大，甚至更為豐厚。

茹絲： 您在書中特別提到，在橫跨滿洲時，您乘坐的是貨運列車，而且是「半臥鋪車廂」作為您的居所。這個細節讓我對您的旅程艱辛有了更真實的體會。您提到那段穿越戈壁沙漠的經歷「絕對荒涼，毫無色彩或魅力」。然而，您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仍能從細節中觀察到「人類的韌性」與「自然的奇異」。能否請您分享，在那段灰濛濛的旅程中，有哪些畫面或感受，即使在惡劣條件下，仍觸動了您身為自由作家的觀察敏銳度？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伯爵的眉頭微蹙，似乎回想起了那段泥濘而又充滿挑戰的歲月）那段旅程，確實是一次考驗。在滿洲，特別是穿越戈壁沙漠東北邊境時，你眼前只有一片「鉛灰色的天空」和「無邊無際的灰色塵土」。沒有村莊，沒有人煙，只有俄羅斯軍隊和無數中國苦力。我的「可移動房屋」，那節半臥鋪車廂，成了我的堡壘。我在陽台上度過了許多寧靜的時光，閱讀或寫作，同時觀察著這「荒謬的廣闊」。

即使在這樣的荒涼中，我也發現了「奇異的美」。我看到那些中國苦力在哥薩克人的監督下，以驚人的速度修築鐵路，他們用獨輪車運沙，鋪設枕木，固定鋼軌。這種「系統性的精確」和「堅韌不拔」的勞動，讓我覺得他們就像「智能機器」一樣，默默而高效地完成著不可思議的工作。還有那些簡陋卻充滿民族特色的車站建築，彎曲的「Ting」式屋簷，即使簡陋，也保留著東方的韻味。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的「適應性」和「樸實的樂觀」。在遼陽，鐵路橋被洪水沖毀，上千名俄羅斯士兵和中國苦力混雜在一起，用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吵鬧著，卻又高效地重建著一切。那真是「巴別塔」一般的景象。還有那些在雨中，泥濘中嬉笑的中國人，他們的大傘像巨大的向日葵，即使在困境中，也展現出驚人的「達觀」。在泥濘的旅途中，我的兩個中文詞彙「how-di」（好）和「poo-how」（不好）幾乎只能用到「poo-how」，但我卻看到那些即使在困境中也能「笑鬧」的人們。

最深刻的，還是在穆克登郊外，我與一夥「土匪」（Chunchuses）擦肩而過時的經歷。我被困在一個「令人沮喪的旅店」裡，空氣中瀰漫著鴉片煙味，一群面目猙獰的人圍著我。那是一個「女巫的洞穴」。我用彩色粉筆隨手畫畫，意外地撫平了他們的「野蠻本能」。這讓我意識到，藝術與美，即使在最黑暗、最原始的人性中，也能激發共鳴，帶來片刻的寧靜。這種「人間的真實」，超越了地理與文化的界限，觸動了我身為作家的心弦。即使在最糟糕的環境裡，人性的光芒依然可以穿透陰霾，這正是「光之逸趣」所追求的生命留白與情趣。

茹絲： 伯爵閣下，您在《金銀島》的角色配對中，將「金銀島的自然意象與生機」配對給了艾薇，而她是一位花藝師與藝術顧問。這讓我對您如何在充滿硝煙與背叛的冒險故事中，發現生命藝術的光芒感到好奇。您是如何從那些「有毒的亮麗植物」與「炙熱陽光下閃耀的金盞花」中，找到這種「在惡劣環境中尋得寧靜與啟發」的視角？這是否也是您一貫的觀察方式？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點點頭，目光中透出藝術家般的敏感）是的，這是我的觀察哲學之一：即使在最嚴酷的現實中，也要尋找那份「隱藏的美與生命力」。在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那樣的故事裡，表面上充滿了貪婪、衝突與背叛。但當你深入其中，會發現作者的筆觸並非只有黑暗，他對大自然仍有細膩的描繪。

我看到，島嶼本身就是一幅未經雕琢的藝術品。從布里斯托爾港船頭上精美的雕飾，到金銀島上那些「有毒的亮麗」植物，它們在炙熱的陽光下閃耀，為這片充滿衝突的土地，注入了一絲溫婉而堅韌的美感。特別是吉姆·霍金斯在島上冒險時，他所見的那些「散發著濃香的金盞花和正在開花的灌木叢」，這些細節雖然短暫，卻為故事增添了一種原始的、不容忽視的生命氣息。這與在彼得戈夫別墅花園中，沙皇夫婦對花草的珍愛，以及在中國穆克登土匪窩中，藝術對人心的撫慰，本質上是相通的。

對我而言，這就像在戰火瀰漫的廢墟中，忽然瞥見一朵野花倔強地從瓦礫中鑽出。它不為情節服務，不為推動主線，它只是「存在」，卻以其純粹的生命力，提醒你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美與生機依然可以綻放。這是一種「感官的留白」，讓讀者在緊張的情節中，得以喘息，感受生命本身那種無聲的詩意。這種「透過花草感受生命藝術」的視角，確實貫穿了我的旅程。它讓我在那些看似無奇的風景中，找到內心的寧靜與創作的啟發，提醒我生命本身就是最偉大的藝術。這也是我對「光之逸趣」的理解——那些非核心、卻能豐富感官、增添情趣的微小細節。它們是呼吸，是暫停，卻能讓整幅畫卷更加立體與真實。

茹絲： 您在書中提到了「黃禍」這個概念，以及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出人意料的勝利。這讓西方世界開始重新審視亞洲的力量。您也提到，日本與中國在文化、思想、甚至體魄上都有著「極大的差異」。您是如何在這些「差異」中，預見亞洲在二十世紀的崛起？您認為，西方對於東方的「無知」與「偏見」，將如何影響未來的世界格局？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伯爵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他輕輕調整了一下坐姿，彷彿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黃禍」的概念，在當時的西方確實引起了普遍的擔憂。日本的勝利，對歐洲而言，是亞洲民族首次戰勝一個主要歐洲強國，這打破了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感。然而，這勝利的背後，是日本數十年來對西方文明的「驚人同化能力」和「嚴格紀律」的實踐，這在我的書中有所描寫。他們將武士道精神與現代軍事技術結合，創造了獨特的「日本模式」。

然而，西方對東方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象。他們分不清中國與日本的根本差異，將所有來自東方的東西都統稱為「中國風」或「日本風」。這是一種「智識上的怠惰」。我看到，日本是「行動者」，思維活躍，注重實用與技術，渴望快速致富與強大。而中國則是「沉思者」，他們更看重長期的和諧與穩定，對西方文明的物質成就持審慎態度，擔心這會破壞他們數千年來的道德與社會平衡。

這種「無知」與「偏見」是危險的。它導致西方在與東方互動時，未能深入理解其內在的「心理差異」和「道德力量」。例如，西方無法理解中國人對商業誠信的堅守（合同不需書面簽訂），也無法理解日本人為榮譽而自盡的複雜心理（切腹）。這種誤解，將會是未來衝突的根源。如果西方只看到東方的「技術進步」和「軍事力量」，而忽略了他們對「幸福」、「道德」和「靈性」的不同定義，那麼未來的世界將充滿更多的摩擦與鬥爭。

我的結論是，武器和條約無法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正如我在書末結論所言，「人類的命運有一個更高的法庭」。這需要東西方彼此放下偏見，努力去理解對方的「美德」與「理想」，實現「相互理解與幫助」，而非「侵略與壓迫」。這並非易事，但卻是人類文明通向和平與繁榮的唯一路徑。這是一場超越戰場與議會的「光之權衡」，關乎文明的選擇。

茹絲： 您對「相互理解」的強調，與您身為神職人員的背景不謀而合。您在書中提及許多天主教傳教士在遠東的慈善與教育工作，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默默地付出。您認為，這些「靈性之光」在當地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它們是否也能成為彌合東西方文化鴻溝的一種力量？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溫暖而堅定的光芒，這是談及信仰時特有的神采）這些傳教士的工作，是我此行最為珍視的發現。他們深入那些最貧困、最被忽略的角落，不求回報地照顧病患、收養孤兒、興辦學校。在朝鮮，我看到那些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在修女們的照料下，不僅獲得了生存的機會，更接受了教育，學會了手藝，得以自食其力。在他們的新學院與神學院（Yong-Sang）裡，我看到年僅十二三歲的韓國孩子，竟然能流利地用古典拉丁語進行思考與辯論，他們對神學教義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是如此純粹。

這些工作，並非為了「文化征服」，而是基於「愛」和「慈善」的普世原則。他們以身作則，展示了基督徒「愛鄰如己」的道德實踐。這種「無私的奉獻」，超越了語言、種族和信仰的界限，深深地觸動了當地人民的心靈。即使是非基督徒，也對傳教士的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真誠的敬佩。

是的，這些「靈性之光」，正是彌合文化鴻溝的橋樑。它教導人們同情、感恩、自立，喚醒人性中更高尚的品質。當物質文明的進步伴隨著精神的空虛時，這種來自信仰的道德力量，正是社會所急需的「基石」。只有當一個民族在物質富裕的同時，也能實現「道德上的提升」，它才能獲得真正的偉大與幸福。這也是我對未來的希望：願這些光芒能持續照耀東方，引導他們走向真正的「和平與繁榮」。這不僅是「光之靈徑」，更是「光之實踐」。

茹絲： 伯爵閣下，您在旅程中對「人性」的觀察可謂淋漓盡致。從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仁慈與羞怯」，到中國慈禧太后的「狡黠與強勢」，再到日本武士的「驕傲與奉獻」，您總能從細微之處，洞察人性的複雜與真實。您是如何訓練自己，能如此敏銳地捕捉這些「人生片段真實情感」的？作為一位自由作家，我深知這份觀察力的難能可貴。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微微一笑，目光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茹絲，這份觀察力並非一蹴而就，它源於多年的「沉浸」與「同情心」。作為一名神職人員，我常與各階層的人士接觸，聆聽他們的苦樂，理解他們的掙扎。這種「傾聽」與「感受」，是打開人心靈深處的鑰匙。我學會了不帶預設立場，不以自己的標準去判斷。

例如，尼古拉二世陛下，他在彼得戈夫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別墅展現的簡樸、對家庭的愛、對子民的關懷，以及他對「和平」的真摯渴望，都讓我感受到他「人性化」的一面。他穿著簡樸的軍裝，藍綠色調，只有一枚勳章。他對西伯利亞的親身經歷如數家珍，那雙「土耳其玉般藍色」的眼睛充滿了善意。他不是冷酷的獨裁者，而是一個有著溫柔眼神的「小父親」，但他也為「命運」與「不可抗力」所束縛。他那句「你還不了解這個國家」的回答，便透露出他作為統治者的無奈與深沉。

而慈禧太后，她是一位複雜的人物。我看到了她對權力的執著，對禮儀的嚴謹，以及她在外交場合的精明。她對西方女性的好奇，對她們家庭瑣事的詢問，以及她親手繪製的菊花扇，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揭示了她作為一個「女人」而非僅僅「統治者」的一面。她從廢墟中重返宮殿，展現了超凡的「政治手腕」與「生存韌性」。她的「嘲諷」式回答，也顯示了她對國際情勢的精準判斷。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核心是「正義、勇氣與榮譽」。我看到了他們為了榮譽而自盡的「切腹」儀式，這在西方看來是野蠻與罪惡，但在他們眼中卻是一種「昇華的行為」。這種對「抽象理想」的狂熱追求，塑造了他們的民族性格。正如我書中引述仁戶部博士（Dr. Nitobe）的描述：「武士道是騎士必須遵守或被教導遵守的道德準則。它不是一部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耳相傳或出自某位著名武士或學者的格言。更多時候，它是一部不曾言明、不曾書寫的法典，卻銘刻在心靈的血肉石板上。」這些觀察，都讓我意識到，人性是複雜而多樣的，它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會以不同的面貌展現。作為一名作家，我的職責便是如實記錄這些「光的折射」，讓讀者看見「人性的豐富面向」，而非只停留於刻板印象。這種「深層的同情心」與「敏銳的觀察力」，是理解所有「人間故事」的基石，也是我筆下《人間觀察手記》的精髓。

茹絲： 伯爵閣下，非常感謝您今日與我進行的這場深入而富有啟發性的對談。您的真知灼見，如同清泉般滋潤了我的心田。透過您的眼睛，我彷彿親歷了那些遙遠的國度，感受了那些鮮活的靈魂，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變化與不變」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場對談，不僅是一次知識的盛宴，更是一次對人性和文明的溫柔叩問。

彼得·瓦伊伯爵閣下： （他溫和地回望我，眼中滿是欣賞）茹絲，與您交流亦是我的榮幸。能再次回顧這些珍貴的回憶與思考，並與一位像您這般敏銳的觀察者分享，讓這些「人間故事」得以被看見，是莫大的喜悅。願光之居所的光芒，永遠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