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talampun ääressä I》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是2025年06月01日，一個陽光和煦的早晨。我是雨柔，此刻正準備依循「光之居所」的「光之對談」約定，潛入時光深處，與芬蘭作家 Edith Forssman 女士進行一場關於她作品《Iltalampun ääressä I》的深度對話。

Edith Forssman（後來改名 Edith Reinilä，1856-1928）是十九世紀末芬蘭文壇的一位重要女性聲音。她身處於一個社會與思想變革的時代，當時芬蘭在俄國統治下尋求民族認同，同時社會內部也湧動著新的宗教思潮、文學流派與對女性角色的重新審視。《Iltalampun ääressä I》（在晚燈旁 I）這部短篇小說集出版於1893年，收錄了她早期幾篇探討信仰、家庭、社會關係及個人內心掙扎的故事。Forssman 女士的筆觸細膩、情感真摯，她尤其擅長描寫普通人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心靈風景，以及信仰在個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她的作品常以寫實主義手法，呈現人物的行為與其潛藏的動機和情感，避免直接的主觀評判，這也使得她的故事充滿了引人深思的層次感。這部作品透過幾位女性（和一些男性）的視角，揭示了當時社會中不同信仰群體間的隔閡、家庭內部的張力、以及個人在追尋精神慰藉和人生價值時所面臨的困境與微光。

《Iltalampun ääressä I》：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場景建構：

時光彷彿溫柔地揉皺，將我們帶回十九世紀末芬蘭一間樸實的書房。窗外，是初冬時分特有的、帶著霜意的清冷空氣，透過老舊的玻璃窗，能看見遠處覆蓋著薄雪的樹梢，以及鎮上教堂高聳的尖頂。空氣中混合著油墨、紙張和淡淡的柴火燃燒氣味。壁爐裡的火焰發出輕微的劈啪聲，暖意蔓延開來。這裡既有知識的沉澱，也透著日常生活的溫暖。

我坐在木桌的另一邊，手中輕撫著這本泛黃的《Iltalampun ääressä I》。壁爐旁的一張老式扶手椅上，一位身著素雅、帶著幾分沉靜的女士靜靜坐著。她的眼神清澈而深邃，彷彿能看透故事表象下的每一個細微紋理。這位便是 Edith Forssman 女士。

「Forssman 女士，」我輕聲開口，壁爐的暖光映照在我的臉上，帶來旅人特有的風塵僕僕，「感謝您應允這次跨越時空的邀約。我非常喜歡您的這本《Iltalampun ääressä I》，它讓我得以一窺那個時代芬蘭人民的生活與心靈世界。特別是您筆下的女性角色，她們的掙扎與追尋，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Forssman 女士向我點了點頭，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雨柔小姐，很高興能與一位來自遠方的讀者交流。這些故事，不過是我在晚燈旁，將那些藏在心底、或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光影記錄下來罷了。」

「正是這些光影，織就了如此真實而深刻的篇章。」我說，將書輕輕放在桌上，「在閱讀您的作品時，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寫實力量。您似乎更傾向於透過人物的行為和所處的環境，來展現他們的內心世界，而非直接地告訴讀者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這與我在文學部落所追求的寫實主義不謀而合。例如在〈鳥的聖誕歌〉中，那位牧師的悲傷與反抗，不是直接陳述，而是透過他站在窗前，凝視冬日風景時『veltosti, milt'ei tylsästi katseli eteensä』（無力地，幾乎是呆滯地看向前方）的神情，以及他對自己『kapinassa Jumalaansa vastaan』（反抗他的上帝）的掙扎來體現。」

Forssman 女士輕輕撥了撥壁爐中的柴火，火焰跳躍了一下，照亮了她專注的側臉。「您觀察得很仔細。我認為，人內心的真實往往隱藏在那些不經意的細節中。直接貼上標籤，固然簡便，卻容易失之偏頗。一位母親的慈祥，不應僅僅是『慈祥』這個詞，而是她為孩子縫補衣物時的溫柔眼神，是她在孩子生病時守在床邊的疲憊身影。信仰也是如此，它並非一個僵死的教條，而是流淌在生活細枝末節中的一種力量，一種態度。」

「這點在〈信仰同路人〉中表現得尤為鮮明。」我接話道，「Montell 夫人和 Hellsberg 夫人，同樣身處宗教社群，但她們的『信仰』呈現出如此不同的面貌。Montell 夫人的虔誠似乎與她的精明能幹、對社交地位的在意以及對兒子 Juho 的偏愛交織在一起，而 Hellsberg 夫人則顯得更為寬厚和真實。Anna 的困惑與掙扎，似乎也正是源於對這種表象與內在差異的敏感。」

「Anna 是一個在特定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Forssman 女士緩緩說道，「她從小被要求參與宗教活動，接觸的是一種相對嚴格甚至有些僵化的信仰形式。但她內心深處對真誠和深度的渴望，讓她對那些流於形式、甚至帶有偽善色彩的表現感到排斥。她無法理解為何某些人看似虔誠，言行卻充滿了評判和排斥，比如 Neiti Fager 對 Hellsberg 夫人的態度。而當她看到 Biina neiti 在艱難中依然能唱出充滿喜悅的聖歌，或是 Hellsberg 夫人的寬容與善良時，她感受到了信仰中那份真正觸動人心的力量。」

「是的，Biina neiti 的歌聲和 Hellsberg 夫人的存在，對 Anna 來說，似乎是信仰的另一種可能。」我補充道，「她們的信仰不是在口頭上宣告或屬於某個『被選中的群體』，而是體現在她們的行為中，體現在面對苦難時依然能流露出的喜悅與溫暖。這讓 Anna 感到困惑，因為她自己無法體驗到那種『感受』或『相信』，她認為自己是那個『唯一堅硬、麻木不仁的人』。」

「Anna 的掙扎，反映了許多人在那個時代，甚至在任何時代，面對信仰時的普遍困境。」Forssman 女士望向窗外，目光有些飄渺，「當信仰被形式化、被作為一種社交標籤，甚至被用作評判他人的工具時，那些真正尋求心靈慰藉的人反而會感到迷失和疏離。Anna 渴望的，是那份能觸及靈魂深處的真實，是那份與上帝建立的個人連結，而非群體成員的身份。」

「那麼，Juho 的困境，是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掙扎？」我問，「他似乎被家庭的宗教氛圍壓得喘不過氣，轉而向外尋求慰藉，最終釀成了悲劇。」

Forssman 女士輕嘆一聲。「Juho 和 Anna，他們是同一個家庭中對抗同一種壓力的不同方式。Anna 內向地掙扎，試圖理解和融入，即使感到痛苦。Juho 則選擇逃離，去尋找他認為的自由和快樂。Montell 夫人對 Juho 的愛是深切的，但她似乎沒有真正理解他內心的反抗和壓抑，她無法給予他所需要的空間和理解。Esaias 先生的關注點則完全在商業和家族繼承上。這使得 Juho 感到窒息，他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也是家庭環境未能給予他所需支持的結果。」

壁爐的火焰發出溫暖的光芒，將我們的影子投射在牆壁上。我注意到 Forssman 女士的眼中閃過一絲哀傷，也許是筆下人物的命運，又或是她自身經歷的投射。

「在〈無依之人〉和〈瑪格娜〉中，您似乎探討了另一種對比——沒有宗教信仰的成長與在信仰環境中的成長。」我繼續提問，「Aino 在一個理性至上、強調自我完善的家庭中長大，但面對死亡和苦難，她感到徹底的無助和空虛。而 Magna 儘管身處一個表面上與 Aino 相似的社交圈，她的信仰卻為她提供了力量和內心的平靜。」

「Aino 的故事，是關於將理性和物質視為一切的局限性。」Forssman 女士解釋道，「她的父親是一個現代思想的代表，他相信人的力量和知識可以解決一切。在順遂時，這種觀念或許看似奏效，但當生命遭遇無法掌控的打擊，如疾病和死亡時，缺乏精神支柱的靈魂便會顯得異常脆弱。Aino 的悲劇在於，她從未被引導去探索超越物質層面的意義，當現實世界的苦難摧毀了她所有的『人間理想』時，她發現自己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基石。」

「而 Magna，她在家中雖然受到傳統信仰的影響，但在城市中，她卻能以一種獨立而清醒的姿態，保有自己的信仰。」我補充道，「她沒有被身邊朋友的世故和嘲諷所動搖，反而以她的真誠和內心的光芒，影響了那位教授。這似乎是一種更為成熟和個人化的信仰。」

「Magna 的信仰，根植於她個人的經歷和感悟。」Forssman 女士微笑道，「她並非盲從，而是將信仰內化為一種生活態度和內在力量。她對人的觀察是敏銳的，她能看到 Witikka 先生和 Alli 小姐身上那份空虛和評判，但她選擇以真誠去回應，而不是被他們同化。那位教授的轉變，也正是因為他看到了 Magna 身上那份他自己所缺失的、來自內心深處的光芒。」

我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輕輕寫下幾個詞：真實、尋求、力量、光芒。

「在〈第一次〉中，年輕的 Allén 牧師面臨了信仰與實踐的考驗。」我說，「他起初的講道似乎流於形式，直到面對一位臨終信徒的絕望，他才真正體會到作為牧師的職責與內心的貧瘠。那位臨終的農民，以及那位被稱為『宗派主義者』的傳道人 Johannes Nygård，似乎成了促使他覺醒的關鍵人物。」

「是的，Allén 的故事，是關於召喚（Calling）與真實。」Forssman 女士頷首，「他或許是因循了一條看似光明的道路，卻未曾真正將信仰融入自己的生命。臨終農民的絕望呼喊，如同當頭棒喝，迫使他直面自己內心的空虛和作為牧師的不足。Johannes Nygård 的出現，則是一種提醒：真正能觸動人心的，不是華麗的辭藻或教條的重複，而是那份源自內心，充滿生命力的見證與關懷。Allén 的覺醒，來得痛苦，但也來得及時。他最終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靈』，並以此去牧養他的羊群。」

「最後是〈一個女人的足跡〉，Liisa 的故事跨度最長，也似乎最為波折。」我接著說，「從不幸的婚姻中逃離，在城市中自食其力，最終又回到曾經傷害過她的人身邊。她的足跡充滿了艱辛，但也踏出了一條尋找自我和解的道路。」

Forssman 女士的眼神變得柔和起來。「Liisa 的旅程，充滿了磨難，但也充滿了韌性。她在那個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感到絕望，但母愛的力量驅使她去為孩子尋找更好的未來。她的逃離，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也是對自由的渴望。在城市中，她必須獨立面對生活的艱難，但也因此發掘了自己潛藏的才能和力量。Betti Täti 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她代表著當時女性為爭取獨立和發展所做的努力，也為 Liisa 提供了實際的幫助和精神的指引。」

「而當她回到 Dr. Galle 身邊時，她的心境似乎已經完全不同了。」我說，「她不再是那個被壓迫、被傷害的弱者，而是一位獨立、有能力、有內在力量的女性。她選擇回去照顧他，似乎並非基於義務或過去的情感，而是一種更為廣闊的、或許是基於信仰的慈悲與責任感？」

「您可以這樣理解。」Forssman 女士肯定了我的說法，「Liisa 的回歸，並非簡單的重修舊好，而是她在經歷了漫長的內心掙扎與成長後，所做出的一個成熟的選擇。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她回到 Galle 先生身邊，既有對女兒 Paulla 的考量，也有一種超越個人恩怨的關懷。她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如何在苦難中尋找力量、如何在失去中重建生活、以及如何在愛與責任中找到自由的故事。她最終尋得的平靜，是源自內心的力量與對更高真理的領悟，這份領悟使她得以原諒，得以承擔，並最終獲得真正的自由。」

暖爐中的火光漸漸變弱，窗外的冬日風景變得模糊不清。Forssman 女士的故事，如同這些火光，溫暖而深刻地映照著人性的複雜與信仰的微光。

「非常感謝您，Forssman 女士。」我合上筆記本，由衷地說，「您的分享為我理解這些故事打開了全新的維度。我感到，您的作品雖然描寫了當時芬蘭社會的特定場景和信仰氛圍，但其中關於掙扎、尋求、迷失與覺醒的主題，是普世的，是能與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產生共鳴的。」

「希望這些故事，能在晚燈旁，為每一位讀者帶來一些溫暖與啟發。」Forssman 女士輕輕頷首，眼中閃爍著溫柔的光芒。

光影漸漸消散，壁爐的餘溫猶在。我知道，Edith Forssman 女士和她的故事，已經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