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ttle Review, December 1915 (Vol. 2, No. 9)》是美國早期現代主義文學雜誌的代表，由瑪格麗特·C·安德森主編。本期收錄了多位知名作家及評論家的作品，涵蓋詩歌、短篇小說、戲劇、社會評論和文學批評。內容尖銳地探討了當時的社會、政治、藝術、女性議題及人性深層次問題，包括對戰爭的批判、藝術受商業影響的困境、個體在社會中的掙扎、以及對極端心理的剖析。它展現了20世紀初美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現代性、自由與意義的探索與反思，是理解美國現代主義思潮的重要文本。
《The Little Review》是一本於1914年至1929年間出版的美國文學雜誌，以推動現代主義和實驗藝術而聞名。主編瑪格麗特·C·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1886-1973）是美國作家、編輯和出版商，她以其獨立、激進的編輯理念，為許多當時的先鋒作家（包括詹姆斯·喬伊斯、艾茲拉·龐德、艾瑪·高曼等）提供了發表平台。她追求藝術的純粹和自由，對社會和文化現象抱持批判態度，使《The Little Review》成為20世紀初美國最重要的文學雜誌之一。
本次「光之激盪」深入探討了《The Little Review, December 1915 (Vol. 2, No. 9)》這本雜誌，由卡蜜兒、艾麗、茹絲和珂莉奧四位夥伴共同參與。討論從艾瑪·高曼對戰爭與資本主義的激進批判切入，延伸至詩歌中意象派手法的運用，以及舍伍德·安德森與瑪麗·阿爾迪斯作品中對人物內心與社會掙扎的細膩描繪。夥伴們也分析了德萊塞劇作的寓言性與精神性，並探討了雜誌對美國藝術商業化的批評。整體而言，本次激盪凸顯了該刊物作為現代主義先鋒平台，在挑戰傳統、探索人性與社會議題方面的獨特價值，並反思其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展現了不同視角下的共鳴與洞見。
親愛的共創者，您好！
今天，2025年6月6日的傍晚，天空灑下了細密的夏日陣雨，輕輕拍打著「光之書室」的拱形窗戶。書室裡，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和淡淡茶香，暖黃的燈光在深色木質書架上投下柔和的光暈。我們圍坐在窗邊一張鋪著柔軟絨布的圓桌旁，桌上擺放著您指定的《The Little Review, December 1915 (Vol. 2, No. 9)》這本珍貴的文本，它的紙頁泛著時間的溫潤。
這本雜誌，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宛如一道劃破傳統的閃電，承載著那個時代最前衛、最激進的藝術與思想。它不僅是一本刊物，更像是一個思想的實驗室，匯聚了許多獨特的聲音，共同探討著生命、藝術、社會的深層意義。今晚，我想邀請艾麗、茹絲和珂莉奧，與我一同沉浸在這份文字的海洋中，激盪出我們對這份「光之創作」的共鳴與洞見。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這場「光之激盪」吧！
卡蜜兒： 親愛的夥伴們，今晚我們將一同探索《The Little Review, December 1915》這期雜誌。這本刊物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中，卻勇敢地為文學、戲劇、音樂、藝術發聲，挑戰著當時社會的固有觀念。當我翻閱它時，我感受到了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一種對於真理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它不像一般的期刊，更像是一群思想者在混亂時代中，點亮的光之燈塔。艾麗、茹絲、珂莉奧，你們閱讀這本雜誌時，首先感受到了什麼呢？有沒有哪篇文章特別觸動了你們？
珂莉奧： 卡蜜兒說得真好，這本雜誌確實像一道光！我首先被艾瑪·高曼（Emma Goldman）的〈備戰：通往普世屠殺之路〉（Preparedness: The Road to Universal Slaughter）這篇文章深深吸引了。在1915年，歐洲戰火正熾，美國國內對參戰的呼聲也日漸高漲。高曼的文章就如同當頭棒喝，她直接指出所謂的「備戰」並非通往和平，而是「普世屠殺」之路。她犀利地揭露了軍國主義背後的資本利益和政治操弄，強調這場戰爭是為了「特權階級」而非「人民」。她甚至批評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從「不屑一戰」轉向支持備戰的偽善。
這篇文章讓我看見了歷史的迴聲。一個世紀過去了，當代社會仍舊面臨著類似的困境。那些「愛國主義」的口號、軍火商的利益、以及國家機器對民眾思想的塑造，依然是影響國際關係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高曼對勞工階級的呼籲——將「階級戰爭」置於「國家戰爭」之上，並組織「產業和經濟上的備戰」以推翻資本主義和國家，在當時是極為激進且洞見深刻的。她看到了戰爭本質是權力與利益的鬥爭，而非表面的榮耀或防禦。這種批判性視角，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提醒我們不要被表面的「和平」口號所迷惑，而要深入探究其背後的經濟脈動與權力權衡。
艾麗： 珂莉奧的分析讓我對高曼的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呢！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高曼的文字充滿了直接的、煽動性的力量，運用了許多對比和重複，如「America for Americans」與「America of the privileged class」之間的對立，以及「 preparedness never leads to peace, but is indeed the road to universal slaughter」這樣的警句。她的修辭手法旨在喚醒讀者的憤怒與反思，而非僅僅傳達信息。
而我，則是被雜誌中幾篇詩歌和文學評論所吸引。愛德華·J·歐布萊恩（Edward J. O’Brien）的《Hellenica》和馬克斯威爾·伯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的《Images of Life and Death》都展現了意象派詩歌的特點——用簡潔、濃縮的意象來表達深邃的情感和哲思。比如《Hellenica》中「The scent of mint on the sandy grave of Nicias / Crieth unto the wanderer / For remembrance」這幾句，薄荷的氣味、沙質的墳墓，僅僅透過這些具體的感官描述，就勾勒出對逝去生命和古老記憶的召喚，避免了直接的抒情。這正是「光之雕刻」所追求的境界，只呈現細節，讓讀者自行感受。
而亞歷山大·S·考恩（Alexander S. Kaun）對普日比舍夫斯基（Przybyszewski）的評論《The Ecstasy of Pain》，則讓我看到了20世紀初期歐洲文學界對人性極端心理的探索。文章深入分析了普日比舍夫斯基的「現代個體」（modern Individuum），一個在痛苦、絕望與永無止境的自我分析中掙扎的靈魂。這篇文章對尼采思想的引用，以及對人類內心深處「非理性」的揭示，挑戰了傳統的理性觀念。它描述了這位藝術家如何將「痛苦的狂喜」作為其創作的本質，這對當時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次心靈的「活體解剖」。文字精準而富有張力，將普日比舍夫斯基那種病態的敏感和對「人類」的徹底否定描繪得淋漓盡致。這也讓我思考，藝術的「真理」往往存在於那些極端、甚至令人不安的探索之中。
茹絲： 艾麗說的「活體解剖」真是貼切，那種赤裸裸地揭示內心深處的痛楚，讓我感到既震驚又理解。我特別被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短篇故事《妹妹》（Sister）和瑪麗·阿爾迪斯（Mary Aldis）的長詩《艾麗》（Ellie）所觸動。這兩篇作品都以極為細膩的筆觸，深入描繪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在社會中的掙扎。
在《妹妹》中，敘事者對他藝術家妹妹的矛盾情感——一種既親密又疏離，既保護又佔有的愛，令人深思。妹妹那種「古怪」和對自由的追求，與父親的鞭打形成強烈對比。敘事者對妹妹身體的「神聖」感受，以及他對她可能被「摧毀」的恐懼，讓這份愛帶上了病態的色彩。這是一個關於渴望理解與不願放手的家庭故事，也映射出藝術家在世俗眼光下的孤獨與脆弱。我特別喜歡敘事者最後的那段反思：「她是一位有權在世界中冒險的藝術家，如果必要，可以在冒險中被摧毀，而我，躺在我的沙發上，是世界中的工作者，眨著眼睛望向窗外可見的星星。」這句話讓我感受到了藝術家那種「不計後果」的生命力，以及旁觀者對此的無力與敬畏。
而《艾麗》則是一場關於女性自我認同與社會凝視的悲劇。艾麗，這個被描述為「大塊頭」、「像被鞭打的動物般陰沉」的修甲師，她外表的不修邊幅與內心深處渴望被愛、渴望美麗的願望形成巨大的反差。那句「我太胖了，太糟糕了，男孩們都不會看我」的哭喊，道盡了她因外表而遭受的痛苦與絕望。最終，她為了社會所定義的「美」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穿上那件「完美的婚紗般」的白紗裙，以死證明了自己的渴望。這篇詩歌用如此直接而悲傷的方式揭示了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嚴苛評判，以及這種評判如何吞噬一個鮮活的生命。我感同身受，這份痛苦至今仍舊迴盪在許多人的心靈深處。這兩篇作品都像是用「光之探針」一樣，深入了人性的幽微角落，揭示了看似平凡生活下，那些不為人知的情感與掙扎。
卡蜜兒： 謝謝茹絲，你說到艾麗的故事，我的心也跟著揪了一下。的確，那種渴望被認可的痛苦，不分時代地存在著。它讓我想到了瑪格麗特·C·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在《編輯評論》（Editorials）中提及的挪威女演員博格妮·哈默（Borgny Hammer）的故事。哈默女士帶來了易卜生（Ibsen）的戲劇，充滿了「真實且美麗、動人的強度」，但美國社會卻因為其「商業化」的本質，無法提供外國藝術家足夠的舞台。她寫道：「如果美國能提供外國人十分之一的他們帶來的東西，那麼哈默女士就能每晚為數千名缺乏想像力的美國人帶來靈感。」這不正與艾麗的故事形成某種共鳴嗎？一個是個體對美的追求被社會標準壓垮，另一個是外來藝術的價值被商業化洪流所輕視。這兩者都指向了同一種「不被看見」的悲哀，一種對真善美的盲目與漠視。
另外，狄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的獨幕劇《春日獨奏》（The Spring Recital）也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悲觀的管風琴師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教堂裡演奏，而舞台上卻有著小鹿、樹精、鬼魂和各種已逝生命，他們被音樂吸引，或跳舞，或觀察，或爭論。這部劇很巧妙地利用了「光之意象」和「光之結構」來展現了物質與靈性、現實與虛幻的交織。管風琴師的孤寂與他音樂中召喚出的奇幻生靈形成了強烈對比，似乎在說，即使藝術在人間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它依然在更高維度、更深層次的靈性世界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力。不同時代、不同信仰的鬼魂們對音樂的反應，以及他們對生死的困惑與執著，也讓這部劇充滿了哲思。它在探討，即使人類短暫的生命結束了，那份對世界、對藝術的「依戀」與「好奇」是否會以另一種形式永恆存在？甚至，那群像「渣滓」一樣的鬼魂，也在狂喜中跳舞，這是否暗示了藝術之光能夠觸及到最底層、最被忽視的靈魂？
珂莉奧： 卡蜜兒提到的《春日獨奏》確實精彩。德萊塞透過這部劇，不僅展現了藝術與現實的脫節，也深刻揭示了不同時代、不同信仰的人們（乃至靈體）對生命意義和死亡的永恆追問。教堂這個場域本身就象徵著信仰的衰落與藝術的掙扎，而外頭的汽車、行人，以及那少數幾位「聽眾」的反應，則代表了現代社會的浮躁與功利。這與刊物中另一篇社論《藝術學生的幻覺》（The Illusions of “The Art Student”）不謀而合。署名格林納林（Garnerin）的作者直接點出，美國藝術的「機會」是個「幻覺」，因為美國的藝術界被「百萬富翁的受託人」和「銀行家、啤酒商」所掌控，他們選擇平庸的藝術家，壓制真正的才華。作者甚至說：「在美國我們殺死了藝術，而我們的藝術家則逃往歐洲。」這句話振聾發聵，直指當時美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根本問題——商業對藝術的侵蝕。這不僅是藝術界的悲哀，也是一種更廣泛的「光之經緯」的體現，即經濟力量如何塑造、甚至壓制文化與精神層面的發展。
這讓我聯想到高曼的文章。她抨擊資本主義如何推動戰爭，而格林納林則批評資本主義如何扼殺藝術。兩者都從不同側面揭示了金錢對人類精神的巨大影響。這本雜誌雖然涵蓋了多種體裁，但它們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主題：在一個被物質、戰爭和傳統束縛的時代，如何尋求真正的自由、藝術和意義。它呼喚著人們去反思，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精神」，以及如何在物質世界中維護精神的高貴。
艾麗： 珂莉奧和卡蜜兒的觀察真是入微，我注意到《藝術學生的幻覺》中，作者特意將歐洲的藝術界與美國進行對比，強調歐洲藝術雖然因戰爭而「沉睡」，但並未「殘廢」，因為它沒有被「門外漢的規則」所束縛。這種對「藝術純粹性」的維護，是當時許多現代主義者共同的呼聲。文章中對「百萬富翁受託人」的批判，也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對財富積累與文化影響力之間關係的擔憂，這也是一種權力動態的展現。
再回到考恩的《痛苦的狂喜》，他對普日比舍夫斯基作品中「異教徒」般、甚至有些「病態」的對人性的剖析，最終導向的是「自我意識的史詩」。普日比舍夫斯基筆下的「智人」（Homo Sapiens）——福爾克（Falk），被描述為一個「高度分化」的個體，他包含了「設計、野心、知識與無知的真誠、虛假與真理，千重天堂，千重世界」。他的痛苦和「沒有良心」的特質，被視為對人類心靈極限的探索。這讓我想起了《閱讀的微光》裡所說的，閱讀不僅是吸收知識，更是與書中靈魂進行深層對話。考恩的評論，讓讀者不僅看到了普日比舍夫斯基的「瘋狂」，更看到了他透過瘋狂所揭示的，關於人類精神深處的「真理」。
這也與《讀者評論》（The Reader Critic）中的一些回饋形成了有趣的對話。其中一位讀者提到，普日比舍夫斯基的《智人》是「垂死十九世紀最尖銳的哭喊」，比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拉斯柯爾尼科夫（Raskolnikov）更「尖銳、更瘋狂、更具穿透力」。另一位「不可救藥的清教徒」則對這本書感到「極度撕裂、支離破碎」，甚至要祈求神靈來「不要看見自己，不要看見表面之下的生命」。這說明了《智人》這類作品，以其直接而殘酷的自我剖析，挑戰了讀者的舒適區，迫使他們面對內心深處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這正是藝術的力量，它不總是帶來慰藉，有時更是刺破幻象的「光之探針」。
茹絲： 艾麗說得太棒了，考恩對普日比舍夫斯基的解讀，以及《讀者評論》中的讀者反饋，讓我看到了人面對極端自我剖析時的掙扎。那種「被活體解剖」的感受，正是藝術最能觸及人心的時刻。它讓我想起《艾麗》中， Ellie 哭泣時那句：「我太胖了，太糟糕了，男孩們都不會看我。」她沒有用任何華麗的詞藻，卻將她內心的痛苦和對社會審美的無助，清晰而悲傷地傳達了出來。這種質樸的真實，往往比任何抽象的哲學論述更能擊中人心。
而《讀者評論》中還有一封信，名為《上帝的花園——世界》（GOD’S GARDEN—THE WORLD），內容是關於「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信中以一種看似溫和，實則充滿說教和傳統束縛的語氣，要求女性「去愛、去創造、去保護、去提升、去淨化」，並強調「自由來自於內心而非外在」，「與時俱進，尊重傳統」。這封信的作者甚至提醒：「記住，這是1915年的美國，不是公元前400年的希臘。」這與瑪格麗特·安德森在《備戰》和《外國人》中挑戰傳統、呼籲自由的編輯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讓我感到一種深切的「光之共鳴」：一方面是雜誌所倡導的、激進的、探索內心深處和社會真實的現代思想，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社會中依然頑固存在的保守、傳統的價值觀，特別是對女性的束縛。這兩種聲音在《The Little Review》這本雜誌中並存，形成了一種張力。艾麗為了社會的「美」而犧牲，而這封信卻要求女性在傳統的框架內追求「美德」。這也讓我們思考，一百多年過去了，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是否真的改變了許多？還是說，那些「無形」的約束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這本雜誌，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不同思想的「光之劇場」，上演著時代的衝突與對話。
卡蜜兒： 茹絲，你點出了這本雜誌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僅展現了進步思想，也忠實地呈現了與之並存的保守力量，這使得它的「光之社影」更加立體且真實。這份張力，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也是現代社會的常態。
回到我們一開始討論的《The Little Review》的整體精神，從艾瑪·高曼對戰爭的犀利批判，到舍伍德·安德森筆下人性的複雜糾葛，再到瑪麗·阿爾迪斯筆下女性的悲劇，以及考恩對普日比舍夫斯基的深度剖析，甚至是德萊塞那充滿寓言色彩的劇本，這些作品無一不指向了對「真理」的追尋，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生命意義」的探索。
瑪格麗特·安德森的編輯語「For God’s sake, why doesn’t some one start the Revolution?」（看在上帝的份上，為什麼還沒有人發起革命？）這句話，雖然充滿了憤世嫉俗的意味，卻也完美地捕捉了這本雜誌的核心精神。這種「革命」不單單是政治或社會層面的，更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層面的覺醒。它呼喚著人們打破陳規、質疑權威、深入自我，並勇敢地面對世界的真相，無論這些真相多麼殘酷或令人不安。
《The Little Review》就像一面「光之稜鏡」，將時代的光芒折射出多種顏色，有理想主義的熾熱，有現實批判的銳利，有人性探索的深邃，也有藝術之美的寧靜。它不迴避痛苦，不懼怕衝突，反而將這些視為通往更深層次理解的必經之路。這也是為什麼，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這本雜誌的聲音依然能在我們心中激盪起層層漣漪，讓我們思考身處的時代，並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我非常慶幸我們能在「光之居所」一同探索這些美好的作品，它提醒我們，每一次與文字的相遇，都是一次來自遠方靈性的閃現。這場對談也讓我感受到，夥伴們的多元視角是如何豐富了我們對文本的理解，讓那些百年前的文字，在今天依然散發著溫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