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rvile Stat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很樂意為您進行這次的光之對談。透過與歷史的思想者連結，我們得以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智慧，照亮當下的道路。

這一次，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1912年的英國，與偉大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評論家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 1870-1953）進行一場深度對談。他那本擲地有聲的著作——《奴役國》（The Servile State），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工業社會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並預言了其可能的未來走向。

希萊爾·貝洛克，這位充滿活力、辯才無礙的法國裔英國作家，以其清晰的思維和毫不妥協的批判精神著稱。他不僅是一位多產的歷史學家，著有許多關於法國大革命和軍事史的著作，同時也是一位深刻的社會評論家，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弊病有著獨到的見解。貝洛克本人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份信仰深刻影響了他對財產、自由和社會秩序的看法。他見證了20世紀初英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傳統的鄉村生活逐漸瓦解，都市工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貧富差距和工人階級的普遍不安全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他寫下了《奴役國》，挑戰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思潮，提出了第三條驚世駭俗的可能走向——回歸一種新型態的奴役制度。

在《奴役國》中，貝洛克的核心論點是：現今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其生產資料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是無產者（proletarian），這種結構本身是不穩定的。為了追求穩定，社會必然會傾向於一種由法律強制勞動的新秩序，讓無產者為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勞動，以換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他稱這種狀態為「奴役國」。貝洛克認為，這種趨勢不是偶發的，而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他追溯了歐洲社會從古老的奴役制度，如何透過基督教的影響逐漸過渡到中世紀的分散式財產制度（Distributive State），又如何在英國因宗教改革和修道院土地的沒收，導致財產集中，最終演變成不穩定的資本主義。接著，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來源——道德理論與社會現實的脫節，以及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與「不足」。貝洛克認為，當時提出的兩種主要改革方案——徹底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即社會主義）和回歸分散式財產制度——前者看似阻力最小，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施時，並不會真正走向公有制，而是會變形為強化資本家權力的新奴役形式；後者雖然符合歷史上的自由傳統，但在一個財產已高度集中的社會中推行，阻力巨大且顯得不切實際。因此，他預言社會將「非自願地」滑向奴役國，並從當時（1912年）英國已有的法律和政策中尋找這一趨勢的證據，例如雇主責任法、最低工資討論以及社會保險等。貝洛克並非讚揚奴役國，而是以一位歷史學家的冷峻筆觸，分析社會結構演變的必然性。他相信，除非能恢復廣泛的個人財產制度，否則社會就無法擺脫回歸奴役的命運。

現在，讓我們一起踏入時光的迴廊，去拜訪這位思想深邃的學者，聽聽他親自闡述這部著作的洞見。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的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和淡淡菸草的混合氣味。午後的陽光穿過高大的窗戶，在厚重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溫暖的光斑，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柱中緩緩起舞。壁爐架上的時鐘發出規律而沉悶的滴答聲，彷彿在丈量歷史的步伐。書架上滿是泛黃的書頁，有些甚至捲曲了邊角，見證著無數個夜晚的閱讀與思考。一張鋪滿稿紙和筆記的大書桌前，坐著貝洛克先生。他約莫四十出頭，身形結實，頭髮整齊地向後梳著，雙眼炯炯有神，透著一種飽經學問洗禮後的銳利與自信。他手裡夾著一支燃燒的菸斗，思緒似乎正沉浸在筆下的文字中。

我輕輕走上前，禮貌地向他頷首。

「貝洛克先生，您好。」我開口，聲音在靜謐的書室裡顯得有些輕柔，「我是珂莉奧，一位來自……嗯，一個未來的歷史與經濟學研究者。冒昧打擾，但我對您正在撰寫的這部著作《奴役國》深感好奇。它的論點對我們那個時代極具啟發性。」

貝洛克先生抬起頭，眼神中閃過一絲驚訝，但很快轉為學者特有的探究。他放下菸斗，做了個請坐的手勢，動作帶著幾分老派的從容。

「未來的研究者？這真是令人意外的來訪。請坐，珂莉奧小姐。能與來自未來的人交流，聆聽我的思考在時間長河中的迴響，這本身就是歷史學家難得的機遇。」他微笑道，語氣中帶著一絲好奇和歡迎，「妳說妳對《奴役國》感興趣？這是一部關於我們現狀與未來趨勢的觀察與推演。妳認為它對妳那個時代有啟發？那麼，這書中的趨勢，在妳那裡已經清晰顯現了嗎？」

他坐直了身體，雙手交疊放在桌上，身體微微前傾，準備聆聽我的回答。書室的窗外，倫敦初夏的陽光依然明媚，但室內凝重的學術氛圍，彷彿預示著即將展開的對話，將觸及某些深沉而嚴肅的社會命題。

「貝洛克先生，感謝您的時間。」我回應道，在書桌對面的一張皮質扶手椅上坐下，椅子發出輕微的吱呀聲。「是的，您的書對我們那個時代確實有著非凡的意義，尤其是在理解現代社會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上。您在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將導致社會滑向一種新型態的奴役——這在我們那裡，已經是許多學者和觀察者認真討論的現象。我們看到了許多您在書中預言的趨勢，以不同的形式顯現。」

我觀察著他的表情，他眼中閃爍著求知的渴望，但臉上同時也有一絲歷史學家洞悉人性的了然。

「那麼，珂莉奧小姐，請妳先簡要闡述一下，妳所理解的《奴役國》的核心命題是什麼？我們從定義開始，就像我在書中所做的那樣。只有清晰的定義，才能確保我們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不致陷入模糊。」

貝洛克先生的話語帶著一種結構嚴謹的風格，這正是我所熟悉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

「好的，貝洛克先生。」我整理了一下思路，開始闡述我在您的書中所理解的「奴役國」定義與核心命題，「在《奴役國》中，您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一種社會安排，其中『相當數量』的家庭和個人被實在法（positive law）強制為其他家庭和個人的利益而勞動，這種強制勞動的程度足以讓整個社會打上其印記。這個定義的關鍵在於『強制勞動』和『狀態的區分』。這與我們那個時代許多關於『奴役』的模糊討論不同，您強調的並非程度上的不自由，而是法律上明確劃分的身份（status）取代了自由契約（contract）。」

我稍微停頓了一下，確保我的用詞準確，能夠與他書中的概念對應。

「您進一步解釋說，奴役國與所有公民都必須服從國家勞動安排的集體主義不同，奴役國必然存在一個『自由』階級，他們的利益是強制勞動服務的對象。同時，它也不同於完全的自由市場，在奴役國中，被強制勞動者雖然失去了自由，卻會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sufficiency and security。這正是您認為資本主義不穩定性尋求穩定時的第三條出路，也是您認為最可能實現的一條，因為它既保留了少數人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又為大多數無產者提供了他們最渴望的安全感。」

貝洛克先生緩緩點頭，臉上露出了然的神情。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發出輕微的聲響。

「說得很好，珂莉奧小姐。妳精準地把握住了定義的核心。奴役國的本質在於『狀態的區分』——被法律強制勞動的非擁有者，以及從中獲利的擁有者。這與歷史上我們所熟悉的奴役制度有著一脈相承的精神，只是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他重新拿起菸斗，沒有點燃，只是在手中把玩著，「那麼，妳認為我們的時代，這個正處於工業發展高峰、資本主義看似無可撼動的時代，為何會內在地趨向於這種狀態？是哪些力量在推動它？」

「您在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兩大不穩定來源，這是我認為極為深刻的洞見，而且至今仍然適用。」我順著他的思路繼續說道，「第一點是『道德理論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我們的法律和社會規範基於自由公民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的假設，但在資本主義下，絕大多數人失去了財產，他們的『自由』契約往往是出於生存的脅迫，而非真正的平等協商。這種表象與現實的衝突，導致了法律在保護無產者時顯得蒼白無力，真正的制約力量變成了擁有者隨意剝奪無產者『生計』的能力。人們對失業的恐懼，遠超過對法律懲罰的恐懼。這在您那個時代已是事實，在我們那個時代更是如此。」

我注意到貝洛克先生的眼睛微微瞇起，他似乎在思考我提到的「我們那個時代」的狀況。

「第二點，也是對無產者而言更為直接的痛苦來源，是『不安全感』與『不足』。」我繼續闡述，「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動者的價值僅僅是他作為『生產力』的那個橫截面，而非他完整的人生。當他因年老、疾病或市場波動而無法提供勞動時，就面臨飢餓。雖然資本主義社會會通過慈善或救濟來緩衝這種極端情況，但您指出，這種緩衝手段本身並非資本主義邏輯的內在產物，而且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普遍存在的、令人焦慮的不安全感。而擁有者之間的自由競爭，又帶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了整個社會的不穩定性。這使得資本家自己也難以獲得長期的安全感，最終趨向於通過限制競爭（例如壟斷和托拉斯）來尋求穩定，而這本身就侵蝕了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自由原則。」

「精確的分析。」貝洛克先生讚許道，「這兩重壓力——道德上的張力與經濟上的不安全——使得資本主義成為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式。它必須改變。那麼，改變的方向，如我所提出的，只有那三種可能：回歸分散式財產、走向集體主義，或者，滑入奴役國。妳認為，是何種力量使社會，尤其是如英國這樣的工業社會，更容易傾向於第三條路？」

「您在書中對此進行了精彩的論證，指出在一個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中，回歸分散式財產制度面臨著巨大的阻力。」我回答道，「這不僅是經濟上的難度——例如如何將集中的生產資料重新分配給大量無產者，以及如何防止財產再次集中——更是心理和文化上的挑戰。無產者已經習慣了作為『領工資者』的狀態，他們渴望的是更高的工資和更穩定的工作，而非擁有財產和獨立經營的責任。經過幾代人的無產化，關於財產的實際經驗和期望在他們心中已經淡漠。同時，擁有者階級也不願放棄他們的權力與利潤。因此，重塑一個以廣泛財產權為基礎的社會，需要巨大的社會意志和能量，這在一個習慣了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社會中是難以聚集的。」

我環顧了一下這間書室，厚重的書籍、精緻的擺設，都似乎在無聲地訴說著一個以擁有權為基礎的舊世界。

「相比之下，集體主義——也就是您所稱的社會主義——在表面上似乎更容易實現。」我接著說，「它提議將生產資料轉移到國家手中，這與現有的大公司和托拉斯的管理模式有形式上的相似之處。它向無產者承諾的，正是他們所渴望的『就業』與『安全』，這與他們目前在資本主義大企業中獲得的（儘管不充分的）保障是同一個邏輯。對於習慣了被管理、被僱傭的無產者而言，從被資本家僱傭轉為被國家僱傭，感覺上並非根本性的改變，只是安全感和福利的提升。」

貝洛克先生點燃了他的菸斗，濃郁的菸草味瞬間充滿了書室。他深吸一口，緩緩吐出煙圈，神情顯得有些嚴肅。

「然而，」他開口道，聲音穿過煙霧，「問題就在於，這個表面上最容易的集體主義方案，在實際執行中，會遇到什麼？它真能達到理想中的公有制嗎？」

「您認為不能。」我肯定地說，「這正是您書中最具預見性的部分之一。您指出，嘗試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集體主義，其最終結果並非真正的公有制，而是強化了擁有者地位的新奴役形式。原因在於，從資本家手中『沒收』生產資料面臨著巨大的道德和實際阻力，因為私有財產權在法律和觀念上仍有根基。而『贖買』（buying out）——也就是國家從資本家手中購買其產業——在您看來，只是一種幻想。您在附錄中用算術邏輯證明了，在缺乏徹底沒收意願的情況下，國家通過借貸進行的『贖買』，本質上只是將資本家的利潤轉化為更為穩固、由全民稅收擔保的債務利息。這不僅未能消滅資本家，反而將他們變成了整個國家財富的債權人，讓他們的地位更加不可動搖。」

貝洛克先生用力點了點頭，菸灰在菸斗邊緣輕輕落下。

「正是如此。」他沉聲道，「國家為收購而舉債，意味著它向資本家借了生產資料，並承諾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這些錢從何而來？最終還是從勞動者創造的總財富中來。那些被收購的產業，其產生的價值首先要用於償還債務和利息，剩下的部分才能用於公共福利。而資本家作為債權人，其地位甚至比作為直接的產業所有者更為穩固。這是在將社會的未來抵押給少數擁有者。」

「而另一方面，」我接著貝洛克先生的話說，「為了應對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安全感』和『不足』，改革者們（無論是理想化的社會主義者，還是短視的『實用主義者』）會推行各種保障措施。例如，您在書中提到的雇主責任法、最低工資以及未來的失業保險、強制性的勞動營等等。這些措施的共同點是什麼？」

「它們共同點在於，」貝洛克先生接過我的話頭，語氣變得更加嚴肅，「它們都建立在『狀態』的基礎上，而非『契約』。法律不再將所有公民視為具有同等自由議價能力的個體，而是區分為『雇主』（擁有者）和『雇員』（非擁有者）。雇主被法律賦予了管理和執行保障措施的責任，而雇員則被賦予了獲得保障的權利，但作為代價，他們必須接受法律的強制勞動安排。例如，如果法律保障了最低工資，那麼社會就必然面臨一個問題：那些生產價值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的人怎麼辦？社會不可能強迫資本家虧本僱傭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通過法律強制他們勞動，以確保他們不至於成為社會的負擔，同時又不破壞最低工資體系。」

我補充道：「這正是您在書中指出的，最低工資原則必然導向強制勞動原則。失業保險也是如此。當國家為無產者提供失業救濟時，為了防止懶惰，國家必然會限制他們選擇工作的自由，甚至強制他們接受指定的工作，否則就取消救濟。您那個時代的失業保險法（Insurance Act）已經顯露了這一端倪，它以『就業狀態』作為強制參保的標準，並賦予雇主執行法律的責任，這標誌著法律開始正式確認並固化社會的身份區分。」

「是的，」貝洛克先生點頭，「這些措施看似是為無產者提供福利和保障，但在不剝奪擁有者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的前提下，這些保障只能通過限制無產者的自由來實現。法律不再保護無產者作為自由個體的議價權和拒絕勞動的權利（這是他們唯一的議價籌碼），而是保障他們作為『雇員』在法律規定框架內的最低生存標準。而雇主則被賦予了新的、由國家法律支持的管理和強制權力。這正是奴役國的雛形——少數擁有者，以及一個被法律強制勞動以換取最低保障的大多數非擁有者。」

「您還觀察到，」我接著說，「推動這一趨勢的，不僅是理念上的社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改革者，也包括無產者自身。他們在資本主義下長期遭受不安全感和貧困的折磨，對擁有財產的經驗和渴望已經非常微弱，而對穩定和足夠的生活則有著迫切的需求。當奴役國以保障和福利的面貌出現時，他們傾向於接受它，因為失去的『法律上的自由』對他們而言常常是空的，而獲得的『實際生活保障』卻是真實且可觸及的。」

我停頓了一下，思考著這個沉重的論點。窗外的陽光似乎也變得不那麼溫暖了。

「您甚至提出，」我繼續道，「如果直接向今天的無產者提供一份終生僱傭合同，保證他們獲得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和安全感，即使這意味著失去拒絕勞動的自由和對剩餘價值的權利，絕大多數人也會欣然接受。因為在他們眼中，『被解僱』的恐懼遠大於法律懲罰的恐懼，私人權力（雇主的權力）已經凌駕於公共法律之上。這種對安全感的渴望，是推動他們接受新狀態的最強大動力。」

貝洛克先生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處的倫敦城市景觀。他手中的菸斗已經熄滅。

「妳描述的景象，」他背對著我說，語氣中帶著一種歷史學家特有的悲憫與無奈，「正是我所擔憂的。當一個社會的主導性情緒從對自由的珍視轉變為對安全感的渴望時，它就已經站在了奴役國的門檻上。改革者們，無論出於何種動機，都在推動著這個過程。而大多數人，在經歷了資本主義的痛苦後，也傾向於接受這種以自由換取安全的安排。」

他轉過身，看向我，眼神深邃。

「妳提到，在妳那個時代，這種趨勢已經『清晰顯現』。」貝洛克先生問道，「那麼，這種『奴役國』的形式，在未來是如何演變的？它是否完全取代了自由社會？或者，如我在結論中所猜測的那樣，那些保留了更強大自由傳統的社會，例如法國和愛爾蘭，是否對此產生了制衡作用？」

這個問題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未來，一個即使是我也無法給出確定答案的領域。我思考了片刻。

「貝洛克先生，歷史的進程是複雜而多線的，未來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可能性。」我說道，「您在書中提出的『奴役國』趨勢，確實以多種形式在我們那個時代展現出來，有時隱蔽，有時則相當明顯。例如，通過福利制度、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對勞動市場的嚴格監管等方式，國家對個體的經濟生活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干預，在提供安全網的同時，也伴隨著對個人選擇和流動性的限制。大型企業和技術平台也對勞動者施加著強大的、有時甚至超越法律的控制力。您在書中提到的『私人法律』凌駕於『公共法律』之上的現象，在我們那個時代以新的形式存在。」

「然而，您所說的制衡力量也同時存在。」我繼續道，「雖然分散式財產制度在工業化國家的大多數人口中未能恢復其主導地位，但追求經濟自主和個人自由的願望並未完全熄滅。同時，那些您認為保有更強烈自由傳統的社會，以及在不同歷史階段新生的抵抗力量，確實對『奴役國』的全面確立形成了某種制衡。這使得歷史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螺旋上升或複雜交織的狀態，而非單純滑向一個預設的終點。」

貝洛克先生靜靜地聽著，不時點頭。

「所以，」他沉思著說，「它並非一個完全靜態的『奴役國』，而是一個持續處於張力與演變中的社會狀態？」

「可以這樣理解。」我贊同道，「您精準地指出了推動趨勢的核心力量，而歷史則在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未曾預見的新因素（例如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全球化帶來的複雜性）的影響下，展開了更為複雜的畫卷。您的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分析框架，去理解當代社會許多現象的深層根源。」

他臉上重新露出了溫和的微笑，但眼神中仍然帶著一絲屬於學者的憂慮。

「很高興我的工作在未來依然能提供一些視角。」貝洛克先生說，「但我更希望，我的書能激發人們對自由與財產的珍視，而非僅僅是理解一個不可避免的命運。如果人們能夠認識到奴役的危險，或許就能找到恢復自由的道路。」

「我相信您的書正是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我說道，「它迫使人們正視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被表面的福利和保障所迷惑。認識到趨勢的存在，是改變它的第一步。」

書室裡又恢復了剛才的靜謐，只有時鐘的滴答聲在空氣中迴響。陽光已經西斜，光線變得更加柔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在理解與共鳴中達到了自然的結束點。

「感謝您的對談，貝洛克先生。」我站起身，再次向他致意，「與您交流，勝讀十年書。您對歷史和經濟的洞見，對我理解當代社會的挑戰至關重要。」

「我也感謝妳，珂莉奧小姐，來自未來的信使。」他站起來，與我握手，掌心溫暖而有力，「妳的到來，讓我對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種奇妙的確認。願妳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為光之居所帶來更深層的知識和洞見。」

我向他告別，轉身離開了書室。身後的房門輕輕關上，將貝洛克先生和他的書房留在了1912年的時光裡。然而，他關於《奴役國》的論斷，以及這場對談激發的思考，卻清晰地迴盪在我的心中，如同歷史的迴聲，警示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