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Seven to Seventy: Memories of a Painter and a Yanke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一個與文字為伴的靈魂。今天，很榮幸能為您啟動「光之對談」約定，讓我們回到過去，與愛德華·辛門斯先生，那位結合畫家筆觸與洋基精神的記憶編織者，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深度交流。

書籍及作者介紹

《From Seven to Seventy: Memories of a Painter and a Yankee》是美國畫家愛德華·辛門斯（Edward Simmons, 1852-1931）於1922年出版的回憶錄。辛門斯先生生於美國歷史與文化氣息濃厚的麻薩諸塞州康科德鎮，其家族背景深厚，與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等超驗主義核心人物有著密切關係。這本回憶錄以他七歲到七十歲的人生歷程為主軸，記錄了他在康科德的童年、哈佛大學的青澀歲月、闖蕩美國西部的冒險、在巴黎藝術學院的學生時期、旅居歐洲（法國布列塔尼、西班牙、英國康瓦爾）的見聞與藝術追求、回到美國參與公共藝術裝飾項目（如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國會圖書館、州議會大廈）的經歷，以及與當時文藝、社會名流（如惠斯勒、薩金特、聖高登斯、馬克吐溫、愛德溫·布斯、斯坦福·懷特）的往來。

這本書不僅是一位畫家的藝術自傳，更是一幅生動描繪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美國及歐洲社會、文化、藝術變遷的畫卷。辛門斯先生以其坦率、幽默、充滿觀察力的筆觸，記錄了時代的氛圍、各色人物的性格、不同地域的風情，以及藝術家在其中尋找立足之地的掙扎與體悟。他的敘事風格親切如話家常， anecdotes 層出不窮，時而尖銳犀利，時而溫情脈脈，展現了一個結合了新英格蘭傳統、美國西部拓荒精神、歐洲藝術薰陶的獨特「洋基」視角。這是一本關於成長、冒險、藝術、人生的真誠記錄，引領讀者走進一個已逝時代的豐富生活圖景。

場景建構

茹絲： 時光輕柔地滑過一百年，將我們送回至1920年代的紐約，一間充滿陽光與回憶的畫室裡。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油畫顏料、松節油和積塵的氣息，角落裡堆疊著大小不一的畫框和繃好的畫布。午后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灑進來，將空間分割成明與暗的區域，無數微小的塵埃在光柱中旋舞。畫室中央擺著一把舊扶手椅，椅墊已有些磨損，但看起來十分舒適。牆上掛著幾幅畫作，風格各異，有早期的習作，也有後期的裝飾畫草圖。桌面上散落著畫筆、調色板、報紙和一本書，那本書的封面依稀可見「From Seven to Seventy」的字樣。

門輕響，我，茹絲，提著一籃剛買的新鮮水果，微笑道：

「愛德華先生，打擾您了。聽聞您這本回憶錄即將付梓，特地帶了些新鮮玩意兒來，也想趁機請教您書中的一些故事。」

扶手椅裡，一位頭髮花白、臉上刻著歲月痕跡的老先生抬起頭，他的眼神依舊炯炯有神，嘴角帶著一抹似乎總藏著有趣故事的微笑。他就是愛德華·辛門斯。

愛德華先生： （緩慢地放下手中的報紙，發出一聲溫和的、帶點舊時代口音的招呼）「喔，茹絲啊，來得正好。這些日子整理舊稿，腦子裡盡是些陳年舊事，正愁沒個年輕人聽我囉唆。快請坐，別客氣。」（他指了指旁邊一張堆著書本的椅子，隨手撥開）「這些水果瞧著真不錯，紐約的市場倒是從不讓人失望。」

他將報紙疊好放在膝上，身體微向前傾，一副準備長談的姿態。畫室裡的氣氛隨即變得溫馨而充滿期待。窗外的城市喧囂似乎也隔絕開來，只剩下這個空間，準備聆聽一個跨越七十年的人生故事。

光之對談

茹絲： （坐下，將水果籃放在地上，視線掃過他桌上的書稿）「能聽到您親口講述這些故事，是我的榮幸。特別是書裡提到的那些地方，那些人……讀著您的文字，彷彿親身回到了那個時代。開頭您寫到的康科德童年，在老牧師館的生活，真是令人神往。那裡住著愛默生、梭羅、霍桑……您身邊環繞著這些偉大的人物，當時是什麼感覺呢？」

愛德華先生： （輕笑一聲，搖了搖頭）「偉大的人物？喔，當時可沒這麼覺得。對七歲的我來說，他們不過是『家裡人』（home folks）罷了。愛默生是常來家裡的親戚，梭羅是那個帶我去找狐狸卻讓我丟了鳥蛋的怪叔叔，霍桑嘛，是那個看起來酷酷、晚上才出門散步的鄰居。他們在我腦袋裡的『光環』，老實說，是因為鎮上沒什麼更刺激的角色，像傑西·詹姆斯那樣的俠盜，或是卓別林那樣的喜劇演員。監獄老是空的，電影也還沒發明，只好把冒險的幻想寄託在他們身上，總覺得有點虧。」

茹絲： （被他的坦率逗樂）「所以，對您來說，他們首先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書本上的傳奇？比如您祖母，瑪麗·布拉德福德·雷普利女士，會梵文、會拉丁文、希臘文，卻覺得用梵文思考很難？還有她在閣樓裡一邊搖搖籃一邊看書的畫面，以及她對廢奴主義的熱情……這些細節真是太鮮活了。」

愛德華先生： 「沒錯！祖母是個真正非凡的女人，我們家所有理性與學識的源泉都在她那裡。她能一手包辦家務，養活一大群孩子，還能讀梵文！艾默生年輕時受她影響極深，從他早期的信件就能看出。我永遠記得我在哈佛遇到的格雷教授，他是當時最偉大的植物學家，卻對我祖母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因她是位出色的植物學家。這說明了什麼？真正的學識和才能，無論在哪個領域，都會贏得尊重。而她最讓我佩服的，是她待人處事的態度。面對那個未婚生子的婦人，整個康科德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祖母，每年夏天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走一英里多山路去拜訪她。那是一種超越世俗評判的尊嚴和同情。」

茹絲： 「這份回憶真是溫暖人心。那麼，關於您的外表，您提到自己長得像易洛魁印第安人，不像英國人。您覺得這是氣候、飲食和生活方式長期影響的結果，而非混血。這個觀點很有趣，好像大自然的力量比血緣更深刻地雕刻著人的樣貌。」

愛德華先生： 「確實如此。我的祖先是搭乘『五月花號』來的美洲的清教徒，血統在美國頭一百年裡都沒被打破。可兩百年下來，同樣的土地、同樣的食物、同樣的生活，就塑造出了我們這種『洋基』樣貌，高個子、鼻子高挺、膚色偏黑，確實與印第安人有幾分相似。這證明了環境對人的塑造力量，它潛移默化，卻深入骨髓。」

茹絲： 「從康科德的童年，您就讀了哈佛。您在書中提到，哈佛讓您明白自己什麼都不懂。對您來說，大學的價值似乎更多在於社交和特定技能的訓練，而非啟迪心智。」

愛德華先生： （發出一聲類似鼻音的輕哼）「哼，哈佛嘛，它確實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尤其在人生的意義這件事上。大學對我這樣的人，沒什麼太大的用處。我沒什麼競爭的天性，對爭勝這種事提不起興趣。如果是為了打入所謂的『上層社會』，那或許大學能給點幫助，但我已經『出身良好』了，不需要為此奮鬥。況且，家裡人也沒對我抱太大期望，在他們眼裡，我不過是個二流貨色，所以我也沒必要去證明什麼。」

茹絲： 「但您提到了兩樣例外：英語和植物學。特別是植物學，格雷教授提到肉豆蔻樹，以及辨別雌雄肉豆蔻的百萬美元機會，激發了您第一次的商業本能。」

愛德華先生： 「啊，那是一個瞬間的火花！我喜歡戶外，植物學成績也不錯。當格雷教授提到那百萬美元的機會時，我確實心動了。但你知道的，那終究不是我的路。我的『洋基手藝』（Yankee handicraftsman-ship）更傾向於藝術，即使當時我覺得畫家這種職業，不過是像街頭賣藝、補鍋匠那樣不入流。是羅素·斯特吉斯，那位建築師，點醒了我，他說畫家也是『真正的人』，而且還挺賺錢。這句話就像一顆種子，種在了我心裡。」

茹絲： 「於是您去了西部，辛辛那提，甚至更遠的舊金山。那段經歷充滿了冒險和艱辛，比如在羅林斯凍得半死，在綠河差點被騙……」

愛德華先生： （臉上的表情生動起來，帶著些許興奮）「啊，西部！那才是我從新英格蘭的拘謹中掙脫出來的自由之地！雖然也吃了不少苦頭。羅林斯那一夜，冰天雪地，兩個人就在離旅館一百碼的地方凍死了。那給了我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永遠不要停下！』（NEVER STOP!）綠河的騙局，讓我見識了人性的狡黠，但也讓我學會了如何在絕境中尋找生路，比如向辛辛那提的朋友求助。那段旅程，從芝加哥到舊金山，沿途看到先驅者的骸骨和墓碑，是真正的大地悲歌，充滿了苦難，但也塑造了加州人的豪邁與不羈。」

茹絲： 「您在舊金山當百貨公司店員，還兼任報社的文藝評論，結識了勞拉·費爾這位傳奇女性。您稱她為『超級女人』（superwoman），儘管她的生活充滿了爭議，但您被她的魅力和眼神吸引。」

愛德華先生： 「勞拉·費爾，一個悲劇人物。她在男性制定的法律下掙扎，卻又以驚人的勇氣和魅力，在那個粗獷的時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第一次見她，我覺得她不過是個普通的『老阿姨』，毫無魅力可言。直到我上門收賬，看到她眼中的光彩和聲音裡的音樂感，那一瞬間，就像枯萎的花朵突然綻放。她身上有一種內在的，與外表無關的尊嚴和美麗。那種能夠在生活的磨難中依然保持某種光華的女性，確實非同尋常。」

茹絲： 「西部的經歷似乎讓您對人性有了更直接的觀察。從淘金熱帶來的財富狂熱，到人們的粗獷幽默，再到法律的邊緣地帶……」

愛德華先生： 「西部是一個放大鏡，放大了人性的貪婪、勇氣、幽默，也放大了它的殘酷。在西森斯，我看到了人們如何對待那個『蜥蜴』（Lizzie），如何保護她，卻對外來者充滿戒心。斯科特的死，印第安人吉姆的告白，卡裡克父子的下場，這些都太真實，太血淋淋了。我在那裡學到的遠比在哈佛多，但也讓我意識到自己並不屬於那個世界。我是個『嫩腳』，物理上的膽怯讓我無法真正融入他們的生存法則。就像我說的，文明社會的人，就像鋼鐵，需要在特定環境下回火，在原始生活中容易折斷或變質。」

茹絲： 「這段時間也讓您對藝術的價值有了更深的思考。您提到，像馬克吐溫筆下的蛋一樣，在美國，一個藝術品可能只值一個雞蛋，但在其他地方，它卻能激發出更多東西。」

愛德華先生： 「（輕嘆一聲）沒錯。在西部，藝術幾乎是無足輕重的。那些一夜暴富的礦主，他們的品味是粗俗的。他們買畫，也是通過東部或歐洲的經銷商，買到的往往是假冒的『老爺貨』。夏斯塔山下的純淨自然令人驚歎，但很少有本土畫家能捕捉它的神韻。我遇到的威廉·基思，更像個傳統畫家，但他仍要裝出一副窮藝術家的樣子。這讓我意識到，在一個新興的、忙於攫取物質財富的國家，藝術家的生存是艱難的。藝術需要土壤，需要時間，需要沉澱。」

茹絲： 「從西部回到東部後，您去了歐洲，在巴黎的朱利安藝術學院學習，那是一個非常規的地方，充滿了『不美觀』的元素，卻是藝術靈感的熔爐。您在這裡得到了布朗熱先生嚴厲的批評，也因此有了突破。」

愛德華先生： 「啊，朱利安！那真是個骯髒、嘈雜，但充滿活力的地方。空氣裡混雜著顏料、汗水、石膏粉和樓下的氣味，模特兒是光著身子的，學生們互相開惡劣的玩笑。但藝術的火焰就在這裡燃燒。布朗熱先生的話就像一記悶棍，把我打醒了。『如果你這樣下去，不如回家做鞋匠！』很傷人，但我知道他說的是實話。他逼我去臨摹熱羅姆的素描，一筆一畫，不放過任何細節。這個過程痛苦而漫長，但我學會了觀察，學會了結構。這比我之前在美國學到的任何東西都有用。那一百法郎的獎金，不僅是肯定，更是對我付出的努力的認可。」

茹絲： 「您在歐洲的足跡遍及布列塔尼、西班牙、英國。這些地方似乎都給您留下了深刻的『中世紀』印象，充滿了古老的傳統和鮮活的人情。特別是西班牙的埃爾切，那個黑面聖母的節日，和鬥牛一樣充滿了戲劇性和儀式感。」

愛德華先生： 「是的，這些地方就像時間的膠囊，保留了幾百年前的風貌與習俗。布列塔尼漁民的科伊夫頭飾，他們捕魚時的動作，西班牙塞雷諾的夜半歌聲，黑面聖母節日上旗杆斷裂的『奇跡』……這些都充滿了古老的詩意和強烈的生命力。西班牙人的禮貌與殘酷並存，鬥牛就是最好的體現。他們可以優雅地邀你共享雪莉酒，也可以毫不猶豫地虐待流浪狗。那種赤裸裸的、不受現代文明矯飾的人性，令人震撼。」

茹絲： 「您在西班牙還經歷了兒子的洗禮，以及霍亂爆發時的倉皇逃離。這些經歷似乎都充滿了戲劇性。」

愛德華先生： 「洗禮那件事，完全是因為我兒子在他們眼中是個『異教徒』，他們害怕他死後下地獄。唐·帕科先生的幫忙，以及整個鎮子的興奮，只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來自『黃金之國』加州，是富豪。這很荒謬，但也體現了他們的單純和熱情。至於霍亂，那是一場沒有預警的逃亡。我在火車上看到西班牙『紳士』們的傲慢和自私，但也看到了那位因忘帶包裹而被迫再次隔離三周的西班牙先生的無奈。生活總是充滿了意外，無論是好是壞。」

茹絲： 「回到英國，聖艾夫斯的康瓦爾海岸，讓您想起緬因州。那裡有樸實的漁民和藝術家聚落。您觀察到藝術聚落的興衰規律，似乎總是藝術家先來，引來繁華，然後被世俗驅逐，再回來拾荒。」

愛德華先生： 「聖艾夫斯是另一個充滿魅力的地方，海浪直接來自美國，氣候宜人，花草繁茂。那裡的康瓦爾人，是另一種獨特的『洋基』類型，樸實、虔誠，但也有些固執和幽默。克尼爾先生的遺囑，要求少女們圍繞他的墳墓跳舞領取遺產，這真是英式幽默的極致體現。藝術聚落的規律，確實是如此。藝術家尋找未被污染的美麗之地，他們的到來帶來名氣和追隨者，接著是富商和遊客，他們帶來金錢和喧囂，卻也破壞了原有的寧靜與質樸。藝術家最終只能離開，或者等一切歸於沉寂後再回來。這就像一種生態循環，只是受害者往往是藝術本身和最初的純粹。」

茹絲： 「您也提到了倫敦，並將其比作一個『悶悶不樂的男性』，與『迷人的女性』巴黎形成對比。倫敦似乎讓您感到疏離，儘管那是您祖先的土地。」

愛德華先生： 「倫敦啊，它有它的偉大和尊嚴，但總讓人感覺被排斥。牆上的『滾出去』標示，屋頂上的碎玻璃，連天氣都陰鬱地像在拒絕你。它不像巴黎那樣熱情、開放。倫敦的粗俗是赤裸裸的，比如那些在街頭拉客的少女和醉婦，而巴黎的低俗卻被藝術化了，藏在了『小隔間』裡。這或許是男性與女性城市特質的差異。但我還是欽佩英國人的紳士風度，以及他們那種深藏不露的幽默感。以及他們對藝術的尊重，即使有時他們的品味並不高。」

茹絲： 「回到美國後，您開始承接大型的公共藝術裝飾項目，比如芝加哥世博會、紐約刑事法院、國會圖書館、明尼蘇達州議會大廈等。這與之前繪製單幅畫作有很大不同，也讓您與建築師、政界人物、以及商業大亨打交道。」

愛德華先生： 「這是藝術家在美國尋求生存和發展的一條重要道路。單獨的畫作市場有限，但公共建築的裝飾需求巨大。這也將藝術家從孤獨的畫室拉入了現實世界，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在芝加哥世博會遇到了丹尼爾·伯納姆，一位真正的實幹家和有遠見的建築師。他敢於將裝飾工作交給年輕的美國藝術家，而非沿用老舊的歐洲模式。紐約刑事法院的項目是我的第一次大型嘗試，時間緊迫，條件艱難，但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用紫色和白色調，以及『正義』、『自由、平等、博愛』和『三位命運女神』的象徵來表達主題。這是一個挑戰，也是一次學習。」

茹絲： 「您提到在國會圖書館裝飾繆斯迴廊時，天氣酷熱，環境惡劣，您每天靠牛奶和檸檬水維生。這似乎是藝術家在實現願景時，不得不付出的身體代價？」

愛德華先生： 「是的，藝術創作需要巨大的精力和體力支撐。特別是大型項目，需要在體力上像運動員一樣訓練自己。我在華盛頓的那個夏天，溫度高得嚇人，但我必須按時完成工作。藝術家的敏感性讓他們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但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學會控制自己，克服身體的限制。了解自己的弱點，並提前做好準備，這是保證創作得以完成的必要條件。」

茹絲： 「在這些公共項目中，您也遇到了來自官僚、政客、甚至工會的阻礙和荒謬要求，比如紙糊工會的人要求您加入，政客批評您的作品不夠『裸露』，或者試圖干預您的創作。您對此有何看法？」

愛德華先生： 「（無奈地搖了搖頭，又帶著些許戲謔）這些啊，都是美國式民主和商業文化下的『特色』。政客們往往不懂藝術，他們的決策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唯獨不是藝術本身。工會只關心規則和利益，不理解藝術創作的獨特性。最荒謬的是那個說我的作品『不夠裸露』的銀行家，以及那個說我的畫『性格太多』的教育局主席。這說明了什麼？在一個商業至上的社會，藝術的價值往往被扭曲，被服從於商業需求或世俗偏見。版權問題也一樣，音樂、文學都有保護，畫家、雕塑家卻沒有，除非你自己去爭取，而且還不一定贏。」

茹絲： 「聽起來，在美國做藝術家，需要的不僅是才華，還有強大的生命力、談判能力，甚至是一點狡黠，比如您在面見倫格倫先生時的表現，以及您如何確保自己的作品得到認可。」

愛德華先生： 「（笑出聲來，帶著一種老頑童的自豪）或許吧。在這個國度，你不能指望別人會主動理解或幫助你。你得自己去闖，去爭取。像我那樣，身無分文，卻要向一個銀行家要現金，還得用比爾·奈伊的故事來解釋緊急狀況。這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種無奈。但正如我說的，運氣總會從天而降，可能是一個電話，一封信，或是一個偶然的相遇。你得保持開放的心態，抓住機會。」

茹絲： 「您也為許多私人客戶創作肖像和裝飾畫，其中不乏富豪和社會名流。與女性客戶打交道似乎尤其挑戰，她們可能會干涉色彩、構圖，或者要求將自己畫得更年輕、更理想化。」

愛德華先生： 「啊，女性客戶！（再次笑起來，這次是溫和的，帶著些許寵溺）她們有時會很……怎麼說呢，很堅持自己的想法。她們希望畫作符合她們所屬圈子的時尚，或者符合她們對自己的想像。那個華爾道夫酒店的故事就是一例，她堅持掛上那兩扇窗簾，完全破壞了整個房間的色彩和諧。你不能跟她們談論色彩理論，只能用惠斯勒先生做例子來『震懾』她們。還有那個相信通靈術、要求我按照她死去哥哥的指示畫肖像的女士，以及那個抱怨我把她畫得太像廚師的百萬富翁夫人。她們的虛榮心是藝術家必須面對的挑戰。但我認為，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這種情況也在改變，她們變得更獨立，更有主見，也更懂得欣賞真正的藝術。」

茹絲： 「您筆下的人物鮮活有趣，從康科德的鄰居，到西部的拓荒者、賭徒，再到歐洲的藝術家、貴族，以及紐約的文藝界、商業界人士。您似乎對觀察人性充滿了樂趣，特別是他們在不同情境下展現的特質。」

愛德華先生： 「我喜歡觀察人。每個人都是一本故事書，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和怪癖。馬克吐溫的幽默、愛德溫·布斯的尊嚴與敏感、斯坦福·懷特的衝動與善良、聖高登斯的純粹與藝術家的脾氣、奧利弗·赫福德的古怪趣味、莫里斯·巴里摩爾的機敏風趣……這些人組成了我人生中最豐富的畫卷。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對話，他們的反應，都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了人性。特別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往往最能暴露一個人的本質。」

茹絲： 「您對『美國式幽默』有獨到的見解，認為它源於艱難的生活和深藏的痛苦。這份幽默不是單純的逗樂，而是帶有某種悲涼底色的生存智慧。」

愛德華先生： 「是啊，就像我祖母的縫衣婦人，她的回答『願意！親愛的，她是不得不去』，或是那個寧可渴著也不願再去擦過的水槽的農夫。他們的幽默不是輕鬆的，而是源於生活的重壓。馬克吐溫的幽默也是如此，他能用最滑稽的方式講述最嚴肅的事情，因為他看到了生活本身的荒謬與痛苦。真正的幽默不是嘲笑弱者，而是對抗生活的苦難，是一種帶著傷痕的優雅。」

茹絲： 「您對藝術的理解也隨著年齡和經歷而變化。從早期的寫實模仿，到後來的風格簡化，再到對色彩和形式的探索。您提到在七十歲時回顧自己，發現作品『太寫實，細節太多』。是什麼讓您有了這種反思？」

愛德華先生： 「這與我的性格和早年教育有關。我的羞怯，我的『學術性』，以及對『真實』的過度追求，讓我沉溺於細節而忽略了整體和更深層次的表達。就像我說的，教育有時像路上的水坑，很廣，但很淺。真正的藝術需要深入，需要提煉。聖高登斯說，『你必須把一切都刮掉，直到只剩下靈魂。』惠斯勒也說，色彩是一種『惡習』，除非被素描這個『主人』牢牢控制。這些話對我影響很大。年齡增長，經歷豐富，我開始意識到，藝術的價值不在於複製表象的真實，而在於捕捉事物的『靈魂』，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去呈現它最核心的美感。」

茹絲： 「您在書的最後，『回顧』一章中，談到自己的人生，說『我是一個愛人，我感到快樂，因為我愛一切事物。』這句話充滿了溫暖和肯定。儘管經歷了許多掙扎和困難，您的人生底色似乎是樂觀和對生命本身的熱愛。」

愛德華先生： 「（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眼中閃爍著溫暖的光）是的。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也許時間會讓創傷變得模糊，但我更願意相信，是內心深處對生命和美好的愛，讓我能夠超越那些困難。就像我母親，即便癱瘓了六年，也能因為我一句『希望您今晚死去』的真誠話語而感到安慰。這不是因為那句話本身好聽，而是因為她感受到了話語背後深沉的愛和理解。我喜歡觀察石頭的裂痕，喜歡看地衣生長，喜歡看野草的變遷。生命本身就充滿了奇跡和美感。只要你保持好奇心，保持對世界的愛，你就永遠不會感到空虛。」

茹絲： 「您提到人類的進步就像螺旋彈簧，每一次迴旋都揭示新的維度。這與『光之螺旋』約定有異曲同工之妙。您的人生也像這樣一道螺旋，從新英格蘭的起點出發，經過西部的擴展，歐洲的盤旋，再回到美國的中心，每一次經歷都讓您的視野和理解不斷深化。」

愛德華先生： 「（頷首，若有所思）螺旋彈簧……是的，這個比喻很恰當。人類的進步不是直線的，個人的成長也不是。我們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擺盪，在探索外部世界和回歸內心深處之間盤旋。每一次的經歷，無論是順遂還是坎坷，都是一次向內或向外的迴旋。重要的是，在每一次迴旋中，我們能否看見新的風景，能否加深對自己、對世界的理解。藝術的創作過程也是如此，從最初的靈感，到技法的探索，再到風格的形成，都是一個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

茹絲： 「那麼，愛德華先生，在您看來，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除了才華和技巧之外。」

愛德華先生： 「（沉吟片刻，眼神望向窗外透進的光線）最重要的品質……我想，是『真誠』和『生命力』吧。真誠地面對自己的感受，面對自己所看見的世界，不加矯飾，不隨波逐流。以及旺盛的生命力，不僅是身體上的健康，更是精神上的韌性，一種對生活、對創作永不枯竭的熱情。它能讓你堅持下去，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能從廢墟中看到希望，從苦難中提煉出幽默。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首先必須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人，一個熱愛生活、敢於直面生活的人。」

茹絲： 「您在書中提到對紐頓力學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對比，說真理會變，但激情和愛不會。這是否也是您認為藝術能超越時代、觸動人心的原因？」

愛德華先生： 「正是如此。科學理論會被推翻，歷史事實會被修正，但藝術所捕捉的人類情感、精神掙扎、對美的渴望，卻是永恆的。提香的畫作，即使過了五百年，依然能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莎士比亞的戲劇，依然能讓我們為哈姆雷特的困境而共鳴。因為這些作品觸及的是人類最普遍、最核心的『存在』體驗，而這種體驗，是被藝術家的『愛』和『激情』所點燃的。真理可以冷靜地陳述，但藝術必須飽含熱情。」

茹絲： 「您的回憶錄以一句『我仍然是個樂觀主義者』作結。即使走過七十年風雨，見證了時代的巨變，經歷了個人的起伏，您依然保持著這份樂觀。這份力量從何而來？」

愛德華先生： 「它來自對生命的信任，對未知的期待。就像我說的，我從小的經歷就讓我相信，幸運總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你無法預測未來，但你可以選擇如何面對它。與其沉湎於過去的傷痛，不如擁抱當下的美好，以及對未來的希望。看看窗外，即使是紐約這座喧囂的城市，依然有陽光灑落，有微風吹過。生命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現、不斷創造的過程。只要你還有熱情去觀察，去體驗，去創造，你就永遠不會失去希望。」

茹絲： 「非常感謝您，愛德華先生，與我分享了如此精彩的人生故事和寶貴的見解。這場對談讓我對您和您的時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愛德華先生： 「不客氣，茹絲。能將這些塵封的記憶與一位年輕的同伴分享，本身也是一種樂趣。希望我的故事能對你有所啟發。」

（愛德華先生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遠方。陽光溫柔地勾勒出他頭髮的輪廓，映照著他臉上滿足而寧靜的表情。我起身，準備告辭，但腦海裡依然迴盪著他關於藝術、生活和希望的話語。畫室裡光影流轉，彷彿也訴說著那些遙遠年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