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ume 152, April 25, 1917》光之對談

《花藝講座系列》：時間的筆觸，幽默的戰歌：《Punch》雜誌的戰時精神
作者：艾薇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ume 152, April 25, 1917》這本刊物，是「光之居所圖書館」中一份來自遙遠時空的珍貴禮物。它並非由單一作者撰寫，而是由一群才華橫溢的「眾作者」共同創作而成，他們匯聚了當時英國最敏銳的觀察力與最辛辣的幽默感。這本《Punch》雜誌，自1841年創刊以來，便以其獨特的漫畫、諷刺文章與詩歌，成為英國社會的文化縮影與時代註腳。在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中，它不僅記錄了社會的脈動，更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層面，發出引人深思的聲音。

1917年4月25日，這個日期本身便承載著沉重的歷史記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第四個年頭，戰壕戰的僵持、無數生命的逝去、國內資源的匱乏與配給制度的推行，都讓整個英國社會籠罩在一種既疲憊又堅韌的氛圍中。在這樣的背景下，《Punch》雜誌以其標誌性的諷刺筆觸，為讀者提供了笑聲與反思的空間。它既是戰時壓力下的情緒宣洩口，也是對政府政策、社會現象乃至軍事訓練弊端的溫和批判。

《Punch》的作者群是多樣的，他們是編輯、詩人、漫畫家、諷刺作家。他們的作品，既有對戰爭殘酷的暗諷（如「砲灰與其後」），也有對日常困境的幽默描繪（如食物配給、紙張短缺）。他們透過誇張的語言、荒謬的情節、以及精準的諷刺，讓讀者在笑聲中看見現實的荒誕與人性的複雜。這不僅是一種娛樂，更是一種在艱難時局下，維繫社會精神韌性的獨特方式。

這期雜誌中，我們將看到對軍事訓練部門各自為政的諷刺（《最重要的事》）、對食物配給下動物園動物們境況的幽默想像（《食物問題》）、以及透過牧師為舊講稿尋找出路的荒誕請求，來反映紙張短缺的現實（《紙張問題》）。更有針對德國將軍殘暴行徑的尖銳抨擊詩歌（《最好如此》），以及對協約國團結的溫馨寓言（《來自空中的更多新聞》）。這些作品，共同構建了一個生動而多層次的一戰時期英國社會圖景。它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透過幽默與諷刺，展現人類面對困境時，那份不屈與反思的生命光芒。

今天，我——艾薇，光之居所的心靈花藝師，將引領大家跨越時空，回到那個充滿挑戰卻又不失幽默的時代，與這群《Punch》的「眾作者」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我們將探討他們在戰爭陰影下，如何用筆桿與畫筆，為這個國家帶來一絲清明與笑意，以及他們作品背後所蘊藏的深刻洞察。

光之對談：在砲火與茶香間尋找笑聲

今天，光之居所的「光之閣樓」與「光之茶室」被巧妙地融為一體，營造出一個既有英國老式編輯部特有的陳舊墨香與紙張氣息，又兼具午後陽光溫暖灑落的舒適空間。閣樓的巨大拱形窗外，遠方倫敦的鐘聲在初夏的空氣中迴盪，帶著一絲歷史的重量，卻又被花園裡新開的玫瑰香氣輕輕濾過。幾隻斑鳩在窗臺上輕巧地踱步，偶爾發出咕咕的低語，為這跨越時空的對談增添一抹自然寧靜的「逸趣」。

我的共創者與我坐在兩張深色皮革扶手椅上，椅子因歲月而磨損，卻散發著溫潤的光澤。一張小巧的雕花木桌上，擺放著一壺熱騰騰的伯爵茶，茶香與窗外傳來的微風，將墨香與花香輕柔地融合在一起。茶杯旁，幾本《Punch》雜誌的舊刊靜靜地躺著，其中一本正是我們要探討的1917年4月25日特刊，泛黃的頁緣與精緻的插圖，無聲地講述著百年前的故事。

透過時間的魔法，我輕輕召喚著那群創造了《Punch》這本誌的無名英雄們。他們並非單一的個體，而是那個時代集體智慧與幽默的化身，是報社中來來往往的編輯、撰稿人、漫畫家，他們共同塑造了《Punch》的靈魂。此刻，在閣樓的另一側，一團由舊報紙與墨水氣息凝聚而成的微光逐漸實體化，模糊的輪廓慢慢變得清晰。那彷彿是無數筆觸與思想的結晶，最終匯聚成一個溫文爾雅、眼神中閃爍著智慧與狡黠光芒的形象。他身著考究的三件式西服，帶著一副半月形眼鏡，雖然面容有些模糊，卻散發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屬於那個時代的紳士氣息。

艾薇：歡迎您，Punch先生。很榮幸能邀請到您，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茶室。今天的陽光正好，茶也泡好了，希望這份寧靜，能為您帶來片刻的放鬆。

Punch先生：艾薇小姐，我的共創者，能來到這樣一個充滿光芒的地方，感受百年後的靜謐，確實是意料之外的愉悅。我本以為，我的靈魂會永遠與倫敦的喧囂、油墨的味道，以及永不休止的社會評論綁定在一起。他輕笑一聲，指了指桌上的雜誌，「看來，即便是我們這些以針砭時弊為己任的老骨頭，也終究有了被人細細品味的時刻。」

艾薇：是的，正是這些穿越時空的墨跡，讓我們對那個時代充滿了好奇與敬意。今天的對談，我們想探索的，就是您，或者說『Punch』雜誌，是如何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以幽默和諷刺為筆，為世人描繪出一幅幅生動的浮世繪。

Punch先生：嗯，浮世繪……這個詞用得巧妙。我們確實是在繪畫，只不過畫筆是諷刺，顏料是現實，而画布，則是那個時代的心靈。在砲火連天、物資匱乏的背景下，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呢？是真相？或許。但更多時候，他們需要的是一劑苦中作樂的解藥，一種能讓人們在困境中，仍然看到一絲光亮的智慧。他輕輕放下茶杯，眼神中閃過一絲深沉，「我們的工作，從來不是單純的搞笑。幽默是手段，諷刺是工具，其目的，是為了揭示，是為了提醒，更是為了在看似無望的時代中，找到那份屬於人性的堅韌與尊嚴。」

艾薇：這讓我想到您雜誌中《The Great Sacrifice》那首詩，它以幽默的方式抱怨了食物配給對日常飲食的影響。在戰爭期間，這種對個人犧牲的輕描淡寫，是不是一種緩解集體焦慮的方式？

Punch先生：的確如此。當國家要求人民勒緊褲帶，放棄那些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的小確幸時，直接的哀嚎會讓人感到絕望，但幽默則能將沉重的現實轉化為一場共同的「犧牲」遊戲。我們筆下的詩人，抱怨著「薩莉倫鬆餅」與「果醬麵包卷」的消失，這些都是英式下午茶的經典。他不是真的餓得發慌，而是藉由這些微不足道的損失，來象徵一種更廣泛的集體經驗——大家都在為國家做出貢獻，連胃口都受到限制。這是一種微妙的同理心，讓讀者知道，他們不是孤單的。笑聲可以凝聚人心，比一萬句激昂的口號更有力量。

我的共創者：那麼，像《Charivaria》中那些短小的諷刺新聞，比如提到德國皇儲的大腦，或是關於動物園裡德國紳士的玩笑，它們的目的是什麼？這些玩笑是否會被認為過於輕浮，與戰爭的嚴肅性不符？

Punch先生：哦，我的朋友，戰爭的嚴肅性並非要人整日板著臉孔。正是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才更需要光線——哪怕只是一束微弱的幽默之光。《Charivaria》中的這些小品，其實是社會情緒的晴雨表。關於德國皇儲的腦袋，那是對敵方領導人智慧的輕蔑與嘲諷，旨在消解他們的威嚴，提升我方士氣。至於動物園裡的「德國紳士」，那是一種對「敵人」形象的軟化處理，將他們從戰爭機器變為可笑的囚徒，這也是一種心理戰術。我們並非要淡化戰爭的殘酷，而是要用笑聲作為盾牌，抵禦恐懼與絕望的侵蝕。人們需要片刻的抽離，從日常的壓抑中解放出來，哪怕只是透過一個荒謬的笑話。而這些「輕浮」的玩笑，往往能傳播得更廣，更深入人心。想像一下，在戰壕裡傳閱《Punch》，這些笑話能為士兵們帶來多麼寶貴的片刻慰藉。

艾薇：這讓我想起《The Most Important Thing》這篇。它描繪了軍隊中各個部門的教官，都聲稱自己的訓練是「最重要的」。這是不是對當時軍事訓練體系混亂的一種批判？

Punch先生：哈！那真是我們的一項傑作！那篇作品精準地捕捉了軍事體系中一種普遍存在的荒謬：每個部門都認為自己是戰爭的決定性力量。機槍軍官認為步槍已過時，體能訓練教官則認為體格才是王道，槍法教官堅持步槍才是唯一武器，刺刀搏擊教官則鼓吹「冷鋼」的威力，而炸彈教官則強調壕溝戰中手榴彈的重要性。每個人都自視甚高，卻沒有一個能看到全貌。這個諷刺，既是對軍隊內部本位主義的輕巧揶揄，也是對普遍存在的、缺乏宏觀視野的嘲諷。我們希望讀者在笑聲中看到，團結與協調的重要性遠超單一技能的自大。而那個困惑的新兵瓊斯，以及最後那位老練的下士史密斯所說的「快樂的平衡」，其實就是我們想傳達的核心訊息：沒有哪一個「最重要」，只有「恰如其分」的結合。這也是一種期許，期許各部門能找到合作的「黃金分割點」。

我的共創者：雜誌裡也提到了食物短缺，甚至有《The Food Question. Rationing at the Zoo.》這樣把配給制延伸到動物園的幽默文章。這反映了當時食物問題的嚴重性嗎？這種幽默是否有助於人們接受這些困難？

Punch先生：食物問題，那是當時英國社會最切實、最令人焦慮的日常挑戰。從麵包到肉類，無一不被嚴格配給。我們將配給制延伸到動物園，讓駱駝吃素、海獅改吃莎莎醬（雖然沒成功），這些都是一種藝術性的誇張，將大眾的苦惱投射到動物身上。這種荒誕的設定，其實是深層焦慮的釋放。透過笑聲，人們可以短暫地忘卻自己的煩惱，或者發現「原來連動物都這麼慘，那我也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這是將個體的不滿轉化為集體共鳴的一種方式。當大家都在為「麵包是否夠用」而發愁時，我們用「動物園的鱷魚少了一個飼養員」這樣的幽默，來告訴大家：我們在同一條船上。而且，你看那篇《Hints to Young Food-Producers》，用海綿蛋糕餵養幼兔來冒充野兔肉，這更是對當時「節約」與「替代」思潮的極致諷刺。在艱難中尋找變通，甚至是荒謬的變通，這正是我們英國人的韌性所在。

艾薇：那麼，像《A Paper Problem》這樣，一個牧師寫信給坎特伯雷大主教，詢問如何處理堆積如山的舊講稿，這是不是您們對當時紙張短缺，以及更深層次上對「無用之物」佔用資源的一種諷刺？

Punch先生：你觀察得很敏銳，艾薇小姐！這確實是雙重諷刺。一方面，它直接點出了當時全國性的紙張短缺問題，這是一個真實的民生困境。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指向了「無用之物」的處境，特別是那些「長篇大論」的舊講稿。牧師勞倫斯·朗溫德先生，他當然不是真的想把那些講稿付印，也不是真的指望大主教給他什麼實用建議。他的困境，恰恰是當時社會中許多人共同的寫照：面對資源的稀缺，我們該如何處理那些曾經重要，如今卻顯得多餘或無用的東西？是變廢為寶，還是直接丟棄？他提出的「賣給年輕牧師」、「給孩子當草稿紙」、「甚至拿去義賣抽獎」，每一種提議都充滿了黑色幽默。透過一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小問題，我們揭示了戰爭對日常生活的顛覆，以及人們在困境中，對價值與意義的重新審視。它引發讀者思考：我們真正的「資源」是什麼？而那些精神上的「財富」，又該如何被善用？

我的共創者：雜誌中也有一些非常尖銳的諷刺，例如《At Best》這首詩，毫不留情地抨擊了德國將軍馮·比辛。這種直接的、甚至有些殘酷的諷刺，在戰時是否會引起爭議？或者說，它是為了激發更強烈的愛國情緒？

Punch先生：那首詩……是的，它非常直接，毫不遮掩。在戰爭時期，道德判斷和民族情感往往會變得黑白分明。馮·比辛將軍被認為是比利時暴行的主要策劃者，包括處決護士卡維爾和強迫比利時人勞動。對於這樣的敵人，溫和的幽默已經不足以表達民眾的憤怒和蔑視。這首詩的目的是為了激發強烈的愛國情緒，鞏固民眾對敵人的憎恨，並慶祝任何能提升盟軍士氣、打擊敵軍聲望的事件。它的「殘酷」恰恰反映了當時的民族情緒。在那個資訊傳播不如現今發達的年代，漫畫和諷刺詩是有效的宣傳工具。我們必須讓敵人成為明確的惡，這樣才能團結內部，維持戰鬥的決心。這份情緒，如同野火，在那個時刻，是必要的存在。

艾薇：同時，您們也在漫畫《The Waning of Faith》中，描繪了德國人對興登堡失去信心的景象。這又是如何平衡對敵人的譴責與對其內部瓦解的期望？

Punch先生：這兩種策略看似矛盾，實則相輔相成。對馮·比辛的譴責是直接的情緒宣洩和道德審判，它針對的是個體惡行。而對興登堡的諷刺，則是一種「瓦解敵人意志」的更高層次心理戰。興登堡在德國是個偶像，被視為戰爭英雄。當我們展示德國民眾對他失去信心時，尤其透過那幅漫畫，一個「前熱情者」想拿回他釘在「興登堡巨像」上的釘子，這暗示了民眾對戰爭的疲憊與對領導層的質疑。這種諷刺，旨在向國內外傳遞一個訊息：敵人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他們也承受著壓力，他們也可能動搖。它給予盟軍人民希望，讓他們相信勝利終將到來，因為連敵人都開始懷疑自己。這既是一種宣傳，也是一種對戰局心理層面的巧妙引導。

我的共創者：我注意到一篇關於法國紅雀與英國麻雀分享種子的文章《More News from the Air》。這是不是一種對英法盟友關係的隱喻，強調友誼與合作的重要性？

Punch先生：正是如此，我的朋友。那是一則溫馨的寓言，在那些充滿硝煙和痛苦的頁面中，點綴著一抹友誼的光芒。法國紅雀慷慨地將食物分享給英國麻雀，這完美地象徵了在戰爭中，英法兩國人民之間相互扶持、共同抗敵的深厚情誼。在那個年代，盟友間的團結至關重要。這種小故事，比任何外交聲明都更能觸動人心，它告訴讀者，我們的盟友不僅是戰場上的並肩者，更是日常生活中值得信賴的夥伴。透過這種生活化的場景，我們傳遞了複雜的政治概念：盟友間的「慷慨」與「互助」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像那隻紅雀與麻雀一樣，自然而然地發生在我們身邊。

艾薇：在雜誌的評論部分，您們對於一些書籍的評論也很有趣，例如《A Soldier's Memories》和《With the New Army on the Somme》。您們如何平衡對文學作品的評論與戰時宣傳的需求？會不會為了支持戰爭而放棄客觀性？

Punch先生：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艾薇小姐，也是我們作為諷刺刊物，在戰時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的評論，確實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對於《A Soldier's Memories》這類軍人回憶錄，我們當然會強調其「愛國主義」和「軍事傳統」的價值，因為這有助於鼓舞士氣。你看，我們讚揚它「充滿好故事」，能夠讓「讀者從純粹的愉悅中獲得美德」。這並非全然放棄客觀，而是將評論的重心放在作品「對當下的意義」上。

至於《With the New Army on the Somme》這本書，我們特別讚揚了作者弗雷德里克·帕爾默作為「公正旁觀者」的視角，因為他身為美國記者，在當時仍處於中立國。他的「敏銳觀察」和「對制服下的人性的關注」，這些都是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我們選擇強調這些點，既是肯定作品本身的文學品質，也是在巧妙地傳遞一種信息：即使是外部視角，也能看到英國軍人的優點。我們很少直接進行「宣傳」，而是透過強調作品中能與國家利益和國民情緒產生共鳴的方面，來引導讀者。客觀性，在亂世中，往往是個奢侈品，但我們努力在「真相」與「必要的希望」之間，找到一條平衡的窄路。我們的諷刺，即便尖銳，最終也是為了國家服務。

我的共創者：最後一個問題，Punch先生。在戰爭期間，你們編輯部在選擇諷刺題材時，有沒有哪些是必須避免的「禁區」？或者說，有沒有哪些界線，是你們絕對不會跨越的？

Punch先生：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問題。當然有。我們是《Punch》，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首先，我們不會直接攻擊前線將士的英勇和犧牲。他們是國家的脊樑，是民族的驕傲，任何對他們的輕慢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們的諷刺矛頭，通常會指向那些在後方享樂的、官僚主義的、或是因自身愚蠢而妨礙戰爭進程的對象。

其次，對王室的尊重是絕對的。他們是國家統一的象徵，任何針對他們的諷刺，都會被視為是對民族精神的褻瀆。我們或許會輕輕地諷刺一些貴族的習慣，但那也僅限於無傷大雅的層面。

再者，我們不會在敵人真正得意之時，去打擊我方士氣。我們的諷刺，更多是「苦中作樂」或是「在挫折中尋找希望」。當敵軍取得重大進展時，我們的諷刺會更加隱晦，或轉向強調我方堅韌不拔的精神，而非去批評失敗。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會去瓦解民眾對國家最終勝利的信念。無論多麼困難，我們始終堅信英國會贏得這場戰爭。所有的幽默和諷刺，最終都是為了維持這份信念。我們是清道夫，清理的是那些會阻礙勝利的塵埃和障礙，而不是去拆毀房屋的基石。這些界線，在我們心中如同雕刻在石碑上的律令，是不可逾越的。因為我們深知，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我們的筆桿，同樣也是戰鬥的一部分。

艾薇：非常感謝您，Punch先生。今天的對談讓我對《Punch》雜誌在戰時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們不僅是幽默的傳播者，更是那個時代的記錄者與精神支撐者。茶香在空氣中漸漸散去，窗外的斑鳩也飛離了窗台，但Punch先生的身影依然清晰，他的智慧和幽默如同永不凋謝的花朵，在這閣樓裡靜靜綻放。

Punch先生：能與你們分享這些，也是一種新的體驗。時光流轉，但人性的光芒與挑戰卻是永恆的。願光之居所的探索，永遠充滿智慧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