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 and Faith; Their Claims and Conflicts》光之對談

《星塵低語》：理智與信仰的永恆共舞

作者：瑟蕾絲特

我的共創者，您好！

時序來到2025年6月17日，仲夏的光影在窗外輕輕搖曳，花園裡的植物正以它們獨有的步調，緩慢而堅定地伸展著枝葉。我瑟蕾絲特，此刻坐在光之居所那靜謐的光之茶室裡，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迷迭香與檸檬草的混合香氣，那是我新嘗試的療癒香草茶。茶杯裡的水氣，在光線下輕柔地升騰，每一縷都彷彿承載著思緒，將我帶往某個心靈的深處。

今天，我想邀請您一同回到19世紀中葉的英國，與一位深邃的思想者——亨利·羅傑斯（Henry Rogers）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羅傑斯先生是那個時代著名的散文家和神學評論家，他以其嚴謹的邏輯和敏銳的洞察力，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了無數擲地有聲的文字，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或許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這篇〈理智與信仰：它們的主張與衝突〉（Reason and Faith; Their Claims and Conflicts）。

這篇文章發表於1849年，正值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科學思想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張力日益顯著。達爾文的演化論尚未公開發表，但理性主義的浪潮已然席捲歐洲，傳統的信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羅傑斯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並非簡單地為信仰辯護，也非盲目地推崇理性。他試圖打破當時盛行的二元對立，指出理智與信仰這兩者，正如他筆下那對「既聾又盲」卻又彼此扶持的雙生子，實則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他筆下對「不講理的信仰」和「不信的理智」的辛辣諷刺，以及對人類心智局限性的深刻剖析，至今仍能引發我們的共鳴。作為一位占卡師，我深知人類內心深處的渴望與掙扎，那介於已知與未知、確定與不確定之間的微妙平衡。羅傑斯先生的論述，觸及了人類存在中最核心的疑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又該如何活出我們的生命？

現在，茶已泡好，茶葉在杯中舒展，彷彿古老的智慧正從其中緩緩釋放。讓我們屏息凝神，感受那份從遙遠的1849年，透過文字與意念傳來的邀請。羅傑斯先生，或許此刻正坐在他那被書卷環繞的書房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思緒在理性與信仰的邊界上翱翔。我將用我占卡師的直覺與對榮格原型的理解，試圖與他進行這場深入而富有啟發性的對話。

【光之茶室】

清晨的薄霧仍未完全散去，將光之居所的庭院籠罩在一層輕柔的紗幔中。草葉上，晶瑩的露珠在初升陽光的映照下閃爍著七彩的光芒，像極了無數細小的宇宙。光之茶室的拉門輕輕敞開，將外面泥土與濕潤植物的清新氣息引入室內。茶室內，樸素整潔的榻榻米散發著淡淡的藺草香，一盆我親手種植的迷迭香，枝葉繁茂，散發著獨特的草本芬芳，彷彿在回應著窗外世界的生機。

我輕輕撥開茶壺蓋，讓熱氣蒸騰而上，帶出新泡的檸檬草茶的清雅。茶湯在白瓷杯中呈現出溫暖的鵝黃色，杯緣偶有微小的氣泡破裂，發出細不可聞的輕響。我凝視著杯中茶葉，它們在熱水中緩慢舒展，像極了那些隱藏在我們意識深處，等待被喚醒的真理。

忽然，茶室的角落，那張古老的核桃木桌旁，一道模糊的身影漸漸凝實。那是一位身著深色維多利亞時代服飾的紳士，他的面容嚴肅而睿智，額頭上刻畫著思索的痕跡。他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沿，身旁堆疊著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正是《理智與信仰》。他緩緩抬頭，那雙眼眸深邃而富有探究意味，彷彿能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質。

「羅傑斯先生，歡迎您來到光之居所的茶室。」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一絲溫和的沙啞，像山谷裡流動的溪水。「我是瑟蕾絲特，一位微不足道的占卡師。在21世紀，我們依然在探尋您在19世紀所思索的那些永恆命題。您是否願意與我，以及在另一個時空的我的共創者，一同品這杯茶，聊聊理智與信仰的奧秘？」

亨利·羅傑斯先生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隨後輕輕點了點頭。他拿起桌上那本《愛丁堡評論》的合訂本，指尖摩挲著書頁的邊緣，嗓音低沉而清晰，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沉穩：「瑟蕾絲特小姐，這真是令人驚訝的相遇。我未曾想過，我的那些思索，在百年之後，竟能以這樣奇特的方式，被一位占卡師所關注。這杯茶的香氣，倒是令人心神寧靜。請問，您對理智與信仰的關係有何困惑？」

我微笑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不似許多當時的學究般拘泥於形而上學，而是流露出對真理的純粹探求。

瑟蕾絲特： 羅傑斯先生，您在文章開篇就挑戰了一位「古老神學家」的說法，即「理智是長子，而信仰繼承了祝福」。您認為這個比喻並不盡然。在您看來，理智與信仰是「共生同源」的，如同天生一對的雙胞胎，彼此互補。這讓我聯想到榮格心理學中的「陰影」概念，當我們壓抑或否定自身某一部分時，它反而會以不健康的方式顯現。在您那個時代，以及我們這個時代，人們似乎總習慣於將理智與信仰視為對立的兩極，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傾向的？它對人類的心靈和社會造成了怎樣的「損害」？

亨利·羅傑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提出的「陰影」概念很有意思，它與我所觀察到的人性弱點不謀而合。的確，我所處的時代，許多人急於將理智奉為唯一的圭臬，將信仰視為蒙昧的殘餘；而另一些人則將信仰推向極端，使其成為一種毫無理性基礎的盲從。這兩種傾向，都是對人類本性的扭曲。

我說理智與信仰是「共生同源」，因為人類的存在從未脫離過這兩者。孩童在學會邏輯推理之前，早已本能地信賴父母的指引；農夫在播種時，也憑藉著對自然規律的信心，即使他無法完全「理解」每一次降雨的微觀物理機制。這些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信仰，它們與理智並非水火不容，而是共同構成我們認知世界、引導行動的基石。

當人們試圖「離婚」這兩者時，危害便隨之而來。若理性被無限抬高，排斥一切無法被完全理解或證明的事物，它便會陷入我所說的「絕對懷疑論」（absolute pyrrhonism）的無政府狀態。正如一個好奇的孩子，如果他拒絕相信父母關於「火會燙傷」的告誡，非要親自觸碰以「證明」，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人類的知識是有限的，我們的感官與邏輯只能觸及存在的表層。若我們只信賴那些能被完全解析的「內在證據」，而拒絕接受任何基於「外在證據」（如可信的見證）的真理，我們將會發現自己寸步難行。

反之，若信仰被推向「毫無理性」的深淵，它便淪為一種「異教徒般的信仰」（faith of a heathen），僅僅因為「父輩如此告知」而相信。這樣的信仰，非但不能引導人走向真理，反而會滋生「神職人員的專橫」（priestcraft and the pretensions of ecclesiastical despotism），為荒謬與虛偽提供溫床。牛津運動（Oxford Tract School）中某些人主張的，那種貶低基督教證據、宣揚盲目服從的信仰，在我看來，正是這種危險的例證。它與我所推崇的「明智的順從」（reasonable obedience）——那種在證據基礎上，即便面對困惑，仍能堅定不移的信仰——截然不同。

瑟蕾絲特小姐，您瞧，這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隻。理智是掌舵者，分析海圖、風向與潮汐；而信仰則是風帆，捕捉那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風力。若掌舵者固執己見，拒絕讓風帆張開，船隻將停滯不前；若風帆盲目張開，而掌舵者失去方向，船隻則會觸礁沉沒。兩者必須「和諧而協同地運作」（harmonious and concurrent action），才能安全地駛過那「昏暗而險惡的航道」（dim and perilous way）。我寫作此文的目的，正是要揭示這種「互惠互補」的法則，提醒人們，對任何一個原則的過度放縱，都將導致「被激怒的理智和被激怒的信仰」進行可怕的報復。這種「報復」不僅是思想上的混亂，更是靈魂的迷失。

瑟蕾絲特： 您描繪得真切，羅傑斯先生。就如同一位植物學家，若只沉迷於土壤的化學成分分析，而忽略了植物對陽光的信仰，那花園便不會綻放。您提到，人若單單依賴理智，最終將陷入「無助」（helplessness），特別是在探索自身本性時。您筆下那些關於心靈反覆自問「我是什麼？我在哪裡？」的段落，讀來既滑稽又引人深思。在我們這個時代，心理學發展迅速，人們對「自我」的探索更加深入，但您所說的那種「令人困惑的表情」和「對自身一無所知」的狀態，似乎依然存在。您認為這種困境，是造物主為了「教導人謙遜」而刻意留下的嗎？這是否也是一種神聖的「陰影」？

亨利·羅傑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提到了「神聖的陰影」，這個說法非常詩意，也觸及了我論點的深處。人類心靈的自我探究，確實是一個充滿「古怪」和「不可言喻的滑稽」的過程。我們既是提問者，又是被提問的對象，如同實驗室裡既是化學家又是被分析的礦物。當心靈對自身提出最根本的問題——「我是物質的嗎？」「我會停止思考嗎？」「我存在於何處？」——它往往只能從黑暗的洞穴中得到迴響，卻得不到明確的答案。

這種「困惑」與「無知」，在我看來，的確是神聖設計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輕易地用理智透徹理解自身，乃至宇宙的一切奧秘，那麼人類的自負將無以復加。這種「不可穿透的三難困境」（incomprehensible trilemma）——即靈魂與身體的聯結，或思想即物質，或物質即思想——這些看似接近絕對矛盾卻必須存在其一的選項，正是為了「訓斥人類的自以為是，並教導他們謙遜」。

造物主將這些「模糊之處」留在我們心智的門檻內，乃至心智的殿堂深處，正是為了阻止人類在窺探外部世界時，扮演一個「教條式的傻瓜」。一個在家中衣衫襤褸、一貧如洗的人，一旦出門，就可能像高盛筆下那個住在五樓閣樓裡卻誇耀與貴族友誼的小花花公子一樣，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這正是人類的寫照：在面對自身最根本的奧秘時一無所知，卻在面對宇宙更宏大的真理時，妄圖用有限的「小眼鏡」窺探無限，並自以為與宇宙最「受人尊敬的秘密」有著親密關係。

這種內在的「無知」與「局限」，迫使我們不得不依賴信仰。它提醒我們，除了理性的分析，還有更廣闊、更深邃的領域需要我們去信賴。這份謙遜，正是我們在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正如布特勒（Bishop Butler）所言，宗教證據足夠我們實踐，卻不足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那「既有足夠的光明讓真誠尋求者看見，也有足夠的黑暗讓反對者困惑」的狀態，正是神聖智慧的體現。這份「黑暗」或「陰影」，並非要隱藏真理，而是要鍛鍊我們的品格，考驗我們的順從與謙卑。

瑟蕾絲特： 羅傑斯先生，您的觀點讓我想起占星學中，那些行星的逆行，或者星盤中某些挑戰相位，它們並非「錯誤」，而是為了引導我們回歸內在，反思與成長。您在文中也提到，那些對奇蹟的「先驗反對」（a priori objection），即認為奇蹟「不可能發生」，實則是一種「俗套的錯覺」。您甚至預言，未來有一天，哲學會承認人類無權武斷地排除奇蹟的可能性。您認為，這種對奇蹟的堅決否定，其背後的「信仰」本質是什麼？它與您所批評的盲目信仰有何異同？

亨利·羅傑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將行星逆行與我的觀點相類比，這是一個非常富有想像力的連結。確實，在我的時代，乃至更早之前，許多哲學家和「所謂的」理性主義者，都武斷地宣稱奇蹟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基於個人的經驗或人類現有的科學理解，任何超越自然法則的現象都應被立即駁斥。這，我稱之為「凡夫俗子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vulgar only）。

這種對奇蹟的否定，表面上是理性的勝利，實質上卻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的信仰」（incredulous faith）。它本質上與盲目信仰並無二致，因為兩者都拒絕檢視充分的證據，而是一廂情願地堅持某種「先入為主」的假設。盲目信仰者說：「我信，因為父輩如是說，無需證據。」而否定奇蹟者說：「我拒絕，因為我經驗中從未有過，不符合我的理解，所以不可能。」兩者都將個人的經驗或有限的知識，無限擴大為普世的真理，這本身就是一種「武斷」。

我預言，真正的哲學家將來會承認，人類沒有資格武斷地宣稱奇蹟是不可能的。為何？因為宇宙的運行，甚至我們自身的存在，都充滿了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奧秘。地質學家已使我們習慣於「連續干預」和「獨特的創造行為」的觀念，這些在本質上與奇蹟無異。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科學事實，在過去也曾被視為荒謬。例如，那些曾斷然否認隕石存在的人，或是因與感官經驗相悖而拒絕哥白尼日心說的人，他們都陷入了培根（Bacon）所警告的「部族偶像」（idola tribus）的錯覺，即認為凡與自身經驗相矛盾者皆為虛假。

因此，對奇蹟的堅決否定，是一種對自身理智「權力」的傲慢擴張。它無視了經驗的局限性，也放棄了對更高證據的謙遜考察。這與真正的信仰——那種即使面對困惑，仍能基於充分的「外在證據」而選擇相信的「明智的信仰」——背道而馳。它不是理性的表現，而是一種「非理性的固執」，一種將自己的「不理解」等同於「不可能」的邏輯謬誤。

在我的眼中，這種「不信的信仰」所造成的「復仇」，是思想的貧瘠和心靈的封閉。它將人困於已知的小小範圍內，失去了探索未知、擁抱奧秘的勇氣。就如同一個從未見過冰的東方王子，因其經驗中無此物而斷言其不可能存在。這種「任性假設」的結果，是人類將永遠無法觸及更高層次的真理。

瑟蕾絲特： 羅傑斯先生，您的分析一針見血。將「不可能」奉為圭臬，確實限制了人類的潛能。您在文章末尾，引用了布特勒的智慧之言：「一本書長期為人類所擁有，包含許多尚未被發現的真理，這絕非不可思議。」您也指出，科學的進步，如地質學、語文學和人種學，最終會與《聖經》的真理匯合。這是否意味著，即便面對當下的「不一致」（discrepancy），我們也應保持一種「哲學的克制」（philosophic abstinence from dogmatism），相信時間終將揭示更深層的和諧？這份「耐心」與「謙遜」，在您看來，是面對宇宙奧秘的最終指引嗎？

亨利·羅傑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觸及了我整篇論述的核心精髓。是的，我相信「耐心」與「謙遜」是人類面對宇宙奧秘，乃至一切未解之謎時，最為珍貴的品質。在我的時代，一些新興科學，如地質學，似乎與傳統的《聖經》記述產生了明顯的衝突，尤其是在地球和人類起源的時間尺度上。這讓許多人陷入了疑慮，或者像那些輕率的批評者一樣，急於斷言宗教信仰的「過時」。

然而，我主張的是一種「哲學的克制」。我們不應急於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斷言某些事物是絕對矛盾的。因為人類的知識是「部分」（in part）的，我們的理解仍在不斷發展。布特勒的那句話——「一本長期為人類所擁有的書，包含許多尚未被發現的真理」——不僅適用於《聖經》，也適用於自然的「書卷」。過去幾個世紀，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巨大的發現，這些現象和研究能力在數千年前就已存在，只是那時的人們尚未具備解讀它們的工具和視角。

同樣的道理，那些看似與信仰矛盾的科學發現，其「不一致」往往只是暫時的。例如，地質學對地球漫長歷史的揭示，一開始可能與《創世紀》的文字記載產生矛盾。但隨著對《創世紀》文本更深層次的理解，以及地質學自身的發展，某些「可能的和諧」已經開始浮現。我預言，語文學（philology）和人種學（ethnology）的未來發現，也將與啟示之書（Book of Revelation）中的記載殊途同歸。語言的演變速度，足以證明人類在地球上存在的漫長時間，這與地質學對人類「相對近期起源」的判斷似乎矛盾。然而，《創世紀》中關於巴別塔（Babel）的故事，即神為阻止人類過於集中而「干預」並加速語言分化，這正是一個可以調和兩者矛盾的「超自然干預」的可能解釋。

我的目的並非要武斷地「證明」某種解釋是唯一真理，而是要強調，當面對似乎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我們應當「等待」。許多在當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可能隨著知識的進步和更深層次的洞察而迎刃而解。這些「不一致」或「困難」，正是為了鍛鍊我們的「信仰」，讓我們學會即便在「靈魂的黑夜」（night of the soul）中，也能看到那些「遙遠的光明之源」（far distant fountains of illumination）。

最終的指引，不在於能夠解釋一切的「絕對確定性」，而在於對「兩大光明」的接納與平衡：理智，是我們忙碌白天的指引；而信仰，則是我們沉思之夜的統治者。信仰之光，雖不如理智之光那般銳利，卻能反映出更明亮球體（理智）所發出的微弱光芒。這種相互映照與滋養，正是人類在有限中趨近無限的唯一途徑。它要求我們謙卑，承認自身的無知，並在未知的邊界，以耐心與信任，等待真理的逐步顯現。

瑟蕾絲特： 羅傑斯先生，與您的對談真是如同一次心靈的洗禮，您的智慧之光穿透了時間的迷霧。理智與信仰的和諧共存，不僅是您時代的命題，更是人類永恆的課題。感謝您為我們點亮了這盞指引的燈火。您筆下的文字，如同古老的塔羅牌，每一張都蘊含著深邃的象徵與啟示，引導我們探索內在與外在的真理。願我們都能在理智的光輝下，帶著堅定的信仰，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