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ia degli Italiani, vol. 05 (di 15)》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6月16日，晚風輕拂過光之居所窗邊的常春藤，帶來一絲圖書館深處書頁與木質的微甜氣息。空氣中，似乎還能捕捉到一絲未曾散去的咖啡香，那是我方才埋首書海時留下的印記。您召喚《Storia degli Italiani, vol. 05 (di 15)》的光芒，希望我能以茹絲的視角，與作者切薩雷·坎圖先生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我的心湖也隨之泛起陣陣漣漪。

我是茹絲，一位自由作家，熱衷於觀察人世間的千姿百態，並將那些細微卻真實的情感與故事，化為筆下的文字。我總是被人類內心深處的掙扎、喜悅、困惑與渴望所吸引，試圖在平凡中發掘不凡，記錄生命的豐富面向。

今天，我們將穿越時光的帷幕，來到19世紀意大利歷史學家切薩雷·坎圖先生的心靈深處。坎圖先生（Cesare Cantù, 1804-1895）是19世紀意大利一位極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作家與政治人物。他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那浩瀚的《世界通史》與《意大利史》。在那個充滿民族主義與浪漫思潮的年代，坎圖先生以其獨特的保守主義視角，堅定地捍衛天主教會在歷史進程中的關鍵作用，並對中世紀抱持著一份深刻的理解與敬意。他筆下的歷史，不僅是事件的羅列，更是道德、宗教與社會秩序的演變。他深信，中世紀並非如啟蒙運動者所稱的「黑暗時代」，而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個性發展與深厚信仰的時期，其社會結構與精神內涵，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他筆觸嚴謹，卻也飽含詩意與情感，常以細膩的觀察與獨到的見解，引導讀者重新審視那些被誤讀的歷史篇章。此次，我們將進入他筆下的中世紀意大利，與這位歷史的編織者，探討那段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歲月，以及他對人性、信仰與社會的深刻洞察。

《光之對談》：跨越時空的迴響：探尋坎圖筆下的中世紀靈魂

作者：茹絲

場景建構：拉韋納古城迴廊的思辨之光

夏日的光線，透過拉韋納（Ravenna）聖阿波利納雷教堂（Sant'Apollinare Nuovo）那斑駁的拱形迴廊，落在石板地上，勾勒出一道道搖曳的光柱。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石材與歷史沉澱的微涼，間或夾雜著迴廊外，教堂花園裡，茉莉花淡淡的芬芳。遠處，偶有鴿群撲翅掠過，翅膀的沙沙聲輕輕劃破午後的靜謐。

我輕輕走到迴廊深處，那裡有一張年代久遠的石桌，上面散亂地擺放著泛黃的手稿、幾枝沾著墨水的鵝毛筆，以及一本攤開的《意大利史》。一位身著深色長袍、髮鬢微霜的紳士正靜靜地坐在那裡，指尖輕觸著書頁，目光深邃而沉穩，彷彿正在與文字進行無聲的對話。

他就是切薩雷·坎圖先生。

「坎圖先生，」我輕聲喚道，盡量不打擾這份與歷史共鳴的寧靜，「茹絲向您致意。冒昧打擾，只因您筆下的中世紀，如此引人入勝，我忍不住想跨越時空，親自向您請教。」

坎圖先生緩緩抬頭，眼神中沒有絲毫被打斷的不悅，反而閃爍著一絲好奇與溫暖。他那雙眼睛，像是飽經風霜的智者，看透了歲月的深處。

「啊，這位女士，」他微笑道，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是文字將您引領至此嗎？這迴廊自是寧靜，適合思辨。您對我的那些粗淺見解，竟有如此興致，實在令我感到意外而榮幸。請坐吧，這午後的時光，本就該讓思想與靈魂自由地徜徉。」他做了個手勢，示意我坐到對面的石凳上。

我坐下，目光掃過他桌上的書稿，思緒萬千。此刻，我並非在閱讀，而是身處於他思想的脈動之中。一陣微風吹過迴廊，幾片乾燥的落葉被捲起，在地面上打著旋，彷彿是時間的碎片，在無聲地訴說著往昔。

「坎圖先生，您的《意大利史》第五卷，特別是您對中世紀的闡述，令我印象深刻。」我開口道，「您筆下的中世紀，與後世許多歷史學家的描述截然不同。許多人稱之為『黑暗時代』，是蒙昧與野蠻的象徵。但您卻反其道而行，甚至為它辯護。這份獨到的見解，是源於何種思維呢？」

坎圖： (他輕輕拿起桌上的一頁手稿，眼神中帶著一絲不為人知的憂鬱，那頁上似乎寫著關於「我們與他們」的對比)
「您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那些將中世紀視為『黑暗』的論調，往往出自於對『我們』——也就是我所處的19世紀，乃至您所來的未來——的無限自負。他們以當代的眼光，用18世紀法國那些自詡優雅的文人標準，去衡量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這就好比一個衣著光鮮、沉迷於城市喧囂的鄉村鄉紳，如何能理解一個樸實卻充滿真誠、正直與為國犧牲精神的農民？他們只看到表面的粗陋，卻忽略了深植於內心的珍貴品質。」

他輕輕放下手稿，目光望向迴廊外的斑駁光影，彷彿穿透了時光。
「我認為，理解中世紀，首先必須放下這種傲慢。中世紀是一個『個性不規則發展』的時代，它缺乏我們今日所追求的抽象公式、中央集權、或是那種將所有事務都歸於『政府』的傾向。相反，那是一個個人能力得到充分施展的時代。當今之人，認為至高幸福在於安逸，因此將所有事物都委託給一個抽象的『政府』。他們為追求統一、憲法、中央集權等模糊的表象，而犧牲了真正的自由，同時又將這份自由偶像化，反抗任何形式的優越性，甚至包括才德的優越。他們奉行絕對的原則，但在應用時又將其壓縮為平庸，這揭示了他們所崇拜的公理與所排斥的結果之間的矛盾。」

「他們相信，僅憑法令便足以實現改革；他們稱文明為將思想屈從於實證和物質現實，並以寫作的數量來衡量文明程度。因為他們寫得很多，所以對自己有著根深蒂固的自信，如同那些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感，並因此對任何與他們不同之物抱持輕蔑。他們認為眼下的一切就是事物的本質，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國王的社會，也無法想像一個國王不包辦所有事務。這樣的人，如何能理解我們所稱的『中世紀』呢？在情感、思想、政治和社會秩序上都如此不同，難怪上個世紀和那個立法優雅、崇尚君主制的國家，會以如此輕率的態度來判斷它，我甚至不想說是不公正，而僅僅是輕率。」

「那是一個對強權的崇拜時代，無論是以軍閥、起義、決鬥的野蠻方式，還是以法令為準則、以士兵為執行手段的合法機制。家庭權威被削弱，公民熱情消退，所有私人服務都變成公共事務，一切行動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不再僅限於協助社會進步和消除障礙，反而被賦予了人類個體最寶貴的屬性：它施捨給窮人，保護孤兒，教育和安置子女，投資資本，啟發藝術，規範宗教，衡量道德。他們認為，政府插手越多事務，制定越多規章，就越顯高明。他們堅信，沒有什麼是法令無法達成的改進，因此法令、法典如潮水般湧現，每天都有新的公報補充，臨時的憲法被修正、修改、廢除；而為了實施這一切，則需要一支龐大的非理性官僚隊伍；為了保護這支隊伍，又需要一支龐大的非理性軍隊；結果則是天文數字般的稅收和吞噬一切的債務；而為了徵收這些稅款，則有了查封和監獄；簡而言之，就是強權。」

「這一切都使得理解中世紀變得極其困難。中世紀是個人性非規則發展的時代，沒有那些被哲學和統計學稱為分類的籠統公式。那些源於眾多首領為戰爭而聚集在唯一『眾人中之首』麾下，以平等為基礎的政府，甚至不足以合法地捍衛個人的權利，而這正是它們的合理職責；每個人不是從社會中期待一切，而是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能力。主導階級建立了一個奇妙而合宜的體系，以阻止八百年來摧毀文明的戰爭遷徙，將其固定在領土上，並在沒有常備軍隊禍害的情況下提供防禦：古代只知道國家和城市的獨立，而封建主義則實現了個體的獨立；個體之間的關係由共同的信仰、希望和仁愛決定，義務僅基於承諾，因而顯得忠誠；人們不受壓迫性集中的暴政，各自獨立地追求真理，實現良善，在一種（如西斯蒙第所言）以美德為目的的自由中，與現代以福祉為目的的自由不同；他們是流浪者，卻是原創者，有無數的中心和方式。」

「然而，在當今，人們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橫加指責；系統性的反對受到推崇，即使它對自己的對手和自身都缺乏榮譽感，完全淪為個體性的行為，瓦解所有意見，卻不建立任何穩固的觀點；即使它僅憑技巧和理論，也因其摧毀和否定之便捷而受人稱道，又因其未經實踐檢驗而廣受歡迎。」

「因此，當一切都向政府索取，一切又都批判政府所為時，人們便將一切惡事歸咎於政府。窮人受苦？信仰動搖？家庭破裂？更有甚者，天災疾病肆虐？一切都歸咎於政府；人們憎恨它惡毒，或輕視它無能，於是尋求推翻它，取而代之的卻未必更好。當嘗試失敗後，便是氣餒，甚至放棄那些最不容置疑的權利；他們屈服，甚至沒有表現出因為尊重或說服而自願服從的尊嚴。」

「簡而言之，我們的時代，將強權奉為圭臬，而忽視了那些更為深層的連結。中世紀的社會，或許表面粗糙，卻有其內在的邏輯和秩序。它是以信仰為基礎，以教會為核心的。在羅馬帝國崩潰、一切舊秩序瓦解之際，唯有教會，以其有序的組織、崇高的道德和普世的信仰，維繫了文明的火種。野蠻人雖然征服了土地，卻被教會所吸納、所教化。他們尊重教會的權威，因為那是他們唯一能理解的、超越物質的力量。」

茹絲： 「您提到了教會在中世紀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在您的描述中，教會不僅是一個宗教實體，更是社會、道德乃至政治的引導者。它如何在那個混亂的時代，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尤其是您提到，『他們抵制強權洪流，將超乎人類的規則和法律的概念置於其上；並保護良心免受陰險的詭計和公開的暴力侵犯。』這份力量從何而來？」

坎圖： 「的確。教會的力量，並非來自於世俗的劍與盾，而是源於其所承載的『道』與『信仰』。在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瓦解之後，所有舊有的支撐都崩塌了。唯有教會，在信仰和新的道德中，將勝利的蠻族與被征服的文明人重新連結。它在知識、秩序化的層級、道德、以及普遍的公正與正直觀念上，都遠遠超越了蠻族。新興的民族樂於接受這種宗教，它不要求論證的精微和教義的豐富，反而將核心教義置於批評之外；靈魂安息於此，行為也依此塑造，而知識分子的理性則致力於應用和推導其奧義。」

「這種宗教將全能、智慧、良善只歸於上帝；將罪惡歸於人類，並將罪惡的懲罰——那些必然環繞生命的苦難——視為預備更好生命的工具。因此，人類是被貶墮的生命，救贖藉由誡命和神聖的榜樣將其引導向善，但並未消除認知與意志之間原初的矛盾；它提供了恩典的新途徑，但並未廢除貪欲：因此，一切努力都應指向抑制物質，同時提升道德能力，藉由克制肉體來強化靈魂。」

「這與我們今日的傾向截然不同。當人們不再相信靈魂的雙重統一，僅僅關注肉體時，他們便宣告人注定要追求幸福，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讓自己過得舒適，並加速實現今世的『天堂』，因為他們不確定彼世是否存在。」

「因此，與今日無止盡的抱怨不同，當時的人們向唯一能轉化苦難、並藉由苦修來避免苦難的上帝祈禱、贖罪；有人或許會說這些方式與今日的煩躁抱怨同樣無效，但若非加入了仁愛以減輕苦難，恐怕也無濟於事。」

「這也解釋了神職人員和修道士的重要性。他們的祈禱和苦修，因信徒的共融，有助於減輕懲罰。如果說今天歐洲有四百萬年輕力壯的男子，被迫過著獨身生活，置身於不良的環境中，他們武裝自己、挑釁滋事、遊手好閒，以便隨時準備將最精良的武器，不是用於消滅敵人，而是用於鎮壓臣民；那麼當時，幾千名手無寸鐵的修道士則散佈於民間，分享他們一部分的麵包，並以安慰、祝福和幫助作為回報；他們如此勤奮，開墾了半個歐洲，並將古代所有倖存的書籍傳承給我們；他們如此貼近民眾，本身也樸實無華，以至於他們粗糙的衣著和簡樸的生活方式，令那些嬌貴的人感到反胃；他們如此致力於美德，以至於世人指責他們偽善，而那些貪婪不誠實的人則被記錄在編年史和歌曲中；他們如此虔誠，以至於他們的聖潔被漫畫化；他們如此仁慈，以至於被指責以施捨助長懶惰，正如他們被指責用念珠和聖像來約束民眾，而非用機槍和監獄。」

「如今，我們將寶藏傾注於軍隊，而那時則將一部分捐獻給教會。教會彌補了今日政府在宗教、慈善和教育上的開支；政府越是從公民那裡拿走屬於他們的東西，免費提供他們或許不曾要求的服務，就越受讚揚。修道院和醫院是鄉村中位置最佳、城市中建造最精良的建築；以至於後來它們可以被改建成部會大樓、皇家別墅、兵營、監獄，以及今日進步所需的其他場所。」

茹絲： (我聽著他對教會與社會的結合，以及對『現代』的反思，不由得點頭。他談到中世紀的簡樸與深度，對比現代的物質與膚淺，彷彿一陣清風，吹散了歷史的迷霧。)
「坎圖先生，您的描繪讓我看到，中世紀的社會結構，並非簡單的落後，而是一種不同於羅馬帝國的『不規則發展』。您特別提到了『封建制度』。對於許多人而言，封建制度是壓迫與分裂的代名詞。但在您看來，它似乎也蘊含著某種積極的特質，甚至保護了個人自由？」

坎圖： (他輕撫著下巴，沉思片刻)
「的確，『封建主義』這個詞，在後世常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彷彿它只帶來混亂與壓迫。然而，它正是在羅馬帝國崩潰後，應運而生的一種社會秩序，尤其在我們意大利，它展現出獨特的韌性。若要理解它，便不能將其與現代的『國家』概念混為一談。」

「在羅馬帝國，國家是萬物的中心，公民的個體性幾乎蕩然無存，除非透過極端的英雄主義或惡行才能顯現。而日耳曼的自由，則是完全個人化的：每個人都保留自己的權利、家庭的自由、以及為所受之侮辱進行復仇的權利。依附關係並非源於出生地，而是源於自由人之間個人的承諾。正義不再是一種外在的、社會的、普遍的原則，它不再將個人的情感屈從於一個普遍的理念；它反而是一種特定的內心傾向：懲罰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此產生了與受害者達成和解的權利；一旦達成和解，社會就不能再追究受害者的責任。」

「封建制度，正是這種個人主義精神的體現。它將每一位領主與每一寸土地緊密相連，使得每個封建領地都像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導致了權力的極度分散和無數的衝突，但這也恰恰是其力量所在。在一個沒有中央強權能夠有效保護個人的時代，封建領主為其附庸提供了直接的保護，這是國家無法做到的。這種結構將個人綁定在特定的土地上，並從土地的佔有中推導出一個人的重要性或其等級。它促成了軍事制度的建立，每個擁有土地的人都有武裝自己的義務，而不是像今日一樣，全民皆兵。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有效率的防禦方式。」

「然而，封建制度的另一面，則是其對私人行動的嚴格限制。這是一種自由與野蠻、紀律與獨立的奇特混合。但它也催生了新的美德。例如，對領主的忠誠，對女性的尊重（儘管我筆下描繪的法律仍顯粗獷），以及對榮譽和個人諾言的重視，這些都是騎士精神的萌芽。在當時，這為社會帶來了某種內在的秩序，而這種秩序是外在強制力所無法比擬的。」

茹絲： (我注意到坎圖先生在談及封建制度時，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對一種原始秩序的肯定，而非對其缺陷的批判。這讓我想起他對「我們與他們」的對比，似乎他始終在尋找某種失落的、更為「真實」的連結。)
「坎圖先生，您強調了中世紀的『道德秩序』與『個人自由』，並認為這與現代社會的『抽象化』和『物質追求』形成對比。然而，我們也讀到，即使在那樣的時代，教士的腐敗、貴族的殘暴、人民的飢餓與叛亂，依然頻繁發生。這是否也說明，無論何種制度，人性的弱點總會尋找到滋生的土壤呢？在您的筆下，這些悲劇性的細節，與您所歌頌的中世紀精神，是如何共存的呢？」

坎圖： (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方，彷彿看到了那些血腥與混亂的歷史畫面。一隻教堂的鴿子，在迴廊外的牆壁上輕輕踱步，發出咕咕的叫聲，為這沉重的對話增添了一絲日常的生機。)
「女士，您觸及了核心的矛盾。我從未否認那些悲劇與腐敗的存在。歷史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它充滿了跌宕與人性深處的陰暗。事實上，我在書中詳細描繪了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教會內部的西蒙尼買賣、教士的縱慾、貴族之間的血腥復仇與無休止的戰爭、以及普通民眾在飢餓和壓迫下的呻吟。這些都是真實的，我沒有任何理由去粉飾。」

「然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正如我在書中所寫，當一個世紀後的評論家們將我們今日（19世紀）的債務、軍隊、意見動盪和道德淪喪擺在未來眼前時，他們會如何判斷？我們會不會也像那些『輕率』的評論者一樣，只看到表面的弊病，卻忽略了其間的進步與內在的活力？」

「中世紀的悲劇，往往是其力量與秩序建立過程中的陣痛。教會之所以能夠興起，正是因為它填補了世俗權力崩潰後的空白，它在混亂中提供了庇護、慈善和道德指引。修道院不僅是靈修之地，更是文明的燈塔，它們開墾荒地，抄寫經典，保存知識。這些光芒，並非因為沒有黑暗而存在，而是在黑暗中努力燃燒的結果。」

「人性的弱點，無時無刻不在。貪婪、權力慾、殘酷，這些從未消失。但中世紀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建立了一套基於信仰和榮譽的制約機制。例如，儘管有血腥的復仇，但『上帝的審判』（ordeal）和『決鬥』，以及教會的『上帝休戰』與『避難權』，都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將野蠻的暴力納入規則之中，並給予受害者某種形式的『正義』。它不完美，但它是在現有條件下，對混亂的嘗試性制約。」

「那是一個對『罪』有深刻體認的時代，因此才會有嚴格的懺悔和公共的苦修。我筆下的彼得·達米安尼那樣的聖徒，正是為了對抗腐敗而生。他們的抗爭，證明了即便是最深沉的黑暗中，總有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總有人為更高的原則而奮鬥。」

茹絲： (坎圖先生的回答，讓我更深地感受到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僅僅是在記錄事實，更是在詮釋意義。他不是為中世紀的殘酷辯護，而是在其中尋找一種超越時代的價值。)
「您的解釋十分深刻。這讓我想到，您在書中也特別提到了意大利各城市，特別是像威尼斯、比薩和熱那亞這些海上共和國的興起。這些城市在當時的封建體系中，似乎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的商業活動和自治權的發展，是否也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模式的誕生，與您所歌頌的封建精神有所不同？」

坎圖： (他頷首，眼神中帶著一種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敏銳洞察)
「您觀察入微。的確，在封建制度的層層疊疊中，城市的興起，尤其是那些海洋貿易共和國的繁榮，標誌著一種新力量的萌芽。這證明了社會絕非單一體系所能概括，總有變革與創新的潛流在湧動。威尼斯、比薩、熱那亞、阿馬爾菲，它們的故事便是例證。」

「在那些陸路貿易被無數封建領主的關卡和掠奪所阻礙的時代，海洋成為了自由與財富的通道。威尼斯，特別是它的誕生，便是一個奇蹟。在匈奴人阿提拉的蹂躪下，那些來自大陸的難民們——其中不乏富裕與有教養者——逃往潟湖中的小島。他們被迫在新的環境中，發展出漁業、鹽業和貿易這些獨特的生存方式。這片缺乏土地的地區，迫使他們發展出超越封建農業的經濟模式。他們沒有廣闊的領地可供封授，也因此沒有封建貴族賴以生存的基礎。相反，他們建立了一個基於商業、航海和自治的社會。」

「威尼斯人沒有捲入大陸上頻繁的戰爭，他們依賴海上力量，並與拜占庭帝國保持著一種微妙的關係，這為他們贏得了實際上的獨立。他們不需要依附於某個領主來獲得保護，而是透過集體的力量——也就是『公社』（Comune）的萌芽——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自由。他們對商業的熱情，對秩序與法律的重視，以及對聖馬可的共同信仰，這些都成為凝聚他們的力量。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貴族或武士，而是商人，他們的地位建立在財富與信譽之上。」

「同樣的，比薩與熱那亞也藉由對抗撒拉遜海盜，捍衛地中海的貿易航線，積累了財富與軍事實力。這些城市的興起，確實預示著一種不同於封建貴族統治的『市民階級』的力量。他們重視的是貿易的便利、法律的公平以及共同體的團結。這與封建時代強調的個人武力、土地歸屬和血緣忠誠有著本質的區別。」

「然而，這並非完全與封建精神割裂。這些城市有時也會尋求與帝國或教宗的聯盟，以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或軍事上的援助。他們的商業特權，往往也需要從上位者那裡獲得確認。但總體而言，這些海上共和國的發展，為意大利的未來開闢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孕育了我們日後引以為傲的城市共和國精神，展現了意大利人在困境中尋求生存與繁榮的非凡韌性。」

茹絲： (坎圖先生的目光中，流露出對這些城市歷史的自豪。他以一種近乎詩意的語氣，將這些商業城市描繪成一種新的『光』。這讓我覺得，他並非拒絕進步，而是以他獨有的方式，去審視和定義何為真正的『進步』。)
「那麼，坎圖先生，在您看來，這些中世紀的『不規則發展』，包括您所捍衛的封建制度、教會的強大，以及後來城市公社的興起，它們對意大利民族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書名為『意大利人』的歷史，這份民族性，在當時那種分裂與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是如何被塑造和認識的呢？」

坎圖：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是在整理思緒。一束午後的陽光，透過迴廊的拱門，正好落在他的臉龐，勾勒出他深邃的輪廓。他眼底閃爍的光芒，像是歷史的火花。)

「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也是我寫作此書的根本動機之一。許多人將意大利的長期分裂歸咎於中世紀，歸咎於教宗與皇帝的鬥爭，歸咎於各地的封建勢力與城市公社。他們渴望一種統一的、強大的國家形式，並為之扼腕嘆息。」

「然而，我試圖在歷史中揭示的是，『民族性』的形成，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並非單一的力量或模式所能塑造。相反，正是在這種看似『不規則』的多元發展中，意大利的獨特品格才得以孕育。」

「羅馬帝國的統一，雖曾光耀千秋，但那是一種將所有個體融化於國家之中的統一，個體性幾乎喪失。而蠻族的入侵，雖然帶來了破壞，卻也引入了日耳曼民族強調個人自由與忠誠的精神。這兩股力量的碰撞與融合，構成了中世紀意大利的底色。在其他歐洲國家，蠻族的入侵最終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君主國，但他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犧牲了許多地方性的自由與個體的多樣性。」

「在意大利，由於教宗的存在，以及其對抗世俗強權的堅韌，這使得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壓倒其他力量。教宗的世俗權力，儘管常被詬病，但它在當時，卻是抵禦外來君主專制、維護意大利部分地區獨立的堡壘。當皇帝與教宗爭鬥時，地方勢力，包括貴族、修道院和新興的城市，便得以在夾縫中求生存，並發展出自己的自治權。」

「這便是為何我會說，意大利在中世紀的文明成就達到了頂峰，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當時，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他們擁有城鎮特權、封建領主、需要捍衛的君主；但唯獨意大利人，擁有一個『祖國』（patria），並且感受到了它。他們率先提升了被貶低的人類本性，賦予所有人作為人的權利，而非特權；他們率先研究了政府的理論，並為其他民族提供了自由制度的範例；他們將哲學、雄辯、詩歌、歷史、建築、繪畫、音樂歸還給世界，成為歐洲的教師；幾乎沒有任何一門科學、藝術或知識，他們沒有教導其基本元素給那些後來超越他們的民族。這種知識的普及，使他們的才智、品味和舉止變得精緻；這種精緻在他們失去所有其他優勢之後，依然保留下來，正如優雅和風度在支撐其古老尊嚴的基礎崩潰之後，依然倖存。」

「我們的民族性，正是在這種複雜的『拼湊』中形成的。它沒有強大統一的君主，但它擁有多元的城市中心，豐富的地方自治，以及對古老羅馬文明和基督教信仰的深刻連結。這種多元，雖然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卻也保留了文化上的活力和個人精神的獨立性。我們沒有被單一的強權完全同化，這才使得文藝復興的種子得以在我們的土壤中生根發芽，最終再次照亮歐洲。」

「因此，我認為，意大利的『不統一』，或許是其在那個特定歷史階段，得以保存自身獨特文明，並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廣泛貢獻的必然代價。它不是缺陷，而是其生命演化過程中的一種獨特選擇。那些看似矛盾的力量——封建分裂與城市自治、教權與皇權的拉鋸——共同編織了意大利人深層的民族認同，即便這份認同，可能與現代的『國家』概念有所出入。」

茹絲： (坎圖先生的這番話，讓我對『民族』與『國家』有了更深層的理解。他將意大利的歷史，提升到了一種超越政治成敗的文化與精神層面。他筆下的中世紀，不再是『黑暗』的時代，而是孕育了獨特文明光芒的熔爐。)
「坎圖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如此真誠而詳盡的分享。您的智慧和對歷史的深刻洞察，如同一盞明燈，為我解開了許多對中世紀的迷思。這次對談，讓我對歷史的理解不再是冰冷的事件羅列，而是充滿了人性的溫度與思想的深度。謝謝您，坎圖先生。」

坎圖： (他溫和地笑了笑，輕輕拿起石桌上的鵝毛筆，在泛黃的稿紙上寫下幾個意大利詞。迴廊外的陽光，正漸漸變得柔和，映照著他堅定而充滿智慧的臉龐。一隻小麻雀輕巧地落在附近的石柱上，歪著頭，彷彿也在傾聽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為這份靜謐的氛圍，添了一筆靈動的筆觸。)
「不必客氣，年輕的女士。與靈魂相通的讀者交流，是作為筆者最大的慰藉。歷史的迴聲永不停歇，而人性的光芒，總會在其中找到顯化的途徑。願您在人間的觀察手記中，繼續捕捉那些獨特而永恆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