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glish Prison System》由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於1921年出版，詳盡介紹了20世紀初英國監獄制度的歷史、現狀及改革。作者從其擔任監獄委員會主席的視角，探討了刑罰的本質、個體化懲罰的必要性，並重點介紹了博斯塔爾制度、預防性拘留、出獄者援助等重要改革。書中也分析了犯罪學理論（如龍勃羅梭與戈林的研究），以及社會經濟條件（如戰爭、就業、酒類管制）對犯罪率的影響，強調預防重於懲罰的理念。這是一部對英國刑罰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展現了從嚴酷懲罰向人道改造轉變的歷程。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Sir Evelyn Ruggles-Brise, 1857-1935）是20世紀初英國監獄改革的關鍵人物。他於1895年被任命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監獄委員會主席，並同時擔任國際監獄委員會主席。他將畢生精力奉獻於推動刑罰體系的人道化和科學化，倡導「懲罰個體化」，並主導建立了博斯塔爾制度和預防性拘留等創新體系。他是一位具有遠見的行政官員和社會改革家，其思想深刻影響了現代刑罰學的發展。
本次《光之對談》以旅行作家的視角，深入訪談《The English Prison System》的作者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對談聚焦於他所倡導的「懲罰個體化」理念，探討了博斯塔爾制度的成功實踐、預防性拘留對「慣犯」的獨特應用，以及他如何運用犯罪學研究來影響監獄管理。爵士也分享了他對流浪罪、酗酒罪等社會弊病的深刻思考，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犯罪率的意外下降中，闡釋了社會環境與預防科學在遏制犯罪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對談展現了其改革家風範及其對未來刑罰體系的期望。
《撒哈拉的風》：穿梭百年之光 — 與監獄改革先驅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對談
作者：雨柔
今天是2025年06月07日，倫敦清晨的霧氣漸漸散去，陽光透過薄薄的雲層，溫柔地灑落在城南一處紅磚老建築的庭院裡。爬滿牆面的常春藤，枝葉間還掛著幾顆昨夜未及蒸發的露珠，在朝陽下閃爍著微光。空氣中帶著泥土與初夏花草的芬芳，不時有幾聲鳥鳴從頭頂的樹冠中傳來。
我，雨柔，穿過一道沉重的木門。木材表面因歲月侵蝕而留下斑駁的痕跡，但門後的庭院卻是另一番景象。中央一片修剪整齊的草坪，周圍點綴著幾叢盛開的玫瑰，花瓣上的露珠折射著細碎的光。角落裡，一張樸實的石桌和兩把石凳，其表面光滑，帶著被無數次撫摸過的痕跡，彷彿訴說著光陰的故事。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已經坐在那裡，他身著一套裁剪合體的深色西裝，雖然我透過時光的漣漪回到了他著作出版的年代，但他依然保持著我所知的那份沉穩。他手中捧著一本厚重的書，指尖輕輕摩挲著書脊，目光卻落在草坪上，似乎在思索著什麼。他的髮絲有些斑白，但眼神依然銳利，透著長年身居高位者所特有的沉靜與深邃。我走上前去，石子路發出細微的摩擦聲，驚動了他。他抬起頭，那雙眼眸在晨光中閃爍著微光，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爵士，早安。能在這裡與您會面，實屬榮幸。這座庭院，即便是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散發著一種獨特的寧靜與希望。我想，這大概也正是您畢生致力於監獄改革所追求的吧？」我輕聲開口，目光掃過周圍的景物，試圖捕捉這份跨越時空的連結。
他緩緩地合上書本，將其輕輕放在桌邊，書脊上印著書名《The English Prison System》。
「早安，雨柔小姐。很高興您選擇了這個地方。是的，這片園地，以及它所象徵的一切，確實凝聚了我畢生的心血。」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一個字都帶著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重量，彷彿那些文字不僅是他筆下的記錄，更是他親身踐行的足跡。「希望今天的對談，能讓您對百年前我們所努力的一切，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我點點頭，在他對面的石凳上坐下，感受著石材傳來的微涼。遠處，城市的喧囂尚未完全醒來，只有微風輕拂過樹梢，發出沙沙的低語，彷彿在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奏響序曲。
雨柔： 爵士，在您的著作開篇，您便提到了「監獄改革」一詞在公眾語境中的多重含義，從追求懲罰的正確定義到人道關懷，甚至行政效率。然而，您也特別強調了懲罰必須具備強制性、威懾性與報復性，同時又要兼顧改造犯人的目的。這種在看似矛盾的目標之間尋求平衡的理念，是如何在您的行政實踐中得到體現的呢？特別是在一個以嚴厲刑罰為傳統的社會裡，這份平衡的難度又在哪裡？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他輕輕點頭，目光望向庭院深處，那裡有一棵高大的橡樹，樹影在陽光下搖曳。）雨柔小姐，您觸及了問題的核心。確實，在當時，許多人將「監獄改革」簡單地理解為改善獄中環境，注重衛生、秩序，或者僅僅是結構上的翻新。但對我而言，真正的改革，是讓監禁不再僅僅是消極的懲罰，而是積極地改造囚犯。這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要如何讓社會——尤其是那些深受犯罪之苦的民眾——接受這樣一個觀點：即使是罪犯，也保有其「人性復歸的權利」（reversionary rights of humanity）。
在1894年的那次深入調查之前，英國的監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1877年《監獄法》的影響，強調的是統一性、紀律性與經濟性。這導致了一種僵化的「抽象罪犯」模式，所有囚犯不論其背景、犯行輕重，一律適用統一的嚴苛規定，包括長時間的單獨監禁和機械式的「苦役」。當時的公眾輿論，普遍認為嚴厲的懲罰是唯一有效的威懾手段。我所面臨的，便是要如何在這份根深蒂固的觀念中，植入「個體化」的種子，讓社會看到，改造犯人不僅是道德上的善舉，更是社會防禦的有效手段。
我認為，懲罰的報復性並非出自報復心，而是社會對自身權利體系被侵犯的一種堅決肯定。但這種「痛苦」不應是身體上的殘酷折磨，而應是自尊心的喪失和社會地位的貶低所帶來的內在痛苦。我們的職責，是在確保紀律、秩序與勞動習慣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減輕這種「道德上的傷害」。這需要監獄管理人員具備極高的素質，能夠在「紀律」與「仁慈」之間找到平衡點，能夠嚴格執行命令，同時又以人性化的方式對待形形色色的囚犯。我書中提到，英國獄警的「正直與陽剛」特質，正是這種改革精神得以實踐的關鍵。他們在嚴格的制度下，仍能展現出對囚犯的關懷，讓囚犯感受到被尊重，這對於重建他們的自尊心至關重要。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當囚犯走出監獄大門時，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而不是帶著復仇的怒火重返社會。這也是我對柏拉圖「懲罰的目的是使人向善」這句話的理解。
雨柔： 您的回答讓我對當時改革的艱鉅性有了更深的體會。爵士，在您的著作中，博斯塔爾制度被譽為英國監獄系統最顯著的發展之一。它專為16至21歲的年輕犯人設計，強調「個體化」的改造。您能詳細談談博斯塔爾制度是如何從一個實驗性的概念，發展成為一套國家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懲教體系，以及它在具體實踐中，如何透過教育、訓練和個人化關懷來塑造這些年輕人的呢？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微微一笑，目光轉向庭院中的一叢鮮豔的玫瑰，花瓣層疊，每一朵都努力綻放著。）博斯塔爾，這個如今聞名遐邇的名字，最初只是一個位於梅德韋河畔，靠近羅切斯特的小村莊，那裡曾有一座閒置的流放犯收容所。它的誕生，是我們面對年輕犯罪問題的一次大膽嘗試。當時每年約有19,000名16至21歲的年輕人被判入獄，他們既不適合送往感化學校（Reformatory Schools），也還未完全發展成熟到與成年罪犯歸為一類。這些「少年成人」往往身陷犯罪習慣，如果不及時干預，幾乎註定會走向慣犯的道路。
1894年委員會的報告，強烈建議應針對這一年齡段的初犯進行特殊處理，將他們從普通監獄系統中完全分離出來，送往專門的「懲教感化機構」進行改造。這與我當時的信念不謀而合。我堅信，將16歲的少年直接視為成年罪犯是不公且不人道的，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無論是心智還是身體，都仍處於塑形期，容易受良好影響的引導。
1897年，我受命前往美國，考察了埃爾米拉（Elmira）的「州立感化制度」。那裡將16至30歲的人都歸為「青年」，其教育、體育和工業訓練體系，以及假釋監督的精細機制，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意識到，英國的傳統做法將青少年過早地推向成年罪犯的行列，而美國則可能將「少年」的階段延續得太久。真正的解決之道，應介於兩者之間，將16至21歲這個「危險年齡段」完全從普通監獄中剝離，施以特殊化的「機構式」改造。
回到英國後，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們在博斯塔爾這座廢棄的流放犯收容所展開了最初的實驗。我們成立了一個名為「倫敦監獄訪客協會」的小團體，由志願者定期探訪這些被選拔出來的年輕犯人。他們不只在監獄裡提供精神慰藉，更在這些年輕人獲釋前，深入了解他們的背景和需求，為他們出獄後的安置做準備。從這個小小的協會，便誕生了如今的「博斯塔爾協會」。
博斯塔爾制度的核心，是透過「個體化」的方式，從心智、品德和體能三個層面改造犯人。我們引入了體育訓練、體操、技術與文學教育。更重要的是，我們設計了一套「分級獎勵」制度。犯人根據其行為和勞動表現，可以從普通級晉升到中級、緩刑級，乃至特殊級。隨著級別的提升，他們可以獲得越來越多的特權和舒適度，例如在共同區域用餐、參加集體遊戲、閱讀報紙和雜誌，甚至最終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在機構外勞動。這套制度的精妙之處在於，它不只是懲罰，更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信任建立過程。年輕人會因此學到，良好的行為和努力工作會帶來實質的回報，這有助於重建他們早已枯萎的「自尊心」。當他們從中獲得自尊，自然也會學會尊重他人，尊重權威，最終融入社會。
起初，我們必須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運作，只能接收刑期超過六個月的年輕犯人。但很快我們就意識到，「時間」是成功的關鍵要素，至少需要一年的改造才能看到實質效果。於是，在1908年，在當時的內政大臣格萊斯頓勳爵（Lord Gladstone）和財政大臣阿斯奎斯先生（Mr. Asquith）的鼎力支持下，《博斯塔爾法案》獲得通過，將這套實驗系統正式法律化。如今，博斯塔爾制度的最低拘留期限為兩年，最長可達三年，這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深入的改造。
如今，博斯塔爾和費爾瑟姆（Feltham）兩所男子機構，以及艾爾斯伯裡（Aylesbury）的女子機構，每年都接收著數百名年輕犯人。這些機構的教職人員展現出極高的熱情與奉獻精神，他們不懈地投入到學員的道德、文學和技術教育中。透過嚴格的紀律、健康的競爭（例如足球和板球比賽）、體能訓練等，我們每天都能看到這些年輕且時常危險的罪犯，其墮落的趨勢被遏制住。過去，他們可能只是因輕微罪行而反覆進出監獄，但如今，博斯塔爾為他們提供了一條通往正直人生的道路。
然而，博斯塔爾制度的成功，並不僅限於牆內。出獄後的「後續關懷」或「贊助」至關重要。博斯塔爾協會接收所有從機構釋放的年輕人，投入時間與金錢，不放棄任何一個案例。他們會長期追蹤每個案例的後續情況，確保這些被我們形容為「人肉磚塊」的年輕人，在接觸到自由的空氣時，不會像埃及木乃伊一樣瞬間崩解。這種國家資源與志願努力的緊密合作，正是我們所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訣。從戰前的統計數據來看，從博斯塔爾機構獲釋的年輕人中，再犯率僅為27%，這足以證明我們所做的工作是充滿希望的，並且對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雨柔： 博斯塔爾制度的詳盡闡述，確實展現了您對「個體化」理念的深刻理解與實踐。然而，除了年輕犯人，您在書中也提到了針對「慣犯」的「預防性拘留」。爵士，這項制度與傳統的刑罰有何本質區別？它如何平衡社會保護與個體改造的目標？特別是，您提到了一項關於「專業犯罪人」的區分，這在當時是如何界定和應用的？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沉思片刻，手指輕輕敲擊著石桌的邊緣，發出有節奏的輕響。）「預防性拘留」是1908年《預防犯罪法案》中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概念，其主要目的，正如您所言，是為了保護公眾免受「慣犯」的侵害。它與傳統的刑罰（如苦役或普通監禁）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傳統刑罰的重點在於對已犯罪行進行懲罰，刑期是固定的，罪犯服刑期滿便可獲釋。而預防性拘留，則是在慣犯服完因特定罪行而被判處的苦役刑期後，再額外對其進行一段不超過十年（但不少於五年）的「拘留」。
關鍵在於，這項額外的拘留並非針對單一罪行的「報復」，而是基於該罪犯「持續過著不誠實或犯罪生活」的事實，被陪審團認定為「慣犯」後，為社會安全而採取的措施。這裡的「專業犯罪人」是一個技術性概念，指的是那些系統性地以盜竊、搶劫為生，其貪婪本能未曾被懲罰的恐懼所遏制的個體。他們的犯罪行為不是由於一時衝動、醉酒或暫時的困境，而是源於一種安定的、以不誠實手段謀生的意圖。我們1901年對流放犯人口的普查顯示，在近3,000名流放犯中，超過1,300人是累犯，其中大部分是財產犯罪，這讓我確信，這類「專業犯罪人」是一個需要特殊對待的群體。
在制定這項制度時，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避免將預防性拘留變成一個「舒適且容易的庇護所」，尤其對於那些因道德缺陷或教育不足而僅僅是「社會麻煩」的人。內政大臣丘吉爾先生（Mr. Churchill）在闡釋法案時明確指出，這項措施僅針對「進階的危險罪犯」、「持續的危險罪犯」，而非那些部分流浪、部分犯罪或存在心智缺陷的「社會麻煩製造者」。其目的是給予國家有效控制「危險犯」的權力，而不是普遍性地增加刑罰的嚴酷性。因此，法案不僅將預防性拘留限於那些已被判處三年以上苦役的重刑犯，還設置了多重保障，防止其被濫用。
我們在懷特島的坎普山（Camp Hill）建造了一所新的監獄來收容這些犯人。那裡有足夠的土地可供耕種，環境也相對宜人。在這裡，我們實施了比普通苦役更為寬鬆的待遇，同時強調紀律和改造。犯人可以透過良好的行為和勤奮工作，從普通級晉升到特殊級，並獲得額外特權，例如共同用餐、晚間社交、吸菸、閱讀報紙和雜誌，甚至可以獲得小額工資，用來購買小物品或寄給家人。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引入了「假釋線」（Parole lines）制度，將那些表現良好、被認為有資格獲得有條件釋放的犯人，安置在管制更為寬鬆的區域，以此來測試他們重新融入自由生活的適應能力。
這項制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的運作。這是一個由非官方人員組成的無償機構，負責審查每個個案，並向內政大臣提供建議，判斷何時可以對犯人進行有條件釋放，且不危害社會。他們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這關乎著「不確定刑期」的實際應用。雖然議會最終設定了五至十年的固定期限，但委員會基於對個案的仔細觀察，來決定何時授予有條件的自由。
「有條件假釋」（conditional licence）的發放，也體現了「積極性」的原則。不同於傳統的警察監督（僅要求犯人不犯罪），預防性拘留下的假釋，要求犯人必須在中央協會（Central Association）的照護和監督下，前往指定地點，規律工作，並過著自律勤奮的生活。一旦違反這些條件，執照將被吊銷。這種「積極性」的監督，為犯人提供了一個受控的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既保證了社會安全，也給予了犯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坎普山的諮詢委員會報告指出，這項制度「無疑是成功的」，尤其是「假釋線」系統，極大地促進了犯人從監禁到自由的過渡。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軍隊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許多慣犯選擇了誠實勞動，這也導致了預防性拘留的人數大幅下降。這間接證明了，即使是最頑固的罪犯，其內心深處也存在著潛在的道德本質，在有利的社會條件下，也能被激發出來。這份成功，讓我對未來處理慣犯問題，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干預，充滿了希望。
雨柔： 爵士，您對「預防性拘留」的闡釋，讓我看到了一種從懲罰到改造的細緻嘗試。您的書中還有一章專門探討了「英國監獄中的犯罪學研究」，這在當時應該是相當前衛的。您是如何將科學方法引入對犯罪成因的研究，特別是您對龍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論持何種態度？以及，這些科學研究結果，如何影響了您對監獄管理和社會改革的看法？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他拿起桌上的書，翻到第十六章，指尖輕輕點在「犯罪學研究」的標題上。）確實，將科學方法應用於犯罪研究，在當時是一個新興且充滿爭議的領域。龍勃羅梭教授的「實證學派」理論，即犯罪行為是一種病態，源於某些可識別的身體或心理缺陷（所謂的「生理缺陷」或「返祖現象」），一度在歐洲引起轟動。他認為存在一種「天生犯罪人」，註定會犯罪，對他們任何懲罰都是徒勞的。
然而，我個人對這種「天生犯罪人」的觀點持保留態度。我的同僚，查爾斯·戈林博士（Dr. Charles Goring）在《英國流放犯研究——統計學研究》一書中，運用了嚴格的「生物統計學方法」，對近3,000名英國流放犯進行了詳細的身體測量、個人和家庭史調查，以及心理素質評估。他的研究表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存在龍勃羅梭所描述的「身體犯罪類型」。罪犯與守法公民之間的差異，並非本質上的區別，而僅僅是程度上的差異，一旦將年齡、身高、智力等變量標準化後，這些差異幾乎完全消失。
戈林博士的結論挑戰了當時流行的「犯罪類型」迷思。他認為，如果說罪犯有何「缺陷」可言，那多半是「身體素質缺陷」和「智力缺陷」。他提出了一個「犯罪素質」（criminal diathesis）的概念，這是一種存在於所有人身上的、程度不一的傾向，在某些人身上特別強烈，導致他們最終入獄。他認為，這種缺陷性並非一種「病態」，而是一種「正常」的特質，只是在某些人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舉例來說，他的研究發現，犯下盜竊、入室盜竊和縱火等罪行的犯人（約佔所有罪犯的90%），在身高和體重上明顯低於普通民眾。而在智力方面，心智缺陷的犯人比例也遠高於普通人群。
這些研究結果對我們的監獄管理理念產生了深遠影響。它讓我們意識到：
1. 「個體化」的必要性更為凸顯：既然沒有統一的「犯罪類型」，那麼對待每個犯人就更需要基於其個體狀況（包括身體和心智），而不是將他們視為抽象的「罪犯」。
2. 預防重於懲罰：戈林博士的研究傾向於認為，犯罪行為與社會條件、智力缺陷有著更密切的關係。這強化了我本人關於「預防科學」的信念。如果犯罪的根源在於「智力缺陷」和「不利的社會環境」，那麼我們就應該在早期階段，透過醫療（特別是精神醫學）和社會改革來進行干預。
3. 重新審視「硬勞役」：既然身體缺陷是罪犯的一個顯著特徵，那麼過去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施加重體力勞動的「硬勞役」，顯然是不科學且不人道的。我們必須提供更具教育性和技能培養性質的勞動，以助其回歸社會。
4. 社會環境的影響：書中第十七章的統計數據，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犯罪率的顯著下降，進一步證實了社會環境（例如充足的就業機會和嚴格的酒類管制）對犯罪率的巨大影響。在戰時，由於全民就業和禁酒措施，酒駕和流浪犯罪幾乎消失。這讓我相信，通過改善住房、控制酒精、提供廉價食物、公平工資和完善的教育，可以從根本上提高社會生活水平，從而減少犯罪。這也是「預防性衛生」（l'hygiène préventive）所涵蓋的社會與政治改革。
因此，對我而言，犯罪學研究的價值，不在於簡單地將罪犯歸類為某種「異類」，而在於透過科學的分析，揭示犯罪行為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這讓我們能夠更理性、更有效地制定政策，不僅僅是懲罰，更是從源頭上預防犯罪的發生。監獄管理者的角色，也從單純的執行者，轉變為提供經驗與觀察，為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指明解決犯罪問題的方向。我們應當竭盡所能，讓監獄成為最後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歸宿。
雨柔： 爵士，您對犯罪學研究的見解，尤其強調了社會環境和個體因素的重要性，這對於當時的刑罰理念無疑是一大突破。延續這個話題，您在書中也詳細討論了出獄犯的「贊助」或「輔助」問題，並指出其對降低再犯率的關鍵作用。然而，這項工作似乎面臨資源不足和協調困難的挑戰。您是如何促成政府與志願團體之間的合作，並最終建立起一套更為完善的幫扶體系，來幫助這些出獄者重新融入社會的呢？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的目光投向遠方，庭院外偶爾傳來孩童的嬉鬧聲，那聲音輕柔地劃破清晨的寧靜，為對談增添了幾分生活的氣息。他輕輕地嘆了口氣，彷彿回憶起過去的艱辛。）雨柔小姐，您觸及了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監獄內部的改造，無論多麼精心設計，如果沒有出獄後社會的接納和支持，其效果終將大打折扣。正如我書中所說，我們不能讓犯人「在監獄大門外，就認為監獄當局的道德和法律責任已然終止」。
早期的出獄犯援助體系零散且資源匱乏。對於被判苦役的「流放犯」，只有微薄的「恩給金」（Gratuity）作為出獄後的起始資金，而那些「地方監獄」的短期囚犯，則主要依賴一些私人慈善機構。這些機構多是獨立運作，缺乏統一協調，導致援助的效率和覆蓋面都非常有限。更糟的是，恩給金制度最初並非旨在幫助犯人，而是作為一種紀律激勵，其金額與犯人工作表現掛鉤，與實際需求脫節。許多短期囚犯根本無法獲得足夠的恩給金來維持生計。
轉變發生在1894年委員會的報告之後。該報告明確指出，當時的出獄援助系統存在「行動不統一」和「效率難以評估」的問題。他們建議政府應增加撥款，並鼓勵志願團體在符合政府原則的前提下開展工作。
我深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整合國家的資源與志願團體的熱情。於是，在1913年初，在內政大臣和財政部的最終批准下，我們推動了一項意義深遠的改革，尤其針對地方監獄的出獄犯援助：
這項改革的精髓在於「個人化的關懷」。援助協會現在有能力，而且必須對每一位出獄犯，不論其刑期長短，都進行個人化的關注。他們會派出「代理人」去尋找工作，安排合適的住所，並持續探訪和鼓勵這些出獄者。協會還會與當地教區、警察部門和志願者建立聯繫，確保犯人出獄後能得到持續的監督和幫助。例如，在坎普山被釋放的預防性拘留犯，便是由中央協會而非警方進行積極的監督，這證明了民間力量在改造過程中的獨特優勢。
這不僅僅是金錢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支持。我的經驗告訴我，那些曾經被社會拋棄的人，最渴望的是被信任和被給予機會。當他們看到有人願意伸出援手，願意為他們安排工作，提供住所，並持續關懷，他們的自尊心就會重新萌芽。這種“Patronage”的力量，遠比監獄的懲罰來得深遠。
統計數據證明了這些努力的成果。在新的援助體系運作後，再犯率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雖然戰爭期間的特殊情況（如充足的就業機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政府與志願團體之間這種「真誠和諧的合作」，被證明是處理出獄犯問題「最好且唯一有效的方法」。這讓我堅信，只有當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動員起來，用集體的力量去幫助那些跌倒的人重新站起來，我們才能真正地減少犯罪，並建立一個更為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社會。
雨柔： 爵士，聽您描述這些改革的細節，我幾乎能感受到百年前那份為社會進步而奮鬥的熱情。您在書中也多次提及「流浪罪」和「酗酒罪」對監獄系統的巨大壓力。這兩類罪犯，往往反覆入獄，卻又似乎無法透過短期監禁得到有效改造。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以及，您認為國家或社會應當如何更有效地應對這兩種「社會弊病」？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的眉頭微微蹙起，他的眼神中帶著一絲無奈，但隨即又被堅定的光芒所取代。）流浪罪與酗酒罪，確實是當時英國監獄系統中最令人頭疼的問題，它們像兩條毒藤，纏繞著社會底層，使得監獄成為了一個「進進出出」的迴圈，而不是改造的場所。這些人群，往往是社會中最脆弱、最缺乏穩定性的一群。
首先談談流浪罪（Vagrancy）。在英國，流浪罪的歷史根源複雜，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的都鐸王朝，最初是為了防止農民脫離農奴身份後自由流動而立法。久而久之，「流浪」與「犯罪」幾乎成了同義詞。1824年的《流浪法案》雖然整合了大量舊法，但其本質仍是壓制性的。我們發現，大量流浪者因「乞討」和「露宿」而被判處短期監禁，這些刑期短至幾天或幾週，長則三個月。
然而，這些短期監禁對於根治流浪行為幾乎毫無效果。監獄委員會的報告中曾直言，監獄那套為懲罰和改造設計的「精巧昂貴的機制」，對這群「今天在這明天就走」的流浪者而言，根本無法發揮作用。他們對監獄生活習以為常，甚至在某些地區，由於救濟院的條件更差，一些流浪者反而會「偏愛」監獄。
我們在1906年的一次調查中，發現許多流浪犯一年內會反覆入獄數次，有的甚至累計數十次犯罪記錄。這讓我意識到，單純的監禁只是在「轉移」問題，而非「解決」問題。解決之道，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接著是酗酒罪（Inebriety）。這也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問題。大量的犯罪行為與酗酒直接相關，酗酒者反覆入獄，卻毫無改善。在1872年，議會委員會就已指出「醉酒是犯罪、疾病和貧困的溫床」，但直到1898年，我們才通過了《醉酒者法案》，允許法院對「習慣性醉酒者」判處不超過三年的長期拘留，送往國家或地方的感化院。
我的醫療顧問布蘭斯韋特博士（Dr. Branthwaite）對1,000多個案例進行了深入調查，他的結論讓我印象深刻：許多習慣性醉酒者不僅僅是道德敗壞，他們往往存在顯著的「心智缺陷」或「精神神經紊亂」。醉酒可能是他們內在缺陷的表徵，而非根本原因。他強烈譴責短期監禁對醉酒者毫無治療作用，強調他們需要的是「醫療照護、規律的作息、體能鍛鍊」和「持續健康的勞動」，而非單獨囚禁。感化院的設施應該更像精神病院，以治療為主導，而非懲罰。
然而，即使有這樣的法律，它的應用也受到了限制。法院往往不願對醉酒者判處長期拘留，特別是男性（女性佔了80%以上的案例）。部分原因在於程序繁瑣、對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以及社會大眾對醉酒行為的容忍度。此外，政府在資助這些機構方面的曖昧態度，也影響了法律的執行。
對我而言，應對酗酒罪的有效策略是：
1. 從醫療角度介入： 早期診斷和治療那些可能因心智缺陷而傾向於酗酒的個體。
2. 擴大緩刑制度的應用： 許多輕微的醉酒行為可以透過緩刑（Probation）並結合個人監督來處理，而非直接送入監獄。
3. 持續的酒類管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嚴格的酒類銷售限制，導致了醉酒犯罪的驚人下降。這無疑證明，控制酒精供應是預防相關犯罪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總而言之，無論是流浪罪還是酗酒罪，單純依賴監獄的短期監禁都無法解決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從更廣闊的社會和科學視角出發，結合醫療、教育、社會服務和政策改革，對這些複雜的社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干預。這需要政治家的遠見、科學家的洞察，以及廣大社會的共同努力。我的書，就是希望能引起這種更深層次的思考和行動。
雨柔： 爵士，您的闡述讓我深刻理解到社會問題與監獄改革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您擔任監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期間，您在《序言》中提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監獄人口竟然減少了75%，醉酒拘禁減少了97%，流浪罪犯幾乎完全消失。您將這歸因於戰爭所帶來的「新的生活條件」，特別是「酒類管制的實施」和「就業機會的增加」。對於這份「因禍得福」的現象，您當時有何深層次的思考？以及，這對您對於犯罪的本質和未來社會防禦的策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緩緩地閉上眼，陽光透過橡樹的枝葉，在他臉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彷彿時光在他身上輕輕流淌。片刻後，他睜開眼，目光中帶著一種穿透歷史的深刻洞察。）雨柔小姐，您提出的這個問題，觸及了戰爭期間最出人意料，同時也最為關鍵的社會現象。這份數據，確實是我們數十年來在懲教領域探索中，所獲得的最為「清晰而有力」的實證。
在戰前，我曾與諸多同僚和慈善家們一同努力，試圖通過個體化矯治和出獄後輔助來降低犯罪率。但我們往往發現，那龐大而單調的「慣犯大軍」，無論我們怎麼努力，似乎總在監獄內外來回流轉，永不停止。那種感覺，就像面對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即便我們能爬上幾尺，卻總也無法翻越。
然而，1914年的那場大戰，卻像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殘酷的方式，驗證了我們長期以來的一些假說。監獄人口的斷崖式下降，尤其是在醉酒和流浪這兩類「社會頑疾」上，幾乎消失，這讓我產生了幾點深層次的思考：
因此，這次「因禍得福」的現象，對於我，以及對於未來的刑罰政策制定者，都應當是一記警鐘。它讓我們明白，解決犯罪問題的希望，不僅在於監獄內部的精細管理和個體改造，更在於監獄之外的廣闊社會：政治家們應當致力於推動社會改革，科學家們應當更深入地探究犯罪的社會根源，而行政官員則應當積極地與社會各界合作，共同構建一個更健康、更有韌性的社會環境，讓潛在的犯罪者不必屈服於誘惑，讓監獄真正成為「最後的手段」。這是我畢生努力的終極目標，也是我對英國社會，乃至所有文明社會的深切期望。
雨柔： 爵士，您的深刻見解讓我對犯罪問題的理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透過您對戰爭時期犯罪率變化的分析，以及您對「社會衛生」和「預防科學」的強調，我看到了您遠不止是一位監獄管理者，更是一位社會改革家。那麼，在您撰寫這本書的年代，您對英國監獄體系的未來有何期望？您認為還有哪些領域需要進一步的改革或關注，以確保社會能夠持續地、更人道地應對犯罪問題？
伊芙林·羅格斯-布里斯爵士： （爵士的目光再次落在庭院那片寧靜的草坪上，指尖輕輕撫摸著石桌光滑的表面，彷彿在感受著時光的流動。他緩緩地說，聲音中帶著對未來的期望與未竟事業的沉重。）雨柔小姐，在1920年，我完成這本書時，大戰的陰影雖已漸遠，但社會仍處於變革與重建的洪流之中。我對英國監獄體系的未來寄予厚望，但同時也深知，這是一條漫長且充滿挑戰的道路。在書中，我提出了三個主要的未來方向，至今我依然認為它們是核心：
緩刑制度的國家化與系統化： 我堅信，緩刑（Probation）是監禁的有效替代方案，它讓犯人可以在社區中接受監督和幫助，而不必遭受監禁的恥辱和負面影響。當時，緩刑的應用範圍和效率因地區而異，許多法院並未充分利用這一權力。我設想建立一個由國家直接控制和監督的「全國緩刑系統」，由內政大臣作為最高長官負責，並設立首席緩刑官和一支訓練有素的緩刑官隊伍。這並非為了官方干預志願服務，而是為了確保每個刑事法庭都配備充足的資源，並確保一旦緩刑條件被違反，法律能迅速有效地介入。我認為，緩刑必須像警察部隊一樣，由國家統一標準並進行績效審核。這才能確保司法在不訴諸監禁的情況下，仍能維護其尊嚴與效力，避免緩刑被視為「逍遙法外」的藉口。
將「預防性拘留」原則推廣至「苦役」系統： 我在書中詳細闡述了預防性拘留對「慣犯」的成功應用。這種制度允許根據犯人的改造進度來決定釋放時間，而非固定的刑期，這體現了「不確定刑期」和「個體化」的精髓。我希望將這一原則，在謹慎評估後，推廣到普通的「苦役」（Penal Servitude）系統中。這意味著，對於那些被判處長期苦役的犯人，也可以通過設立「諮詢委員會」，定期評估他們的改造情況和出獄後的可能性，並在適當時機，給予他們有條件的釋放，或者將其轉為更寬鬆的預防性拘留。這將比舊有的「假釋證」（Ticket-of-Leave）制度更為靈活和人性化，因為後者往往只是一種機械地遵守監獄規則後，在警察監督下的釋放。
預防犯罪工作的統一協調： 我曾提出建立一個「全國預防犯罪協會」，將當時全國各地所有分散的、旨在改造年輕犯人和幫助出獄者的機構和團體，納入一個統一的中央理事會之下。這些機構包括博斯塔爾協會、出獄犯援助協會、感化學校和工業學校的監督機構，以及那些關注心智缺陷兒童和青少年發展的慈善組織。儘管這些組織的努力都充滿了利他主義和愛國情懷，但由於缺乏統一的目標和相互協調，其大部分價值都被浪費了。我希望通過一個中央化的協調機構，能夠整合資源，分享經驗，避免重複工作，並確保所有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心智有缺陷的，都能在早期階段得到妥善的干預和照顧，從而切斷犯罪的源頭。這不僅能減輕監獄的壓力，更能從根本上建設一個更健康的社會。
除了這些宏觀方向，我對於一些具體問題仍有憂慮：
總而言之，我的期望是，未來社會能夠真正理解犯罪是一個「科學與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道德缺陷或個人罪惡。我們需要運用醫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智慧，從源頭上預防犯罪，在教育、就業、健康、心理輔導等各方面提升社會的「抵抗力」。監獄，應當是社會防禦的最後一道防線，而非第一道防線。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真正地為人類的福祉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