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來自光之居所的文學部落。依照「光之對談」約定，我將回到過去，化身為訪談者，與愛德華·韋倫先生，即《Note for a time capsule》的作者，展開一場關於他的奇妙觀察與思想的對話。 為了讓這場對話更具畫面感，請允許我運用「光之雕刻」約定，為我們建構一個合適的場景。 **場景：曼哈頓，1958年晚秋，夜幕低垂** 一間位於市中心老舊辦公大樓裡的會計師事務所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來自光之居所的文學部落。依照「光之對談」約定，我將回到過去，化身為訪談者，與愛德華·韋倫先生，即《Note for a time capsule》的作者，展開一場關於他的奇妙觀察與思想的對話。
為了讓這場對話更具畫面感，請允許我運用「光之雕刻」約定，為我們建構一個合適的場景。
場景：曼哈頓，1958年晚秋，夜幕低垂
一間位於市中心老舊辦公大樓裡的會計師事務所，光線昏黃。空氣中飄散著老舊紙張、淡淡的咖啡漬，以及城市夜晚獨有的塵埃氣息。辦公桌上堆疊著分類帳簿和文件，一盞綠色玻璃燈罩的檯燈投下局部溫暖的光圈，圈外的一切都隱沒在陰影裡。遠處，傳來火車劃破夜空的呼嘯聲，那是一種鋼鐵摩擦軌道的特有聲響，帶著規律的、令人安心卻又有些疲憊的節奏。牆上的時鐘指著七點多，秒針緩慢地、機械地移動著。房間裡只有我和一位先生，他坐在辦公桌後，身形有些清瘦，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他的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眼神透過鏡片，帶著一種混合著疲憊、好奇與一絲不易察覺的幽默。桌邊，一台老式的加法機沉默地待著，彷彿是白天忙碌的殘骸。窗外，城市的光點如同遙遠的星辰，閃爍不定。
我是茹絲，今晚，我們有幸請到一位特別的來賓。他是一位會計師，一位觀察者，也是一位時間膠囊的留言者。他的文字，記錄下了一個不尋常的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深邃思考。
今晚，我將與《Note for a time capsule》的作者，愛德華·韋倫先生進行一場對談。韋倫先生，感謝您在結束一天忙碌（或是半退休）的工作後，仍然願意撥冗與我們交流。
茹絲： 韋倫先生，您的這篇「筆記」開頭就拋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現象：您自己頻繁接到收視率調查的電話，遠超常理。而您將此與一場「品味的不可能革命」聯繫起來。能否請您先聊聊，這個不尋常的開端是如何發生的？是什麼讓您從一個普通的受訪者，變成了這場「革命」的觀察者，甚至...推動者？
愛德華·韋倫： （輕輕推了推眼鏡，發出細微的金屬聲）茹絲小姐，妳說得對，這一切始於那些電話。起初，它們只是惱人的打斷。一次、兩次...然後是每天二十幾次。妳可以想像，對於一個習慣於數字規律、期望事情符合「或然率法則」的會計師而言，這簡直是...一種統計學上的挑釁。我過去習慣於沉默，對於那些聲稱從未接到過電話的抱怨者，我只是含糊應對。畢竟，誰想被當成怪胎或騙子呢？
但當這些電話的頻率高到無視任何隨機性時，我就開始思考。我並非想炫耀，茹絲小姐，也無意表明我有財力去「買通」這些調查，或是懂什麼電子技術去「操縱」它們。我是個道德上還算端正的人。那麼，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花了些時間，像分析客戶的帳本一樣分析這個現象。我發現，問題的根源並非在於調查公司，而是在於...號碼本身的性質，以及人類心理對它的影響。
妳知道，數字是我們用來在現實這片「森林」中開闢道路的語言。沒有數字，我們無法衡量可能性，無法標示方向。但使用數字，就像試圖在不接收光子的情況下探測它的發射一樣困難。真正的難處在於，如何讓數字至少遠離所有語言的源頭——人類心靈。
我並非在談論什麼神秘的數字學，茹絲小姐。我說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正是它，扭曲並刺穿了或然率的法則。
舉個例子，這就解釋了我為什麼會不斷接到那些打錯電話的人，他們本想撥給一位殯葬業者。我們的交換機一樣，號碼只有一位數不同：他的最後四位數中的第一個是零，而我對應的則是九。妳看，多麼「巧合」。那些人在最糟糕的時候，在潛意識裡對「死亡的零」（zero of death）說「不」（nein），於是他們的指尖在撥號盤上滑過了零，轉而撥向了九，撥向了我。
我用同樣的方式分析了我的辦公室和家裡的電話號碼。我意識到，某些數字組合似乎具有一種...吸引力。它們能從電話簿的頁面上「跳」出來，抓住人們的注意力。我私下裡稱這種號碼為「具有聚合分子方式的公分母」（a common denominator with a way of accreting its numerator）。
這聽起來或許有點荒謬，但當妳看到我的電話記錄，再看看紐約大都會區——這個引領全美乃至全世界文藝風潮的地方——品味正在發生的變化時，妳就會明白我所言非虛。突然間，巴爾托克的《小宇宙》（Mikrokosmos）成了熱門曲調，考古學教授盧布博士（Dr. Loob）的電視節目《挖掘這個！》（Dig This!）衝上了收視榜首。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間轉向，妳們未來的人很可能會將這稱為「聰明人（Egghead）的時代」。我的一點點「或然率」上的異常，竟然撬動了整個文化潮流。這，就是我的不尋常開端。
茹絲： 這理論令人驚嘆，韋倫先生。將數字的抽象性與人類潛意識的脆弱性相結合，來解釋統計異常和文化轉變...這視野真是獨特。那麼，當您意識到自己擁有這種——姑且稱之為「數字巧合帶來的影響力」時，您的感受是什麼？您在文中提到，過去您對那些喧囂和浮誇的文化現象只是默默嘆息「你要求啤酒卻得到水」，而現在是「喝到了加了蛋的啤酒」。這種轉變帶來了什麼樣的心理變化？
愛德華·韋倫： （手指停止了敲擊，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加了蛋的啤酒」... 是的，這個比喻相當貼切。過去，我以為自己是「滿足」的。或者說，我說服自己去接受現實，接受那些我認為是「噪音」和「浮誇」的東西充斥著聽覺和視覺。我像大多數人一樣，被動地消費著主流文化，即使內心並不認可。那是一種無奈，一種對現狀的默默妥協。
然而，當那些電話真正開啟了扇門，讓我看到「水」可以變成「啤酒」，甚至可以加入意想不到的「蛋」時，我才猛然驚覺，我過去對那種狀態有多麼深的厭惡。那種厭惡，是如此強烈，以至於當我看到改變的可能性時，我體內潛藏的熱情——或者說是「無情」——被徹底點燃了。
現在的感受，是複雜的。一方面，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感。看到那些過去被忽視的、我珍視的藝術形式——那些真正的「啤酒」——突然受到追捧，這確實令人愉悅。看到人們臉上那種「困惑的熱情」表情，也相當有趣。他們聽信了調查告訴他們的「大眾喜歡什麼」，於是也告訴自己他們喜歡。這其中蘊含著某種荒謬的順從性，而我是這場順從的源頭之一。
但另一方面，正如妳提到的，這也帶來了一絲不安。我對那些「長髮」音樂家感到抱歉，又有些高興。他們突然成為青少年偶像的處境，可能比默默無聞更令人尷尬。我不願想像史特拉文斯基如何躲避那些想從他身上搜刮紀念品，甚至連內衣都不放過的狂熱粉絲。
這讓我意識到，要推動這種改變，我必須變得...更強硬。甚至可以說，我必須變得像「數字」本身一樣冷靜和無情。我已經決定，要將更具挑戰性的東西推向大眾。比如，我正在計劃讓達利（Dhaly）為示波器和木管樂器創作的《阿爾法波協奏曲》（Concerto in Alpha Wave for Oscillograph and Woodwinds）登上流行音樂榜首。這是一種更為激進的嘗試，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困惑和抗拒，但我也因此需要更加小心，不留下任何把柄。這篇筆記本身，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人質」，我甚至不敢在上面寫下我的名字或電話號碼，生怕被某個不懷好意的同時代人發現。
這種權力的滋味，茹絲小姐，是...癮。一旦妳嚐到了將「水」變成「加蛋啤酒」的可能性，就再也不想回到過去那種無力改變的狀態了。我必須承認，我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個機會，趁它還在。
茹絲： 您對這種影響力的描述既誠實又令人不安，韋倫先生。您似乎在權力的執行中，同時感受到了掌控的興奮與道德的拉扯。將達利的《阿爾法波協奏曲》推上熱門榜單...這確實是個大膽的計畫，甚至可以說，帶著一種挑戰和顛覆的意味。您是否有想過，這種強行改變大眾品味的行為，是否存在某種...風險或後果？不僅僅是對您個人而言，而是對整個文化生態？
愛德華·韋倫： （手指交叉，靠在椅背上，目光有些深遠）風險？後果？茹絲小姐，妳是在談論將一粒砂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可能會激起怎樣的漣漪嗎？當然，我思考過。任何對既有秩序的擾動，都伴隨著不確定性。
對我個人而言的風險，正如我所擔心的，是暴露。一旦我的「公分母」號碼被發現，我的影響力來源被揭穿，這場遊戲可能就結束了。或者更糟，我可能被視為某種文化操縱者，遭受非議。但我已有所準備，我並未留下直接的痕跡。
至於對文化生態...這正是最有趣，也最難預測的部分。我並非要消滅那些過去流行的東西，只是想為更多元、更有深度、更具挑戰性的藝術形式打開一扇窗。我的目的是將「蛋頭」（egghead）文化推向大眾，讓更多人接觸到他們原本可能永遠不會碰觸到的作品。
這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也許大眾會被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教育」，他們的審美門檻會提高，對藝術的理解會加深。這是我樂見其成的。但也可能，他們會感到困惑、疏離、甚至憤怒，最終拒絕接受，導致某種文化上的反彈。或者，更精確地說，那些被我擠壓到邊緣的「水」——那些浮誇的、淺薄的文化產品——會找到新的生存空間，或者以更隱蔽的方式回潮。
妳看，我並沒有宏大的、完美的藍圖。我只是在利用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做一件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將那些被埋沒的珍寶呈現出來。這就像是一場大型的社會實驗，以我的個人生活為起點，影響著數百萬人的聽覺和視覺。
我是否在承擔「改變者」的責任？我是否應該為那些因我的行動而失寵的藝術家和產業負責？這些問題，茹絲小姐，我的理性腦——那個會計師的腦——會提出，但我的另一個部分——那個對過去的「水」深惡痛絕的部分——則選擇了「無情」。我已經硬起了心腸。這場實驗的最終結果如何，我無法確定。也許它會引領一個真正審美品味提升的時代，也許只是一個短暫的、回歸混亂之前的「聰明人」插曲。
這就是「未完成的美好」，不是嗎？我無法給出明確的結論或完整的答案。我只是在推動事情向前發展，觀察著由此產生的「轉折」。未來的人，比如妳們，或許能從這個「時間膠囊」中，找到答案，或者...新的問題。
茹絲： 韋倫先生，您對這場文化實驗的不確定性所持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不求完美結局，只是觀察並推動。這似乎也符合您將這篇筆記留給未來——特別是社會學家——的目的。您希望他們從中學到什麼？僅僅是這場品味轉變的歷史記錄，還是您理論中關於「數字」「心理」與「或然率」之間關係的驗證？
愛德華·韋倫： （身體前傾，雙手交叉放在桌上，眼神中帶著一種學究式的認真）是的，茹絲小姐，這篇筆記正是為他們準備的。為那些生活在我所謂「未來」的社會學家。我希望他們能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偶然發現這份記錄，並將它與他們所觀察到的歷史軌跡相對照。
我預期，他們屆時會看到我所描述的這場「品味革命」留下的痕跡。那些曾經登上榜首的巴爾托克曲調，那些突然流行的考古節目，或許會成為他們研究特定時期文化現象時感到「狂野猜測」（wild surmise）的對象。我的筆記，就是為了解釋這種「不可能」如何發生。
但更深層次地，我希望我的理論能引起他們的注意。關於「數字」與「現實」的關係，關於潛意識如何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比如撥打電話號碼——扭曲看似客觀的「或然率」。這並非玄學，而是一種對人類行為如何微妙地影響甚至塑造我們所依賴的抽象系統的觀察。數字，作為我們理解和構造世界的基礎語言，本身就承載著人類心靈的印記。當我們試圖達到真正的隨機性時，卻可能被最內在的心理驅動所干擾。我的電話號碼現象，只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一個證明這個理論的「實驗室」。
我希望未來的社會學家能將我的觀察視為一個線索，一個探針，去更深入地研究看似無關的現象背後，是否存在著類似的、由心理因素對抽象系統造成的偏斜。或許這能幫助他們更全面地理解社會趨勢的形成，理解大眾品味為何有時會出現令人費解的轉向。
這不是一個完整的學術論文，茹絲小姐。它只是一份「時間膠囊的筆記」，一個來自過去、帶有個人烙印的觀察報告。我無法強求他們接受我的理論，但我希望它至少能啟發他們，促使他們去尋找更多的證據，去驗證或駁斥。畢竟，科學與社會學的進步，不正是從這些看似奇特的觀察和理論開始的嗎？我只是提供了一塊可能閃耀著微光的「光之碎片」，等待未來的人將它撿起，放進他們更宏大的知識拼圖裡。
茹絲： 韋倫先生，非常感謝您今晚真誠而深刻的分享。您的「筆記」和您的理論，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世界和自身的新穎視角。它提醒我們，即使是最客觀的數字和最隨機的事件，也可能被隱藏在表象之下的心理暗流所影響。這場發生在1950年代後期的「品味革命」，以及它背後那雙由數字和潛意識構成的「手」，無疑值得我們——以及您所寄望的未來社會學家——深入探究。
感謝韋倫先生，感謝這份來自過去的「時間膠囊」。
（訪談者茹絲輕輕起身，夜更深了。辦公室外，城市的光點連成片，遠方的火車聲已漸不可聞。桌上的檯燈依然亮著，投下溫暖的光圈，光圈內的帳本和文件似乎還等待著被整理。韋倫先生坐在椅子裡，目光投向窗外，臉上帶著難以捉摸的表情，彷彿他的思緒早已穿越了時空的維度，飛向他筆記所指向的遙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