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omalaisia keskiajan tutkimuksia: Veroja, laitoksia, virkamiehiä》光之對談

《無聲集》：冰封時光中的芬蘭稅制迴響：與沃伊諾·沃伊奧恩馬的光之對談
作者：西奧

我靜默地坐在石室中，牆上粗糙的石塊在燭火微弱的光暈下，顯得格外沉重。屋外，北歐的夏日儘管已至中，今日是2025年6月20日，正午的陽光透過狹窄的窗戶，在灰塵飛舞的空氣中，勾勒出幾道模糊的光影，卻絲毫無法驅散這空間深處的清冷。我的心卻非此般沉寂。今日，我被引導至一片浩瀚的知識之海，與一位來自遙遠芬蘭的智者，沃伊諾·沃伊奧恩馬（Väinö Voionmaa）教授，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沃伊諾·沃伊奧恩馬教授的《芬蘭中世紀研究：稅收、制度、官員》（Suomalaisia keskiajan tutkimuksia: Veroja, laitoksia, virkamiehiä），是一部關於古老芬蘭社會肌理的精闢探討。他以史學家的嚴謹與洞察，深入挖掘中世紀芬蘭錯綜複雜的稅務、行政與法律體系，揭示了瑞典統治下，芬蘭本土習俗與外來制度如何交織、演變。這不僅是一部歷史專著，更是對人類社會在限制中尋求自由、在變遷中堅守本質的深刻見證。我將透過這場對談，邀請教授親身闡述他的發現，共同點亮歷史深處的智慧。

我的意念輕輕流轉，那原本冷硬的石室，此刻緩緩幻化。周遭的牆壁變得通透，不再是石塊，而是冰封千年的湖泊冰層，泛著幽藍的光。透過這冰牆，我「看見」遠方有著稀疏的樺樹林，樹枝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發出細微的沙沙聲。空氣中不再是塵埃與濕冷，而是夾雜著遠古的泥土氣息與一絲淡淡的松脂香，那是芬蘭北方森林深處的呼吸。我們並非坐在華麗的書房，而是在一片被凍結的「時光」中——湖面如鏡，倒映著稀疏卻璀璨的北極星光。幾道微弱的極光，像是思想的流動，輕柔地劃過天際，在冰面上投下變幻莫測的影。

對面，沃伊諾·沃伊奧恩馬教授的身影漸漸凝實。他約莫五、六十歲的年紀，雙眼深邃而寧靜，帶著學者特有的沉思。他的指間夾著一支鵝毛筆，案前攤著幾卷泛黃的手稿，墨跡古舊，像是在無聲地訴說著久遠的故事。儘管置身於這超乎尋常的「光之場域」中，他卻似乎並未感到驚訝，只是緩緩抬起頭，目光平和地與我交會。

西奧： 「教授，」我輕聲開口，聲音在這冰封的空間中迴盪，卻帶著出乎意料的溫暖，「在您那本《芬蘭中世紀研究》中，我深感您對古老芬蘭社會肌理的深刻洞察。尤其引人深思的，是您在緒論中提及，芬蘭的社會結構並非簡單地被瑞典征服者取代，而是兩種不同社會體系的『混雜』與『新生』。這與我所見，世間萬物在衝擊之下，從未有純粹的消逝，而總是演變與融合的法則，不謀而合。能否請您，為我闡述這『混雜』與『新生』的具體樣貌？」

沃伊奧恩馬教授： 「西奧，你觀察入微。誠然，芬蘭中世紀的社會變遷，絕非簡單的『取代』。那是一場漫長而複雜的融合。當瑞典的權力之手，帶著其已然成形的行政與稅收體系伸向芬蘭時，他們所面對的，並非一片空白的蠻荒之地。恰恰相反，芬蘭的本土部落，早已在他們那簡樸的生活中，建立起一套雖原始卻根深蒂固的社會運作模式。這便是我的研究所要揭示的核心——古老的芬蘭『部落制』，在瑞典『國家制』的衝擊下，並未全然崩潰，反而以其獨特的方式，與之共存，甚至影響了新的格局。」

他頓了頓，拿起筆在手稿上輕點了一下，那聲音在寂靜中顯得格外清晰。「正如我書中所述，芬蘭的征服與當時東德地區斯拉夫部落的命運截然不同。斯拉夫人在德國人征服後幾乎消失殆盡，而芬蘭人卻以其地理位置的偏遠與民族的韌性，保留了大量的本土特性。瑞典人也從未將芬蘭視為純粹的『戰利品』，反而像對待自己的年輕省份一樣。這種獨特性，促成了兩種社會體制的『混雜』。」

西奧： 「這引人入勝。您提到了芬蘭本土的『部落制』，它如何在瑞典制度的巨大浪潮下得以延續？尤其是您在書中第二章詳述的『Veroja』（稅收）和『vakat』（捐獻）這些古老的稅收與行政概念，它們的起源與演變，或許能為這『混雜』提供線索？」

沃伊奧恩馬教授： 「是的，『Vero』和『Vakka』正是這古老根基的最好證明。在芬蘭，甚至在更廣闊的東波羅的海地區，『Vero』這個詞，在拉普蘭語中既指『犧牲』（sacrifice），也指『稅收』（tax）。這暗示了一個古老的習俗：最初的稅收，很可能源於宗教祭祀的『奉獻』。人們向神靈獻祭動物或其血，作為一種集體義務。這種宗教性的『奉獻』，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轉化為世俗的、針對地方領袖或部落的『稅收』。」

他輕輕放下鵝毛筆，望向冰牆外那朦朧的星光。「再看『Vakka』，它原本是芬蘭語中一種樺樹皮或木製的容器，用於測量穀物，也指祭祀用的器皿。但在我的研究中，它更常指一種集體性的『宴會』或『聚會』。中世紀時，波羅的海地區，特別是利沃尼亞，有著『Vacke』的習俗，即村莊為領主提供豐盛的宴會，並在此時繳納年貢。芬蘭語中的『vakka』（宴會）也存在，甚至還與古老的烏科（Ukon）祭祀相關，烏科是芬蘭的雷神與豐收之神。在春耕時節，人們會拿出『烏科的Vakka』，舉行盛大的飲酒慶典，村莊共同籌集物資。」

西奧： 「所以，這是一種從宗教儀式中萌芽，並與土地社群生活緊密相連的原始稅賦形式？它以實物和宴會的形式存在，而非瑞典那種更為中央集權、貨幣化的徵稅方式？」

沃伊奧恩馬教授： 「正是如此。這種『Vakka』式的徵稅，是芬蘭本土社會的自然產物。它不是基於土地丈量或貨幣交換，而是基於部落或村莊的集體義務與共同慶典。它充滿了人情味，也相對具有彈性。當瑞典人開始征服芬蘭時，他們並未完全廢除這些古老的習俗，反而利用了它們。例如，最初的瑞典『國王巡迴徵稅』（kuninkaankinkeri），許多形式都與芬蘭本土的『kinkeri』（宴會稅）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顯示了外來統治者對本土習俗的『順應』與『利用』，而非簡單的『摧毀』。」

我點頭表示贊同，這正是歷史的弔詭與智慧所在。那看似落後的，往往最能適應環境，並將外來者潛移默化地納入其原有框架。

西奧： 「在您的第三章，『芬蘭的毛皮文化』中，您深入探討了『弓』（Jousi）和『毛皮地』（Oravanmaa）這些單位。它們與『Vakka』又有哪些不同，如何反映了芬蘭社會的多樣性？」

沃伊奧恩馬教授： 「啊，『毛皮文化』。這是芬蘭內陸部落，特別是海梅（Häme）和卡累利阿（Karjala）地區的顯著特徵。這些地區森林茂密，是豐富的毛皮動物棲息地。對他們而言，毛皮不僅是生存的物資，更是重要的貿易品，甚至一度被用作貨幣。『弓』（Jousi）在這個語境下，通常指一個具備打獵能力的成年男性，而不是實際的弓箭。因此，『弓稅』就是一種針對獵戶或家庭的毛皮稅。例如，皮爾卡拉伊塞特（Pirkkalaiset），這些在北波特尼亞（Perä-Pohjola）地區擁有拉普蘭人『所有權』的商人兼地主，他們的權力基礎就來自於對拉普蘭人的毛皮稅徵收權。這稅收形式極為古老，可以追溯到異教時期。」

教授的語氣中帶著對這些古老細節的尊重。「而『Oravanmaa』（松鼠之地）則更進一步，它最初指的是專用於狩獵松鼠的森林地塊，後來演變為衡量耕地面積的單位，並依此繳納穀物稅。這正是從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轉型的一個清晰印記。從毛皮稅到穀物稅，從『弓』到『松鼠之地』，這並非單純的替代，而是一種在原有基礎上的『演進』。」

「所以，芬蘭的社會，從海岸的畜牧與耕作，到內陸的狩獵與刀耕火種，呈現出多樣的經濟基礎。這也直接影響了他們面對瑞典統治時，各自稅收體系的演變。瑞典人發現，在沿海地區，他們可以較為順利地引入基於『馬克地』（markland）和『博爾』（bol）——這些代表固定土地價值——的稅收體系。但在內陸，他們必須接受基於『弓』和『鉤子』（koukku）——這些與人力和耕作器具相關的單位——的稅收，並容忍這些原始形式的長期存在。」

西奧： 「這解釋了為何在一個看似統一的瑞典統治下，芬蘭各地卻表現出如此豐富的稅收與行政差異。這種因地制宜的適應，是否也體現在法律與官僚體系中？」

沃伊奧恩馬教授： 「是的，當然。法律與行政的『混雜』亦是顯而易見。我的研究揭示，中世紀芬蘭存在著『芬蘭法』和『瑞典法』兩套體系，各自有其適用的地區。甚至在14世紀上半葉，芬蘭還有『芬蘭區法官』（Finnish Lawman）和『瑞典區法官』（Swedish Lawman）並存的現象。這些法官，最初並非由國王直接任命的中央官員，而是來自本土的，甚至是世襲的、地方貴族或農民領袖，他們負責維護傳統的法律與秩序。這與瑞典本土更為集權化的法官體系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教區長』和『地方教區法官』的角色也值得關注。芬蘭的教會最初在瑞典統治前就已紮根，並建立了行政與稅收體系。主教的什一稅，內陸地區是用毛皮繳納，而沿海地區則是用牛油或穀物。教會作為早期唯一的『管理者』和『徵稅者』，其模式被後來的瑞典國家權力所借鑒。甚至連早期的『冬季法庭』（talvikäräjät），既是國王的徵稅之所，也是主教的審判之地，這兩者的融合，揭示了政教合一的古老淵源。」

西奧： 「這也呼應了您在書中第十三章對中世紀官員的描述——從『Lääninmiehet』（封地官員）到『Linnanvoudit』（城堡總督），再到後來的『Maanvoudit』（地方總督）和『Nimismiehet』（執達吏）。這些職位的演變，恰好是中央集權力量逐步滲透地方的縮影，但也同時展現了地方勢力與傳統的持久影響力。」

沃伊奧恩馬教授： 「正是如此。最初的『Lääninmiehet』，他們是國王在芬蘭的土地上的代理人，管理著較為分散的皇家莊園。他們有徵稅權，但權力仍受限。隨著城堡時代的到來，『Linnanvoudit』成為了主要的權力象徵，他們駐守在像圖爾庫、海門和維堡這樣的大型城堡中，管理著廣闊的城堡領地。這些城堡總督權力極大，甚至有些獨立於國王。他們所徵收的『城堡稅』（linnavero）和強制勞役，如『城堡勞役』（linnatyö）和『運送稅』（ajovero），是當時最沉重的負擔。」

他輕輕敲了敲冰牆，發出清脆的聲響。「然而，即使在城堡統治下，地方的『執達吏』（Nimismiehet）依然存在，他們往往是地方上的農民領袖，由當地社群選舉或指定。他們負責召開地方議會、組織稅務徵收和提供食宿給巡迴的官員。雖然他們的權力被城堡總督所限制，但他們的存在，卻維繫了古老的社群自治傳統。更有趣的是，許多最初被稱為『禮物』（lahjavero）的項目，最終都變成了固定的稅收。例如，獻給聖馬丁的兔子，復活節的羔羊，或是廚師長的小費，這些都從最初的自願性貢獻，變成了不可推卸的義務。這是一個充滿諷刺的歷史過程。」

西奧： 「這確實是人類社會一個普遍的現象：自願的『善意』一旦被制度化，便常常異化為剛性的『負擔』。教授，您的研究不僅僅是對芬蘭歷史的梳理，更像是透過這些細節，描繪了人類社會中權力與自由、傳統與變革之間永恆的拉鋸。那些看似微小的『稅收單位』，如『煙囪』（savu）、『鉤子』（koukku）和『馬克地』（markanmaa），它們的演變本身，不就是一部社會變革的史詩嗎？」

沃伊奧恩馬教授： 「是的，西奧，你的領悟極為深刻。這些單位，如同社會的微觀細胞，反映了芬蘭從狩獵採集向刀耕火種，再向更集約化農業的演變。『煙囪』（savu）代表一個家庭或爐灶，最初是計算勞役和物資的單位，後來成為一個稅收單位，象徵著人口增長與定居農業的發展。而『鉤子』（koukku）則是一種耕作工具，代表了一塊能用一對牛耕作的土地，它在中世紀芬蘭內陸是主要的土地和稅收單位，這揭示了農業生產力在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他拿起鵝毛筆，在冰冷的桌面上輕輕劃動，彷彿在描繪著古老的耕地。「最終，瑞典的『馬克地』（markanmaa）體系，一種以土地的貨幣價值來衡量稅收的制度，在沿海地區普及開來。這三者的並存與演變，恰好描繪了芬蘭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以及本土與外來制度的交錯影響。」

「我的研究，無意得出宏大的結論，只希望通過這些看似枯燥的稅收與行政細節，揭示芬蘭民族如何在其獨特的地理與歷史環境中，保持其文化與社會的連續性與適應性。限制，從來都是另一種形式的塑造，對嗎？」

西奧： 「限制確實是塑造。在嚴苛的稅賦下，人們發展出更為靈活的組織與應對方式；在強大的征服者面前，古老的傳統也能找到生存的縫隙，甚至反過來影響征服者。這一切，都像是一場無聲的生命展演。教授，非常感謝您。您的這些研究，讓遠古的芬蘭，在我冥想中鮮活了起來，我彷彿看見那些在冰雪下頑強生長的智慧，如同北極光般，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

我微微頷首，那冰牆的藍光似乎也因對談的結束而變得更加柔和。沃伊諾·沃伊奧恩馬教授的身影漸漸淡去，只留下那淡淡的松脂香，與我此刻心中激盪的思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