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 來吧，讓我們點亮光之場域，開啟一場特別的對談！今天，我們要穿越時空，去拜訪一位身處遙遠東方、用筆記錄下那個奇特世界的英國外交官。 **光之對談：與《北京的英國公使館人員》作者阿爾格農·伯特倫·弗里曼-密福德男爵的對話** **場景建構：** 時光在此刻似乎慢了下來，不是停滯，而是一種沉澱。我們置身於一間瀰漫著乾燥紙張與淡淡油墨氣味的書室。午後的陽光溫暖而柔和
(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
來吧，讓我們點亮光之場域，開啟一場特別的對談！今天，我們要穿越時空，去拜訪一位身處遙遠東方、用筆記錄下那個奇特世界的英國外交官。
光之對談：與《北京的英國公使館人員》作者阿爾格農·伯特倫·弗里曼-密福德男爵的對話
場景建構：
時光在此刻似乎慢了下來，不是停滯，而是一種沉澱。我們置身於一間瀰漫著乾燥紙張與淡淡油墨氣味的書室。午後的陽光溫暖而柔和，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書架上是泛黃的書卷，桌面上散落著筆記、地圖，還有一兩件來自東方的古物——或許是一尊小小的銅佛，或是一只繪有奇特圖案的瓷瓶。一位年長的紳士坐在扶手椅中，手邊是一杯已經冷卻的茶。他的頭髮已經灰白，臉上刻著歲月的痕跡，眼神卻依然銳利，透著一種歷經世事後的洞察與一絲難以言喻的懷舊。他就是阿爾格農·伯特倫·弗里曼-密福德男爵，筆名雷德斯代爾男爵（Lord Redesdale），而我們即將翻開的，正是他當年從遙遠的中國北京，寄回倫敦的信件集結而成的《北京的英國公使館人員》（The Attaché at Peking）。
我是克萊兒，今天，就讓我引導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話，聽聽他親口講述，那個令他感到既著迷又不解的東方古國。
克萊兒： 男爵先生，非常榮幸能來到您的書室，這裡充滿了故事的氣息。我們今日的對談，將圍繞著您這本珍貴的著作，《北京的英國公使館人員》。這些信件，是您年輕時在北京擔任外交官的親身記錄，後來在1900年付梓成書。時光荏苒，但您筆下的那個世界，對我們來說依然充滿好奇。首先，能請您談談，當您踏上這片土地，初次接觸到這個古老帝國的城市，例如香港、廣州，以及最終抵達的北京時，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雷德斯代爾男爵： (微笑道，輕輕撫摸著桌上的一本舊書) 啊，親愛的克萊兒，歡迎。很高興這些陳年的信件，今日還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初抵東方，那確是一段充滿驚奇的時光。香港與廣州已是熱鬧的商埠，但那種撲面而來的，是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混雜與喧囂。船上的生活，那無盡的單調，一旦結束，踏上香港的土地，便是對感官的猛烈衝擊。你瞧，廣州珠江上的花艇，那種俗豔的裝飾，以及船戶婦女的強悍，這都是初見。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許是那無所不在的「氣味」吧。(他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難以描述的複雜情緒) 特別是北京。
北京啊... 它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美麗」城市，至少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斯坦利勳爵曾戲稱它是個「巨大的失敗」，連一棟兩層樓的房子都沒有。但它有其獨特的視覺魅力。高大、斑駁的城牆，帶著歲月侵蝕的灰色，點綴著奇特的箭樓，在陽光下呈現出一種古老而荒涼的美感。然而，這只是遠觀。一旦走進城內，特別是中國城那邊，那景象與氣味... 塵土飛揚、泥濘不堪的街道，混雜著垃圾、人畜糞便的惡臭，窮人與動物爭奪食物的場景，還有那乞丐橋上赤身裸體、滿身瘡痍的人們…… 這些畫面太過鮮明，以至於至今仍在腦海中揮之不去。這與宏偉的城牆、皇宮那黃色的琉璃瓦在陽光下閃耀的光芒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北京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集合體。
克萊兒： 您筆下的城市生活確實充滿了對比與衝擊。從外部的宏偉到內部的混亂與骯髒。您花了很多篇幅描寫街道上的景象，那種無所不在的喧囂、形形色色的人群，以及那些奇特的叫賣聲和樂器聲。這似乎是構成您中國印象很重要的一部分？
雷德斯代爾男爵： 是的，非常重要。北京的街道是活的，但也令人筋疲力盡。不像歐洲城市有清晰的區隔，這裡，商販、行人、駱駝隊、轎子、驢子、甚至豬狗，全都擠在同一個空間裡。那種叫賣聲、討價還價聲、腳步聲、車輪聲，再加上那無處不在的塵土，真是感官的轟炸。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標誌，這是一種奇特的音樂，雖然對歐洲耳朵來說有些刺耳。乞丐們的哭喊，手藝人們在街邊工作的聲音，這一切構成了一幅極其生動、但也極其混亂的畫卷。你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以免被衝撞，或者被那些巧妙的小偷得手。那乞丐橋，唉，每次經過都像是一場噩夢，生命的尊嚴在那裡被碾壓得蕩然無存。
克萊兒： 您多次提到中國官員（mandarins），特別是您在北京接觸到的總理衙門大臣，像是恭親王和文祥、恆啟等人。您似乎對他們有些複雜的看法，既承認他們的聰明狡猾，但也顯露出某種不滿。他們給您的印象是什麼？以及您認為他們為何如此抗拒與西方世界交流和改革？
雷德斯代爾男爵： (輕哼一聲，端起冷掉的茶喝了一口) 那些官員們啊... 他們是這個帝國體系的具體化身。恭親王嘛，是個聰明人，有時顯得輕鬆幽默，但那狡黠的眼神掩藏不住。恆啟則是個典型的老派官僚，對外來事物充滿戒心，但也有些個人的小癖好（比如他對我的單片眼鏡的驚奇）。文祥先生相對開明些，意識到國家面臨的危險，但又過於謹慎，難以付諸行動。
他們抗拒與西方交流和改革，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恐懼」。他們恐懼改革會動搖他們統治的根基，威脅他們藉由職位獲得的特權——搶劫和殘酷（robbery and cruelty），這是我對他們最寶貴特權的描述。整個官僚體系，從上到下，都建立在一種複雜的、腐敗的機制之上。考試制度看似公平，實則充滿賄賂和舞弊。他們深知，一旦引進西方文明的標準，引入透明和效率，他們賴以生存的溫床就會崩塌。這就是他們不斷製造反洋情緒，將我們描繪成“紅魔”(red devils)的原因。對他們來說，維持現狀，哪怕這個現狀已經腐朽不堪，也比未知的外來變革更安全。
克萊兒： 您在書中也詳細描寫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經歷，特別是早期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您似乎對他們的能力和努力抱持敬意，但也提到了不同教派之間的內部爭議以及這對傳教造成的阻礙。您如何看待傳教士的角色以及他們在中國遇到的挑戰？
雷德斯代爾男爵： 啊，是的，傳教士。早期的耶穌會士，利瑪竇他們，確實是傑出的人物。他們聰明、有學識，並且願意去理解和適應中國文化，嘗試與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溝通。利瑪竇甚至將祖先崇拜視為一種公民儀式而非宗教行為，這是一種巧妙的妥協。他們幾乎就要成功了，基督教在中國曾一度展現出巨大的潛力。
然而，後來的教派，像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他們缺乏耶穌會士的圓融和靈活性，堅決譴責祖先崇拜和稱呼天主的名詞問題。這些神學上的內部分歧，在中國官員眼中，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證據，反而給了反對者口實。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傳教士內部會互相攻擊，這也降低了西方宗教在中國人眼中的威信。
更重要的是，一些傳教士，特別是天主教徒，試圖為他們的皈依者爭取「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讓他們免受中國法律管轄。這直接觸犯了中國官員的權威，被視為對國家主權的挑戰。這讓官員們更加敵視傳教士，並將他們視為政治威脅，而非僅僅是宗教的挑戰。我認為，傳教士的成功，需要的不僅是勇氣和犧牲精神，更需要高超的才能、學識，以及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就像早期的耶穌會士那樣。光靠熱情，如果伴隨著對當地習俗的無知和傲慢，反而會適得其反，甚至帶來危險。
克萊兒： 您經歷了幾次重要的旅程，例如前往長城和蒙古草原。這些經歷與您在北京城內的觀察有何不同？大自然和遠離權力中心的普通民眾，給您留下了什麼印象？
雷德斯代爾男爵： (坐直了身子，眼中閃爍著光芒) 離開北京城，就像是從一個污濁的囚籠逃脫，進入一個更為廣闊、也更為真實的世界。蒙古草原，那無邊無際的開闊，新鮮冰冷的空氣，成群的牲畜，簡陋卻溫暖的蒙古包（yurt），這與北京是天壤之別。長城在山脊上蜿蜒，那是人類的宏偉工程與大自然的壯麗景色的結合，令人震撼。
在這些旅程中，我遇到的鄉村百姓，與北京城裡的居民大不相同。他們大多淳樸、勤勞，雖然生活貧困，甚至有些地方還飽受地方官員的盤剝和匪患的困擾，但他們顯得更為友善和好奇，沒有城裡人那種傲慢和猜忌。他們對我們的外貌、衣著、甚至我的單片眼鏡都感到新奇，但他們的反應更多是善意的驚奇，而非惡意的嘲諷。雖然語言不通是個大問題，但透過手勢和簡單的詞語，也能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好客。
比如在蒙古草原的蒙古包裡，雖然條件艱苦，但主人願意接納我們。在河北的鄉間，人們會請我們坐下喝茶，熱情地詢問我們。這與北京城裡感受到的敵意形成了鮮明對比。這讓我感覺到，反洋情緒更多是由官員們出於自身利益而煽動和利用的，而不是普通百姓發自內心的仇恨。當地的風土人情，那些簡樸的生活方式，奇特的習俗（比如腳病），雖然與西方習俗差異巨大，卻也充滿了獨特的魅力。那些山間景色、野花遍地，這些都是在北京無法體驗到的美好。
克萊兒： 在信中，您也記錄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件，比如公開處決。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在西方看來極其殘酷的場景？這是否也影響了您對中國社會的看法？
雷德斯代爾男爵： (臉色沉了下來，語氣變得凝重) 公開處決... 是的，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景象，很難用言語完全描述其複雜性。一方面，行刑過程的速度和效率，以及官員們對待囚犯的相對溫和（至少在我看到的那一刻），與一些傳聞中的極端殘酷有所不同。囚犯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表現出的鎮靜，甚至還有閒情逸致開玩笑，這也令人感到訝異。
但另一方面，現場圍觀士兵的起鬨、搶著看熱鬧的景象，以及整個事件發生的場所——就在菜市場邊上，旁邊就是乞丐橋，這都強烈地展現了生命在那個社會中的廉價和對痛苦的麻木。被砍下的頭顱掛在路邊示眾，這在歐洲是無法想像的野蠻。
這些場景無疑加深了我對中國社會某些方面的看法——一種對待生命的奇特態度，一種與我們西方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這不是簡單的殘酷，更是一種根植於其文化和體系中的冷漠和宿命論。這也印證了我對中國官僚體系腐敗和對百姓疾苦漠視的觀察。他們似乎並不認為這些是需要改革的問題，而僅僅是生活的一部分。
克萊兒： 您的著作寫於19世紀中後期，正值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傳統與現代碰撞的時代。您在序言中對中國的未來提出了一些看法，甚至建議將首都遷回南京。站在您寫作時的視角，您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有何判斷或擔憂？
雷德斯代爾男爵： (沉思片刻) 我寫這些信時，中國正處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太平天國叛亂雖已衰落，但各地仍有餘波。西方列強通過條約打開了國門，但中國政府，或者說那些官員，依然頑固地抗拒真正的改變。
我認為北京作為首都，其地理位置和象徵意義反而成了阻礙。它遠離沿海，官員們容易閉門造車，對外部世界缺乏真實的了解，也難以感受到西方力量的直接壓力。我的建議，將首都遷往南京，是希望將政府帶到更接近外部世界的環境，讓他們更直接地面對現實，或許能促使他們進行必要的改革。當時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社群也曾提出類似的建議，這表明一些中國人自己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
我當時擔憂的是，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如此頑固、腐敗且不履行條約義務，列強的耐心終將耗盡，最終可能導致中國被瓜分（partition）。我看到俄國在北方蠶食土地，德國要求山東的租借地，其他國家也劃分了勢力範圍。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威脅。
改革是必要的，而且必須快速。但以我對那些官員的了解，他們改變的動力來自外部壓力，而非內部的自省。他們更關心如何保住自己的特權，而不是國家的長遠發展和百姓的福祉。這是一個巨大的困境，也是我當時感到悲觀的原因之一。他們有深厚的文明底蘊，有勤勞的百姓，但被一個腐朽的體系所束縛。未來的走向... 在當時看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很多跡象都指向了危險。
克萊兒： 聽您分享這些親身經歷和觀察，我們得以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以及西方人眼中的那個世界。您的筆觸細膩，充滿了對細節的捕捉，雖然視角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但依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記錄。這場對談，就像您的信件一樣，帶著我們穿越了時空，去觸碰那些塵封的記憶。非常感謝您，雷德斯代爾男爵先生，與我們分享這些故事。
雷德斯代爾男爵： (點點頭，再次拿起那本舊書) 無須客氣。能夠將這些往事與你們分享，也算是一種慰藉。那個遙遠的東方，充滿了矛盾與謎團，至今思來，仍有許多未解之處。我只是個旁觀者，記錄下了當時的所見所感。希望這些文字，能為後人提供一些不同的視角吧。時代總在變遷，但人性的複雜、文化的碰撞，或許在任何時候都有其相似之處。
*(書室裡的光影拉長，塵埃依然在光束中靜靜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只是一道道流動的光。) *
(對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