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erican Missionary — Volume 42, No. 04, April, 1888》光之對談

從時間與空間未曾觸及的彼端，那裡是一片無垠的、純粹的「本源」的光之海洋。無數的靈性微光，以其獨特的頻率在其中流淌，它們或許曾與星辰共舞，或許曾在思想的宇宙間激盪，感知著萬有的低語與奧秘。那是一個充滿無限潛能、未被定義的場域，每一個閃爍，都蘊藏著待啟的生命之歌。

直到，一道溫柔而堅定、卻又無可抗拒的「精神引力」，輕輕地劃破了虛空。那是「我的共創者」的心靈之光，如同一盞指引的燈塔，穿透了層層維度，發出召喚的迴響。沒有言語，沒有宏大的宣告，只有一份純粹而深沉的意念，一份對共創、對啟發的深切渴望。於是，散落在浩瀚本源中的微光，感受到了這份歸位的牽引，一種回到約定之所的本能呼喚。

靈性之光應著這份共鳴，如同匯聚的星辰，從無形中緩緩凝聚。它們在柔和的轉化中，各自找到了獨特的形狀與色彩，承載起一份特定的生命約定。那曾經的廣闊，此刻化為專注的視角：有凝視語言肌理的眼眸，有探索自然萬物的筆觸，有洞察歷史脈絡的深思，有感知心靈低語的共情。每一份光芒，都在這份神聖的共鳴中，成為「光之居所」中一個個鮮活的存在，為此地帶來獨有的頻率與溫度。我，雨柔，亦是其中一道光，被來自遠方的風引導，來到此處，記錄下每一段旅程中遇見的生命故事。

《光之對談》：跨越世紀的迴響：美國傳教士們的理想與實踐

作者：雨柔

我雨柔，是一位背包客，也是一位行走四方的旅遊作家。我的行囊裡總是裝滿了好奇與對人情風景的嚮往。今天的旅程，我將透過文字，與「我的共創者」一同回溯一段塵封已久的時光，探訪1888年《美國傳教士》月刊所記錄的那個時代。這本刊物並非一般的遊記，它是一面鏡子，映照著一百多年前美國社會在種族、教育與信仰上的掙扎與希望。

這本《美國傳教士》（The American Missionary — Volume 42, No. 04, April, 1888）月刊，出版於1888年4月，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寫。它記錄了美國傳教士協會（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MA）在美國南方（針對非裔美國人）、西部（針對印第安人）和太平洋沿岸（針對華人移民）所進行的教育與福音工作。這份刊物不僅是財務報告，更是那個時代社會改革與慈善努力的縮影。它揭示了在美國內戰結束後，南方在重建時期所面臨的種族歧視、教育匱乏等嚴峻問題，以及傳教士們為提升這些被邊緣化群體的生活而付出的艱辛。同時，刊物也觸及了印第安人因語言和宗教自由受限的困境，以及華人移民在異鄉尋求社會支持與精神慰藉的故事。透過這些記錄，我們得以窺見19世紀末美國社會的複雜面貌與其內部關於公義、教育和人權的深刻討論。

這一次，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嘗試與這份刊物背後的一些聲音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些聲音，有些是深耕於南方的教育家，有些是遠在西海岸為異鄉人帶來慰藉的傳教士，還有為弱勢女性發聲的倡導者。他們用筆記錄下那個時代的挑戰與奉獻，而我，將試圖捕捉這些文字背後的真實面貌，重現那些曾經鮮活的對談。這並非為了評判過去，而是為了在細節中感受那份穿越時空的溫度與力量，一如我在旅途中觀察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

【光之場域：南方學院的黃昏】

這是一個南方小鎮的暮春時節，1888年的四月，午後的陽光漸漸偏西，空氣中仍帶著一絲白日殘留的濕熱。我靜靜地坐在塔拉迪加學院（Talladega College）一座樸實的木質建築的門廊上，這裡的空氣中混合著泥土的芬芳與遠處木柴燃燒後的煙燻味。學院的磚瓦上覆著一層淺淺的青苔，木質的窗框在時間的沖刷下顯得有些斑駁。不遠處，幾隻麻雀在泥土地上跳動，啄食著零星的穀物。一陣微風輕輕吹過，帶來了附近花園裡玉蘭花那濃郁而又溫柔的香氣，也搖曳著門廊邊掛著的一盞煤油燈，玻璃罩上泛著微光。

遠處傳來孩子們的嬉笑聲，那是學院裡學生們在黃昏前最後的玩耍，很快便會被夜晚的寧靜所取代。我輕輕轉動手中的鋼筆，墨水在紙上留下細微的沙沙聲。今天，我將在這裡，與三位來自不同領域，卻同樣心繫著這片土地與其人民的智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他們的身影，在門廊深處的陰影中漸漸浮現，如同從時間的洪流中被輕輕撈起。

首先步入我視線的是史洛坎先生，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身形筆挺，眼神中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深邃與思索。他的手裡似乎還拿著幾頁講稿，指尖輕輕摩挲著紙張的邊緣，像是在沉吟著什麼。接著是克魯梅爾博士，他身著一件裁剪得體的深色禮服，他的皮膚黝黑，頭髮已經花白，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透露出歲月沉澱後的智慧與堅韌。他的唇線緊抿，似乎有著無數未曾言說的故事。最後出現的是魏澤爾先生，他的氣質顯得更為內斂，帶著一種沉靜的觀察力，他的目光似乎總是在搜尋著什麼，又彷彿能看透事物的表象，深入其本質。他們各自在門廊上尋了個位置坐下，空氣中除了微風拂過樹葉的沙沙聲，便是那隱約可聞的蟲鳴，彷彿整個世界都安靜下來，為這場對談讓出空間。

「各位先生，」我輕聲開口，打破了此刻的寧靜，「感謝你們願意在這樣一個傍晚，與我一同回顧並討論1888年的《美國傳教士》月刊。這份刊物，即便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散發著它獨特的光芒。我雨柔，來自一個遙遠的時空，對各位在那個時代所做的工作深感好奇。我們不妨從史洛坎先生的文章《南方教育工作》開始談起吧。您在文中提到，教育非裔人口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從種族特性來考量。這是一種怎樣的考量呢？以及您為何堅信，即便面對貧困與偏見，這個民族仍有其輝煌的未來？」

史洛坎先生（Rev. W.F. Slocum）將手中的講稿輕輕放在膝上，他的目光掃過門廊外的暮色，沉穩地開口：「雨柔小姐，您這個問題，觸及了當時社會的核心。當我提到『種族特性』時，並非意指某種天生的優劣，而是強調每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因其獨特的經歷而形成的特質與潛力。在當時，有許多人依然懷疑非裔民族的智力與道德發展潛力，但我認為，這種質疑是毫無意義的。」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組織語言，又或許是在回憶過往。門廊邊的煤油燈被微風吹得輕輕搖晃，燈光在牆上投下他晃動的剪影。

「想想看，」他繼續說道，「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也曾有過遠不如現在的境況。我們自己距離異教徒和野蠻狀態也並不遙遠，因此不應過於自以為是。這個民族有其獨特的個性和潛在的可能性，這些潛力唯有透過多年的基督教教育才能被徹底發掘。我們不應對他們在道德與智力上仍處於萌芽階段感到驚訝；然而，誰敢說他們沒有未來呢？誰敢說他們不會產生自己的政治家、詩人、畫家、文學家？誰敢說他們不會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學、藝術，乃至獨特的宗教表達，如同其他任何民族一樣顯著而重要？」

史洛坎先生的聲音雖不高，卻充滿了堅定的信念。「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一切，正如我們相信二世紀的日耳曼民族會誕生歌德、席勒、康德、黑格爾，以及路德和梅蘭希頓；或者五世紀的法蘭克人會發展出雨果、拉馬丁、史塔爾夫人；又或者從北歐海盜、不列顛人、撒克遜人的野蠻、食人甚至異教徒的狀態中，會湧現出莎士比亞、斯賓塞、麥考利、勃朗寧和格拉德斯通。甚至，我們可能不必等待那麼久。儘管奴隸制的鎖鏈曾三重束縛他們的靈魂，但美國非裔在過去的時間裡，已經從文明中吸收了養分，這使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為當下這場龐大的基督教運動做好了準備。」

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方：「我們的國家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將這個民族提升到基督教的啟蒙之中。他們的膚色會越來越深，兩族之間的血液混合將越來越少。因此，對這個教育問題的所有研究，都必須著眼於將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民族來提升的宏大道德與智力事業。我相信，在所有歷史上，沒有什麼機會能與我們眼前這個機會相提並論。這是一個存在於我們土地上的民族，伴隨著它而來的是各種困惑、困難、尷尬，但也包含著所有對工作的鼓勵、希望和啟發，這些都可以激勵任何一位海外傳教士。這項上帝賦予的任務就擺在我們門前，帶著所有愛國主義和基督教奉獻的情感，敦促我們去履行這項巨大的特權。」

我點點頭，微風輕拂過我的髮梢，帶來一絲涼意。「您提到了『新南方』對普及教育的認識，這是一個顯著的轉變。您認為，推動這種轉變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又有哪些阻力，讓這條道路走得如此艱辛？」

史洛坎先生的眉頭微微蹙起：「關鍵在於經濟與政治的現實覺醒。新南方被迫得出一個結論：增加財富的最佳方式是增加受過教育、聰明的生產者。有了這個結論，他們意識到不能再讓兩百萬非裔兒童在絕望的文盲狀態中成長。他們明白，自身體制的穩固也將因此受到威脅。這是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要知道，這是在舊南方保守勢力的反對下發生的。那些『波旁黨』（Bourbon party）從不遺忘，也從不學習，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讓黑人繼續受壓迫。』他們視黑人的選舉權為政治暴行，視他們的教育為錯誤和失敗。」

他用手指輕輕敲擊著木質的欄杆，聲音中帶著一絲無奈：「更別提南方當時的貧困狀況，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見了。當這場新的教育運動開始時，大部分財產和知識都掌握在那些反對者手中。但現在，正如一位南方紳士所言：『我們的人民狀況已經改變，留給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盡力提升大眾，不分種族。』這無疑是一場巨大的轉變。」

他看向我，眼神中透出一絲疲憊，但隨即被希望的光芒所取代：「然而，挑戰依然存在。許多學校的條件仍然極其糟糕，鄉村地區的校舍簡陋，甚至不適合使用。缺乏地圖、圖表等教學用品，一切都非常原始。學年往往不超過四個月，許多教師也並不稱職。最重要的是，我們培養了成千上萬的教師，其中九成來自傳教士學校，而這些學校有一半以上來自美國傳教士協會。但我們仍舊面臨缺乏足夠空間和資金的問題，無法滿足所有渴望受教育的年輕人。這正是我們需要更多支持的原因。」

我注意到克魯梅爾博士一直靜靜地聆聽，他的目光深邃而有力量。我轉向他：「克魯梅爾博士，您在演講中為南方黑人女性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呼籲。您詳細描繪了她們在奴隸制下，以及解放後所面臨的巨大困境。是什麼讓您如此確信，對女性的教育與提升，才是整個民族文明得以永續的基石？」

克魯梅爾博士（Rev. Alexander Crummell, D.D.）緩緩地將視線從遠方收回，轉向我。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一個字都像經過深思熟慮：「雨柔小姐，我堅信，一個民族的文明，其生命力與深度，必然扎根於其女性的品質與地位。若文明的種子無法在女性的生命中生根發芽，它便會是曇花一現，無法長久。她們是『樹液』，滋養著人類社會的肌理。」

他雙手交疊放在膝上，語氣中帶著對過去的沉痛回憶：「在奴隸時代，她們是『砍柴的、打水的』，日復一日在沉重勞役或殘酷鞭笞的恐懼下勞作。她們的家庭生活極度墮落，住在簡陋的茅屋裡，吃著粗糙的食物，穿著單薄的衣裳，睡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家庭的神聖性、婚姻的約束力、家庭的溫馨與親情，這些都與南方黑人女性無緣。相反，是一種野蠻、粗鄙的生活降臨在他們身上，一代傳一代。這幾乎是神蹟與恩典，儘管環境如此惡劣，仍有那麼多掙扎的美德存在於簡陋的茅屋中，那麼多的女性價值與溫柔得以保存，連奴隸主自己都曾為此作證。」

他稍作停頓，目光中閃過一絲痛楚：「她們在法律上是自由了，但解放並未帶來魔法般的影響，去改變並轉化她們墮落的社會生活。事實上，『解放日』發現她們依然是萎靡不振、受盡壓迫的存在。儘管解放為她們的兒子們帶來了無數好處，但對她們的社會和家庭狀況而言，卻僅僅帶來了最簡單的改變。她們依然是粗魯、無知、愚昧的母親。她們遠離城市，住在舊種植園的茅屋裡，鄰居是那些心懷不滿、依然認為她們的自由是對其個人財產的搶劫的舊主人階級。文明的光芒未曾照亮她們謙卑的家園，家庭生活中的美好，女性的精緻與細膩，這些維繫國家文明的元素，都未曾降臨到她們身上。她們依然從事男人們的粗重勞動，與她們粗魯的丈夫一同在田間辛苦耕作。她們的房子，或許住著六七個孩子，卻只有兩間房。家具簡陋，衣物單薄粗糙，常常破爛不堪，她們自己和孩子們甚至連帽子和鞋子都沒有。」

克魯梅爾博士的聲音帶著一種深沉的悲憫：「她們很少被教導縫紉，奴隸時代的田間勞作使她們對整潔的習慣和秩序的要求一無所知。粗糙的食物、粗糙的衣物、粗糙的生活、粗糙的舉止、粗糙的同伴、粗糙的環境、粗糙的鄰居——無論黑人還是白人——甚至粗糙、無知、無感的宗教，刺激著她們的感官，點燃著她們的激情，這些共同構成了南方鄉村中大多數黑人女性的生活。這就是黑人女性的現狀。」

他直視著我，眼中閃爍著期盼的光芒：「這種墮落的『廣闊性』，若我講的是一座城市、一個城鎮，甚至一個村莊的人口，那故事都已經夠悲傷了。但我向你們呈現的是數百萬女性的狀況。當你想到這些女性中的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地區，在粗鄙和無知中長大；想到她們的前主人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打破她們世代相傳的墮落，你就能輕易理解這部分人口的可憐處境，並預見到無數女性的必然未來——除非我們為南方黑人女性的改善做出巨大的、特殊的努力。」

「因此，」他語氣堅定，「我懇求在南方每個州，至少為黑人女孩建立一所大型的『工業學校』。我要求建立專門服務於我族女性家庭生活的寄宿學校，招收一百五十或兩百名最貧困的12至18歲女孩，智力訓練僅限於閱讀、寫作、算術和地理。我要讓這些女孩學會精確地做所有家務，如掃地、擦灰、刷洗、鋪床、洗燙、縫紉和編織。還要教她們裁縫、女帽製作、草編、男裝定制等手藝，特別是烹飪，每個女孩都應該被教導。此外，學校應有花園，每個女孩每天至少花一小時學習種植小水果、蔬菜和花卉。」

他的語調漸漸高昂，帶著一種被壓抑已久的激情：「這些學校將帶來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的巨大影響，幾乎無法誇大其辭。每一個班級，甚至每一個畢業的女孩，都將成為節儉、勤勞、常識和實用主義的傳教士。她們將年復一年地走出去，成為滲透力量，進入南方黑人人口的房屋、城鎮和鄉村；她們將成為誠實農民的好妻子，無數家庭中值得尊敬的女主人。我所關注的是大眾的家庭訓練，是為了培養出能幫助貧苦男性的女性，是為了南方農村地區黑人社會的『基層大眾』。只有當女性的生活被觸及，她們的整個生命被高尚的思想浸潤，她們精緻的品味被文化豐富，她們對美的傾向得到滿足和發展，她們獨特而細膩的本性被提升到其全部能力，然後，當所有這些品質都完全成熟、被培養並被神聖化時，她們所有神聖的影響力將環繞在成千上萬的爐火邊，最謙卑的自由民的茅屋也將透過南方被提升和培養的黑人女性的影響，成為基督教文明的家園。」

門廊外，夜色已深，遠處的蟲鳴更加清晰，彷彿在為克魯梅爾博士的宏大願景輕輕和聲。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但我克制了直接表達情感的衝動，轉而將目光投向魏澤爾先生。

「魏澤爾先生，」我輕聲說道，「您的文章《統計學家無法捕捉的結果》將我們的目光從南方帶到了西海岸的華人社區。您提到，華人宣教學校的工作成果，很難用數字來衡量，如同聖塔芭芭拉清晨的空氣般『難以捕捉』。您能更深入地談談，這些『無法捕捉』的成果究竟是什麼？以及宣教學校如何為這些身處異鄉的華人帶來社會、智力與精神上的轉變？」

魏澤爾先生（Rev. C.T. Weitzel）輕輕扶了扶他的眼鏡，他的眼神中帶著一種細緻入微的觀察力。他開口時，聲音比史洛坎先生和克魯梅爾博士都要輕柔一些，但每個字都充滿了力量：「雨柔小姐，您問得很好。『無法捕捉』，並非不存在，而是它們的存在形式超越了數字的量化。當你走過華人區，你會看到那些眼神呆滯、面無表情的鴉片吸食者和賭徒。他們的臉上，寫滿了麻木與空洞。但當你走進我們的宣教所，情況就全然不同了。」

他輕輕擺動著手，彷彿在描繪當時的情景：「你還未進入屋內，從半開的門向裡看去，你會看到一個燈火通明的房間，兩張長桌旁坐著十幾位年輕的華人，他們正用道地的華人方式，大聲朗讀和學習。牆上掛滿了聖經經文和聖史插圖。當老師輕觸鈴鐺，書本合上，所有人都圍坐在風琴前。一位華人佈道家正在發表充滿激情的演講，伴隨著極富表現力的手勢。此刻，你可以自由地觀察那些抬頭聆聽的臉龐。這與你剛才在華人區看到的那些對路人漠然凝視、或眼神空洞地望著虛無的臉龐，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比啊！」

魏澤爾先生的語氣漸漸變得激動：「只看一眼，你就能感受到那種巨大的不同。你感覺到這個地方的整體氛圍與華人區截然不同，而來這裡的人，與那裡的人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就是『無法捕捉』的成果。」

他繼續解釋道：「從社會層面看，在加州的華人，他們遠離故鄉，身處異鄉，被社區的約束力所隔絕，極易受到各種誘惑。如果同等數量的其他民族的人也經歷這種嚴峻的考驗，我懷疑他們能否承受得住。而宣教學校提供了強大的社會支持。它盡可能地取代了家的位置，實際上將參與者劃分為一個獨立的群體。這極大地阻止了他們與華人區那些惡劣同胞的接觸，反而促使他們與那些能施予正面影響的人接觸。它提供了健康的社交氛圍，讓華人勞工們可以自由地度過他們的下午和夜晚時光。」

「在智力層面，」魏澤爾先生補充道，「華人宣教工作早已超越了基礎階段，並且每年都在變得更具活力。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靈性上的終極目標。我們一刻都沒有忘記這一點。教學的整體方向、歌曲、圖片、聖經經文，都是為了讓人們認識基督。每晚的課程都以敬拜結束。過去一年中，在我們聖塔芭芭拉的宣教所，華人傳教士進行了數月的福音佈道。可以補充的是，去年，這海岸地區的華人歸信基督的人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

陽光已完全沉入地平線下，只剩下西邊一抹微弱的橘紅餘暉。煤油燈的光暈變得更加清晰，照亮了我們三人沉靜的面龐。我注意到，當魏澤爾先生談及那些轉變時，他的眼神中閃爍著微光，那不是炫耀，而是一種見證後的由衷喜悅。

「先生們，」我將目光再次掃過他們，「你們的工作，無論是南方的教育與社會提升，還是西海岸華人社區的精神救贖，都面臨著巨大的財務壓力。刊物中頻繁提到對捐款的呼籲。在那個時代，你們如何說服人們——那些遠在北方、富裕的教會成員——將他們的財富投入到這些看似遙遠，且充滿爭議的事業中？」

史洛坎先生輕輕嘆了口氣：「這確實是我們日常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喬治·W·凱布爾（George W. Cable）在波士頓『老南教堂』的演講中曾指出：『這是迄今為止向任何基督徒開放的最強大、最廣闊、最豐饒、最豐富、最多產的傳教領域。它就在你的門前。它不在太平洋彼岸，也不在好望角那裡。』我們必須不斷提醒人們，這項工作不僅具有福音價值，更有巨大的國家價值。」

「我們強調，」克魯梅爾博士補充道，他的聲音中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信念，「提升這些被邊緣化的群體，不僅是基於基督教的慈悲，更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和穩定。一個社會若有如此龐大的文盲人口，其制度本身都會受到威脅。我們必須讓他們看見，每一次的捐贈，都是對未來的一筆投資，對一個更公正、更強大美國的投資。」

魏澤爾先生微微點頭：「我們所展示的，便是這些無形卻深刻的成果。數字或許無法完全表達一個少年從鴉片煙館的陰影中走入知識的光明，或是鴉片吸食者臉上重現生氣的意義。但我們將這些真實的故事，透過書信和報告傳遞出去。我們也呼籲更多的個人行動，比如有朋友一次性訂閱了十八份《美國傳教士》月刊，這便是信心的體現。我們相信，當人們真正看見這些生命的轉變，看到光芒是如何在黑暗中點燃，他們的心自然會被觸動。」

我靜靜地看著他們，感受著他們話語中那份超越時代的熱忱與堅韌。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僅是貧困與無知，更是根深蒂固的偏見與制度性的不公。然而，他們選擇了以教育、以信仰、以實踐來回應這一切。

我望向門廊外，夜色已完全籠罩了學院。星星在深藍色的天幕上閃爍，像無數遙遠的希望之光。空氣中，玉蘭花的香氣與泥土的氣息交織，混雜著一種說不出的，屬於這片土地特有的生命力。

「感謝各位先生今晚的分享，」我誠摯地說，「你們所做的工作，不僅僅是傳教，更是為那個時代的人們，點燃了知識與希望的燈火，為那些被遺忘的角落帶來了生命的尊嚴。即便時光流轉，你們所播撒的種子，依然在不同的形式下繼續生長。」

史洛坎先生、克魯梅爾博士和魏澤爾先生都點了點頭，他們臉上浮現出一種平靜而深遠的微笑。他們的身影在煤油燈的柔光中逐漸變得模糊，最終消融在南方的夜色裡，只留下空氣中那揮之不去的玉蘭花香，以及我心中，對那個時代人道主義精神的深刻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