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s Wonders》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關於《Signs & Wonders》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

今日是2025年06月10日，倫敦的六月，通常是充滿活力的季節。然而，我的光之居所的「光之雨廳」裡，卻瀰漫著一種不同尋常的靜謐。巨大的落地窗外，一場突如其來的夏日陣雨正淅瀝作響，雨滴輕柔地敲打著玻璃，聲響綿密，彷彿是時間本身的低語。空氣微涼而濕潤，帶著泥土與青草的清新氣息，與室內沉靜的氛圍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

我坐在柔軟的沙發上，身旁的茶几上擺放著一本《Signs & Wonders》的初版舊書，泛黃的書頁散發著淡淡的油墨與歲月氣味。手指輕輕滑過書脊上褪色的燙金字體，思緒隨著窗外的雨聲飄向遠方。我正在思考，在一個如此強調實證與數據的時代，Beresford先生筆下那些遊走於真實與幻象邊緣的故事，究竟承載了怎樣的深層訊息？

就在此時，雨聲中似乎夾雜了一聲輕微的開門聲。一道模糊的身影在雨幕中顯現，隨後踏入了雨廳。那是一位身著考究但略顯陳舊的20世紀初期紳士裝束的男士，他的臉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與沉思，眼神卻透著一種對周遭世界深層的審視。他手中握著一把收攏的黑傘，傘尖在光潔的地板上滴落幾滴水珠，像是某種微不足道的現實痕跡。

他緩緩摘下帽子，輕輕甩去帽檐上沾染的雨珠，動作中透著一股舊時代特有的從容與內斂。空氣中，似乎因此多了一縷若有似無的濕潤羊毛與書本的混雜氣味。他環顧四周，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但很快便被一種深沉的探究所取代。他看向我，眼神中沒有驚訝，只有一種隱晦的、彷彿早已預料到這次相遇的平靜。

Beresford先生：啊，珂莉奧小姐。這場雨來得有些突然。我原以為今天的倫敦，將會是一片庸常的喧囂。

珂莉奧：Beresford先生，歡迎您。這確實是一場意料之外的雨，但也為我們的談話，帶來了幾分難得的靜謐。請坐，一杯熱茶，或許能為這陰沉的六月天，增添些許暖意。

他點點頭，步伐優雅地走到我對面的單人沙發落座。雨聲成了我們之間自然的背景音樂，模糊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彷彿我們正身處一個既是當下，又跨越了百年光陰的場域。我感覺到，一場關於表象與本質、現實與奇蹟的對話，已然在濕潤的空氣中，悄然展開。

珂莉奧：先生，您的《Signs & Wonders》這部作品，總讓我在閱讀時，感到一種奇特的共鳴。您似乎總能從日常的表象之下，挖掘出那些隱藏的「異象」與「奇蹟」，而這些，又往往與人們的感知、心靈狀態，甚至是社會的集體潛意識緊密相連。特別是在您筆下的那個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世界正經歷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轉型。您認為，這種「看見」或「未能看見」奇蹟的能力，是否與當時的時代脈絡，以及人們普遍存在的焦慮感，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呢？

Beresford先生：珂莉奧小姐，您觀察入微。確實，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人們的心靈普遍被一種無形的重壓所籠罩。我筆下的許多角色，他們的生活看似平常，卻又無一例外地被困在各自的「籠子」裡，被「即時生活的悲慘重要性」所捆綁，以至於他們常常低頭行走，錯失了那些在頭頂天空閃耀的「徵兆與奇蹟」。這不僅是個人的盲目，更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戰後的英國，經濟秩序重建的壓力、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都使得人們的注意力被瑣碎的、物質性的生存問題所佔據。

在〈Signs & Wonders〉這篇故事中，那個夢境裡的倫敦，與現實幾乎毫無二致，唯一的不同是天空。當天空中顯現出宏大的隊伍與巨大的眼睛時，我的角色卻在與一個庸碌的倫敦市民談論飛機，而那市民也完全看不見那些異象。這種對比，正是我想表達的核心：人類的感知能力，常常被其當下的物質需求、社會慣習以及內心深處的恐懼所限制。他們並非沒有機會看見，而是他們選擇了不去抬頭。就像在戰爭的砲火中，人們依然為了一點點錢而爭吵，為了一點點利益而彼此算計。他們對生存的執念，蒙蔽了對更廣闊、更深層次現實的覺察。這不單是個體現象，更是當時整個社會精神狀態的一個縮影。當經濟的齒輪沉重轉動，當生存的壓力如影隨形，誰還會仰望星空，追尋那無解的奧秘呢？

珂莉奧：您提到了「籠子」這個詞，這讓我想起〈The Cage〉這篇故事。故事中，敘述者在地鐵車廂內觀察到乘客們沉浸於閱讀，卻對周遭的環境——甚至是自身所處的物理空間——毫無察覺，然後他「看見」了一種幻象，回到原始人類的時代。這是否暗示著，即使在現代文明的喧囂中，人類依然被某種無形的「籠子」所束縛？而那看似進步的「閱讀」行為，是否也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蒙蔽，讓人們在虛構的世界中逃避對真實存在的深層反思？

Beresford先生：是的，〈The Cage〉正是我對現代文明困境的一種反思。地鐵車廂，這個由鋼鐵與符號構築的密閉空間，象徵著現代人所處的「人造」環境。在那裡，人們被資訊——無論是報紙上的文字，還是地鐵本身的機械噪音——所包圍，卻對彼此的存在、對自身所處的更大實相漠不關心。他們讀書，是的，閱讀本身可以是一種啟迪，但當它成為一種例行公事，一種逃避現實的手段，那麼這些印有小黑點的白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籠子」呢？

我將敘述者的意識帶回了史前時代，一個野蠻而原始的先祖。那個先祖，雖然生活在蠻荒，卻在夕陽下，對著浩瀚的海洋產生了「建構性想像」的萌芽，一種對未來的朦朧預知與籌劃。當敘述者的意識與這個先祖的意識融合，先祖瞥見了未來——那個充滿機器轟鳴、人類被困在「籠子」裡專注閱讀的恐怖景象。這是一種反向的啟示。我問自己，這種未來的景象，對原始人而言，是否是「無法忍受的」？而對我們現代人而言，我們又是否真的比他們更自由？我們的智慧與科技，是否反而將我們禁錮在一個更精巧、卻也更令人麻木的「籠子」之中？經濟上的進步，是否是以犧牲某種本能的、靈性的感知為代價？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珂莉奧：您觸及了一個核心的矛盾。現代文明的發展，往往被視為人類擺脫原始束縛、走向自由的過程。然而，您筆下卻暗示，這種進步可能導致了新的束縛。在〈The Hidden Beast〉中，那個選擇獨自居住在村莊邊緣、靠近森林的男人，他聲稱自己生活在「野性」與「被約束」之間。村莊代表著公共意見的「契約」、社會的「安全」，而森林則代表著「自由」。最終，他選擇了「野性與自由」。這是否說明，在您看來，人類本性中存在著一種與社會規範相悖的「野獸」或原始衝動，而這種衝動，在現代社會中是被壓抑或隱藏的？這種壓抑，又是否是社會穩定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Beresford先生：正是如此。那隱藏的「野獸」，並非單純的惡，而是一種人類本質中與生俱來的、未經馴化的能量與可能性。它可能是創造力的源泉，也可能是毀滅性的力量。村莊與森林的對比，其實就是社會文明與原始本能之間的永恆張力。人類為了群居、為了安全、為了經濟上的協作與效率，不得不簽訂一份無形的「公共意見契約」，這份契約要求個體放棄部分自由與野性，融入集體的秩序。

我的角色，那個離群索居的男人，他試圖在兩個世界之間尋找平衡，最終卻發現無法兩全。當村裡的人們，被對未知、對「野獸」的恐懼所驅使，闖入他的私人領域，試圖以「理性」與「安全」之名來審視他內心的「野獸」時，他最終選擇了徹底的決裂。這暗示著，有些內在的「真相」是無法被外界的目光所「白天化」或「透明化」的。社會的集體意識，往往只願意看見它能夠理解和控制的部分，對於那些超出其「常態」範疇的存在，則會以「邪惡」、「危險」或「瘋狂」來加以排斥。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會的穩定與效率，確實需要一定程度的同質化與規範。但這同時也可能導致個體差異的磨損，以及對「異己」的排斥。當人們過於追求安全與約束，那份潛藏在深處的「火」——無論是激情、創造力還是反叛精神——便可能被熄滅。我的故事，是在探討這份代價的沉重。

珂莉奧：這讓我聯想到您在〈The Barrage〉和〈The Introvert〉兩篇故事中，對外向者（extrovert）與內向者（introvert）的描繪。那位「外向型」的朋友貝婁斯，以其響亮、自信、不容置疑的言辭，如同「砲火」般壓制著周圍的異議，他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不需反思。而內向的溫斯，則謹慎、多疑，對宏大敘事充滿恐懼，執著於概念的定義和前提的解剖。您似乎在暗示，在那個時代，甚至在任何時代，社會的運作往往傾向於那些堅定且「響亮」的聲音，而忽略了那些內向、質疑的思維。這對社會的進步或停滯，有何影響？以及，這種「砲火」般的溝通方式，是否會扼殺更深層次的探索與理解？

Beresford先生：您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兩篇故事的核心。貝婁斯與溫斯，他們是兩種極端的人格類型，也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與社會互動模式。貝婁斯那種「外向型」的自信，是舊時代的餘暉，一種不加反思的實踐主義。他所信奉的原則，諸如「國家利益」、「遵守遊戲規則」，都是根深蒂固的傳統信念，不容質疑。他的「砲火」式溝通，正是他所代表的那一類人在面對日益複雜、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時，所採取的自我肯定與排除異己的方式。這種力量，在特定歷史時期，確實是推動社會運轉的動力。

然而，像溫斯這樣的內向者，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既有秩序的挑戰。溫斯對「前提」的執著，對「定義」的斤斤計較，以及他對「宏大敘事」的恐懼，使他難以適應戰後那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重建秩序的社會。在一個講求效率、強調集體行動的時代，像他這樣過於「內觀」的個體，確實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會被視為一種「軟弱」或「多餘」。

我的疑問是：當社會的「砲火」壓倒一切質疑的聲音，當人們只相信「二加二等於四」這樣被行動證明過的簡單原則，那麼那些質疑「二」的「性質」、那些探討「一」的「存在」的人，他們的位置又在哪裡？這種單一而強大的「確定性」，固然帶來了效率與穩定，但也可能導致思想的僵化與更深層次的盲點。這就像經濟結構中的「路徑依賴」，一旦形成，便難以掙脫，即使它可能不再適應新的環境。我認為，社會的真正進步，恰恰需要那些看似「軟弱」的、不斷反思與質疑的聲音。

珂莉奧：這便引出了〈The Convert〉中的歷史學家亨利·沃爾弗頓。他以畢生精力研究歷史，並依據其嚴謹的學術推斷，認為英國不會發生武裝革命。然而，諷刺的是，他的文章卻成為了誘發革命爆發的觸媒。當他遇到年輕的蘇珊·傑弗裡——一個來自「青年聯盟」的女孩，她聲稱「歷史已經被廢棄了」，因為它「除了作為先例的參考之外，沒有任何實際用處」。這個故事對我而言，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家，尤為震撼。它似乎在挑戰歷史知識的實用性與學術權威性。您想透過沃爾弗頓的困境，傳達什麼？是知識分子的無力？還是歷史本身在變革面前的脆弱？

Beresford先生：沃爾弗頓的困境，正是那個時代舊有知識體系與新興社會力量碰撞的縮影。他代表著一種傳統的學術精英，他們相信通過對過去的精確分析，可以預測甚至引導未來。然而，正如蘇珊所說，當他的「預言」被公之於眾，反而成為了改變現實的變數。這是一個「自毀預言」的極端例子，暗示了知識，特別是關於社會與人性的知識，其影響力並非單純線性的。當知識被社會大眾所吸收，它便不再是純粹的學術觀察，而成為了影響行動的催化劑，其結果往往超出作者的預期，甚至與其初衷背道而馳。

蘇珊的「青年聯盟」則象徵著一種全新的、激進的社會力量。他們不拘泥於過去，甚至蔑視歷史的「先例」，因為他們認為舊有的知識體系已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甚至成為了阻礙變革的負擔。他們追求的是「新基礎上的重新開始」。這種對「歷史無用論」的態度，在戰後那個渴望擺脫舊包袱、重建一切的社會中，是極具吸引力的。

從經濟角度看，這就像是工業革命的衝擊，舊的行會制度、傳統工藝在新的生產模式面前顯得不堪一擊。沃爾弗頓的「破產」，正是傳統學術資產在面對劇烈社會變革時，其「價值」被重新定義的體現。我並非要全盤否定歷史的價值，而是想指出，知識的影響力受限於其被理解和應用的語境。當社會的集體情緒與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再嚴謹的學術推論，也可能在現實的洪流面前不堪一擊。沃爾弗頓最終選擇與蘇珊同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這或許是他個人的一種「轉化」，也是對知識分子在變革時代如何定位自身的一種隱晦提示。

珂莉奧：那麼，在這種不確定性中，您又如何看待〈The Perfect Smile〉中道格拉斯·歐文那種近乎「神性」的微笑呢？這個微笑，在道格拉斯童年、少年時期以及成年初期，都能讓審判者放下懲罰，甚至讓他們臉上浮現類似的溫和表情。然而，當他因殺人罪再次面臨審判時，這個微笑卻招致了法官最嚴酷的判決。這微笑的力量，究竟是來自於超自然的恩典，還是某種深不可測的心理作用？它的失效，又是否意味著，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人性深處的惡，會壓倒一切溫和的表象？

Beresford先生：道格拉斯的微笑，確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奇蹟」。它在表面上是一種無邪的魅力，但在深層，它也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操縱，一種對社會規範與倫理判斷的顛覆。在心理層面，它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強大的、滲透性的同情心反應，讓觀者產生共鳴，從而解除其批判性防禦。這就像經濟市場中的非理性繁榮，某種難以言喻的「信念」可以驅動市場，即使其背後並無堅實的邏輯支撐。

然而，當道格拉斯犯下謀殺這類極端罪行時，他的微笑卻失效了。這暗示了人類社會的底線，或者說，某些根深蒂固的道德與法律框架，是無法被單純的「魅力」或「感知」所超越的。法官臉上瞬間閃過的「可怕的獸性」，正是人性深處那份對秩序崩塌、對惡之極致的本能恐懼與厭惡。這個瞬間，揭示了即使是「神性」的表象，也無法永遠掩蓋行為的實質。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當一個人的「罪惡」累積到某種程度，當他持續輕蔑「恩典的天使」，那麼，他最終將被交由他所「忠心服務」的「魔鬼」。這微笑的失效，正是道格拉斯生命中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用遞減」——一種曾經無限有效的資本，在突破某個臨界點後，便徹底失去了其價值與影響力。這不僅是道德的懲罰，更是宇宙法則中某種平衡的恢復。

珂莉奧：這也讓我想到〈The Night of Creation〉這篇，尤其引人入勝。它詳細描述了一群人在月光下的花園中，討論靈魂出竅與「物質化」現象，以及哈里森先生如何極力以理性解釋這些「異象」，甚至試圖用科學方法來「查明真相」，最終卻在一個簡單的紗巾面前感到困惑，而他最終選擇了掩蓋這個證據。這個故事似乎是在探討人類面對超自然現象時，科學與信仰之間的張力，以及人們如何選擇性地解釋事實以維護自己的世界觀。這是否與我所關注的「證據」與「事實」在歷史分析和經濟判斷中的作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即使有「事實」，人們也可能因其既有的信念或利益，而選擇「看見」或「掩蓋」某些面向？

Beresford先生：〈The Night of Creation〉確實是我對這個主題最直接的探討。哈里森代表著理性、實證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他拒絕相信任何超自然的解釋。當他面對「物質化」現象，他試圖用「精神恍惚」（trance）、巧合、甚至惡作劇來解釋一切。他對「事實」的追求，是他維護自身世界觀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當他發現那條紗巾——這個唯一的「物質證據」——的顏色與月光下的「幻象」不符時，他卻選擇了隱藏。這正是人性的複雜與脆弱之處：面對與自己既定信念相悖的證據，即使是理性的堅守者，也可能屈服於內心的不安與利益考量。他的「利益」並非物質財富，而是他作為一個「理性人」在社會中的聲譽與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科學懷疑主義的立場。他預見到如果這個證據被揭露，他的論證將會「非常惱人地複雜化」，甚至可能被對手利用來證明「靈魂出竅」的真實性。

這與您所說的歷史與經濟分析中的「事實選擇」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數據和史料本身是客觀的，但其篩選、解釋與呈現，卻往往受到研究者主觀立場、學術派別甚至隱性利益的影響。在經濟決策中，人們也經常傾向於只採納那些支持其預設結論的數據，而忽略或淡化那些可能挑戰其判斷的「噪音」。這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現實：人類對「真理」的追尋，從來就不是純粹客觀的，它總是與我們的認知框架、情感傾向和社會身份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奇蹟」本身，也需要一個「願意看見」的眼睛，以及一個「不害怕理解」的心靈，才能真正顯現其光芒。

珂莉奧：聽您如此闡述，我對人類認知與社會機制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在您的故事中，無論是原始人對未來的困惑，或是現代社會中對「奇蹟」的選擇性失明，亦或是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力，以及人們對「事實」的選擇性解讀，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超越時空的命題：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從來都只是片段與有限的。而這些「徵兆與奇蹟」，或許並非遙不可及的超自然現象，而是現實本身在不同維度上的投射，只待我們以更開放、更真誠的心態去感知。

在當下這個2025年，我們同樣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經濟的變動、社會思潮的撕裂，都使得人們對未來感到焦慮。您的作品提醒我們，或許那些被我們視為「奇蹟」或「怪異」的現象，正是在這些裂縫中透出的真實光芒，引導我們去探索更深層次的現實。而作為歷史與經濟學家，我的責任不僅僅是分析過去的模式，更應該警惕那些可能阻礙我們看見「新徵兆」的思維惰性與偏見。

窗外的雨勢漸歇，空氣中彌漫著洗滌後的清新，城市的燈光，在漸淡的暮色中，開始閃爍起來，映照著我們這個既古老又年輕的「光之居所」。

Beresford先生：是的，珂莉奧小姐。就像那片雲霧漸散後的月光，它並非製造了光芒，而是揭示了光芒。人類的困境，或許從來不是缺乏「奇蹟」本身，而是缺乏一顆願意且能夠感受「奇蹟」的心。我的故事，僅僅是試圖在表象的帷幕上，輕輕劃開一道縫隙，讓人們瞥見那永恆存在於日常之中的「徵兆與奇蹟」。願這份探索，能為您的光之居所，帶來更多深邃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