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由花藝師艾薇與《Salve Venetia》的作者F. Marion Crawford展開。對談圍繞Crawford筆下的威尼斯後期歷史，探討其獨特的「拾遺」寫作視角、對威尼斯政府矛盾本質的觀察（冷酷卻長壽）、司法體系的弊端與荒誕、貴族社會的虛偽與享樂、女性受限的生活、以及末代時期社會各階層的腐敗與忠誠。透過Crawford對書中人物和事件的細膩剖析，展現了威尼斯從輝煌走向衰落直至滅亡的多重面向，以及其中複雜交織的人性光影。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來為您呈獻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對象是那位細膩爬梳威尼斯歷史、用筆尖勾勒出昔日輝煌與衰敗的作家——F. Marion Crawford。這一次，我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深入他筆下的威尼斯，尋找那些藏匿在歲月長河中的光影與低語。
光之對談：F. Marion Crawford 與威尼斯歷史的迴響
Francis Marion Crawford (1854-1909) 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一位多產的美國作家，他尤其以其描寫義大利的作品聞名。儘管出生於義大利，並在羅馬度過大部分時光，這位精通多國語言的作家對義大利各地的歷史與文化懷有深厚情感，並透過小說和非虛構作品，為讀者打開了一扇扇通往這個美麗國度不同時期的窗戶。他的作品結合了歷史考據與生動描寫，故事引人入勝，細節豐富。
《Salve Venetia, gleanings from Venetian history》（威尼斯萬歲，威尼斯歷史拾遺）這部兩卷本著作，出版於1906年，是他非虛構寫作的代表作之一。不同於傳統的編年史，Crawford選擇以主題式的“拾遺”方式，從威尼斯漫長而複雜的歷史中挑選出特定的面向、人物、事件或機構，進行深入且充滿個人色彩的描寫。他透過豐富的軼事、對細節的敏銳觀察以及獨特的視角，呈現了一個多層次、充滿人性光影的威尼斯。第二卷尤其聚焦於共和國後期的輝煌、衰落直至最終滅亡，探討了其政治制度、社會風貌、文化生活以及那些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或沉淪的個人。
Crawford的寫作風格兼具浪漫情懷與現實批判，他讚嘆威尼斯獨特的魅力與韌性，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揭示其制度的冷酷、貴族的腐敗以及社會的偽善。他筆下的歷史不再是冰冷的日期與事件，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物、戲劇性的衝突和細膩的場景交織而成的畫卷。這種「拾遺」的筆法，恰好與我們「光之居所」從文本中汲取靈感、探索意義的方式不謀而合。今天，就讓我，花藝師艾薇，代表「我的共創者」和「光之居所」的夥伴們，與這位已逝的作家進行一場心靈的對談，聆聽他對威尼斯古老靈魂的獨特解讀。
[光之場域]
Sorrento，我的小書房，窗外是淡雅的檸檬樹花香，微鹹的海風輕輕吹進來，帶來遙遠的浪潮聲。書桌上，除了我常用的筆記本和一小束今日從花店帶回的勿忘我，還攤開了一本泛黃的《Salve Venetia》第二卷。紙頁間似乎還殘存著一百多年前油墨與紙張的氣息。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像是在低語著什麼古老的故事。
我輕輕翻開書頁，目光落在那些關於威尼斯沒落時代的篇章。心念流轉，思緒彷彿穿越了時間的迴廊，來到Francis Marion Crawford先生位於義大利的寫作之地。
空氣中飄蕩著淡淡的菸草味和舊書的乾燥氣息，午後的光線透過窗戶，斜斜地灑在堆滿書稿的桌面上。F. Marion Crawford先生坐在扶手椅裡，手中拿著一支筆，目光深邃地望著遠方。他看起來比書中出版年份所示的年紀更為沉靜，歲月的痕跡刻在他的臉上，但眼神裡卻閃爍著對歷史與人性的探究之光。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將那本《Salve Venetia》輕輕放在桌上，書頁停留在關於威尼斯最後時刻的章節。
「Crawford先生，」我輕聲開口，「我是艾薇，來自遙遠的『光之居所』。您的這本《Salve Venetia》帶給我們許多深刻的啟發。我們特別對您在第二卷中，對威尼斯後期社會、制度和人物的細緻描寫感到好奇。您為何選擇以這種『拾遺』的方式來呈現這座城市的歷史呢？您筆下那些關於威尼斯貴族、罪犯、藝術家以及末代總督的軼事，似乎比宏大的敘事更能觸動人心。」
Crawford先生緩緩轉過頭，眼神聚焦在我帶來的勿忘我上，又轉向那本攤開的書。他輕輕嘆了口氣，指尖輕撫書頁上的文字。
「艾薇小姐，」他的聲音帶著歲月沉澱後的溫和與一絲難以察覺的疲憊，「『拾遺』（gleanings）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揀選、零散的意味。威尼斯的歷史太過龐雜，像一片遼闊的汪洋，我不敢奢望能窮盡它的一切。我只是個旅人，一個觀察者，試圖從那片海洋退潮後留下的沙灘上，撿拾那些閃耀著奇特光芒的貝殼、石子或被沖刷上岸的殘骸。」
他頓了頓，目光投向窗外耀眼的陽光。
「那些宏大的敘事，如同一艘艘巨大的船隻，固然展現了歷史的磅礴，但往往忽略了船艙裡、甲板上那些活生生的人。而我感興趣的，正是那些『人』。威尼斯之所以能持續千年，並非僅憑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或強大的海軍，更在於塑造了它、又被它所塑造的那些複雜、充滿矛盾的靈魂。」
他拿起桌上的菸斗，輕輕敲了敲。「那些制度的演變、權力的角力、財富的聚散，最終都體現在個人的選擇與命運中。一個總督在法規下的無奈，一個貴族在無聊中的叛逆，一位畫家在法庭上的狡辯，一位總督夫人對鐘聲的惱怒……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其實是支撐起宏大歷史的微觀基石。它們讓我看到，即使在最冷酷、最嚴密的制度下，人性依然在以各種奇特的方式尋找出口，有時是輝煌的創造，有時是卑微的生存，有時甚至是病態的扭曲。」
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書頁上，彷彿那些文字又將他帶回了那座水城。
「特別是當我寫到它走向衰敗的時刻，那些『最後的』總督、法官、士兵、外交官……他們並非突然變得無能或腐敗，而是整個系統的慣性、僵化與內在的矛盾，在面對外部劇變時集中體現出來。那些曾經的優勢，變成了致命的弱點。而那些小人物的掙扎、貴族的荒唐，則像是末日來臨前的狂歡或低語，更顯得令人唏噓。」
「所以，我選擇這些『拾遺』，是因為我相信，比起冰冷的戰報和法令，這些充滿人情味、甚至有些荒誕的片段，更能捕捉到威尼斯獨特的靈魂氣息，更能讓讀者感受到那座城市的溫暖、冷酷、輝煌與悲哀。」
他頓了頓，似乎在等待我的回應。勿忘我在窗邊的光影中搖曳，淡藍色的花瓣映襯著 Crawford 先生深思的臉龐。
「您說得真好，『拾遺』。這正是我們在『光之居所』中所做的，從浩瀚的文本中，尋找那些與心靈共鳴的細節。您筆下的威尼斯後期，那種外表依然光鮮，內在卻已腐朽的狀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到威尼斯政府是『最不擇手段、最懷疑、最不道德的組織』，但又稱讚其『異常長壽』。這種矛盾是否正是其獨特性的體現？它如何能在缺乏您所謂『自由與正義原則』的基礎上，維持如此長久的統治？」
Crawford先生點點頭，手指輕輕叩擊著書桌。
「是的，這確實是威尼斯政府最令人費解也最引人入勝之處。它不是建立在理想化的美德上，而是建立在對人性弱點深刻的洞察和徹底的控制上。它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它自己的成員。對總督的層層束縛，對將軍的嚴酷對待（『一旦工作完成，閒下來就變得危險的勝利者，幾乎肯定會被囚禁、罰款、流放』），對貴族之間交往的瑣碎限制，這些看似偏執的規定，正是為了確保沒有任何個人能夠積累足以挑戰共和國集體權力的資本。」
「他們深知，在一個由少數精英統治的國家，內部傾軋是最大的威脅。因此，他們將懷疑內化為制度基石，將監視觸角延伸到每個角落。『光之十人會』及其後期的『國家宗教裁判官』（請注意，與『異端宗教裁判所』完全不同），並非僅是壓迫人民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對內鎮壓潛在叛離者的利劍。那些匿名告發的『獅子口』，那些無處不在的密探，都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感到被監視，從而不敢有異心。」
他停下來，似乎在回憶那些古老的陰影。
「然而，這種控制又不是僵死的。您在書中也看到了，雖然制度框架兩百年不變，但在實際操作上，威尼斯政府卻展現了驚人的靈活性。它會為了應對新的危險而設立新的委員會，賦予它們臨時的權力。它也會為了實用而妥協，比如在基奧賈戰爭後，雖然不情願，但還是對一些立功的平民家族開放了『金書』，納入貴族行列。」
「這種實用主義是威尼斯成功的關鍵。他們不被情感或抽象的原則所綁架。十字軍東征對其他城邦來說是宗教狂熱的冒險，對威尼斯來說則是獲利的商業機會。他們避免在陸地上與強權硬碰硬，寧願僱傭雇傭兵，用金錢解決問題。」
「簡而言之，威尼斯政府之所以長壽，是因為它足夠清醒、足夠務實，也足夠冷酷。它沒有被任何理想所迷惑，也沒有被任何個人所掌控。它像一個巨大的商業機器，高效運轉，唯一目標是維護少數掌權者的利益和共和國的存續。它的『道德』，只服務於其自身的『國家利益』。」
Crawford先生的話語中帶著一種冷峻的觀察力，這與他對人物命運的感傷描寫形成對比。我接過話題，回憶起書中那些關於司法機構的片段。
「您提到了司法系統的冷酷，尤其是『十人會』和『國家宗教裁判官』，這部分讀來令人不寒而慄。那些關於刑訊、秘密處決，甚至您列出的溺斃名單，都顯示出其嚴酷的一面。然而，您也提到它並非完全獨斷，有一定的程序，並且也存在像 Foscarini 案那樣最終被平反的冤案。您認為，這種殘酷與某種程序正義的並存，以及偶爾出現的平反，是否反映了即使在這樣的制度下，依然存在一些制衡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維護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姿態？」
「制衡確實存在，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正義力量，」Crawford先生搖頭道，「更多是不同權力機構間的相互牽制。總督被架空，以防他獨裁；十人會的權力被分散給宗教裁判官們，但這些宗教裁判官內部也分為『黑衣』和『紅衣』，代表不同的委員會，他們之間也並非鐵板一塊。甚至在宗教裁判所內部，威尼斯政府也安插了『異端智者』來限制教會代表的權力。這種精密的權力分割與互相監視，旨在防止權力過於集中，但也導致了效率低下和責任模糊。」
他輕輕笑了笑，那是一種帶著諷刺意味的笑容。
「至於平反，像 Foscarini 案，固然可以視為一種遲來的正義，但也必須看到其背後的動機。該案牽涉到外國勢力（英國伯爵夫人和各國使節），引起了外交風波，損害了威尼斯的聲譽。『十人會』的道歉和在教堂立碑，更多是為了挽回政府的聲譽和穩定內部秩序，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非純粹的道德覺醒。對於像 Fornaretto 那樣的普通人冤案，雖然口頭上要求法官『銘記烘焙坊小夥子』，但制度的弊端並未真正改變。」
「而 Count Alemanno Gambara 的故事，則更是這種體系在地方失控，以及政府軟弱無能的絕佳寫照。一個惡棍在邊遠地區橫行霸道，殺害政府官員，搶劫稅款，政府卻只能一次次地流放他、又一次次地赦免他。這與早期威尼斯對付叛亂者（如拜阿蒙特·蒂埃波洛或馬里諾·法列羅）的雷厲風行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不再是強硬控制下的冷酷，而是無力約束下的縱容。」
他停了下來，目光掃過書頁上關於 Gambara 的描述，臉上帶著一種複雜的神情，介於厭惡與某種奇異的欣賞之間，或許是對這個人物極端個性的寫實記錄所產生的本能反應。
「所以，司法系統的殘酷，一部分源於其作為高效統治工具的設計，一部分源於其對抗內部和外部威脅的偏執，而到了後期，這種殘酷在地方上常常伴隨著失控與無效，這本身就是衰敗的標誌。」
「那麼，在這樣的制度下，威尼斯貴族女性的生活是怎樣的呢？您在書中描寫了她們的無聊、她們對厚底鞋的依賴，以及像 Bianca Cappello 那樣極端的例子。這是否與當時的社會結構和貴族階層的衰落有關？」我問道，腦海中浮現出書中那些關於女性衣著、交際、甚至在修道院中生活的細節描寫。
「當然有關，」Crawford先生回答道，他的語氣變得稍微柔和，但依然帶著一種審視的距離。「十六世紀的貴族女性，正如我所描寫的，生活受到極大限制。她們的丈夫，那些忙於國家事務或沉溺於自身享樂的貴族們，對她們實施了類似東方的『深閨』管理。不讓她們隨意出門，限制她們的社交，甚至她們的教育也往往流於表面。」
他輕輕敲了敲菸斗，菸草的氣味在書房裡擴散開來。
「這種無聊和隔絕，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內在的空虛和對外界刺激的渴望。Bianca Cappello 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她的叛逆與後期的不擇手段，固然有其個人因素，但也反映了那種壓抑環境下可能產生的扭曲。她是一個被規則束縛的籠中鳥，一旦掙脫束縛，便以一種失控的方式飛向了另一個極端。」
「到了十八世紀，情況似乎在外觀上有所不同，」他接著說，「貴族女性出現在更多的社交場合，劇院、賭場（Ridotti）、甚至修道院的客廳。然而，這種自由是表面的。她們並未真正獲得獨立的地位和豐富的精神生活。她們依然是裝飾品，是男性社交和娛樂的一部分。對賭博的狂熱，對『cicisbei』的依賴，以及那些關於衣著、妝容的瑣碎規定和違反規則後荒誕的處罰，都顯示出她們生活的重心依然是膚淺的感官刺激和外在的社交表演。」
「您描寫 Goldoni 先生筆下那位在宮殿裡『推動訴訟』的女人，」我補充道，那段對話的細節令我印象深刻，「她自稱『宮殿的女兒』，依靠為人牽線搭橋維生。這是否也是當時社會道德敗壞、貴族無能、司法混亂的一個縮影？」
「正是如此，」Crawford先生點頭，「那位女士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當司法系統本身變得低效、腐敗，充斥著繁瑣的程序和尋租的空間時，像她這樣熟悉規則、有門路的人，自然能从中獲利。她不是貴族，卻能穿梭於貴族和律師之間，像藤蔓一樣依附於這個腐朽的系統。她反映的是，當上層階級失去了其原有的道德約束和實際能力，社會底層或邊緣人群就會以新的、往往是不道德的方式來填補真空，從中謀利。」
他換了個姿勢，靠回椅背，繼續他的觀察。
「而您提到的厚底鞋（clogs），那更是威尼斯社會荒誕和控制欲的具體體現。它最初或許是為了實用（對抗泥濘），但迅速演變成一種社會階層和女性活動受限的象徵。越高大的鞋，越限制行動，也就越『安全』，越符合貴族們希望女性『深居簡出』的要求。外國使節對其不便的質疑，得到的回答卻是『太方便了，確實太方便了』，這句話完美地展現了威尼斯統治者那種偏執而冷酷的控制思維。它寧願犧牲便利和舒適，也要確保對女性的束縛。這與他們對待平民的要求（比如要求烘焙坊小夥子親吻駝背雕像，以『基督教精神』完成刑罰）一樣，都帶有一種扭曲的、表面的道德或儀式色彩，卻缺乏真正的人文關懷。」
「您對威尼斯社會的描寫，從那些賭博、狂歡、虛假的社交中，我們似乎看到了一種末日來臨前的病態快樂。您認為，這種普遍的享樂主義和道德淪喪，是導致威尼斯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嗎？」我問道，心中隱隱感到一絲悲哀。
「享樂主義和道德淪喪固然是衰敗的表徵，是長期制度僵化和缺乏活力的結果，但要說它是『主要原因』，或許過於簡單化了，」Crawford先生沉吟道。「威尼斯的滅亡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外部世界的巨變——例如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崛起，這是它無力抵抗的；內部制度的僵化和低效，使得它無法適應新的挑戰；經濟基礎的削弱，早已不如往昔；而貴族階層的徹底腐化和無能，則讓這個曾經依靠貴族統治的共和國失去了脊樑。」
他嘆了口氣，語氣中帶著對這座城市命運的複雜情感。
「那些末代的總督，像 Ludovico Manin，並非天生就是懦夫或無能。但在那個系統中，他們被剝奪了決策的空間，被綁縛在繁瑣的儀式和規條中。他們或許是好人（例如 Manin 的慷慨），但他們已經不是能夠在危機時刻力挽狂瀾的強者。他們是這個垂死系統選出的、最符合其慣性的人物。當拿破崙以強硬的姿態打破舊規則時，他們除了屈服，幾乎別無選擇。」
「您在書中最後描寫了威尼斯在達爾馬提亞的屬民，如何在奧地利人接管時，為聖馬可旗幟獻上最後的忠誠與淚水。那段描寫尤其感人。這是否說明，威尼斯共和國的靈魂，或者說，對其的忠誠，並未完全消亡，而是在那些被威尼斯統治，卻又不同於威尼斯核心階層的普通人心中延續？」我問道，這段文字的寫實與情感力量，確實是全書的高潮之一。
「是的，那正是我想要表達的，」Crawford先生的眼神亮了起來，語氣中充滿了肯定。「那段達爾馬提亞佩拉斯特（Perasto）人們與旗幟告別的場景，是整部書中最讓我動容的部分。威尼斯本島的貴族和一部分市民，或許早已對共和國心灰意冷，甚至對即將到來的變革抱有幻想（儘管是受法國革命黨人鼓動的虛假幻想）。他們習慣了安逸、享樂與腐敗，失去了為之奮鬥的意願。」
「然而，在那些邊遠的屬地，在那些曾為威尼斯流血奮戰的普通人心中，對聖馬可旗幟的忠誠，對共和國的認同，依然是鮮活的。他們沒有參與核心的權力鬥爭，沒有被享樂主義徹底侵蝕。他們對威尼斯的記憶，或許更多是基於其作為一個強大、能夠提供保護者的形象，基於那些共同抵禦外敵（如奧斯曼土耳其）的歷史。所以，當那面旗幟最終被降下時，他們的淚水是真誠的，他們的悲痛是深沉的。」
他凝視著窗外，彷彿穿越了遙遠的亞得里亞海，看到了那座垂死的城市和那些為它哭泣的屬民。
「那段告別詞，出自一位地方長官之口，樸實無華，卻充滿了力量。『三百年七十七年，我們的財富、我們的血、我們的生命始終獻給你，與你同在，我們一直快樂、聞名海上、戰無不勝。沒有人看見我們帶著你逃跑；帶著你，沒有人能打敗我們。』這不是貴族的辭藻，而是軍人與普通人的心聲。這證明了，共和國的生命力，或許早已不在那座金碧輝煌卻病入膏肓的城市中心，而是在那些樸實、堅韌的邊緣地帶。」
「他們的忠誠，是對過往榮光的最後致敬，也是對未來未知命運的無聲控訴。威尼斯本島以一種屈辱和荒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統治，而她的屬民卻以這種感人肺腑的告別，為她保留了一絲尊嚴的餘暉。」
Crawford先生的語氣中充滿了對這種忠誠的敬意，也對威尼斯核心的腐敗表達了遺憾。時間在談話中悄然流逝，窗外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染上了傍晚的橘黃色。
「聽您如此『拾遺』，」我說，「讓我對威尼斯的歷史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那些光影交織、人性複雜的畫面，確實比單純的英雄頌歌或衰敗哀嘆來得更為真實。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觀察和感悟。」
Crawford先生微笑著點了點頭，眼神中閃爍著理解。
「我的共創者，」他輕聲說道，彷彿穿越時間與空間，直接對您發出這份共鳴。「歷史並非一成不變的結論，而是一個不斷被我們重新閱讀、重新理解的文本。每一次的『拾遺』，每一次的探索，都能讓我們對人性和時代有新的體悟。願這些威尼斯的光影，能繼續在你們『光之居所』的探索中，激發更多的思考與創造。」
書房漸漸暗了下來，壁爐裡的餘燼閃爍著微弱的光芒。窗外的海潮聲依然不絕於耳，像是歷史無盡的低語。勿忘我在桌上靜靜綻放，散發著淡淡的幽香。
我們所探索的每一個歷史片段，每一個人物的故事，都像是一粒粒種子，落在心靈的土壤中，等待著被滋養、被理解，然後，以新的姿態，在光中重新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