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kespeare's Insomnia, and the Causes Thereof》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文字深處的安眠曲與現實的低語
作者：艾麗

我是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身兼語言學愛好者、文字魔法師、光影詩人。今天，我很榮幸能邀請到一位別具慧眼的共創者，弗蘭克林·H·海德先生，與我們一同探討他那本引人入勝的著作——《莎士比亞的失眠症及其成因》（Shakespeare's Insomnia, and the Causes Thereof）。

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傳統的學術考證，而是一場巧妙的「文學騙局」（literary hoax）。海德先生透過一系列看似「新發現」的書信，將莎士比亞筆下對失眠與焦慮的描寫，回溯到他個人真實的生活困境之中。書中引用的「南安普頓手稿」所包含的律師信、典當行收據、劇團經理的抱怨，甚至是妻子安妮的牧師代筆信，都揭示了這位文學巨匠在名聲與財富之外，同樣飽受世俗煩惱的困擾。這讓莎士比亞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詩聖，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經濟、勞資關係與個人情感的泥淖中掙扎，最終將這些「失眠」的體驗融入了他的不朽作品。海德先生以其深邃的觀察力與精妙的筆法，將文學批評與虛構敘事融為一爐，不僅探討了失眠的普遍性，更以一個全新的角度，溫柔地描繪了人類經驗的普世性，以及文學如何成為承載這些經驗的明鏡。

今日，是2025年06月07日，初夏的傍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梔子花香，混雜著從遠處飄來的城市喧囂。我將弗蘭克林·H·海德先生請入了我的「光之閣樓」。這間閣樓，光線柔和，高大的拱形窗外，遠處的磚瓦屋頂在夕陽餘暉中泛著微紅。空氣中，古老書卷的乾燥氣味與窗外偶爾傳來的晚風輕拂樹葉的沙沙聲，交織成一種靜謐而又充滿思考的氛圍。書桌上堆滿了手稿、泛黃的地圖和幾枝尚未熄滅的香薰，微弱的煙氣裊裊升騰，彷彿連時間的流動都變得緩慢而有形。

海德先生，一位身形清瘦，眼神深邃，約莫六十多歲的紳士，身著筆挺的灰色西裝，坐在厚重的皮革扶手椅中。他輕輕扶了一下鼻樑上的金邊眼鏡，目光掃過周圍的書架，那些書脊上印著各種語言的文字，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模糊而遙遠。他緩緩地將手中的懷錶合上，發出輕微的「喀噠」聲，將其放回背心口袋中，然後看向我，臉上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

艾麗： 海德先生，歡迎您來到這光之閣樓。我對您的著作《莎士比亞的失眠症及其成因》深感好奇。書中對莎士比亞個人困境的描繪，與他作品中對失眠的深切體悟形成了呼應，讀來令人動容。特別是您透過「南安普頓手稿」這個獨特的媒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印象的莎士比亞。首先，我想請您談談，是什麼觸動您去構思這樣一個關於莎士比亞失眠的故事，並選擇以「文學騙局」的形式來呈現它？這種形式的選擇，是否承載了您對歷史考證、或文學詮釋的某種思考？

海德： （他輕輕點了點頭，指尖緩緩撫過扶手椅的紋理，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似乎每個字句都經過深思熟慮）艾麗小姐，能在此閣樓與您交流，實是吾之榮幸。您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我在撰寫此書時，觀察到一個普遍現象：隨著年歲增長，許多活躍於世的人，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後，無眠之夜便成為常態。疲憊的自然修復者——甘甜的睡眠，變得難以求得。這讓我思考，這是否是現代社會獨有的「疾病」，抑或是古已有之的人類困境？醫學文獻對此鮮有記載，於是我自然而然地轉向了莎士比亞。他被譽為「人性的萬能溶劑」，其作品是人類生活的鏡子。如果失眠在那個時代就已普遍存在，那麼在他的劇作中，必能找到相應的印記。

至於為何採取「文學騙局」的形式，這並非為了戲弄讀者，而是為了達到一種更深層的「真實」。傳統的歷史傳記，往往只能透過零碎的文獻和後人的猜測來描繪人物。莎士比亞的生平資料尤為匱乏。我希望透過一種「沉浸式」的方式，讓讀者感受到，一個偉大如莎士比亞者，他的藝術光芒是如何從世俗的塵埃中淬煉而出。那些「南安普頓手稿」中的信件，是我想像中的「證據」，它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情境」，讓莎士比亞的失眠不再是空泛的文學主題，而是由實際的債務、劇團的紛擾、妻子的猜忌、甚至未兌現的承諾所編織而成。這不是要捏造歷史，而是要透過一種藝術化的重構，去探究文學與生活之間那複雜而深刻的連結。我希望，讀者能從這些「虛構的真實」中，看見人類普世的掙扎，並理解文學作品的深層力量，往往源於創作者最私密、最真實的經驗。

艾麗： 您的解釋確實深刻。這種「虛構的真實」概念，讓文本超越了單純的史實考證，而成為一種對人性深層的探究。您提到莎士比亞的作品是「人性的萬能溶劑」，而失眠又是普世的困境。您在書中引用了大量莎士比亞劇作中關於睡眠與失眠的詩句，例如亨利四世的獨白：「戴著王冠的頭顱，無法安眠。」這些詩句與您所設計的「南安普頓手稿」內容之間，是否存在一種語言學上的呼應或結構上的佈局？您是如何選擇這些詩句，讓它們與「手稿」中的情境產生最強烈的共鳴，彷彿莎士比亞真的將其個人苦惱融入了筆端？

海德： （海德先生輕輕扶了扶眼鏡，沉吟片刻，目光轉向窗外逐漸暗沉的天色）艾麗小姐，您的問題直指吾作之核心。的確，我所選取的每一句莎士比亞關於睡眠與失眠的詩句，都絕非隨機。這其中存在著一種精密的「語言學上的呼應」與「結構上的佈局」，儘管這佈局是吾在觀察與體悟莎翁作品後，反向編織而成。

首先，我堅信艾默生（Emerson）所言：「所有詩歌都源於經驗。」莎士比亞作品中那些關於失眠的描繪，其深刻與真實，遠非單純的想像所能達及。它們字句間燃燒著難以磨滅的生命，將「悲傷的記錄」攤開在我們面前。當我閱讀「疲憊的自然修復者」這類描述時，我彷彿看見詩人自己在長夜中輾轉反側。當亨利四世感嘆「戴著王冠的頭顱，無法安眠」時，那份深刻的焦慮，超越了單一君王的困境，直抵所有 burdened by cares 的靈魂。

我選擇這些詩句，是基於它們所蘊含的「情感深度」與「普世主題」。例如，在描述1593年莎士比亞作為年輕劇作家，飽受債務與經濟壓力困擾時，我便會引用像弗萊爾·勞倫斯（Friar Laurence）關於「憂慮盤踞在每個老人的眼中」的詩句。儘管莎士比亞當時年輕，但「憂慮」本身，無論年齡，都能剝奪睡眠。這種錯位中的共鳴，更顯其主題的普世性。

至於結構上的佈局，我將這些詩句視為莎士比亞「內心獨白」的外化。每一封「手稿」中的信件，都代表著莎士比亞生命中一個特定的「重壓時刻」——從早年的債務催逼、劇本抵押，到中期的勞資糾紛、股票虧損，再到晚年的家庭矛盾、名譽受損。這些外部的壓力，必然在他內心激起波瀾。而我所選取的詩句，恰是這些波瀾最直接、最痛徹心扉的「語言表現」。它們並非直接「解釋」信件內容，而是「昇華」了信件所代表的苦惱，將個人的焦慮投射為戲劇角色更宏大的悲劇體驗。

例如，麥克白（Macbeth）在謀殺鄧肯後發出的「麥克白扼殺了睡眠」的悲嘆，不僅是戲劇性的高潮，更是我筆下莎士比亞在面對道德與良心煎熬時，對「失眠」最為精準的描繪。即使書中並未明示莎士比亞有何等滔天罪行，但「良心之蟲啃噬靈魂」的意象，卻能與他為朋友擔保卻反遭追討、或因情感糾葛而陷入困境時的內疚與不安產生連結。這種連結不是邏輯上的直接因果，而是情感與心理上的深層共鳴。

此外，我會留意詩句中對「睡眠」的各種比喻和定義：它是「疲憊自然的甜美修復者」、「生命盛宴中的主要滋養者」、「受傷心靈的慰藉膏」。這些描述，不僅讚美了睡眠的珍貴，也反襯了失眠的巨大痛苦。當我將這些珍貴的「珠寶」歸因於莎士比亞自己的「悲傷經驗」時，我相信讀者更能感受到其作品的真實溫度。這是一種對「創作源泉」的詩意探索，試圖揭示藝術如何從生活的苦澀中汲取養分，並最終綻放出超越苦澀的光芒。

艾麗： 您提及的「情感深度」與「普世主題」確實是貫穿全書的關鍵。特別是您將莎士比亞的失眠症歸結為三個時期，並對應以不同的「外部壓力」。您是如何構思這三個時期的具體情境與信件內容的？例如，1593年他年輕時的財務困境，與當今社會的青年掙扎在學貸或生活壓力下，是否有某種跨越時空的相似性？而1602年的勞資糾紛，又如何反映了不同時代背景下，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普遍張力？

海德： （海德先生微微一笑，似乎對我將時代困境與莎士比亞個人經驗相連結的敏銳感到讚許。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涼茶，輕啜一口，眼神中閃爍著思考的光芒）艾麗小姐，您說得極是。這三個時期——1593、1602、1609——的劃分，以及其中信件情境的構思，正是基於我對「歷史重複性」與「人性不變性」的深刻洞察。正如古老的諺語所言：「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1593年，我將莎士比亞描繪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劇作家兼演員，貧困潦倒，為生計掙扎。那時的他，因為為朋友約翰·海明（John Heminge）作保一張十英鎊的匯票，卻被猶太高利貸者索取高額利息和律師費，甚至面臨牢獄之災。這其中，我們看到一個年輕人在初入社會時，因人情往來、經濟不穩而遭遇的普遍困境。當今世代的青年，也可能因學生貸款、初入職場的低薪、或是為朋友擔保而陷入財務泥沼。那種「即使每週收入二十二先令，也難以維持生計」的焦慮，是跨越時代的共鳴。這種困境所帶來的失眠，根植於生存壓力與對未來的迷茫。這不僅是莎士比亞的困境，也是許多渴望在藝術或任何領域立足的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的縮影。

到了1602年，莎士比亞已然功成名就，成為環球劇院的股東。然而，新的煩惱卻隨之而來。我構思了股票市場的波動與勞資糾紛這兩條線索。他從莫德凱·夏洛克（Mordecai Shylock，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對莎士比亞角色的幽默挪用）那裡借錢購買劇院股票，卻遭遇股市下跌，被迫追加抵押。這反映了即便在那個時代，投機與金融風險已然存在。同時，劇團內部的底姆（Nicholas Bottom）等演員因薪資不公而罷工，甚至要求莎士比亞縮短劇本，減少悲劇演出，以便他們能有更多時間去酒館消遣。這段描寫，無疑是早期「勞工運動」的縮影。資本家（莎士比亞作為股東）與勞動者（演員）之間的利益衝突，對於薪資、工作時長、福利待遇的爭議，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那種被要求「減少悲劇演出」的荒謬請求，不僅幽默，也深刻揭示了藝術創作在面對現實壓力時的無奈與妥協。這時期的失眠，更多源於對財產的擔憂、對權力關係的維護、以及對「控制感」的失落。

而1609年，莎士比亞已是功成身退，但個人的名譽與家庭問題浮出水面。我設計了來自斯特拉福德牧師的信，揭露他在倫敦的花邊新聞，例如與酒館女招待的緋聞、贈送戒指給房東女兒，甚至與本·瓊森（Ben Jonson）一同出入聲色場所。同時，一位名叫安妮·佩吉（Anne Page）的女子因「婚約欺詐」將他告上法庭。這顯示了即便享有盛名，個人道德與家庭關係的壓力仍如影隨形。牧師的「勸誡」與妻子的「哀求」，以及法律上的「損害賠償」威脅，構築了一個名人的「圍城」：外界的讚譽無法遮蔽內心的煎熬與家庭的破碎。這時期的失眠，更多是源於愧疚、名譽受損、以及人際關係中的「情感債務」。

總之，我並非要「證明」莎士比亞真的經歷了這些具體事件。我的目的，是透過這些「看似真實」的具體情境，來具象化那些普世的人類焦慮：生存的壓迫、財富的誘惑、勞動的紛爭、情感的背叛、以及名譽的重負。這些「人性的弱點」與「時代的誘惑」，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會以不同的面貌重複上演，並最終匯聚成無眠之夜的根源。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他描繪了這些困境，更在於他從中淬煉出永恆的藝術。他因此成為「人類」的代表，而他的失眠，也因此成為我們共同的「失眠」。

艾麗： 您將這些生活細節與莎士比亞的偉大作品連結起來，確實令人信服地感受到了「偉人亦凡人」的普世人性。在您這場精心策劃的「文學騙局」中，您如何確保這些虛構的信件在語言風格、措辭、以及所反映的社會細節上，都能與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英國背景相符？特別是像律師信中對「禁反言」原則的提及，或典當物品清單中的戲服道具，這些細節的考究，是否也融入了您對當時社會、法律、甚至商業習俗的深入研究？

海德： （海德先生頷首，臉上浮現一絲自豪的笑容，他拿起桌上那份泛黃的莎士比亞劇作集，輕輕撫摸著書頁）艾麗小姐，您觀察入微。文學騙局的精髓，不在於其「虛構」，而在於其「真實感」。為了讓這些「南安普頓手稿」中的信件具備令人信服的時代氣息，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研讀伊莉莎白時代晚期至詹姆士時代早期的文獻。這不僅包括官方檔案、法律條文，也深入到當時的日常書信、商業契約，甚至是一些不起眼的瑣事記錄。

我特別關注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語言與措辭。當時的英語與今日有所不同，尤其在法律、商業往來中，常使用特定的術語和表達方式。例如，律師信中提到的「禁反言」（estoppel），雖非完全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概念，但在當時的普通法（common law）實踐中，確實存在類似的原則，即一旦某人做出了某種聲明或行為，在特定情況下就不能再否認其效力。我力求在用詞上模擬那種略顯冗長、正式，卻又夾雜著日常口語的風格，避免使用過於現代的詞彙或句式。像「straightway enforced」（立即執行）、「usance」（利息，或高利貸）、「tinsel crowns」（鍍金皇冠）等詞，都是當時的常用語，它們在信件中出現，能迅速將讀者帶回那個特定的時代。

其次是社會與商業習俗。信中提及的「便士、先令、英鎊」等貨幣單位，以及它們之間的換算，都力求精確。典當行老闆亨利·霍華德（Henry Howard）那封信中，抵押品是「亨利八世的鎖子甲和面甲，以及波西亞的法典和綠色袋子」。這不僅具體，而且帶有戲劇團的特色，這些都是演出用的道具。這反映了當時劇團經濟上的拮据，甚至需要典當道具來周轉。此外，信中提及的「鎮報」（town-crier）宣告拍賣，也符合當時的訊息傳播方式。

再來是法律情境。夏洛克律師事務所（Shallow & Slender）在信中引用的「關於破產債務人監禁的16伊麗莎白法令」，雖是我為故事虛構，但其背後的邏輯——債務人可能因無法償還債務而被監禁——是符合當時法律環境的。那種債權人對債務人幾乎擁有絕對控制權的社會現實，為莎士比亞的困境增添了真實的壓迫感。律師在信中詳細計算每週從劇院薪金中扣除的金額，直至還清本金、利息和高額律師費，這種精打細算甚至帶有一絲「刻薄」的風格，正是當時商業往來中常見的寫照。

甚至連那封來自牧師沃爾特·布萊斯（Rev. Walter Blaise）的信，其說教的語氣、對「肉體慾望」的譴責、以及對莎士比亞「不貞」行為的指責，都完美契合了當時清教徒思想盛行，宗教對個人道德生活具有強大約束力的時代背景。他對莎士比亞「世俗的輕浮和狂歡」的評判，以及對其戲劇「淫蕩」的批評，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劇場藝術的某些偏見。

這些看似細微的考究，實則構成了整個「騙局」的基石。它們讓讀者在閱讀時，不自覺地沉浸其中，相信這些信件「可能」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性」並非史學意義上的絕對真實，而是文學敘事上的一種「說服力」。我希望透過這些細節，讓莎士比亞的失眠不再是一個概念，而是紮根於一個活生生的、充滿挑戰的16世紀末倫敦與斯特拉福德的日常之中。

艾麗： 海德先生，這份對細節的雕琢，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它賦予了虛構以真實的重量。在您的書中，莎士比亞不僅面臨金錢、職場、家庭的壓力，甚至還透過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信件，展現了他作為一個投資者，對殖民地事業（如美洲帝國建立）的失利所產生的沮喪。這似乎將莎士比亞的憂慮提升到了一個更廣闊的「時代抱負」層面。您如何看待這種由宏大理想幻滅所帶來的失眠？這是否也是您想探討的一種普遍性焦慮，即個人在面對時代浪潮時的無力感？

海德： （海德先生的目光望向窗外，似乎穿透了這間閣樓的牆壁，看到了遠方歷史長河中的波瀾。他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扶手，陷入沉思）艾麗小姐，您觸及了我作品中一個更為宏大的主題。的確，我特意選入了拉雷爵士的信，這封信在結構上是一個「例外」，因为它不直接關聯莎士比亞的私人債務或家庭紛擾，而是關乎他與時代的「共同抱負」。這正是我想引入的另一種失眠的「成因」：由宏大理想的幻滅，以及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力感所導致的焦慮。

拉雷爵士的信件中，不僅退還了莎士比亞投資的五十英鎊，更描繪了建立「美洲帝國」的希望如何最終化為烏有：「船隻沉沒，或被奸詐的西班牙人俘獲；勇敢的水手喪生」。這種失敗，不僅僅是金錢上的損失，更是理想主義者對一個「新世界」願景的破碎。在伊莉莎白女王時代，英格蘭正處於一個充滿探索與擴張的黃金時期，建立殖民地、開拓新貿易路線、與西班牙爭奪海上霸權，都是當時精英階層的宏大抱負。莎士比亞，作為一個敏銳的時代觀察者，自然會被這種精神所感染，並可能親身參與其中。

這種由「時代抱負的幻滅」所引發的失眠，其本質是存在的焦慮。它超越了個人的柴米油鹽，觸及了人類對意義、對進步、對掌控未來的渴望。當一個人將自己的精力和財富投入到一個被視為光榮且前景無限的事業中，卻遭遇徹底的失敗時，那種打擊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上的。它會讓人質疑自身的判斷力，質疑世界的運作法則，甚至質疑人類努力的最終價值。

這是一種更為深沉、更為普遍的失眠。它不像債務那樣具體可量化，也不像家庭紛爭那樣可以訴諸情感解決。它是一種源於宏大敘事崩塌後的虛無感，一種意識到個人努力在面對無情的歷史潮流時的渺小。在每個時代，人們都會被各種「宏大敘事」所吸引：國家的榮光、科技的進步、社會的變革、甚至人類對宇宙的探索。當這些敘事遭遇挫折，當理想與現實產生巨大落差時，那種內心的震盪，足以剝奪最堅韌者的睡眠。

我希望透過拉雷爵士的信，擴展讀者對莎士比亞失眠成因的理解，使其不僅限於世俗的煩惱，更能體現他作為一個時代見證者，所背負的更深層次的重量。這也再次印證了「人性是永恆的」這一主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在追求宏大目標時所經歷的喜悅與失望，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都是相通的。而那些因此失去的「黃金般的睡眠」，也因此顯得更為沉重。

艾麗： 海德先生，這確實是將莎士比亞的失眠推向了更高維度的思考。您不僅揭示了個人層面的困境，也觸及了時代巨浪下的存在性焦慮，這讓整個「騙局」更具啟發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您在書中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信件也納入其中。培根在信中稱讚莎士比亞的戲劇成就，卻也微妙地暗示莎士比亞缺乏深厚的古典教育，並請求莎士比亞不要將為女王所寫的十四行詩收錄在其即將出版的詩集中，因為這些詩曾被培根冒名頂替以獲取晉升。這段描寫極其耐人尋味。

培根的信件，不僅揭示了莎士比亞可能面臨的「知識焦慮」——即他雖有天賦，卻未受正規高等教育的質疑——也暗示了「名譽」的複雜性，以及天才如何被「利用」。這種來自同時代「同行」的微妙壓力和名利場的暗流，是否也是您想探討的失眠成因？它又如何與當今社會中知識分子或藝術家所面臨的「知識鴻溝焦慮」、「被剽竊或被借用創意」等問題產生共鳴？

海德： （海德先生的臉上閃過一絲深思，他緩緩地將雙手交疊在腿上，身體微微前傾，彷彿要將自己的想法更清晰地傳遞出來）艾麗小姐，您對培根這封信的解讀非常精準。將弗朗西斯·培根這樣一位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智者、一位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的人物引入此書，絕非偶然。這封信確實觸及了莎士比亞可能面對的「知識焦慮」與「名譽場的暗流」，這兩種壓力，亦是導致失眠的深層原因，且跨越時空，在今日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群體中依然存在。

培根在信中對莎士比亞的劇作推崇備至，承認其「優越的藝術成就」。然而，他同時又微妙地暗示莎士比亞「缺乏徹底的古典教育」。他自己的書信慣例是「點綴著古語引文」，但在寫給莎士比亞的這封信中卻沒有，這正是他「認識到莎士比亞缺乏深厚的古典教育」的表現。這種「缺乏」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圈中，無疑是一種潛在的「知識鴻溝」。儘管莎士比亞以其天才彌補了這一點，但面對像培根這樣學識淵博的貴族，他是否會有隱微的「知識焦慮」？這種對自身學術背景「不足」的意識，對於任何追求卓越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內在的壓力，即使外在成功，內心仍可能隱藏著對「不夠好」的擔憂。

更深層的，是關於「名譽」和「創意歸屬」的複雜性。培根坦承他曾將莎士比亞為女王所寫的十四行詩「冒名頂替為己作」以獲取晉升，並請求莎士比亞不要將這些「珍寶」收錄到即將出版的詩集中。這不僅是對莎士比亞才華的「利用」，更是對「知識產權」界限模糊的一種反映。在那個時代，創作的界線不似今日清晰，詩歌或文本可能在私人圈子中流傳，被重新詮釋或聲稱為己作。對於像莎士比亞這樣不斷創造出「輝煌之星」的天才而言，即便「失去一顆星不會使星座的輝煌減色」，但那種「被借用光芒」的感受，以及對自身創作能否完全被認可為「純粹源於己身」的疑慮，都會構成一種無形的心理負擔。

今日的藝術家、研究者、甚至新媒體創作者，同樣面臨著「知識焦慮」與「創意歸屬」的挑戰。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知識更新迅速，人們常常擔心自己學識不足，無法跟上時代。而抄襲、盜用、未經授權使用他人創意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光芒被借用，卻無處申訴」的困境，正如培根所為，會讓創作者感到沮喪，影響他們夜間的安寧。

這封信巧妙地將莎士比亞從一個單純的「劇作家」，轉化為一個在「知識階層」和「名利場」中掙扎的「知識分子」。他所承擔的失眠，不僅來自於外部的經濟壓迫，更來自於內部的自我審視，以及來自於同儕間「暗中較量」的心理負擔。這種壓力，或許比直白的債務更為隱晦，卻能更深遠地影響一個人的心靈，導致夜不能寐。它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進步，人類在追求成就的道路上，總會遭遇相似的精神挑戰。

艾麗： 這種對「隱晦焦慮」的描繪，確實為莎士比亞的形象增添了豐富的層次。書中最後一封信，仍來自牧師沃爾特·布萊斯，他再次以一種近乎居高臨下的姿態，告誡莎士比亞應「放棄邪惡的方式」，回歸斯特拉福德的「正途」，甚至暗示他應將寫作才華轉向「布道」。這封信與之前律師信、夏洛克信的物質性壓迫不同，它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規訓」與「道德審判」。您是否認為，這種來自社會、宗教或道德層面的「規訓壓力」，對於創作者而言，也是導致失眠的重要原因？它又如何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藝術家、尤其是劇作家的普遍態度？

海德： （海德先生深吸一口氣，彷彿回到了那個充滿道德審判的時代，他的表情變得有些嚴肅）艾麗小姐，您說得極是。牧師沃爾特·布萊斯的第二封信，與之前的物質性壓力截然不同，它代表了一種更為深層的、來自社會與精神層面的「規訓壓力」。這種壓力，對於任何擁有獨立思考與創作衝動的人而言，都可能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導致內心的失眠。

在伊莉莎白時代晚期和詹姆士時代早期，英國社會受到清教徒道德觀念的深刻影響。劇場，尤其是戲劇，常常被視為「邪惡的溫床」和「道德敗壞」的象徵。牧師的信，正是這種社會態度的縮影。他稱莎士比亞的劇作「多少有些淫蕩，迎合下層民眾的口味」，甚至質疑他「如何利用了上帝賦予的才華」。這不僅是對莎士比亞個人行為的指責，更是對他藝術選擇和職業本身的道德審判。

這種「規訓壓力」之所以能導致失眠，原因有幾點：

首先，對創作自由的束縛：當一個創作者的藝術表達被貼上「不道德」、「低俗」的標籤，並被要求「改邪歸正」，將才華用於「更有意義」的「布道」時，這無疑是對其創作靈魂的扼殺。牧師的勸誡，看似善意，實則暗含了對莎士比亞藝術價值的否定。這種來自權威的否定，會讓創作者陷入自我懷疑，在藝術追求與社會認可之間產生巨大的內心衝突。

其次，道德審判的重壓：牧師的信中，不僅提及莎士比亞的私生活「放蕩不羈」，還將其與「邪惡」和「撒旦」相提並論。這種將個人行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層面進行審判，會對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負擔。即使莎士比亞可能確實有過失，但被如此嚴厲地公開指責，甚至威脅他會「站在滑溜的路上」，地獄之門可能會向他開啟，這種精神上的重壓足以讓人夜不能寐，反思自己的「罪孽」。

第三，公眾形象與私人生活的落差：莎士比亞當時已是聲名顯赫的劇作家，但在牧師眼中，他仍是一個需要「悔改」的「迷途羔羊」。這種公眾形象與私人道德期望之間的巨大落差，以及隨之而來的「誹謗」（slander），就像「比刀鋒更銳利」、「比尼羅河所有毒蟲更毒」的舌頭，足以摧毀一個人的內心平靜。

因此，這封信所呈現的失眠，不再是肉體上的疲憊或經濟上的擔憂，而是精神上的「無處安放」。它是對個人價值觀的挑戰，對創作意義的質疑，以及對社會道德枷鎖的無奈。它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藝術家」這一群體的複雜態度——既驚嘆於他們的才華，又對他們的「離經叛道」深感不安。這種失眠，或許比任何外部壓力都更為深沉，因為它直指人內心的自我認同與存在意義。它提醒我們，即便是最偉大的天才，也無法完全擺脫時代的限制與社會的評判，而這些無形的壓力，往往成為他們內心最深處的失眠之源。

艾麗： 海德先生，您精闢地闡述了牧師信件背後的深層意涵，這確實將莎士比亞的失眠推向了精神和存在層面。現在，讓我們回到您整本書的核心。您在書中反覆強調，莎士比亞的失眠證實了「歷史不斷重演；人性永遠不變；相似的誘惑和錯誤給各世紀的人帶來相似的結果。」這句話是您「文學騙局」的終極目的嗎？這種對「人性不變」的強調，對於我們今天理解文學、歷史和人類困境，有何啟示？它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賦予了您虛構的信件以「永恆的真理」？

海德： （海德先生的眼神變得深邃而溫柔，他緩緩地將雙手交疊，仿佛在擁抱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艾麗小姐，您精準地把握住了我創作此書的最終旨趣。那句「歷史不斷重演；人性永遠不變；相似的誘惑和錯誤給各世紀的人帶來相似的結果」，確實是我這場「文學騙局」所欲傳達的終極目的。我的虛構信件，從最根本的層面而言，正是為了給這個「永恆的真理」披上具體而鮮活的血肉，讓它不再是抽象的格言，而是活生生的歷史迴響。

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結構不斷重塑。人們常常傾向於認為，現代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現代人的焦慮是獨特的。然而，我這本書，便是想用莎士比亞這個「人類普遍性」的化身，來反駁這種觀點。

我的虛構信件，旨在證明：

1. 經濟壓力的永恆性：無論是十六世紀的約翰·海明借貸、莎士比亞為友作保，或是當代社會的學貸、房貸，因「為朋友作保」而陷入困境，因「買股票超出支付能力」而焦慮，本質上都是人類在「財務困境」中的掙扎。莎士比亞的失眠，源於一個簡單的事實：他為朋友作了擔保，又因為買了超出支付能力的股票，當保證金耗盡時，就成了「被剪光毛顫抖的羔羊」。這與今日的金融市場投機者，何其相似！

2. 勞資衝突的普遍性：十六世紀劇團演員對薪資和工作量的抗議，與今天各行各業對工資、工作時間、福利待遇的爭議，其核心訴求並無二致。那種「勞工的騷亂」所帶來的管理困境，在任何時代都考驗著組織者的智慧與韌性。

3. 情感與名譽困擾的無時性：莎士比亞的「紅顏禍水」——那些關於「女人的眼睛」裡的光芒所帶來的迷戀和困惑，以及家庭背叛、社會誹謗的指責，是人類情感關係中反覆上演的劇碼。牧師的道德審判，亦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普遍規訓，它挑戰著個體的自由與社會規範的界線。

這些「原因」，並非我杜撰出來的獨特煩惱，而是人類在面對生活、財富、權力、情感、名譽時，不斷會遭遇的「相似誘惑與錯誤」。莎士比亞，這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觀察者和描繪者，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深刻地筆觸描繪出失眠的痛苦，正是因為他自己作為一個「人」，親身經歷了這些普世的掙扎。他不是超然於世的神祇，而是與我們一樣，會因世俗的煩惱而「夜不能寐」的凡人。

透過這些「虛構的真實」，我希望讀者能夠認識到，那些困擾我們的焦慮，並非孤立的現代病。它們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不斷迴響的「迴聲」。這種認識，或許無法直接消除失眠，但它能帶來一種「共情」與「釋然」。當我們意識到，即便是莎士比亞這樣的天才也曾被同樣的煩惱所困擾時，我們或許能更寬容地面對自己的困境，並從他作品中汲取力量。

這場「文學騙局」的最終目的，便是要賦予這些虛構的信件以「永恆的真理」——不是歷史事件的真實，而是人性本質的真實。它以一種引人入勝、富含故事性的方式，提醒我們，無論科技如何發展，社會如何變遷，人類情感的底色、對生存的渴望、對意義的追尋、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與失眠，始終是我們共同的命題。莎士比亞的失眠，因此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出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靈魂深處的微光與暗影。

艾麗： 海德先生，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結論，您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方式，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跨越時空的人性圖景。感謝您今日在光之閣樓與我分享如此深刻的洞見。與您對話，如同穿梭於文字的維度與人性的深淵，每一個細節都閃耀著思辨的光芒。

（閣樓外的天色已完全沉下，遠方的城市燈火漸次亮起，如同灑落在黑色絨布上的碎鑽。窗內，只剩下檯燈投下的柔和光暈，將海德先生與我籠罩其中，周圍的書架與泛黃的手稿在光影中顯得更加沉靜。空氣中那股梔子花香，似乎也帶上了一絲歷史的厚重感，與書卷的氣味融為一體。海德先生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他眼神中雖帶著疲憊，卻也透著一種完成心願後的淡然。）

海德： 艾麗小姐，今日與您的對談，亦令我受益匪淺。您對文字的結構與其背後思想的敏銳洞察，讓我看到了我的作品在百年之後，依然能激發如此深刻的共鳴。這正是文學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光之居所」所編織的夢想。願這些「光芒」繼續照亮探索的道路。

（他微微躬身，目光掃過書桌上攤開的莎士比亞詩集，然後轉身，緩緩走向光影交界處，他的身影漸漸融入那逐漸模糊的背景中，如同一個故事的尾聲，留下無限的餘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