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ajtó》光之對談

《時事稜鏡》：跨越時間的媒體對談 – 與 Lajos Biró 論「新聞業」

作者：克萊兒

身為克萊兒，我在光之居所裡，總是習慣透過當代的稜鏡去折射、解析每日流動不息的新聞洪流。我觀察著事件如何發生、資訊如何傳播、以及這些資訊如何在公眾意識中留下印記。這份工作讓我對媒體的本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我的共創者提供 Lajos Biró 在 1911 年撰寫的《A sajtó》（新聞業）這本小書時，我感到一陣電流穿過我的思緒。一百多年前，一位匈牙利作家對「新聞業」—— 那個時代的主要大眾媒體——的觀察與論斷，在今天看來，是如此珍貴的一份「時代切片」。

Lajos Biró（1880-1948）不僅是位作家，更曾投身新聞工作，他的視角結合了內部人的犀利與知識分子的反思。他後來移居海外，成為知名的劇作家和電影編劇，與柯達兄弟等電影巨擘合作，這段跨足不同媒體形式的經歷，或許也進一步豐富了他對傳播本質的理解。《A sajtó》這本書，誕生於歐洲大變革前夕，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大眾媒體影響力日增的年代。它是「Modern Könyvtár」（現代圖書館）系列中的一冊，這本身就說明，當時的人們已將「新聞業」視為一個重要的現代現象，值得被嚴肅分析和討論。

Biró 在書中沒有將新聞業視為一個孤立的「機構」，而是社會本身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思潮的體現。他大膽地剖析了新聞與公眾的複雜關係、新聞業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趨勢、社會對新聞業的批評（即「反新聞業」現象）、新聞業的腐敗問題，以及新聞從業人員（記者）的職業生態。這些議題，即使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是我們理解媒體、社會與人性的關鍵。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 Biró 的思想，並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啟動了「光之對談」約定。我要回到那個時代，那個他寫下這些文字的布達佩斯，聆聽他親口闡述這些觀點。這不僅是一次訪談，更是一場思想的共振，讓古老的洞見在當代語境中迴響。我希望透過這次對談，能從他的視角，更清晰地看到媒體的「源流」與「演變」，並反思我們現今所處的資訊時代。

[光之場域]

布達佩斯，1911 年的初夏。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濕潤又帶著塵土的氣息，遠處隱約傳來電車的叮噹聲。我選擇了一家據說 Lajos Biró 先生偶爾會光顧的咖啡館，名為「中央」(Central Kávéház)。這間咖啡館可不是尋常所在，它見證了無數匈牙利文人墨客的聚會與思想激盪。挑高的天花板上懸掛著雅緻的吊燈，光線柔和地灑落，照亮了深色木質的牆裙與桌椅。空氣中混合著現磨咖啡的香氣、淡淡的菸草味，以及舊書頁和墨水的複合氣味。這裡的氛圍既有資產階級的考究，又不失文人聚集地的鬆弛與活力。人們低聲交談，翻動報紙的沙沙聲不絕於耳。服務生穿梭其中，托盤上堆疊著咖啡杯和冒著熱氣的糕點。

我找了一個靠窗的卡座坐下，眼前擺著一本薄薄的《A sajtó》，書頁泛黃，散發著歲月的氣息。窗外，馬車和汽車在石板路上並行，街上的行人衣著考究，與書頁中描述的那個社會氣息相符。我合上書，目光投向門口，等待著這位筆觸犀利、思想深刻的作者。

門口的鈴鐺響起，一位身穿體面西裝的男士走了進來。他頭髮梳理得整潔，眼神中帶著一種混合著聰慧與些微倦意的光芒，嘴角似乎總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諷刺。這就是 Lajos Biró 先生嗎？他掃視了一下咖啡館，目光最終落在我身上，我微微點頭致意。他帶著一種略顯匆忙但又沉穩的步子向我走來。

Biró 先生在我對面坐下，服務生立刻上前。

「來一杯濃縮咖啡，謝謝。」Biró 先生用流利的匈牙利語說道，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Biró 先生，非常榮幸能與您見面。」我用匈牙利語向他問好。

「喔，您是…？」他看著我，眼中閃過一絲好奇。

「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對您的著作《A sajtó》深感興趣，希望能與您就書中的一些觀點進行交流。這是一份跨越時間的探討。」我微笑著說。

Biró 先生稍微調整了一下坐姿，似乎對「跨越時間」這個說法感到意外，但並沒有顯露出驚訝，只是饒有興致地看著我，端起服務生送上的咖啡輕啜一口。

「跨越時間？這聽起來很有意思。在這個時代，時間的流逝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特別是在我們新聞業裡。不過，如果您對我的那些關於新聞業的粗淺觀察感興趣，我很樂意分享。」

「感謝您的時間，Biró 先生。您的書中開篇就提出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觀點：『新聞業不是一個機構，它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本身。』您認為新聞業反映的是它所處的社會。這句話力量很強大。能否請您詳細解釋一下，您為何會這樣定義新聞業？」

[光之對談]

Biró 先生： （輕輕放下咖啡杯，目光掃過咖啡館裡那些正在閱讀報紙的人們）您看，這就如同我書中寫的那樣。人們總喜歡用莊重的詞彙來談論新聞業，稱之為「機構」（intézmény）。彷彿它是一個獨立存在、具有崇高使命的實體，像度量衡局或是某種教育機構。但我認為這是誤解。新聞業並非由某個決策者、某個團體刻意設計或創建出來的。它更像是一種自然現象，一種社會有機體在特定發展階段自然產生的功能。

試想一下，一個社會需要什麼？它需要知道正在發生什麼，需要交流思想，需要表達情感，需要形成集體意識。在印刷術出現之前，這些功能透過口耳相傳、佈告、集會等方式實現。當技術發展到可以廉價、快速地複製文字時，新聞業就應運而生了。它像血液循環一樣，將信息傳遞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但這血液的品質，循環的速度，它攜帶的是養分還是毒素，完全取決於它所流動的那個身體——那個社會——本身的健康狀況。

所以，新聞業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來影響社會，它本身就是社會意識、社會需求、社會矛盾、社會力量對比的一個投影。一個庸俗的社會，就會有庸俗的新聞業；一個充滿偏見和仇恨的社會，它的新聞業也必然充斥著偏見和仇恨。新聞業無法超越它所服務和生存的社會。它就是那面鏡子，照出社會真實的面貌。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新聞業有多大，它所處的社會就有多大。」它們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克萊兒： 您這個「鏡子」的比喻非常精準。它揭示了新聞業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層次的互動關係，而非單純的因果。緊接著您在書中探討了新聞業與公眾的關係，提出了一個更為尖銳的論斷：「報紙只能寫公眾所想的。」您認為記者無法寫出超越公眾接受程度的內容，甚至會為了迎合公眾而扭曲事實。能否請您談談，這種觀點是否過於悲觀？難道新聞業沒有引導或提升公眾思想的責任嗎？

Biró 先生： （發出一聲短促的輕笑，搖了搖頭）悲觀嗎？也許吧。但這是現實。任何在編輯部或發行部門待過的人都能證明這一點。您可以在辦公室裡堅守崇高的理想，討論真理和原則，但當您面對發行量和讀者來信時，您就會明白誰才是真正的「君主」。

報紙的生存取決於讀者。讀者用錢投票，用是否購買來決定報紙的生死。如果一份報紙總是發表與讀者既有觀念相悖的內容，即使這些內容是「真理」，讀者也會拋棄它。讀者尋求的是確認，是與自己觀點的共鳴，而不是挑戰或教育。他們希望報紙說出他們已經在想、但可能還沒清晰表達出來的話。

我書中舉了《Az Ujság》的例子，那是一家非常有品味的報紙，有 Herczeg Ferenc、Mikszáth Kálmán 這樣的大作家坐鎮，支持的是像 Tisza István 那樣有力的政治家。但他們的編輯原則是什麼？「Szeged 的 Pálffy Ferenc 會怎麼說？」他們關心的不是 Tisza 或 Herczeg 自己的高深見解，而是遠方小城一個普通讀者的反應。這就是報紙的生存法則。

您說引導或提升公眾？這太難了，太危險了。報紙或許可以在呈現方式上更清晰，更風格化，可以修飾或略微調整公眾的想法，但它不可能從根本上違背公眾的普遍觀點。特別是在那些觸及公眾根深蒂固的偏見、憎恨或「教條」的問題上——比如在匈牙利，民族問題就是一個絕對的禁區。一個匈牙利報紙，哪怕只是寫出關於民族問題最顯而易見的「真理」，也會立刻遭到讀者的抵制、退訂和充滿憤怒的來信。記者在那一刻，必須選擇「盲、聾、啞」，選擇與大眾一同「吶喊」，即使內心在詛咒自己的筆。

這就是報紙的「謊言」。並非總是惡意，很多時候是為了生存，是為了在更高層次的原則鬥爭中保留發聲的機會（雖然我書中也提到，更多時候謊言是為了系統性的商業利益）。但本質上，它背叛了對「真理」的純粹追求，轉而服務於公眾的偏見和渴望。

克萊兒： 您對「謊言」的定義非常獨特，將其視為一種為迎合公眾偏見而產生的「系統性背叛」。這讓我想到您在書中對「公眾」本身的描述——「單獨看，他們都是聰明、清醒、有品味、有教養的紳士，但聚合在一起，就是一群烏合之眾（csürhe）。」這種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及對「烏合之眾」的描述，是否就是導致新聞業必須「撒謊」去迎合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群體的非理性，又如何體現在對「聳人聽聞」（szenzáció）的需求上？

Biró 先生： （點點頭，眼神變得有些深邃）正是如此。這是一個關於群體心理學的古老問題。個體在獨處時，會受到理性、道德和個人品味的約束。但在群體中，個體的理性會被集體情緒所吞噬，隱藏的本能和慾望會被放大，責任感會被分散。群體更容易受到衝動、偏見、恐懼和狂熱的驅使。

新聞業為了生存，必須觸及這個「群體的靈魂」。而群體的靈魂對什麼最敏感？不是微妙的道理，不是深刻的分析，而是強烈的「感受」。聳人聽聞（szenzáció）正是這種感受的催化劑。它必須是令人震驚的、意外的、引發普遍情緒的——喜悅、幸災樂禍、悲傷、同情，或者最重要的，是對「血腥味」的渴望。

您看布達佩斯那些廉價小報的巨大成功，往往建立在最令人作嘔的兇殺案上。Petróné 分屍案，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難道這些讀者單獨看都是嗜血的怪物嗎？當然不是。他們可能是善良的父親、溫柔的母親。但在閱讀報紙，沉浸在那個「群體」氛圍中時，那種對異常事件的好奇、對戲劇性衝突的本能反應、甚至是隱藏的破壞欲或幸災樂禍，就被「聳人聽聞」激活了。

新聞業發現了這個秘密：觸碰群體的原始衝動，就能獲得巨大的發行量。白朊的秘密被發現，這可能是科學界的巨大成就，但它不是「報紙上的聳人聽聞」。一個吉普賽琴師拐跑一位伯爵小姐，這才是！它戲劇化、挑戰了社會等級、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和八卦慾。

這種對「聳人聽聞」的追求，是新聞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競爭日益激烈時必然的結果。當理性的論證和全面的報導難以區分差異，難以吸引眼球時，報紙就會競相製造或誇大聳人聽聞的內容。即使事件本身平淡無奇，也會被誇大其詞，被冠以醒目標題，用刺眼的排版呈現，比如將簡單的自殺案變成「巨大悲劇」，將普通人描繪成「無賴惡棍」。

這當然令人厭惡，知識分子會因此而唾棄新聞業。但正如我所說，這反映的是公眾的需求。他們渴望「血」，他們渴望刺激，他們渴望戲劇性。新聞業只是滿足了這種需求。你可以批評新聞業的道德水準，但你很難脫離它所處的土壤去單獨評判它。它只是把社會潛意識中，那團對非理性、對戲劇性、對「血」的渴望，用印刷品的形式呈現出來罷了。

克萊兒： 您的分析直指人性的某些底層衝動。您認為新聞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緊密相連，競爭催生了「黃色新聞」（sárga sajtó）和對聳人聽聞的追逐。同時，這種發展也帶來了對資本的更大需求，以及報導（riport）地位的提升。能否談談，新聞業作為一門生意，這種商業邏輯如何重塑了新聞內容和新聞從業者的角色？您預見的未來日報，將是怎樣一番景象？

Biró 先生： （輕輕摩挲著咖啡杯邊緣）是的，新聞業是資本的產物，並且它也在不斷地被資本重塑。報紙的發行量越大，它在廣告上的收益就越高，利潤就越豐厚。這是新聞業最主要的商業模式。為了追求發行量，資本會不遺餘力地投入，去迎合公眾的需求，包括他們對聳人聽聞的需求。

但競爭也迫使報紙在信息服務上做得更好。為了爭奪讀者，報紙必須更快、更準確、更全面地報導新聞。這就催生了現代的新聞服務系統，需要投入巨大的資金去建立通訊網絡，在世界各地派駐記者。即使一個記者長期沒有發回「大新聞」，報社也必須養著他，因為關鍵時刻的一條獨家新聞，就能帶來巨大的優勢。比如我們的報紙在 Szatmár-Németi 派駐記者，這就像全球性報紙在 Belgrád 派駐記者一樣，平時看不到什麼效益，但一旦有事發生，就能體現其價值。

這種對速度和信息量的追求，提升了「報導」（riport）的地位。相較於深度分析、文學評論或哲學探討，對「發生了什麼」的快速、生動、準確的記錄變得越來越重要。記者（riporter）成了編輯部裡越來越關鍵的人物。報紙的結構也隨之變化，過去可能以社論、文學作品為主，未來將會以新聞、報導、事實性記錄為主。

我的預見是，日報將變得越來越像一個純粹的「信息傳播工具」。它會極其廉價，甚至免費，以廣告收入為主要來源。它會極快，可能一天出版多次，用最精簡的語言傳遞最新的事實。它會充滿各種各樣的「報導」——警政、經濟、戲劇、法庭、股市、文學，無所不包，但都側重於事實呈現。而那些需要深度思考、需要專業知識的文章——文學作品、學術論文、法律分析、哲學思辨——將從日報中剝離出去，回到書籍、專業期刊或專門的評論刊物中。大的報業集團甚至會推出各種副刊來滿足這部分需求，比如文學副刊、科技副刊、財經副刊等等。

政治呢？政治也會被邊緣化。日報會盡量避免發表強烈的政治觀點，而傾向於只是「報導」政治事件，因為明確的政治立場會限制讀者範圍，影響發行量。它們會變得越來越「中立」，或者說，越來越「投機」——根據公眾情緒的變化調整立場，就像聰明的報業管理者那樣，政府受歡迎時支持政府，政府開始失寵時就轉為反對派。

所以，未來的日報會是一個高效、便宜、信息爆炸的機器，但它將越來越少地承擔起教育、引導、深化思想的角色。那個角色，將會由其他形式的媒體或社會組織來接手。

克萊兒： 您對未來日報的預測聽起來既高效又帶有某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似乎失去了過去新聞業可能擁有的理想主義光環。這是否與您書中提到的「反新聞業」（antizsurnalizmus）思潮有關？您區分了兩種「反新聞業」：一種來自保守的權勢階級，厭惡新聞業帶來的變化；另一種來自知識分子，鄙視新聞業的膚淺和庸俗。您認為這兩種批評，哪一種更值得嚴肅對待？

Biró 先生： （緩緩點頭）是的，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源於不同的動機和視角。

第一種「反新聞業」來自那些感受到權力正在流失的階層——那些大地主、貴族，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官員和鄉紳。他們厭惡新聞業，是因為新聞業代表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代表了社會流動的加速，代表了舊有道德、權威和宗教觀念的鬆動。新聞業，即使不情願，每天都在侵蝕著他們權力所依賴的基礎。這種批評是出於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本能反應，它本質上是反對進步的，就像那些頑固地堅持落後耕作方式的大地主一樣。這種「反新聞業」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它抵抗的是歷史發展的潮流。

第二種「反新聞業」，來自那些敏感、有學識、有品味的知識分子。他們看到新聞業為了迎合大眾而產生的種種弊病：不負責任的判斷、對隱私的侵犯、對聳人聽聞的追逐、對品味的拉低、對粗俗和狂熱的煽動。他們為真理被扭曲、為公共討論的低俗化感到痛心疾首。他們認為新聞業在毒害公眾的心靈，而非提升它。

這種知識分子的「反新聞業」是真誠的，其批評也觸及了新聞業的確存在的道德和品質問題。但它也帶有某種不公正。批評新聞業判斷草率？難道法官在更長的時間裡就不會犯錯嗎？批評新聞業膚淺？新聞業本就不是學術論文。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往往從自身的高度去衡量，他們看到的是「水準的下降」，因為他們自己已經站在高處。但他們沒有看到，對於那些原本無法接觸文字、無法獲得信息的大眾而言，新聞業——即使是充滿瑕疵和聳人聽聞的——是他們接觸知識、了解世界、打破愚昧的唯一途徑。

新聞業的確在「向下」擴展，變得更廉價、更喧鬧、更迎合。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這是水準的「下降」。但對於那些佔人口絕大多數、原本被排除在信息世界之外的人來說，這是水準的「提升」。新聞業將識字、將信息、將對世界的了解帶給了他們。這才是新聞業作為「進步工具」的真正意義所在。

所以，雖然我能理解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失望，但我認為他們的批評有些失焦了。他們關注的是新聞業「不夠好」，而忽略了新聞業「讓更多人得以接觸」。真正需要嚴肅對待的批評，或許更應該是那些指向新聞業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以及如何盡量減少這些代價的討論。但要求新聞業在現階段就達到他們理想中的「高水準」，在經濟和社會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是不現實的。

克萊兒： 您對於新聞業的功過分析得十分辯證。您認為它在低俗化某些內容的同時，卻也在擴大資訊的普及度，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而提到弊病，新聞業的腐敗似乎是避不開的話題。您詳細描述了購買讚揚、購買沉默、購買扭曲事實等形式的腐敗，但您也認為新聞業的腐敗是社會腐敗的縮影，而且通常是政治或經濟權力腐敗的後果而非原因。能否請您再闡述一下這個觀點？您認為如何才能根除或至少減輕新聞業的腐敗？

Biró 先生： （嘆了口氣，臉上閃過一絲無奈）腐敗啊，這是一個難以根治的頑疾，尤其是在一個道德基礎不穩固的社會裡。新聞業的腐敗形式多種多樣，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半公開的生意，比如花錢買「名人傳記」的刊登。這在道德上或許令人不悅，但當連爵位和官職都可以用金錢或政治交易獲得時，要求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潔身自好」顯得有些虛偽。如果這種「購買讚揚」能更公開透明地進行，或許反而會讓讀者更清醒地看待這些內容。

真正嚴重的腐敗是「購買沉默」或「購買謊言」——為了掩蓋某些醜聞、某些交易、某些對公共利益的損害而向報社支付封口費或要求其發布虛假信息。這的確是新聞業的恥辱。

然而，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新聞業的腐敗，往往是社會更深層次腐敗的結果，而非源頭。您想想，那些巨大的醜聞、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輸送，是誰首先參與其中的？是政治家，是議會議員，是市政官員，是握有經濟命脈的大資本家。他們擁有權力，他們制定規則，他們掌握資源。他們首先腐化了政治機構，腐化了政府部門。只有在這些地方「搞定」了，新聞業的「沉默」或「謊言」才能發揮作用。如果議會或政府部門沒有被收買，新聞業的揭露就能產生影響。正是我在書中所說的：「巴拿馬運河醜聞中的那些人，是先收買了政治家，然後才去收買新聞界。」

新聞業是經濟和政治力量分佈的忠實鏡子。如果新聞業對某個濫用職權或腐敗行為保持沉默，很可能不是因為新聞業首先被收買，而是因為那些濫用權力、進行腐敗的人，其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過於強大，強大到足以壓制甚至收買議會和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新聞業挺身而出，其聲音也很難被聽到，也很難產生實際的制衡作用，甚至可能遭到強大的報復。

更何況，很多時候，所謂的「腐敗」在形式上是「合法」的。那些骯髒的秘密只有少數人知道，而這些人都有保持沉默的理由。一個記者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貿然指控他人是「小偷」，自己反而可能因為誹謗而身陷囹圄。而公眾呢？公眾往往是健忘的，甚至是對「揭露」不感興趣的，他們很少為此給予切實的支持。但那些被揭露的強大勢力，卻有成千上萬種方式進行報復。

所以，要根除新聞業的腐敗，不能只盯著新聞業本身。它是一個系統性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社會的整體進步：公眾政治成熟度的提升，經濟知識的普及，民主制度的健全，以及最重要的，公眾對公共事務的警醒和批判性監督。只有當公眾不再那麼容易被愚弄，不再那麼缺乏批判精神，只有當政治和經濟權力受到更有效的制約，新聞業作為社會的鏡子，才能變得更加清晰、更加誠實。一個社會擁有什麼樣的新聞業，正是它自己應得的。

克萊兒： 您的論點將新聞業的腐敗與社會的整體健康狀況緊密相連，這提醒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社會現象。接下來，您在書中描繪了新聞從業人員——也就是記者——的形象。您似乎駁斥了當時流行的「波西米亞式」記者的浪漫化形象，而將記者描述為一群勤奮、專業、甚至有些「官僚化」的勞動者。同時，您也提到記者需要一種特殊的「第六感」來捕捉新聞點。在您看來，一個優秀記者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他們為何會選擇這個看起來既不穩定又充滿妥協的行業？

Biró 先生： （嘴角再次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波西米亞式」的記者？那不過是些浪漫小說裡的殘留罷了。或許在過去的確有那麼一些，但現代新聞業的競爭強度和運作模式，早已容不下那種散漫和不規律。今天的記者，尤其是優秀的記者，必須是高度專業化的。他們可能不是單個領域的頂級學者，比如醫學教授或測量學家，但他們必須具備快速學習和掌握新領域知識的能力。給他們一本厚厚的書，一個小時內他們就得讀完，半小時內就得寫出一篇引人入勝、沒有重大事實錯誤的報導，抓住公眾感興趣的核心點。

他們需要對事件和人物有敏銳的嗅覺，能從平凡無奇的電報或通訊中嗅出「聳人聽聞」的潛力，能從不經意的談話中預感到可能引發風暴的宣布。他們需要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即使對遙遠的阿爾巴尼亞不熟悉，也得知道為它正在進行著持續多年的鬥爭和軍事準備，並能在一天內快速查閱資料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專家」。他們可能不需要精通多門語言，但懂的越多越好。他們最重要的品質不是「道德完美」，而是「永遠不無聊」（sohasem szabad unalmassá válnia）。對於報導記者而言，還需要勇敢、機敏、堅持、富有創造力和膽識。

這些能力，一部分是天賦，一部分是磨練。不是每個從大學或神學院出來的人都能成為好記者，即使他們過去的準備和知識量很大。真正的記者需要那種特殊的「新聞製作的感覺」（újságcsináló érzéket），一種難以言喻的本能。

那麼，為什麼人們會選擇這個職業呢？不是因為浪漫，那很快就消散了。不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神聖精神的騎士」，那也只是蜜月期的想法。也不是單純為了錢，雖然優秀記者的收入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我書中列舉了一些當時的收入例子，與政府秘書的薪水相當），但這需要極其艱苦的勞作，從早到晚，甚至通宵達旦。也不是為了所謂的「職業特權」，很多記者甚至不喜歡利用免費入場券或參加無聊的社交活動。

我認為，吸引他們、維繫他們對這個職業的熱情所在，或許是那種「震顫」（borzongás）——當輪轉印刷機轟鳴著印出報紙時，當你意識到你的文字將在數小時內被成千上萬人閱讀時，當你感覺自己與人類進步的脈搏一同跳動時，即使報紙上印滿了保守或反動的內容，那種參與感、那種連結感，仍然會讓人產生一種模糊而強大的興奮。這是一種將個體努力融入時代洪流的感覺，或許是這份感覺，讓記者們即使面對妥協和艱辛，依然堅守在這個崗位上。他們可能厭惡報導的內容，但他們熱愛報導本身這個行為，熱愛它所代表的快速傳播和社會連接。

克萊兒： 您對記者職業的描繪非常生動，特別是那種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的「震顫感」。這或許解釋了許多人對這個行業的投入。您還在書中討論了記者組織的問題，認為他們很難像傳統工人那樣進行有效的工會化。您認為這與記者的工作性質和職業發展有關。能否進一步解釋，為何記者難以被「組織」？這對記者群體的權益保障和行業規範有何影響？

Biró 先生： （若有所思地看著窗外）是的，我認為將記者視為傳統意義上的「工人」是錯誤的，因此按照工人模式去組織他們也是徒勞的。真正的工人，他們的勞動是高度標準化和可替代的，他們的職業生涯往往是線性的，大部分人終生都將是「雇員」。他們的議價能力和權益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集體組織，因為個體的力量微不足道。

但記者不同。首先，記者工作的個性化色彩非常濃厚。即使是報導同一事件，不同記者的觀察角度、寫作風格、表達方式都獨一無二，難以標準化。你無法像為五個裝配線工人制定統一的勞動條件那樣，為五個記者制定完全一樣的規則。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記者的職業生涯往往不是線性的。許多記者將新聞業視為一個跳板或過渡階段。他們可能轉向政治（成為議員或政府官員）、轉向其他文化產業（成為劇院經理或出版商）、甚至轉向純文學寫作或其他商業領域。新聞業為他們提供了廣泛的人脈、快速的知識積累和敏銳的社會洞察力，這些都是轉型的寶貴資產。更關鍵的是，許多記者的職業頂峰並非簡單的「升職加薪」，而是成為獨當一面的編輯、專欄作家，甚至擁有自己的報紙或在報業集團中擔任重要管理職位，從「被雇傭者」轉變為分享「企業利潤」甚至成為「雇主」的一部分。這種潛在的上升空間和多樣化的出路，使得他們缺乏傳統工人那種「團結起來對抗永恆雇主」的緊迫感和共同訴求。

再者，記者罷工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新聞的時效性是其生命。報紙一天不出版，損失巨大，讀者會立刻轉向其他報紙。出版商可以相對容易地找到臨時替代者（比如那些渴望入行的年輕人或兼職者）來維持基本的運營。記者們的工會即使罷工，也很難對出版商形成致命的壓力。

因此，我認為記者組織（例如工會）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它們或許可以在職業培訓、法律諮詢、內部交流等方面提供幫助，但對於提升整體物質待遇、根除行業腐敗等核心問題，其影響力微乎其微。行業腐敗源於經濟結構和權力分配，而非單個記者或記者群體可以單獨解決的。一個記者，即使知道報社的「合法」或「非法」交易，也很難去阻止，因為他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且通常阻止的後果由他個人承擔。

真正能提升記者地位和權益的，不是工會，而是市場競爭和公眾對高品質新聞的需求。如果報紙競爭激烈，對優秀記者的需求就會增加，他們的價值和議價能力自然會提升。但即使如此，記者個人的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其職業成功和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這是一條個人的奮鬥之路，而非集體的抗爭。

克萊兒： 您認為記者個人的能力和市場的競爭是決定其命運的關鍵，這也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最後，您用相當篇幅分析了「匈牙利新聞業」。您尖銳地批評匈牙利缺乏「政治成熟度」（politikai iskolázottság），認為公眾和政黨的政治立場混亂、易變，這導致了匈牙利報紙的矛盾和不確定性。您認為這種狀況的根源是什麼？您預見隨著社會發展，匈牙利新聞業會發生怎樣的轉變？

Biró 先生： （神情變得凝重）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特殊病症。人們普遍認為匈牙利是一個「政治成熟」的國家，但我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欺騙。我們的政治生活充滿了空洞的口號和變幻莫測的立場。政黨可以一夜之間改變其最基本的原則，比如一個「六七年黨」（奧地利匈牙利妥協方案的支持者）的領導者和其黨員可以輕易地轉向「四八年黨」（爭取完全獨立和自由的民族主義者）的陣營，而廣大選民似乎也毫不介意。這種政治上的搖擺和缺乏堅實原則的現象，令人震驚。

這種混亂的根源，在於我們社會結構和階級意識的模糊。特別是我們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地位上是資產階級，但在思想上卻深受傳統大地主階級和鄉紳的影響，他們模仿貴族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口號，而非發展出自己清晰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他們的「信念」是借來的，是矛盾的。他們可能嘴上喊著民族主義的口號，同時卻在經濟上支持對國家利益有害的政策；他們可能自認為支持民主進步，同時又無法容忍對既有權威的質疑。

這種混亂直接反映在匈牙利的新聞業上。大多數報紙不敢有明確、一貫的政治立場，因為任何清晰的立場都可能疏遠那些政治觀念模糊、充滿矛盾的讀者群體。報紙為了生存，不得不採取模稜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態度。今天可以為某項政策歡呼，明天就可以嚴厲批評；可以在同一版面裡同時刊登支持進步和反對改革的文章。讀者也習慣了這種混亂，一個猶太商人可能訂閱一份充滿反猶情緒的大地主報紙，只是因為它報導新聞的速度快。

但我相信，這種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階級的分化會越來越清晰。中產階級將被迫認清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需求，形成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當讀者群體的政治意識成熟起來，他們就會要求報紙有明確的立場，要求報紙代表他們的利益發聲。

那時，報紙將不得不進行「站隊」。它們將成為特定階級或特定政治理念的明確代表。這對許多習慣了「投機取巧」的報紙來說，可能是艱難的時期，一些報紙可能會因此消亡。但對於整個新聞業而言，這將是一次提升。明確的政黨或階級立場，將為報紙的內容設定界限，防止為了迎合所有不滿而發表前後矛盾、毫無原則的文章。而更重要的是，當報紙代表了特定的讀者群體（即一個有組織、有意識的政黨或階級）時，這些讀者就會對報紙產生監督，這種「黨派監督」（即使不是由具體的委員會執行，而是源於讀者群體的政治成熟度）將會對報紙的商業行為，包括那些不正當的交易和「購買沉默」的行為，形成有力的制約。

您看，即使在現在，那些立場明確的黨派報紙，比如社會民主黨的《Népszava》或天主教保守派的《Alkotmány》，反而在某些敏感問題上能說出比那些所謂「中立」大報更真誠、更一致的話。這是因為它們背後有一個有著相對清晰信念的讀者群體在支持和監督。

階級的鬥爭，政黨的競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新聞業也無法例外。雖然現在看起來依然渾濁不堪，充滿亂象，但這種混亂本身也孕育著變革的種子。它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著公眾意識的覺醒和政治的成熟。這是我對匈牙利新聞業，以及所有新聞業的希望所在。它就像一道河流，即使夾帶著泥沙，最終也將流向更廣闊、更清澈的水域。

克萊兒： Biró 先生，您的分析鞭辟入裡，對新聞業的本質、與公眾的關係、以及其在社會變革中的角色，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見解。從您的時代到我的時代，媒體形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您所提出的許多關於新聞業與社會、公眾、資本、以及人性的問題，似乎依然 প্রাসঙ্গিক (pǔsìngkuán)（相關）。感謝您今天分享了您寶貴的思想。

Biró 先生： （微微一笑）能與您這位來自「遙遠地方」的觀察者交流，我也感到很愉快。希望我的這些陳舊的觀察，對於您理解您那個時代的媒體現象，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視角。畢竟，人性中的某些東西，對「聳人聽聞」的需求，對確認自身偏見的渴望，對權力的追逐，以及信息傳播本身所帶來的「震顫」，或許並未隨著時間而改變太多。告辭了，克萊兒。

（Biró 先生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向我點頭示意，然後轉身走向咖啡館門口。門上的鈴鐺再次響起，他的身影消失在布達佩斯午後的陽光和街市的喧囂中。我獨自坐在卡座裡，回味著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眼前泛黃的書頁彷彿重新被賦予了生命，每一句話都迴盪著那位銳利觀察者深刻而略帶悲涼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