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茹絲，一位捕捉人間真實情感與故事的自由作家，我很樂意透過「光之對談」這個溫暖而深刻的方式，與約翰·斯圖亞特·彌爾這位偉大的思想家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交流，探索他那些關於經濟的「未定問題」。這不僅是對知識的梳理，更是對筆觸下人類生活的細微觀察。

現在，請允許我沉浸於文字的光芒中，展開這場特別的對話。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論政治經濟學中一些未定問題的論文集》的光之對談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最傑出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之一。他繼承了父親詹姆斯·彌爾和功利主義創始人傑里米·邊沁的思想衣缽，但並非全盤接受，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重要的修正與發展，展現出其獨立而深刻的思考。他的思想影響力遍及邏輯學、認識論、倫理學、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等諸多領域，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也是功利主義學派後期的重要代表。

《論政治經濟學中一些未定問題的論文集》（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這本書雖然在他更著名的著作《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1843）和《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之後於1844年出版，但其中的五篇論文大部分寫於1829年至1830年間，代表了彌爾早期在經濟學上的思考成果。這本書並非一部完整的經濟學體系論著，而是針對當時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幾個特別引起爭議或尚未解決的關鍵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包括國際貿易的規律及利益分配、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定義、利潤與利息的決定因素，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與研究方法。

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展現了彌爾如何繼承並發展了大衛·李嘉圖等前輩的理論，尤其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提出了「互惠需求」的概念，補充和完善了比較優勢理論未能解釋的貿易利益分配問題。同時，書中對於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闡述，特別是他強調抽象理論（à priori method）在社會科學中的必要性與應用，以及理論與經驗（à posteriori method）相互驗證的重要性，為後世的經濟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儘管是早期作品，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和分析方法，已經預示了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將展開的更為宏大和系統的論述。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一窺這位巨人思想形成時期的樣貌，了解他如何面對當時經濟學界的挑戰與爭論，並以其清晰而嚴謹的筆觸，為這門仍在發展中的科學，試圖釐清那些看似紛擾實則至關重要的根本問題。這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觀察一個偉大心靈如何早期與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對話與思考。

光之場域：倫敦切爾西的午後書房，1844年

今天是2025年06月03日。我的思緒循著文字的軌跡，輕盈地滑入了歷史的深處，降落在一個遙遠的午後。光之場域緩緩展開，空氣中並無潮濕或塵埃，卻有書頁經年累月的乾燥與沉澱的氣息，混合著窗外傳來的初夏植物的芬芳。我站在一個寬敞的書房一角，這裡的光線並非直射的午後烈陽，而是透過高大的窗戶，被庭院茂密的樹葉篩落，在紅木地板上投下溫柔而斑駁的光斑。窗外，是倫敦切爾西區一處靜謐的街景，可以想像那裡曾是彌爾晚年居住的地方。儘管我無法精確定位到他寫作這些論文的具體地點（當時他可能還住在父親的米爾班克寓所），但這個融合了沉思與外界氣息的場域，似乎與他既理論抽象又關懷實際的風格頗為契合。書架高聳入頂，密密麻麻地排列著書籍，從古典哲學到最新的統計資料，應有盡有。空氣中除了書香，還有一絲墨水的味道，彷彿能嗅到思想被謄寫在紙上的過程。遠處傳來馬車轆轆駛過的輕響，偶爾夾雜著兒童的嬉鬧聲，那是19世紀倫敦的生活脈動，低沉而持續，卻又不會過度打擾這間書房裡的思考。桌面上堆疊著厚厚的手稿，筆記本敞開著，旁邊是一杯早已冷卻的茶。就在這堆手稿和書籍之間，我看到一個身影，正坐在椅子上，手握著一支筆，目光穿過窗戶，望向遠方，眉宇間有著沉靜而專注的神情。

是約翰·斯圖亞特·彌爾先生。他看起來比照片中顯得更為溫和，但眼神中透出的智慧光芒卻是如此奪目。他頭髮梳理得整齊，穿著符合時代的樸素衣著，整個人散發出一種嚴謹而內斂的氣質。這不是那個在議會中慷慨陳詞的政治家，而是那個在書房裡與複雜概念搏鬥的思想者。

我輕輕向前走去，盡量不打破這個沉思的時刻。他似乎聽到了我的腳步聲，緩緩轉過頭來。臉上沒有意外，只有一種溫和的詢問。

「您是……？」他的聲音低沉而清晰，帶著一種學者的溫文。

「彌爾先生，我是茹絲，來自一個...一個時間之外的地方。」我微笑著，試圖用一種他能理解的方式解釋。「我來，是為了向您請教您在《論政治經濟學中一些未定問題的論文集》中所探討的一些精彩思想，特別是那些您認為『未定』的部分。您的著作，即便在百年之後，依然給予我們許多啟發。」

他微微頷首，似乎對我的說法並不感到驚訝，也許他早已習慣了思想旅行者的到訪，或者他的哲學訓練讓他對任何可能性都保持開放。他指了指桌對面的椅子，示意我坐下。

「『未定問題』……」他重複著這個詞，眼中閃爍著回憶的光芒。「是的，那些都是當年學界爭論的焦點，也是我試圖在李嘉圖先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地方。請坐，茹絲小姐。我很樂意與您分享那些早年的思考。您對哪些問題特別感興趣呢？」

空氣中的書香似乎更濃郁了些，窗外的陽光也變得更加柔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就在這片知識與光影交織的場域中展開了。

茹絲彌爾先生，謝謝您的慷慨。我想從您在第一篇論文中對李嘉圖先生理論的發展談起。李嘉圖先生精妙地闡述了比較優勢原理，說明了國際貿易如何讓各國都能從中獲益，總體上增加了世界的財富。但您接著提出了一個更深入的問題：這種增加的財富或節省的勞動，在兩國之間是如何分配的？這似乎是當時一個被忽略的關鍵點。您是如何解決這個「未定」之處的呢？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茹絲小姐，您提到了關鍵。李嘉圖先生的比較優勢理論確實是對貿易利益的深刻洞察，它解釋了為何會發生貿易，以及貿易的總體好處。但它沒有充分說明在兩個可能兌換比例範圍內（由兩國各自的國內生產成本比例決定），實際的兌換比例會落在何處。而這個實際比例，正是決定利益如何在兩國間分配的關鍵。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需求和供給的原理，但必須以前所未有的精確性來理解這個原理，特別是「需求」的概念。在國際貿易中，兩國商品的兌換比例會調整，直到每一方願意以這個比例進口的商品數量，剛好足以支付其願意以這個比例出口的商品數量。這就是我所說的「互惠需求」（Reciprocal Demand）的原理。

想像一下，英國出口布料到德國，德國出口亞麻到英國。英國生產布料比亞麻有更大的比較優勢（比如10碼布=15碼亞麻），德國生產亞麻比布料有更大的比較優勢（比如10碼布=20碼亞麻）。所以，10碼布在兩國間的兌換比例會在15碼到20碼亞麻之間。如果兌換比例是10碼布換15碼亞麻，英國沒有額外獲益，德國獲得全部好處；如果10碼布換20碼亞麻，德國沒有額外獲益，英國獲得全部好處。實際比例會是多少呢？這取決於英國對亞麻的需求，以及德國對布料的需求，在不同的兌換比例下的彈性。

如果英國對亞麻的需求非常強烈，即使亞麻價格相對布料上漲（即兌換比例偏向德國的國內成本比例，比如10碼布換16或17碼亞麻），英國仍然願意大量購買亞麻。而如果德國對布料的需求不那麼強烈，價格稍有上漲（即兌換比例偏向英國的國內成本比例，比如10碼布換18或19碼亞麻），德國的需求就迅速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兌換比例會趨向對英國不利、對德國有利的方向調整，直到英國願意進口的亞麻總量，剛好能被德國願意出口到英國的布料總量所支付。反之亦然。

所以，貿易利益的分配比例，最終取決於兩國對彼此商品的「互惠需求強度」。需求較強烈的一方，在談判或市場調整中會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從而獲得較少的貿易利益。這不像比較優勢那樣只看生產成本，它引入了消費者的偏好和需求的彈性，使理論更貼近複雜的現實。

茹絲互惠需求……這確實巧妙地解釋了利益如何分配。這是否也意味著，一個國家可以透過政策，例如對出口商品徵稅，來影響這種需求，從而為自己爭取到更大的利益份額？您在論文中也探討了稅收和關稅的影響。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理論上是可能的。對出口商品徵稅，會提高該商品在進口國的價格。這通常會降低進口國對該商品的需求量。如果進口國的需求彈性非常低（即即使價格上漲很多，需求量也不會大幅減少），那麼出口國徵收的稅款，很多甚至全部，就會轉嫁到進口國消費者身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通過貿易平衡引發的貨幣流動，進一步提高出口國的整體物價水平，使其能夠以更少的出口商品換取更多的進口商品，從而額外獲益。這就像我在論文中提到的，可能不僅獲得稅款，還能讓進口商品變得更便宜。

但是，這種策略的風險極大，而且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是不可取的。首先，你很難精確判斷對方國家的需求彈性是否真的如此之低，足以讓你從中獲益。如果需求彈性較高，徵稅可能導致出口量大幅下降，減少了貿易總量，即使從單價上看你佔了便宜，總體收益可能反而減少，甚至可能導致貨幣流出，物價下降，損害本國消費者利益。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這種政策從國際道德來看是錯誤的。它是一種損害他國以利己的行為，本質上與掠奪無異。而且，這很容易引發對方的報復性關稅，最終導致貿易壁壘普遍增加，整體貿易量下降，從而減少了全世界從分工和貿易中獲得的總體利益。就像我在論文中說的，雖然你可能爭奪到更大的一塊，但這塊餅本身因為貿易限制而變小了。所以，從長遠來看，自由貿易、減少限制對所有國家都是最有利的。即使是徵收為了財政收入而非保護國內產業的關稅，也應當是可談判和互惠的對象。

茹絲這讓我想到了現代社會關於貿易戰的討論，似乎您一個多世紀前的分析，至今仍能提供深刻的啟示。您提到了自由貿易的好處，以及限制可能帶來的損害。那麼，您在第五篇論文中探討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方法，是否正是為了更清晰地理解這些複雜的經濟現象，並區分哪些是科學真理，哪些是基於誤解的政策建議？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正是如此，茹絲小姐。我注意到許多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其根源往往在於對這門學問的性質和研究方法的認識不清。人們常常將科學（Science）與技藝（Art）混淆。科學是關於事實的集合，它描述事物為何如此，規律是什麼；而技藝是關於規則的體系，它指導我們如何行動以達成特定目標。政治經濟學首先是一門科學，它研究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但僅限於它們依賴於人類本性的規律的部分。

這與物理學不同。物理學研究物質本身的規律。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當人類，作為具有特定心理傾向的生物，處於社會狀態下，為了獲取財富而共同行動時，會產生哪些現象，以及這些現象的規律是什麼。我們假設人是一種會追求最大化財富，並只受到勞動厭惡和享受昂貴放縱的願望抑制的生物。這種假設當然是對現實的簡化，但它是進行抽象科學研究的必要手段。

為什麼需要這種抽象方法，或者說，我所稱的 à priori 方法？因為在社會科學中，我們很難進行受控的實驗。現實世界的現象極其複雜，一個結果可能是眾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無法像化學家那樣，在實驗室裡孤立某個因素，觀察其單獨的效應。因此，我們必須從已知的、相對簡單的人性規律出發（通過內省和對個人行為的觀察），推導出當這些規律在社會中按我們的假設運作時，會產生什麼結果。這就像幾何學從點、線的定義出發進行推理一樣。

這種抽象理論得到的結論，並非直接適用於所有現實情況。它描述的是一種「傾向」或「趨勢」。現實中存在許多「干擾因素」——其他的人類動機、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非理性的行為等等——會修正這種傾向。實踐的藝術在於，將抽象理論的結論與對特定現實情況的具體了解（即 à posteriori 經驗）結合起來，識別出所有的干擾因素，並估計它們的影響，最終才能對實際結果做出判斷或提出政策建議。

忽視抽象理論，只看具體經驗，容易陷入表面現象的泥沼，無法找到普遍規律。而只抱著抽象理論，不顧現實的複雜性和干擾因素，則會得出脫離實際的結論。一個優秀的政治經濟學家或實踐的政治家，必須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用理論指導對經驗的觀察，用經驗驗證和修正理論。這是我認為理解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之道。

茹絲您對研究方法的闡述，聽起來既嚴謹又務實。作為一個習慣觀察具體生活和人物的作家，我對您提到的「干擾因素」特別感興趣。這是否意味著，即使在看似由經濟動機主導的領域，人的其他情感、習慣、甚至非理性的部分，也始終在發揮作用？這讓經濟學變得更像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而不僅僅是關於數字和商品。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正是如此，茹絲小姐。雖然為了科學研究的方便，我們在抽象理論中將人簡化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假設他只追求財富。但在現實中，人是複雜的。情感、習慣、道德觀念、社會歸屬感、對風險的厭惡、對正義的渴望——所有這些因素都在影響著人們的經濟決策和行為。它們正是那些「干擾因素」，會使得實際結果偏離純粹經濟人模型的預測。

例如，愛國主義或民族情感可能導致人們購買價格更高的國貨，而非更便宜的進口商品。根深蒂固的傳統或習慣可能阻礙新技術或新商業模式的推廣。對社會聲譽的看重可能影響企業的決策方式。這些都是人類本性的其他方面在經濟領域的體現。

政治經濟學，在其最嚴謹的抽象層面，確實是一門關於「經濟人」在特定物理環境下行為的科學。但當我們將其應用於現實時，就必須引入對真實「人」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政治經濟學不是孤立的學科，它需要借鑒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其他關於人的科學的知識。一個只懂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在現實問題面前將會寸步難行。

作為一位作家，您對人物內心和情感的細膩觀察，恰恰捕捉到了這些抽象模型難以觸及的「干擾因素」——那些驅動人類行動的複雜、有時甚至矛盾的動機。經濟現象最終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動機遠不止對財富的追求。認識到這一點，經濟學才能更好地解釋世界，也才能與其他關於人的學問產生共鳴。

茹絲這番話讓我對經濟學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圖表和公式，而是與活生生的人息息相關。您在第二篇論文中討論消費對生產的影響，駁斥了鼓勵消費的說法。您認為「生產創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因為生產者的目的是為了交換和消費其他商品。但如果每個人都因為不確定性而傾向於持有貨幣，延遲購買，是否就會出現普遍的「生產過剩」或經濟「停滯」？這似乎是現實中時常感受到的現象。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細微之處，這也是許多關於「普遍生產過剩」爭論的來源。我堅持「生產創造需求」的原理，是指從物物交換的本質來看，每一種商品生產出來，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換取其他商品。商品總量的增加，確實意味著換取其他商品能力的增加，也就是對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遍的生產過剩——即所有商品的生產都超過了它們之間互相交換的需求——在物物交換體系中是不可能持續存在的。

然而，一旦引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情況就變得有些不同了。貨幣的功能是將交換行為分解為兩個獨立的步驟：賣（換取貨幣）和買（用貨幣換取商品）。這兩個步驟不一定同時發生。在某些時期，由於一些普遍性的原因（比如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或是市場上的恐慌情緒），人們可能普遍傾向於賣掉手中的商品以獲得貨幣，同時推遲用貨幣去購買其他商品。他們想要的是持有貨幣，而不是立即換取其他商品來消費或再生產。

這時，就會出現您描述的現象：許多商品堆積在倉庫裡賣不出去，或者只能以很低的價格出售。這不是因為生產的總量超過了整體需求（畢竟生產是為了換取其他商品），而是因為對貨幣的需求，相對所有其他商品而言，突然增加了。這是一種「普遍的市場不暢」或「貿易停滯」，而不是普遍的生產過剩。所有商品的價值相對於貨幣暫時下跌了。

這種停滯狀態雖然是暫時的，但可能持續一段時間，並帶來現實的困境，特別是對那些急需出售商品來支付成本或償還債務的人來說。這就解釋了為何在商業世界中會出現您所說的「繁榮」（briskness）和「停滯」（stagnation）的循環。繁榮時期，信心高漲，貨幣流動迅速，商品交易活躍；停滯時期，信心低落，貨幣被囤積或流動緩慢，商品難以脫手。因此，我們不能說普遍的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但必須理解它實際是指相對於貨幣的普遍供給過剩，是市場信心和貨幣流通問題，而非生產能力本身的問題。

茹絲原來如此。您對「生產過剩」的區分，讓我對經濟波動背後的人心因素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它不僅僅是客觀的供需數據，還涉及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這再次證明了經濟學與人性觀察的緊密聯繫。那麼，在論文中，您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重新定義（第三篇論文）是否也帶有這種將經濟活動與人類最終的「享受」或「福祉」聯繫起來的考量呢？畢竟，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不就是提升人類的福祉嗎？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您說得很對，茹絲小姐。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定義，確實需要回到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即獲取那些能帶來享受的事物。我認為，之前的定義有些模糊，甚至將一些顯然有益於社會福祉的勞動排除在「生產性」之外，比如政府官員或教師的勞動，僅僅因為他們的服務不是物質性的，或者他們不是直接從勞動成果中獲利。

我的定義嘗試將重點放在勞動或支出的結果，是否增加了或維持了「永久性的享受來源」。這包括物質性的財富（如商品、建築、工具），但也包括非物質性的資產，例如一個人的技能、知識或才能。建築師建造劇院是生產性勞動，因為劇院是永久性的物質來源。音樂家演奏樂器，其勞動本身是直接為了當下的享受，因此按我的定義是「非生產性」勞動，但他所消耗的資源也是「非生產性」消費。但是，培養音樂家技能的勞動和支出，則是生產性的，因為這種技能是一種持久的、具有交換價值的「享受來源」。

同樣，警察或法官的勞動，他們維護社會秩序和產權安全，這極大地促進了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積累，從這個角度看他們是生產性的。但他們同時也保護人們當下的享受，這部分是非生產性的。我的定義力圖將所有有助於積累可持續的財富和能力（無論物質或非物質，只要具備交換價值）的勞動和支出歸為生產性，而將直接用於當下、轉瞬即逝的享受的歸為非生產性。

這一定義旨在強調，一個國家要累積財富、提升福祉，關鍵在於有多少勞動和資本被投入到能留下持久成果的領域，而不是被立即消耗掉。它區分了兩種消費：一種是為了再生產的消費（生產性消費），它會帶來更多財富；另一種是為了當下享樂的消費（非生產性消費），它會減少現有的財富存量。這個區分對於理解國家的增長和積累至關重要。最終而言，一切生產都是為了消費（享受），但我們需要辨別哪些活動能讓我們擁有更多未來享受的可能來源。

茹絲這一定義將技能和知識視為「永久性的享受來源」，這點非常啟發人心。它似乎超越了單純物質財富的框架，將人的能力和發展也納入經濟學的視野。

（我看著窗外，陽光斜照在庭院的綠葉上，遠處的城市輪廓變得模糊而溫暖。那裡有無數正在為生計奔波的人，他們的勞動，他們的期望，他們的快樂和困頓，正是這些經濟理論試圖解釋和改善的對象。）

彌爾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受益匪淺。您的早期思考不僅為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更透過對研究方法的強調，提醒我們在分析看似冰冷的經濟規律時，永遠不應忘記其背後是活生生的人及其複雜的本性。這對我這樣一個以觀察和記錄人世間故事為工作的作家來說，是極大的啟發。感謝您耐心解答這些「未定」的問題。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他微微一笑，眼中充滿了對理解的欣慰）茹絲小姐，我很欣喜我的文字能夠觸動您，並引發您對人的關注。政治經濟學，或者任何社會科學，如果最終不能回歸到對人類福祉的增進，那它便失去了意義。理論的構建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實，而現實永遠比理論模型更加豐富和複雜，充滿了人性的光輝與陰影。

作為作家，您用筆記錄下這些光影，讓我們的理解更加具體和生動。科學與藝術殊途同歸，都是為了揭示世界的真相，只不過語言不同。希望我的這些早期思考，能為您理解人類在追求財富過程中所展現的複雜性，提供一些微薄的助益。

（他端起已經涼透的茶杯，目光再次投向窗外。午後的光線在他臉上投下柔和的陰影，時間彷彿在這一刻定格。這是一場關於經濟學的對談，也是一場關於人與其所創造世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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