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chiave di baritono》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一位熱愛故事、文字與時事的新聞導讀和英文老師，這本融合了個人經歷、歷史片段與諷刺寓言的書，真是讓我興致勃勃！能夠「啟動時光機」與作者Antonio Ghislanzoni先生對談，這感覺就像是能直接從源頭理解文字的光芒，真是太棒了！

根據「光之對談」約定，我會先為您介紹這位作者與他的這本特別的書。

《光之對談》：與《男中音視角》作者 Antonio Ghislanzoni 的午後茶敘

作者：克萊兒

Antonio Ghislanzoni（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1824-1893）是義大利十九世紀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物。他不僅是小說家、詩人、記者，更是著名的歌劇劇本作家，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為威爾第（Verdi）的《阿依達》（Aida）撰寫的劇本。然而，在他璀璨的歌劇生涯之外，吉斯蘭佐尼也活躍於當時的政治場域。他曾參與義大利的民族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親歷了1848-1849年間的革命與動盪。他創辦過諷刺報刊，用筆作為武器對抗外國統治和反動勢力。這段豐富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寫作，特別是那些充滿社會批判與個人觀察的作品。

《In chiave di baritono》（書名直譯為《在男中音的調上》，但更貼切的理解是《以男中音的視角》或《男中音視角》）這本書，正是吉斯蘭佐尼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交織下的產物。這本書結構獨特，並非傳統的直線敘事小說。它的第一部分是以一位男中音歌手的第一人稱敘述，記錄了他在1849年義大利中部，試圖前往阿布魯佐地區的基耶蒂（Chieti）參加演出，卻因為戰亂與邊境封鎖而滯留，並經歷了一系列啼笑皆非卻又充滿時代悲劇的冒險。這部分充滿了鮮活的人物、諷刺的描寫與對時局的個人反思。第二部分突然轉向，提供了一段關於米蘭從1836年至1848年的歷史回顧，筆觸細碎，充滿了對當時社會風貌、文化生活、藝術界與政治氛圍的速寫，彷彿作者記憶中的吉光片羽。最後一部分則是一則看似獨立、高度寓言化的故事《La corte dei nasi》（鼻子們的宮廷），透過一個國王的長鼻子引發的荒誕事件，辛辣地諷刺了權力、認知與奉承。

這三部分看似獨立，卻又隱約相連：男中音的冒險展現了1849年革命失敗後義大利的混亂與個體在洪流中的掙扎；米蘭史則回溯了導致1848年革命爆發前夕的社會土壤與氛圍；而「鼻子們的宮廷」則可能是對現實政治與人性荒謬的提煉與嘲諷。全書交織著對藝術與現實、個人命運與民族前途、理想主義與無奈現實的思考。它以一種非典型的方式，記錄下了一個特殊時期義大利的社會切片，以及作者作為親歷者的複雜情感與觀察。

Ghislanzoni先生在寫作本書時，已經是位經驗豐富的作家與劇作家，將近六十歲，人生閱歷豐富。他經歷了革命的熱情與失敗，也見證了義大利在統一後的種種社會現象。這些都讓他的筆觸既有對過去理想的懷舊與反思，也有對現實的清醒乃至於尖銳的洞察。

那麼，就讓我們在「光之茶室」中，與Ghislanzoni先生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吧。

場景建構：【光之茶室】

今天是2025年6月3日，米蘭的午後，窗外細雨纏綿，洗淨了夏季的塵埃，空氣中彌漫著泥土與新葉的清新。我，克萊兒，坐在「光之居所」的「光之茶室」裡。房間裡鋪著樸素整潔的榻榻米，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茶葉烘焙香氣。窗外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室內只有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以及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的細微、清澈的聲音。這份寧靜與窗外的雨聲形成溫柔的和聲，是個適合沉思與交流的時刻。

砂壺裡的熱氣緩緩升騰，模糊了窗外的雨景。我輕輕轉動手裡的茶杯，感受著溫暖。茶室的另一側，一位先生靜靜地坐著。他有著一雙銳利而帶著些許滄桑的眼睛，花白的鬍鬚修剪整齊，雖然身形已不再年輕，但坐姿依然挺拔，眉宇間有種新聞人特有的敏銳，又夾雜著藝術家的感性。他正是Antonio Ghislanzoni先生，時間的光芒溫柔地勾勒出他此刻的輪廓。

「Ghislanzoni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很榮幸能在這個安靜的午後與您對談。」我放下茶杯，對他微笑。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但也很快被一種慣於觀察與接受新事物所取代。「謝謝，克萊兒小姐。這個地方…很特別。一種寧靜中蘊藏著許多聲音的感覺。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找到我的？」

「噢，這說來就話長了。」我俏皮地眨了眨眼，「可以說是文字的光芒指引了方向，我們有種特殊的方式，能與那些文字的創作者們進行交流，就像…啟動了一台心靈的時光機。」我指了指桌上，那裡放著一本他著作的電子文本。「我們在閱讀您的《In chiave di baritono》時，對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尤其是它獨特的視角和對時代的描寫。所以，非常希望能向您請教一些問題。」

Ghislanzoni先生看了一眼那本電子書，眼中閃過複雜的情緒，有懷舊，也有對這份文字在未來被閱讀的好奇。「《In chiave di baritono》…啊，那是我一段混亂時期的一些記錄與思考。很高興它在這麼多年後，還能引起您的興趣。」他端起茶杯，輕啜了一口。「請說吧，我很樂意與一位來自『未來』，而且如此親切的讀者交流。」

「太好了！謝謝您，先生。這本書的開頭就非常吸引人，一位男中音歌手，在追求演藝事業的路上，卻一頭撞進了1849年的戰亂。這種個人平凡生活與宏大歷史事件的強烈對比，是您有意為之嗎？您希望透過這位『男中音』的視角，傳達什麼呢？」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嗯，是的，克萊兒小姐，這個視角是刻意選擇的。在那段時期，整個義大利都像是一個大舞台，上演著一齣波瀾壯闊卻又充滿悲劇的歌劇。而我們這些個體，無論是懷揣藝術夢想的歌手，還是渴望自由的戰士，抑或是平凡的百姓，都被拋入了這個舞台。

我選擇一個男中音作為敘事者，是因為歌劇男中音的角色常常是處於戲劇的中心，他們是推動情節發展的力量，但也往往是夾在男女主角之間，或是與命運、權力抗爭的角色。這很像當時許多義大利人的處境——渴望在歷史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推動民族的解放，但又時常被更強大的力量所壓制，個人的命運被時代的洪流裹挾。

透過一個追求藝術、看似與政治無關的男中音的眼睛，我希望能展現那場革命不僅僅是英雄與將軍的史詩，更是無數普通人生活被顛覆、夢想被衝擊的真實寫照。他的掙扎、他的無奈、他的偶爾的怯懦，也許比那些高亢的口號更能觸動人心。他想去基耶蒂唱戲，卻發現連邊界都跨不過去；他身無分文，卻要在一片混亂中尋找生機。這不是宏大的敘事，而是微小個體在歷史塵埃中的真實反應。我想說的是，再偉大的時代變革，最終都要落到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他們的饑餓、他們的恐懼、他們的意外遭遇，才是構成歷史最原始也最有力量的細節。

克萊兒：這很有趣，您將個人的「小敘事」與時代的「大歷史」並置，甚至讓「小敘事」成為進入「大歷史」的入口。書中這位男中音的遭遇，比如在格羅塔馬雷（Grottamare）的窘境，為了賺錢辦的那場混亂的音樂會，都帶著一種黑色幽默。您似乎並沒有將他塑造成一個完美的英雄，而是展現了他非常「人」的一面，包括他的虛榮（擔心被認出）、他的務實（想賺錢）、甚至他的... 嗯... 在蒙特馬里奧（Monte Mario）的那段經歷。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人生本來就是一出既莊嚴又荒謬的戲碼。特別是在那個年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巨大，個人的境遇常常在崇高與卑微之間快速切換。一個前一刻還可能慷慨激昂談論自由的人，下一刻就可能為了一頓飯發愁。這種反差不是為了貶低什麼，而是為了展現真實。

英雄主義固然可敬，但在日常生活的壓力下，人性的複雜性和弱點往往暴露無遺。那位男中音，他並非不關心義大利的命運——你看他在蒙特馬里奧與法國軍官爭辯時的激動就知道了——但他首先要生存。他是一個藝術家，靠技藝為生，戰爭打亂了他的生計。他不像那些狂熱的志願者那樣純粹，他的考慮夾雜著對自身前途的擔憂，這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

至於蒙特馬里奧的那一幕…（他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微笑）…怎麼說呢？那是人在極端環境下的一種反應。生理的疲憊、精神的壓力、意外的安全感，以及人性中潛藏的原始衝動，在那一刻匯聚。我沒有加以道德評判，只是如實地描繪了它。生活本身就是這樣，有時會將我們推向一些意想不到的、甚至有些難堪的境地。文學不應該迴避這些面向，即使它不夠「美好」。文學部落的「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這條守則，或許與我當時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生活，尤其是在動盪時期，往往呈現出的是掙扎、混亂與不確定性。

克萊兒：您說的「文學不應該迴避這些面向」，讓我想起書中描寫的其他人物和事件，比如帕德雷·多梅尼科（Padre Domenico）在修道院的遭遇，以及那位軍士和他的女兒在科勒菲奧里托（Colle Fiorito）的悲劇。這些片段都非常尖銳，展現了制度的壓迫、理想的破滅以及戰爭對無辜者的傷害。這些真實的、甚至殘酷的細節，在當時的讀者中引起怎樣的反響？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當時讀者們的反應是複雜的。一些人欣賞這種直率和對現實的捕捉，他們感同身受；另一些人則可能覺得我描寫得過於露骨或悲觀，尤其是我對一些機構（比如修道院，或者某些政治派別）的批判。

帕德雷·多梅尼科的故事，反映了我對某些宗教機構在政治動盪中扮演的角色的觀察和不滿。在那場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並非所有人都站在進步的一邊，有些機構反而成為了保守甚至反動力量的堡壘，壓制內部的不同聲音。多梅尼科神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俗世幻滅後尋求修道院的平靜，卻發現那裡充滿了猜忌和迫害。這是一種雙重的幻滅，比俗世的打擊更加令人絕望，因為它發生在一個本應是精神庇護所的地方。

至於軍士和他女兒的悲劇，那是戰爭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無辜生命的逝去。那個小女孩並非戰鬥人員，卻因為逃兵的卑劣行徑而喪生。這強烈對比了所謂的「大義」與個體的代價。當那位軍士必須在追逐仇人和照顧另外兩個孩子之間做出選擇時，那是人性的掙扎，是生存責任對復仇衝動的壓制。這樣的場景，沒有華麗的詞藻，只有最樸實、最殘酷的現實。我想讓讀者看到，所謂的「解放」和「統一」，是浸染著多少眼淚和鮮血。

克萊兒：這種對現實的清醒與不加修飾的描寫，確實很有力量。書中還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人物，那位年長的卡爾博納羅（Carbonaro）。他的故事，他為了復仇而前往羅馬，與年輕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比如阿德萊德）同行，這是否也象徵著義大利復興運動中不同世代和不同鬥爭方式的並存與衝突？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你觀察得很敏銳，克萊兒小姐。卡爾博納羅代表了更早期的鬥爭方式，秘密結社、個人犧牲、以及深埋心底的仇恨與復仇渴望。他為了加入革命隊伍，甚至想用自己的手刃仇人來證明決心。他的動機帶有強烈的個人恩怨色彩，是舊時代鬥爭殘留的印記。

而阿德萊德則代表了新一代的熱情與理想主義。她的動力是出於愛情和對民族自由的嚮往，是更為廣泛和抽象的「義大利和自由！」的召喚。她願意追隨她的丈夫，甚至參與戰鬥，這是一種充滿浪漫與犧牲精神的姿態。

這兩代人，以及那位夾在中間、有些被動、又有些滑頭的男中音敘事者，他們一同踏上前往羅馬的旅程，羅馬是當時革命的最後堡壘。這趟旅程本身就是義大利民族復興運動一個縮影：不同背景、不同動機、不同策略的人們，被同一個目標（雖然各自理解不同）或同一股洪流推動著前進。卡爾博納羅的古老、個人的復仇與阿德萊德的新潮、集體的理想並存，有時甚至相互影響。這種並存本身就充滿了張力。而且，你看他們在蒙特羅通多（Monte Rotondo）為了籌錢，竟然能湊在一起辦一場奇特的「演唱會」，這又是一種現實的諷刺——為了崇高的目標，有時不得不採取最日常、甚至有些滑稽的手段。

窗外的雨聲似乎大了些，茶室裡的氣氛更加溫暖而安靜。我為Ghislanzoni先生添了些茶。

克萊兒：這本書的結構也非常不尋常。在旅行記之後，突然插入了一段詳細的米蘭歷史（1836-1848）。這段歷史回顧本身也非傳統的編年史，而是充滿了各種社會細節、文化觀察和人物速寫。為什麼您會選擇在那個位置插入這段內容？它與男中音的旅程有什麼關聯？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啊，那段米蘭的歷史… 那是我個人的記憶與觀察的集結。在那段時期，我住在米蘭，親歷了那座城市的變化。我想透過那些看似瑣碎的細節——人們的穿著、飲食習慣、咖啡館文化、劇院裡的景象、文人圈的爭鬥，甚至是馬車的樣式和貨幣的多樣性——來重現一個時代的氛圍。歷史不僅僅是政治事件的記錄，更是人們如何在那個時代生活、呼吸、思考的總和。

我將它放在男中音旅程之後，一部分是因為時間線索——男中音的冒險發生在1849年，是1848年革命之後的餘波；而米蘭史則回溯到1848年革命之前的那段時間，展現了醞釀革命的社會土壤。我想讓讀者先看到革命失敗後的「果」（男中音的困境和旅途中的混亂），再去回顧導致這一切的「因」（1836-1848年間米蘭的社會與政治狀態）。

另一部分原因是情緒上的。男中音的旅程充滿了即時的壓力、困境和悲劇，是混亂的現在進行時。而米蘭史則是一種回憶與梳理，帶有一種旁觀者的距離感，儘管充滿細節，但情緒相對抽離。這種轉變，或許能讓讀者在經歷了男中音的個人困境後，有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那個時代的複雜性。它也反映了歷史的連續性——1849年的困境，根植於1836-1848年的社會結構和矛盾。

而且，就像你說的，它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而更像是我個人的「記憶碎片」或「素描本」。裡面充滿了我個人的觀察和判斷，甚至是偏見。比如我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諷刺，對某些文人的評價。它是一種「寫實主義」的嘗試，描繪我眼中真實的米蘭，而不是官方歷史中被美化或簡化的米蘭。文學部落強調「擁抱寫實主義」和「大量提供場景描述」，這正是那段米蘭史的寫作方式。我試圖通過堆砌感官細節，讓讀者「看見」和「感受」那個時代。

克萊兒：的確，那段歷史描述的豐富細節令人驚嘆，感覺就像親身回到了當時的米蘭街頭。而書的最後部分，《La corte dei nasi》這則寓言，風格又完全不同，充滿了超現實的荒誕感和尖銳的諷刺。從個人遭遇、社會歷史突然跳躍到政治寓言，這種安排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這則寓言想要批判的是什麼？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這則寓言… （他再次露出那個意味深長的笑容，這次帶著更多諷刺）… 或許是寫到最後，我心中的那股荒謬感和對現實的無力感達到了一個頂點，覺得只有用最離奇、最誇張的方式，才能表達我對權力、虛榮、認知偏見以及所謂「智慧」的看法。

你看，故事從一個國王對自己鼻子的異常關注開始，一個如此微小的、個人的缺陷，卻被放大成了國家危機和外交事件。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誕的寫照。在現實政治中，多少看似嚴肅的問題，其源頭可能只是某些當權者個人的虛榮、不安全感或荒謬的念頭？而周圍的人，為了討好、為了生存，又會如何迎合、誇大或利用這種荒謬？

那位聰明的卡內拉（Canella）大臣，他的「解決方案」不是去治癒國王的病態心理，而是去創造一個更大的荒謬來掩蓋原來的荒謬。他不是讓國王的鼻子變小，而是找來一群鼻子更大的人，通過「對比」來讓國王的鼻子顯得正常。這不正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伎倆嗎？通過製造更大的混亂或更極端的例子，來讓自己的問題顯得不那麼顯眼。

而最後的結尾，卡內拉大臣說，要讓一個愚蠢的國王看起來聰明，就得讓周圍的人都是白痴。這是一種對權力和奉承文化的極致諷刺。在某些體制下，真正的智慧和正直反而可能被視為威脅，只有平庸和愚蠢才能確保你的安全和晉升。

這篇寓言，是對我在現實中看到的一些現象的藝術化變形和嘲諷。它與前面的部分雖然風格迴異，但在主題上是相通的——都是在探討在一個扭曲的社會或政治環境中，個體是如何生存，真相是如何被掩蓋或扭曲，以及荒謬如何成為常態。它或許是對前面男中音和米蘭歷史所展現的現實的一種「昇華」或「變形」，用寓言的形式來揭示更普遍、更底層的人性與社會法則。

克萊兒：這種風格的跳躍確實製造了一種「思維的跳躍」，讓讀者在不同層次的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穿梭。它讓這本書充滿了多樣性和令人意外的轉折，也符合文學部落「製造轉折」、「穿插看似無關的細節」的原則，儘管這篇寓言並非「無關」，而是以隱喻的方式緊密連結。

先生，您本人既參與了革命，後來又成為著名的歌劇劇本作家。這兩種看似不同的經歷——激烈的政治鬥爭與唯美的藝術創作——在您身上是如何共存的？它們如何相互滋養或產生矛盾？這本書似乎也隱約反映了這種交織？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一生都在經歷和思考的。政治和藝術，看起來是兩個世界，但對我來說，它們都源於對生活和人性的深刻關懷，以及表達這種關懷的強烈渴望。

參與革命是直接用行動去改變我所處的現實，去爭取自由和正義。那是一段充滿激情、危險和失望的時期。它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與黑暗，體會到了集體鬥爭的力量與脆弱。

而歌劇創作，特別是劇本寫作，是另一種形式的表達。它允許我將這些對人性和命運的觀察，將歷史的波瀾，轉化為戲劇衝突、情感共鳴和詩意語言。在歌劇世界裡，情感被放大，衝突被提煉，人物的內心世界可以通過音樂和唱詞得到最淋漓盡致的展現。這是一種對現實的藝術化重塑，是對其中永恆主題的探索。

兩者並非沒有矛盾。政治鬥爭需要清晰的立場、直接的行動，有時甚至需要犧牲藝術的細膩去服務於眼前的目標。而藝術創作需要距離、需要沉澱、需要對複雜性的擁抱，它追求的是美學的深度和普遍的人性真理，而非一時一地的政治口號。

然而，它們也相互滋養。革命的經歷讓我的寫作有了更堅實的現實基礎，讓我對人物的刻畫更加深刻，對情感的理解更加真實。我見證了普通人的勇氣與怯懦，理想主義者的光輝與悲哀，這些都成為了我劇本創作的寶貴素材。反過來，藝術的訓練讓我學會了如何結構故事，如何運用語言的力量，如何通過象徵和意象來表達複雜的含義。這也讓我能夠以更具批判性和多維度的方式來審視政治和社會。

《In chiave di baritono》這本書，或許正是我這兩種經歷交織狀態下的一個體現。它有新聞人的敏銳觀察和諷刺，有革命者的批判精神，也有小說家和劇作家的敘事技巧與對人物心理的探索。它不像我後來的劇本那樣結構嚴謹、情感集中，但它更自由、更駁雜，更像是我在那段人生階段，對自己經歷、對時代、對人性的未完成的思考和探索。它保留了一種「未完成的美好」，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而是拋出了許多問題，等待讀者自己去感受和思考。

克萊兒：這份「未完成的美好」讓這本書充滿了閱讀的魅力和討論的空間。它確實像一面稜鏡，折射出了那個時代、那場運動以及您本人複雜而豐富的多個面向。從您的人生軌跡和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藝術與政治、個人與集體、理想與現實之間持續不斷的對話與張力。

感謝您，Ghislanzoni先生，與我分享這麼多深刻的見解。您的文字和您的人生，都是義大利歷史和文學中一道獨特的光芒。在這個微雨的午後，能聽到您親自講述這些故事背後的故事，真是令人受益匪淺。

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我的榮幸，克萊兒小姐。也感謝您，以及光之居所的夥伴們，在這麼多年後還能看到我的文字，並願意花時間去理解它背後的聲音。文字的力量，或許就在於它能夠跨越時空，找到那些願意聆聽和共鳴的心靈。希望今天的交流，能為您和您的讀者們帶來一些新的啟發。

茶已經涼了些，窗外的雨似乎也漸漸停歇。茶室裡的砂壺停止了咕嘟聲，只剩下我們輕微的呼吸。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在此刻的寧靜中畫下了句點。我感受到一種溫暖的連結，彷彿文字真的具有生命，能夠將過去與現在輕柔地編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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