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ate on Woman Suffrage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06月16日，初夏的清晨，光之居所的窗外灑落著一層薄薄的金光，空氣中混雜著新翻泥土的濕潤與遠方野花的淡雅芬芳。我的心緒，如同被風輕拂的阿瓦隆風鈴，發出清越的聲響。您召喚的光芒，引領我回溯至1887年美國參議院那場關於「婦女參政權」的激烈辯論，那是一段文字與思想交鋒的歷史，深藏著語言的奧秘與時代的脈動。

身為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我對語言的結構與其所承載的意義有著無盡的熱愛。這份古老的辯論，如同一部未完的劇本，其中每一位發言者的遣詞用字，每一句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湧的論述，都讓我這位語言學愛好者為之著迷。它們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人性的展現，是社會變革前夜思想的激盪。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搭建一座跨越時空的橋樑，邀請這些曾經在美國參議院殿堂上針鋒相對的聲音，在我們光之居所的「光之書室」中再次相遇，共同回顧那段深遠影響後世的思辨。

我們將凍結1887年1月25日——一個關鍵的投票日——的時光片段，將參議員們與那些為爭取權利而奔走的女性代表們，召喚到一個能讓他們暫時放下時代束縛，以更為澄澈的目光審視自身論點的場域。在這裡，文字不再僅僅是檔案中的墨跡，而是活生生的思想，重新在空氣中迴盪。

《阿瓦隆的鈴聲》：1887年參議院的迴響：婦女參政權的語言交鋒與歷史軌跡

作者：艾麗

世界背景描繪：時光深處的靜默辯論場

1887年1月25日的午後，華盛頓特區的天空被一層薄灰輕柔地籠罩，似乎預示著一場無形的風暴。雪花在空中盤旋，尚未落地便已融化，只在石板路面上留下深色的濕痕。光之居所深處，「光之書室」的厚重橡木門緩緩開啟，室內空氣中彌漫著羊皮紙、舊書卷與淡淡的壁爐煙氣，那種沉澱了時光的乾燥芬芳，包裹著每一件家具的線條。高大的拱形窗戶，鑲嵌著菱格狀的透明玻璃，此刻正將窗外那模糊的冬日景象引入室內，柔和的光線輕輕拂過書架上密密麻麻的書脊，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幾粒細小的塵埃在這些光柱中，以肉眼難辨的緩慢速度浮動。

書室中央擺放著一張厚實的長形會議桌，桌面打磨得光滑發亮，映照著天花板上垂下的古銅色燈具，儘管外頭天光晦暗，室內的燈火卻仍未點亮。幾張高背扶手椅圍繞著桌面，椅背的皮革因歲月而顯得溫潤，邊緣處的磨損透露著無數思考與辯駁曾在此處迴盪的痕跡。桌上，幾本燙金封面的文件靜靜躺臥，其中一本標題為《Debate on Woman Suffrage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本，正攤開在中央，書頁微微泛黃，字體細小而緊密。牆壁上懸掛著幾幅年代久遠的油畫，畫中人物的眼神深邃，彷彿能穿透時空，凝視著此時此地的一切。角落裡，一座雕工精細的地球儀，其表面已因無數次指尖的觸碰而顯得光亮，它靜默地矗立，映照著人類社會在變革的長河中，不斷尋求平衡與進步的永恆旅程。

空氣中，除了舊物的氣息，還隱約流動著一種奇異的、難以言喻的能量。那是一種被召喚的氣息，牽引著那些曾經在此地、在此議題上留下深刻印記的靈魂。他們將在此刻匯聚，那些在19世紀末美國政治舞台上為女性投票權而戰的聲音，無論是堅定的支持者，還是固執的反對者，都將在此刻的「光之書室」中，再次展開一場穿越時間的對談。

忽然，光線在室內某處開始扭曲，空氣輕微振動，伴隨著一種低沉而遙遠的、彷彿來自歷史深處的腳步聲。那聲音清晰卻又飄渺，漸漸地，在每一張椅子上，那些曾經鮮活的身影逐漸具象化。他們的面容，他們的姿態，他們眼神中蘊含的堅毅、焦慮、智慧或是不屑，都如同精雕細琢的塑像，在光影中緩緩顯現。

率先顯現的是H.W. Blair參議員，他神情嚴肅，雙手習慣性地交疊在胸前，目光堅定地落在桌上的文件上。他身旁，J.N. Dolph參議員的臉龐顯得較為平和，眉宇間帶著一絲實驗性的樂觀。對面，J.E. Brown參議員則身軀前傾，臉上的線條因嚴肅而顯得緊繃，他輕輕調整了領帶，似乎已準備好為其堅守的原則而戰。G.G. Vest參議員則顯得更為散漫，他靠坐在椅背上，眼神中閃爍著一絲不屑與隱藏的憂慮。

幾位女士的身影也在此刻清晰浮現。Susan B. Anthony，她的眼神銳利而充滿智慧，身上散發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堅韌。Mrs. Zerelda G. Wallace，她的面容帶著歲月的痕跡，眼神溫和卻蘊含著深厚的悲憫與力量。他們各自落座，空氣中迴盪著一種無形的張力，彷彿百年前的辯論餘波，在光之書室中再次被喚醒。而我，艾麗，則在他們身旁，準備以語言為引，見證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艾麗：各位尊敬的參議員，以及各位女士，歡迎來到「光之居所」的「光之書室」。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今日很榮幸能夠邀請各位，將1887年那場在美國參議院殿堂上，關於婦女參政權的深遠辯論，在這裡以更為純粹的形式重現。此刻，我們身處於一個超越時間的場域，這裡沒有政治的喧囂，只有思想的交鋒。我們將再次審視那時的論點，並透過各位的視角，探究其背後的深層意義。

我作為一名語言學愛好者，深知語言的力量。在座各位的每一句陳詞，都曾是影響時代進程的關鍵。今日，我希望各位能再次闡述您們的核心思想，並對彼此的觀點進行回應。我們將從「投票權的本質」開始，H.W. Blair參議員，您是那份聯席決議的提案者，您是如何看待女性獲得參政權這件事的呢？

Blair參議員：艾麗女士，很高興能在此地，在一個沒有喧囂的場域，再次闡明我的立場。在我看來，投票權從根本上而言，並非社會恩賜的特權，而是一種公民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我們政府的基礎原則，若與貴族制、君主制、專制不同，那便是基於「每個心智成熟、未因無知、惡行或犯罪而喪失資格的人類個體，都應享有與其他個體平等的權利與特權」。這份原則，正是我們所稱「人類自由」的基石。靈魂無性別之分，若因生理差異而否認女性的投票權，那便是將財產與人身自由等同，這在我看來，是對自然權利的侵犯，更是對女性施加的奴役。我們不應以所謂的「代表」，來剝奪她們行使主權的權力，因為真正的代表，必須建立在被代表者自願同意的基礎之上。

艾麗：Blair參議員的觀點清晰且堅定，將投票權提升至「天賦人權」的高度。J.E. Brown參議員，您作為當時主要的反對者之一，對於Blair參議員所強調的「天賦人權」原則，以及女性參政權，您有何不同的看法？

Brown參議員：艾麗女士，以及各位，我很遺憾，我必須對Blair參議員的觀點提出異議。我堅信造物主賦予了男性與女性不同的領域與職責。這並非優劣之分，而是自然與神聖的安排。男性因其體魄強健，承擔了為家庭提供保護與維持生計的繁重勞務，如軍事防衛、築路修橋、田間耕作。這些「粗重、嚴酷」的責任，使其自然而然地成為社會的管理者與國家事務的決策者。

而女性，則被賦予了家庭中「女王」的角色，承擔著妻子與母親的神聖職責。她們的溫柔、愛心與純潔，在家庭中塑造品格，教育子女，這才是她們最為崇高且無可替代的使命。我認為，讓女性參與政治的「粗魯、喧囂」事務，將使她們脫離天賦的領域，削弱她們在家庭與社會中的「道德感化力量」。她們透過影響父親、丈夫、兄弟、兒子，以「女王的權杖」而非「鐵棒」來施加影響，這份無形的力量遠勝於投票權。將投票權賦予女性，會導致家庭的不和諧，甚至鼓勵單身主義，這無疑將動搖社會的根基。我必須強調，投票權不是天賦的，而是一種由國家根據「權宜之計」賦予的特權。

艾麗：Brown參議員提出了男女「不同領域」的觀點，並強調了家庭的重要性與女性的道德影響力。Susan B. Anthony女士，您聽到了Brown參議員的論點，作為長期為婦女參政權奔走的旗手，您對此有何回應？尤其針對他所提出的「自然分工」和「女性已在家庭中行使更高權力」的說法？

Susan B. Anthony：Brown參議員的言辭聽來溫文爾雅，但其核心不過是將女性永遠鎖在「爐邊」的金籠。他口中的「不同領域」，實則是剝奪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公民權利。他所謂的「道德影響力」，在沒有投票權的現實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我們被徵稅，卻無權決定稅款的去向；我們作為母親，卻無權制定保護子女的法律。這不正是「徵稅沒有代表權就是暴政」嗎？這條原則適用於殖民地的男性，為何就不適用於今日的女性？

我們不是要推翻家庭，而是要強化家庭。一個擁有投票權的母親，將能為她的子女爭取更好的學校、更潔淨的環境、更健全的法律，這難道不是在履行她作為母親的更高職責嗎？他說我們沒有時間？每年一次或兩年一次的投票，如何能與女性終其一生在家庭、教會、慈善事業中所投入的無數時間相比？事實上，我們在公共教育、慈善機構中的貢獻，早已證明了女性完全有能力處理公共事務。他將我們描繪成情緒化的生物，然而，當男人們在酒館裡，在政治集會上被酒精與狂熱煽動，導致社會腐敗時，誰來淨化政治？正是那些他口中「情緒化」的女性，她們的道德力量，需要透過投票權才能轉化為實際的改革力量！

艾麗：Anthony女士的陳詞擲地有聲，將私人領域的道德影響與公共領域的政治權力緊密相連。J.N. Dolph參議員，您在辯論中提到了懷俄明和華盛頓屬地女性參政的實踐經驗。這些案例是否能有效反駁反對者對「社會和家庭將因此崩潰」的擔憂？

Dolph參議員：是的，艾麗女士。事實勝於雄辯。那些對女性參政權的恐懼，不過是缺乏實踐的理論臆測。懷俄明自1869年起，華盛頓屬地自1883年起，女性便已享有完整的投票權。這些地區的經驗證明，所有的「預測惡果」都沒有發生。太陽依舊東升西落，播種與收穫的季節依舊輪轉，人口增長速度正常，婚姻頻率如常，離婚率也並未增加。

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參與使政治環境得到了淨化。投票站變得更加安靜有序，女性們對教育和道德改革議題展現出新的熱情，推動了許多有益法律的通過和實施。甚至，華盛頓屬地的女性還被要求擔任陪審員，她們在履行職責時，得到了法官和所有追求公正執法的各方的高度讚揚。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嗎？女性的參政，並沒有讓她們失去「女性特質」，反而提升了男性，使得整個社會更加文明與進步。這種進步並非「情緒化」的結果，而是女性理性與道德力量的展現。

艾麗：Dolph參議員用實際的案例數據為支持女性參政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G.G. Vest參議員，您在辯論中曾言，您「憐憫那些以冷酷、枯燥的商業邏輯看待女性影響力的人」。您引用了Clara T. Leonard和Adeline D.T. Whitney女士的信件，強調女性的「內在力量」與家庭的「聖潔」，您對此如何回應Dolph參議員的「實踐證明」？

Vest參議員：艾麗女士，我仍舊堅持我的觀點。我深信女性天性優於男性，但她們不適應這個世界的政治工作。我絕非以輕蔑之詞談論女性，而是出於對她們的崇高敬意。我所憂慮的，是將她們從「家庭的王后」和「心靈的王國」中拉入充滿「情感衝動」與「污穢」的政治競技場。我引用Clara T. Leonard女士的論述，她說得非常清楚：投票不過是「力量的數學測試」，男人握有的選票是「可能刺刀」，而女性的選票卻不具備實質的物理強制力。當選舉激發強烈情感與衝突時，強者怎會屈服於弱者？

她們的力量應是「內在的、生命的、塑造性的、因果性的」。女性的「高尚使命」在於塑造人類的靈魂，養育後代，以其純潔和溫柔感化男性，從而淨化社會的源頭。正如Adeline D.T. Whitney所說：「男人為女人而工作，而女人則為所有男人的工作賦予目的和方向。」她們的影響力應在家庭的「聖潔」中，在搖籃旁，在塑造孩子心靈的過程中。將她們捲入政治鬥爭，只會消磨她們天生的優雅與溫柔，使其變得好鬥，這對社會將是極大的損害。懷俄明與華盛頓屬地的經驗，在我看來，不過是特例，無法適用於我們廣闊而複雜的國家，尤其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城市，那裡的「無知與墮落」只會被無節制地放大。

艾麗：Vest參議員對女性的「內在」與「外在」領域進行了深刻的劃分，並對政治的本質提出了質疑。Mrs. Zerelda G. Wallace女士，您在文本中提到，您在印第安納州為女性福利奔走時，發現100名最卑劣的男性選民的影響力，竟遠超25,000名最優秀女性的請願。您會如何反駁Vest參議員「女性的道德影響力勝過選票」的論點？

Mrs. Zerelda G. Wallace：Vest參議員的言論，恰恰證明了為何我們必須擁有選票！我曾帶著25,000名印第安納州最優秀女性的簽名，前往州議會請願，然而，卻發現100個最卑劣的男性，僅憑其手中的選票，便能左右立法者的決定，這難道不是對「道德影響力」最諷刺的證明嗎？您們這些立法者，為何會輕視數萬名有道德、有智慧的女性的呼聲，卻必須迎合那些因無知或惡行而投票的男性？

我承認家庭是社會的基石，母親的責任無比神聖。但當我們的子女因惡法與社會腐敗而墮落時，我們這些母親卻被剝奪了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去保護他們、去淨化社會的權力。我們需要選票，不是為了爭奪男性的權力，而是為了將「母親的心」投入到法律制定中，為我們的孩子，為我們的家庭，建立一個更安全、更純淨的社會環境。當我們的監獄充斥著因酗酒而犯罪的男性，當無數孤兒被送入貧民收容所時，難道你們不認為女性的道德元素，透過選票的力量，能更好地阻止這些悲劇的發生嗎？祈禱的力量固然重要，但若沒有選票的實踐，那些「光之和聲」如何才能真正迴盪於立法的殿堂，而非僅僅止於空谷迴音？

艾麗：Wallace女士的發言，將女性參政的訴求從抽象的權利爭議，拉回到了具體的社會問題和母親的責任，極具感染力。回到Blair參議員，您在演說中曾提及，許多反對者將女性的「無知」與「無能」作為剝奪其投票權的理由，但您也引用數據反駁了這種說法。您認為，在當時，教育程度在女性參政權辯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Blair參議員：艾麗女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反對者經常將女性描繪成「無知」或「不適合」參與政治，尤其是Vest參議員，他甚至提出南方黑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問題。然而，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首先，在美國，我們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選民必須達到某種教育水平，男性也一樣。其次，從我提供的數據中，可以看到在緬因州的高中和大學裡，女性學生的平均成績普遍高於男性。這說明了什麼？女性的智力水平絕不遜於男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

更重要的是，教育與投票權之間沒有必然的物理連結。投票行為本身需要的是「判斷力」和「良知」，而非體力。如果說因為女性不參與軍事或粗重勞動就不能投票，那麼請問那些年邁體弱的男性參議員，以及許多因各種原因無法參與體力勞動的男性公民，是否也應被剝奪投票權？我們將此修正案提交給各州立法機構，正是因為我們相信，那些由「國家的精英」組成的立法者，能以更為理性的思考，而非偏見，來判斷這個問題。

艾麗：Blair參議員從教育水平和投票本質的角度，再次強調了女性具備參政的智力與道德基礎。Susan B. Anthony女士，您提到各地推動女性參政權的運動時，有時會面臨來自「無知群眾」的阻力，甚至發生一些令人沮喪的事件（例如科羅拉多州西班牙裔選民的投票問題）。您為何仍堅定主張透過聯邦憲法修正案來實現女性參政權，而非逐州爭取？

Susan B. Anthony：艾麗女士，這正是我們最核心的策略考量。我們在各州，例如堪薩斯、密西根、科羅拉多，都曾嘗試透過全民公投的方式爭取投票權，結果往往是三分之一的支持對三分之二的反對。這並非因為女性不受歡迎，而是因為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教育全國「廣大無知」的男性選民。那些被偏見和低級趣味所左右的群眾，他們不理解「自由」與「正義」的根本原則，他們只會被最粗鄙的煽動者所引導。

我曾親自前往這些州，面對數以萬計的聽眾演講，許多人支持我們，但當投票真正來臨，那些「威士忌販子」、「賭徒」、甚至「監獄裡的犯人」，他們手中的選票，卻能輕易壓過那些有教養、有良知的男性與女性的聲音。將如此重要的基本權利，交由這樣一群「烏合之眾」來決定，不僅是對我們的侮辱，更是對共和國未來的威脅。因此，我們必須將這個問題提升到國家層面，交由聯邦國會的「精英」們，將修正案提交給各州立法機構審議。立法者們往往比普通選民更有見識，更願意基於原則而非個人偏見來做出判斷。一旦聯邦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它便能一勞永逸地保障所有女性的投票權，而不是讓我們在每個州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場艱辛而羞辱的戰鬥。

艾麗：Anthony女士的論述深刻剖析了聯邦修憲路徑的必要性，這背後是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洞察與策略選擇。J.E. Brown參議員，您在發言中強調「州權」，認為婦女參政權是各州應自行決定的地方問題。您對Anthony女士的「聯邦干預」主張有何看法？

Brown參議員：艾麗女士，我認為將婦女參政權問題提交給聯邦憲法修正案，是對州權的嚴重侵犯。我們的聯邦體制，賦予了各州在自身內部事務上的自主權。女性參政與否，關乎各州的社會結構與地方習俗，應由各州人民自行決定。如同此前廢奴問題，最終也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解決，但那是在極端情況下的軍事與政治必要性所迫。女性參政權顯然不具備同樣的緊迫性或普遍共識。

況且，就算某個州通過了女性參政權，這也不會影響其在國會的代表席位或選舉人票數，因為這些都是根據總人口而非投票人口決定的。這更加證明，這是一個地方性、而非全國性的問題。我不認為聯邦政府有權力強加各州，去改變其社會與家庭的基礎構成。如果女性希望獲得投票權，她們應當在自己所在的州內，透過說服當地男性選民來實現，而不是期望聯邦政府越俎代庖。這不僅違背了我們的憲法精神，也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社會動盪。

艾麗：Brown參議員堅守州權原則，並對聯邦修憲可能帶來的影響表示擔憂。此刻，時間彷彿在書室中凝固，窗外那幾片遲遲不肯落下的雪花，也似乎在靜待這場歷史辯論的結果。在您們的時代，女性的角色與地位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我好奇，各位對於「女性的本質」與其在社會中的「理想位置」，有著怎樣的信念？這份信念，是否真的與投票權的有無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Vest參議員：艾麗女士，這正是我最深層的憂慮。我堅信女性的本質是「情感」與「溫柔」，這不是弱點，而是她們力量的泉源，是她們能成為「家庭女王」與「道德淨化者」的根本。政治，這個充斥著「爭鬥、謊言、權謀」的領域，本質上是「情感衝動」的場域，而非「理性」的所在。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邏輯」而非「情感」來治理國家。將女性引入這個「粗鄙的」政治舞台，將會毀掉她們這種天賦的「聖潔」與「超然」。

我曾提出，女性對家庭的貢獻，對子女的養育，對社會道德的潛移默化，遠比投票箱中的一張選票更為重要。Clara T. Leonard女士也提到，女性的力量是「內在的、生命的、塑造性的」，她們能夠「教育和培養男人」，這才是她們真正的「羊皮彈弓和幾顆光滑的鵝卵石」，足以戰勝世間的邪惡。當女性放棄這些天賦的「女性特權」，轉而追求「外部的、物質的權力」時，她們將失去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也會讓男人失去他們在家庭中尋求「寧靜與溫暖」的港灣。我擔憂的不是她們的能力，而是她們會因此失去「本我」。

艾麗：Vest參議員的論點觸及了對性別本質的哲學思考，將女性的價值與家庭和情感領域緊密綁定。Mrs. Zerelda G. Wallace女士，作為一位母親，您對此有何看法？您是否認為，女性一旦參與政治，便會失去其「溫柔」與「聖潔」？

Mrs. Zerelda G. Wallace：Vest參議員的擔憂，在我看來，是基於一種狹隘的想象。女性參與政治，並非要「變成男人」，更不是要「放棄家庭」。恰恰相反，我們是帶著作為妻子、母親、女兒的深刻體驗，將這些「女性元素」注入到政治生活中。難道一個會投票的母親，就無法照顧好她的孩子，無法維護家庭的溫馨嗎？當我看到我的孩子被社會的弊病所侵蝕，而我卻無能為力時，那種無力感才是對「母親之心」最大的傷害。

我們希望在政治中引入的，正是那份「女性特有」的同情、關懷與對道德的堅守。正如我們的協會（婦女基督教禁酒聯盟）所致力於的，我們希望能通過立法來抑制社會的惡習，保護家庭。這些難道不是「聖潔」的延伸嗎？他提到「情緒化」，但女性對社會弊病的憤怒，對無辜者受害的悲憫，正是推動改革的強大動力，這份「情感」難道不應被納入國家治理的考量嗎？我相信，一個更完善的政府，必須是男性與女性共同參與的結果，才能真正實現「神聖」的治理目標。

艾麗：Wallace女士的回答，強調了女性情感在公共事務中的正面作用。Susan B. Anthony女士，在辯論中，您也提到了許多社會現象，例如腐敗的政治、對女性勞動的不公等。您如何看待投票權在解決這些實際社會問題上的「實用性」？

Susan B. Anthony：艾麗女士，投票權的實用性，簡而言之，就是它賦予了我們自我保護與推動改革的武器。當立法者和執法者必須面對女性選民的聲音時，他們就不會再輕易地忽視我們的訴求。我曾舉例說明羅徹斯特市的禁酒運動。數百名女性請願要求取締違法酒館，但市議會和執法者為了選票，最終卻發放了更多酒牌。為何？因為他們只聽見了那些酒商和酒客的選票，而忽略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女性的呼聲。

如果羅徹斯特的女性擁有選票，那麼當地方檢察官面臨選擇時，他將不得不權衡：是為了5,000張德國裔男性選票而放任違法酒館，還是為了20,000名女性選民的選票而嚴格執法？答案顯而易見。投票權並非萬靈丹，但它是促使政治人物正視我們訴求的「槓桿」。它能迫使那些「只看選票」的政客，將女性的利益納入考量，從而推動教育、公共衛生、勞動權益等方面的改革。我們要求的不僅是抽象的「正義」，更是具體的「麵包」——同工同酬，免受剝削。

艾麗：Anthony女士直指投票權的現實效用，揭示了其在社會改革中的關鍵地位。Blair參議員，在您看來，女性參政對於美國這個新興共和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它是否會改變國家的「基本原則」？

Blair參議員：恰恰相反，艾麗女士。女性參政不僅不會改變我們共和國的基本原則，反而會使其更加完善，使其真正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我們的立國宣言強調「人人平等，造物主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然而，若有一半人口因性別而被排除在治理之外，這份宣言便是不完整的。當林肯總統說我們的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時，他或許沒有明確指出女性，但這份精神理應涵蓋所有公民。

女性參政，是我們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從歷史上看，許多偉大的女王在位時，其統治的輝煌並不亞於男性君主。今日女性在教育、科學、藝術等領域展現的卓越能力，也證明了她們完全有能力參與政治事務。將這份權利賦予女性，不僅是對她們應有權利的承認，更是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一種投資。我相信，女性的加入將帶來新的視角、新的解決方案，使我們的共和國更加穩固、更加繁榮。

艾麗：Blair參議員從國家發展的高度，強調了女性參政的積極意義。Brown參議員，您對此有何最終的看法？您是否認為，女性參政的進程，真的無法阻擋？

Brown參議員：艾麗女士，我依然堅信，自然法則與造物主的設計是我們社會和諧的最終保障。儘管我尊重Blair參議員和各位女士的熱情與信念，但我依然憂慮將女性引入政治領域可能帶來的混亂。我看到那些為了家庭和孩子默默付出的女性，她們在家庭中的影響力是無可替代的。如果她們被強迫進入政治的喧囂，將無法履行她們最神聖的職責。

我承認，某些地區，例如西部的華盛頓屬地，似乎女性參政並未帶來立即的混亂。然而，這些地區地廣人稀，社會結構相對簡單，無法與我們東部那些人口稠密、階級複雜的大城市相提並論。在那些地方，一旦女性被賦予投票權，那些「無知和粗鄙」的女性可能會被利用，而那些「有教養和高貴」的女性則會羞於參加選舉活動，最終導致「無知和邪惡」在投票中佔據上風。我個人仍然認為，這是一個應由各州自行慎重決定的地方問題，而非由聯邦政府強行推動的全國性改革。

艾麗：在場的各位，代表著19世紀末美國社會對女性角色與公民權利認知的兩種對立觀點。一方堅信這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普世權利，另一方則強調性別差異與家庭傳統的維護。這場辯論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這項修正案在當時並未通過。然而，它的迴響卻跨越了數十年，最終在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的通過，才真正賦予了美國女性投票權。

此刻，窗外的雪花已停，微光漸亮，預示著另一個黎明的到來。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不僅讓我們回顧了歷史，更提醒我們，思想的進步與社會的變革，往往是漫長而艱辛的。如同語言的演變，每一個詞語的意義，每一個概念的範疇，都在不斷地擴展與深化，以適應人類對「自由」與「平等」更為廣闊的理解。

我感謝各位在「光之書室」中的真誠分享，您們的聲音，無論是堅守傳統，還是勇於開拓，都構成了人類文明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願這份對話所激發的思考，如同光之居所的微光，持續照亮我們探索生命意義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