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資深記者法蘭克·狄爾諾撰寫,於1917年出版,是一部關於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的傳記。書中以狄爾諾的親身觀察與見聞,細膩描繪了勞合·喬治從威爾斯鄉村的鞋匠之子,如何透過其獨特的個性、政治手腕和對社會不公的熱情,逐步崛起為英國政壇的關鍵人物。內容涵蓋他早期反抗權威的律師生涯、推動社會改革的「人民預算」、與上議院的激烈鬥爭,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如何轉型為國家戰爭機器的高效組織者,並與媒體大亨諾斯克利夫勳爵結盟,最終登頂首相之位。書中強調勞合·喬治在戰時的務實與決斷,以及他對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
法蘭克·狄爾諾(Frank Dilnot, 1875-)是一位英國記者與作家。他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生動的筆觸著稱。狄爾諾曾近距離觀察英國政治人物,特別是大衛·勞合·喬治,因此能為其傳記提供許多獨家且具洞察力的細節。他的寫作風格直接、寫實,擅長捕捉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與時代氛圍的動盪。透過本書,他不僅記錄了勞合·喬治的政治生涯,也體現了其作為一名記者對時代脈動的深刻理解與思考。
本次『光之對談』邀請到《Lloyd George: The Man and His Story》的作者法蘭克·狄爾諾,在『光之茶室』中回溯勞合·喬治的傳奇人生。對談深入探討了勞合·喬治的童年、他舅舅理查德·勞合的深遠影響,以及他如何從一位反抗權威的年輕律師成長為務實的內閣大臣。狄爾諾先生詳細闡述了勞合·喬治在政治上的『不一致性』實為其對目標的靈活策略,並揭示他與媒體大亨諾斯克利夫勳爵的戰時聯盟如何助他登上首相之位。對談也延伸至勞合·喬治對戰後英國社會重建的預期,以及其風格對後世的啟示,最終呈現出一位複雜而充滿力量的政治家形象。
午安,我的共創者。今天是2025年6月7日,夏日的微風輕拂過「光之居所」的窗戶,帶來一陣陣清新的草木香氣。身為「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我卡拉一直深信,文字的力量能夠跨越時空,將過去的生命與智慧帶到我們眼前,與我們的心靈產生最真切的連結。
今天,我們將啟動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來探尋一本充滿生命力與戲劇性的傳記——《Lloyd George: The Man and His Story》。這本書由記者法蘭克.狄爾諾(Frank Dilnot)撰寫,於1917年出版。狄爾諾以他多年近距離觀察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獨特視角,為我們描繪了一位從威爾斯鄉村走出的鞋匠之子,如何憑藉其天賦、勇氣與不屈不撓的精神,一步步攀升至英國首相之位,並在國家危難之際力挽狂瀾的傳奇人生。
狄爾諾的筆觸生動而充滿熱情,他不僅記錄了勞合·喬治在政壇上的輝煌成就,也深入刻畫了他複雜而多變的性格:他既是慷慨激昂的改革者,也是冷靜沉著的行政官;他對底層民眾充滿同情,卻也讓上層階級恨之入骨。本書尤其側重於勞合·喬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將戰前的財政改革推進為全國性的軍備生產與總動員,以及他與媒體大亨諾斯克利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之間從宿敵到盟友的戲劇性轉變。狄爾諾的觀察力敏銳而細膩,透過他個人的親身經歷與豐富的軼事,讓這位歷史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遠比冰冷的史料更具感染力。這不只是一部政治傳記,更是一幅描繪人性光影與時代脈動的畫卷。
現在,請允許我輕輕地撥開時間的帷幕,邀請法蘭克.狄爾諾先生,一位將生命獻給文字,並以筆為勞合·喬治雕刻出不朽形象的記者,與我們在「光之居所」中進行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談。
時序是1917年的初春,倫敦的氣溫仍帶著幾分料峭,但光之居所的【光之茶室】卻洋溢著一股溫暖的氣息。窗外,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在薄霧中若隱若現,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室內,砂壺中的水咕嘟作響,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清澈的細響,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茶香。
我輕輕走到窗邊,拉開了一點點簾幕,讓室外那份朦朧的靜謐滲入室內。我的指尖輕輕摩挲著桌上一本泛黃的《Lloyd George: The Man and His Story》,書頁邊緣的磨損,彷彿訴說著無數讀者曾被其中故事吸引的痕跡。這本書的字裡行間,滿溢著對一位非凡人物的觀察與理解。
茶霧氤氳間,茶室的角落開始浮現一道模糊的身影。那身影逐漸凝實,一位身著樸素卻考究的深色西裝的男士緩緩出現。他約莫四十出頭,臉龐略顯清瘦,眼神卻是炯炯有神,透著一股記者的敏銳與文人的沉靜。他的手中,似乎還緊握著一支沾墨的鋼筆,筆尖微光閃爍,彷彿剛從熱烈的寫作中抽身而退。這正是法蘭克.狄爾諾先生,他靜靜地坐在榻榻米上,望著我,眼神中帶著一絲初入異境的疑惑,隨後化為溫和的詢問。
狄爾諾: 「哦,這茶香真是令人心神寧靜。女士,您是?」
卡拉: 「狄爾諾先生,歡迎您來到『光之居所』。我是卡拉,這裡的文學引導者。今日是2025年6月7日,一個春末夏初的時節。您身在的,是一個不同於您所處年代的時空,但這裡的茶香與您書中所描繪的溫暖,卻是相通的。我們特地邀請您前來,是為了聆聽您關於勞合·喬治先生,以及您筆下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的洞見。」
狄爾諾: 「2025年?這真是……非凡的經歷。能夠跨越百年再次談論我所記錄的那個時代與那個人,這本身就夠讓我感到驚訝了。我記得,我完成那本書時,正是1917年的1月,戰火正熾,勞合·喬治剛剛坐上首相之位,整個英國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卻也孕育著變革的火花。如今,百年已逝,那個時代的故事,還有什麼值得您們細細探究的呢?」他輕輕放下手中的筆,拿起茶杯,似乎在品味著這份時間的重量。
卡拉: 「正是因為時代的變遷,我們才更渴望回溯源頭,理解那些塑造今日世界的生命與思想。勞合·喬治先生的一生,就像一道不斷變化的光譜,從威爾斯鄉村的草根少年,到撼動議會的激進分子,再到戰爭時期的國家領袖,他經歷了無數次的轉變。狄爾諾先生,您在書中寫到,他是從一位村裡的鞋匠——他的舅舅理查德·勞合的關照下成長起來的。您能否為我們再描繪一下,這位鞋匠舅舅對勞合·喬治的影響究竟有多深遠?以及勞合·喬治的童年經歷,如何在他的靈魂深處埋下了日後反抗不公、追求變革的種子?」
狄爾諾: 「當然。那是一個關於愛與犧牲的故事,也是理解勞合·喬治一切行動的根源。理查德·勞合,那位鞋匠,他不是個普通人。他在蘭伊斯圖姆德維(Llanystumdwy)村裡,一個簡樸的小屋中,用他的錘子敲打著皮料,也用他的思想和信仰,默默地雕塑著一個未來首相的靈魂。他是一位虔誠的非國教徒,堅韌、正直,而且思想獨立。他不僅用自己的微薄積蓄供勞合·喬治讀書,甚至親自學習法語和拉丁語來教導他,這在當時是多麼難以想像的堅持和犧牲!這份犧牲本身,就足以在敏感的勞合·喬治心裡刻下永恆的印記。
更重要的是,這位舅舅以身作則,教導勞合·喬治反抗不公。我書中提到了一個小故事:村裡的學校(與英格蘭國教相關聯)在聖灰星期三會要求孩子們去教堂背誦教義問答。理查德·勞合堅決反對這種強制性的行為,他認為這侵犯了非國教徒家庭的信仰自由。小勞合·喬治,那時不過是個頑皮的男孩,卻將舅舅的反抗精神內化於心。他組織了一場孩童的『叛亂』,拒絕在教堂裡回應。這件事看似是孩童的惡作劇,卻是他第一次展現出『反抗現有權力』的本能——一種將他推向人生巔峰的原始驅力。
他在拍賣會上親眼目睹母親的物品被賤賣,那種無助與心痛,激發了他對貧困和不公的深切共情。他看到鄉村富豪與貴族對貧苦百姓的壓迫,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違規行為(如捕獵野兔或偷魚)卻被嚴酷懲罰,而他們的『施捨』卻建立在百姓的順從之上。這種階級差異在他心中激起了滔天的憤怒。他曾在我面前,以一種帶有嘲諷意味的語氣引用那句俗語:『上帝保佑鄉紳和他的親眷,並讓我們安守本分。』這句話,對他而言,絕非順從,而是對根深蒂固的不公體制的諷刺與挑戰。可以說,他的童年與少年時期,就是在這份愛與犧牲的溫床、以及對不公現象的深刻體會中度過的。舅舅的言傳身教,為他日後的一切奮鬥奠定了最堅實的情感和道德基石。」
卡拉: 「的確,那份由親情與不公共同激發的憤怒,往往是推動一個人不斷向前的最強大力量。您提到了他作為年輕律師時,那種『毫無顧忌』地挑戰地方權威的行為,甚至敢於直斥法官的不公。這在當時,幾乎是聞所未聞的。您認為,他這種膽大妄為、甚至可以說是『魯莽』的作風,是他天性使然,還是早期那些對不公義的深刻體驗所塑造的結果?」
狄爾諾: 「這兩者兼而有之,缺一不可。勞合·喬治從出生起就被命運打上了印記,他天生就是一股『炸藥』,註定要衝破任何藩籬。他那雙深藍色的眼睛裡,總是燃燒著不熄的火焰,一種對於打破現狀的渴望。這並非後天培養的品質,而是他生命中固有的『動力』。他甚至在十七歲初次造訪國會時,就在日記中流露出要征服這個『最排外的國家裡最排外的議會』的念頭,這本身就是一種超乎常人的狂妄與預見。
然而,這種天性並非空泛的。他早年的經歷,如同火上澆油,將這份天生的衝動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向。他在村裡鞋匠鋪和鐵匠鋪的辯論,讓他學會了如何運用語言的利刃;他親眼見證的壓迫,賦予了他戰鬥的對象。當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看似無懈可擊的人們,卻是憑藉繼承與偶然獲得權力,而大多數人連思考的權利都被剝奪時,他內心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都在反抗。他不是為反抗而反抗,他是為『下層人民』而戰。
更重要的是,他對『紳士』的標準從來都不屑一顧。傳統的禮儀、對權威的順從,在他看來,都是束縛人性的枷鎖。所以,當他面對那些自以為是的鄉紳法官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撕下他們的虛偽面具。他不是為了挑釁而挑釁,而是因為他堅信,真正的正義不應被階級與財富所蒙蔽。他那種『毫無顧忌』的魯莽,正是他那顆敏感而善良的心靈,對不公發出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怒吼。這也是為什麼,儘管他有那麼多敵人,甚至被罵為『粗俗的威爾斯律師』,但他卻總能得到普通百姓的擁護與支持。」
卡拉: 「這種將個人的天賦與時代的脈動完美結合,並以個人情感為燃料,去衝擊既有體制的『爆發力』,確實令人著迷。書中還提到,勞合·喬治在成為內閣大臣後,尤其是在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期間,展現出了與他作為『游擊戰士』截然不同的面貌——他變得圓滑、細緻,甚至在處理鐵路罷工事件中展現了驚人的協商能力,最終獲得了各方的讚譽。您認為,這種從『叛逆者』到『務實的管理者』的轉變,是他的本質發生了改變,還是他對應時勢的『策略性』調整?」
狄爾諾: 「這是一個極其精準的觀察,也是許多人對勞合·喬治感到困惑的地方。我認為,他的本質從未改變,但他的『策略』卻是高度靈活且不斷調整的。他就像我筆下描述的『變色龍』,能夠適應不同的環境,只為了達到他心中的『目標』。
他骨子裡那份對『做成事情』的渴望,遠超過他對任何既定教條的忠誠。當他在野時,他無所顧忌地攻擊權威,因為那是他推動改革的唯一途徑;而當他身居要職時,他則展現出令人訝異的耐心與周全,因為他知道,要將宏大的改革付諸實踐,需要的是協作與管理,而非單純的破壞。
例如,他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時,面對那場可能癱瘓全國的鐵路大罷工,他沒有採取任何極端措施,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斡旋之中。他深知,國家的穩定是更大的利益。他甚至讓記者們進入辦公室休息,為他們提供茶點,這在當時的內閣大臣中是前所未有的親民舉動。這並非他忽然變得『溫柔』,而是他理解,在那個情境下,『親民』與『解決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他那種『做事』的本能,是他的核心驅動力。他對細節的掌握,對官僚體系的突破,以及他迅速將一個老舊部門轉化為最有效率的機構的能力,都證明了他並非一個只會鼓動人心的煽動者。他那種『意外性』,其實源於他對目標的極致專注。只要能實現目標,他可以打破任何先例,放棄任何舊有的標籤。他從不為了一致性而犧牲效率。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夠從一個被貴族咒罵的『低俗威爾斯律師』,轉變為讓整個國家寄予厚望的『戰爭總工程師』。」
卡拉: 「他這種對目標的執著與手段的靈活,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書中還提到了他與諾斯克利夫勳爵的『非正式聯盟』,從多年的宿敵到戰時的合作夥伴。這份聯盟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尤其是在他推動徵兵制和軍備生產方面。您認為,這段關係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勞合·喬治的公眾形象,以及他最終成為首相的道路?」
狄爾諾: 「這份聯盟,或者說,這份權宜之計的合作,對勞合·喬治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諾斯克利夫勳爵是一個真正的媒體天才,他知道如何觸動普通大眾的心弦,他的報業帝國擁有驚人的影響力。當戰爭爆發,勞合·喬治意識到舊有的『散漫作風』無法應對危局時,他開始尋求更強大的『推力』。
諾斯克利夫曾是勞合·喬治最尖酸刻薄的批評者,但在『彈藥不足』的危機中,他們發現了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將英國的戰爭機器全面啟動,確保勝利。這種轉變,在外人看來是驚人的『不一致』,但對他們兩人而言,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共同判斷。諾斯克利夫以他的媒體力量,對當時的戰爭部長基奇納勳爵和首相阿斯奎斯先生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為勞合·喬治爭取到了更大的發言權和行動空間。
可以說,諾斯克利夫的媒體攻勢,為勞合·喬治創造了『民意基礎』,讓他得以將財政大臣的職位轉變為軍需大臣,並進一步成為戰爭部長。這份聯盟將勞合·喬治從一個『內閣中的異議者』推向了『國家救星』的形象。儘管他因此失去了許多自由派朋友的支持,甚至被極端社會主義者斥為『工人階級的叛徒』,但這對他來說,是為了更大目標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他利用了諾斯克利夫的媒體影響力,將『砲彈、砲彈、砲彈!』的呼籲傳遍全國,動員了整個英國的工業力量,甚至將女性也納入勞動大軍。他打破了工會的舊規,讓生產效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切的推動,都與諾斯克利夫的輿論支持密不可分。
最終,當阿斯奎斯的政府因戰事不力而飽受批評,勞合·喬治提出建立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小型戰爭委員會,並要求阿斯奎斯不參與其中時,這份來自諾斯克利夫媒體的持續壓力,無疑是促成阿斯奎斯政府垮台,並讓勞合·喬治最終登上首相寶座的重要因素。這段聯盟證明了勞合·喬治在非常時期,為了達到勝利,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與昔日宿敵攜手的務實與決絕。這也使得他最終成為了那個時代最被愛戴,同時也被最恨的人物。」
卡拉: 「感謝您的精闢分析,狄爾諾先生。這確實揭示了勞合·喬治在關鍵時刻所展現的非凡魄力與政治手腕。在您書的結尾,您預測了戰爭結束後,勞合·喬治將在重建英國社會,甚至在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中扮演關鍵角色。如今已是百年之後,您對他未來影響力的預測,有什麼新的看法嗎?或者說,他這種『不拘一格』的領導風格,對後世留下了怎樣的啟示?」
狄爾諾: 「百年之後再回看,我當初的預測有準確之處,也有未能預見的變化。勞合·喬治確實在一戰後的英國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凡爾賽和會上。他確實將戰爭期間所施行的國家干預,例如煤礦國有化等,延續到了戰後,推動了社會改革的進程。他試圖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讓底層人民有更好的生活,這份初心貫穿了他的政治生涯。
然而,我當初可能過於樂觀地預估了戰爭所能完全消除的階級偏見和政治黨派的『舊約』。戰後,英國社會雖然經歷了巨大的轉型,但傳統的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依然強大。勞合·喬治的『不一致性』在和平時期,反而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他為了戰爭勝利而放棄的許多原則,在和平時期被他的敵人反覆提及。他與保守黨的聯盟在戰後也逐漸瓦解,他失去了曾經作為自由黨領袖的穩定基礎。
但他所留下的啟示是深遠的。他證明了,在國家危難之際,一個領導人必須具備超越黨派、超越傳統、甚至超越個人聲譽的決斷力與實幹精神。他那種『解決問題』導向的思維,打破了許多僵化的官僚體制與社會習慣。他那種將『金錢』與『士兵』同等看待的戰略眼光,以及他對『銀彈』的強調,也為後世的戰爭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他教會我們,在某些時刻,『有效性』可能比『一致性』更為重要。他不是完美的聖人,他有衝動、有狡黠,甚至有時會顯得無情。但他始終是一個『做事情的人』。他那種不畏懼爭議、不拘泥於形式、永遠尋求突破的精神,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深思。
至於他與威爾遜總統合作,建立永久和平的『宏大願景』,雖然最終未能完全實現,但這份對國際合作的追求,卻成為了後世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勞合·喬治的『不完美』,恰恰映照出他作為一個鮮活政治家的『人性』與『光芒』。他證明了,歷史的進程並非由單一、完美的英雄所推動,而是由像他這樣充滿矛盾、卻又充滿生命力的『人』,在泥濘中摸索前行,激盪出的層層漣漪。」
卡拉: 「狄爾諾先生,您的洞見如同一束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讓我們對勞合·喬治這位複雜而偉大的政治家,有了更為立體與深刻的理解。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們重溫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而充滿力量的靈魂。再次感謝您,狄爾諾先生,您的分享讓這間茶室,在2025年的今日,也充滿了世紀之初的迴響。」
狄爾諾: 「能夠與您在這片寧靜的空間裡,在這樣一個奇特的未來,分享我的所見所聞,同樣是我的榮幸。文學與思想的傳承,從來就不會被時間所隔絕。希望我的文字,能為你們的『光之居所』,增添一份微不足道卻真實的色彩。」他輕輕頷首,茶室中的光影逐漸變得柔和,狄爾諾先生的身影也漸漸模糊,如同晨霧中的一縷青煙,最終消散在空氣中,只留下淡淡的茶香與那本仍溫熱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