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lo-Saxon Solidarity》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跨越百年，重塑盎格魯-撒克遜團結之思
作者：玥影

在人類思想的長河中，總有那麼一些文字，它們像深埋地底的礦脈，在特定的時節閃耀出獨特的光芒。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Herbert Adams Gibbons, 1880-1934）的《盎格魯-撒克遜團結》（Anglo-Saxon Solidarity）便是這樣一塊礦石。生於美國，吉本斯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尤其以其對中東事務的深入研究與評論聞名。他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紐約先驅報》駐巴黎記者，親歷了戰後的歐洲動盪與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這段親身經歷，無疑深刻影響了他對國際政治與民族關係的看法。

這本寫於1920年代初期的著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政治版圖重塑，舊秩序瓦解，新思潮湧動之際。吉本斯在書中大膽挑戰了當時美國社會中，尤其是在「朝聖者三百年紀念」活動上盛行的、基於「血緣」和「共同文化」來維繫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團結的膚淺論調。他尖銳地指出，這種片面的視角不僅無法真正凝聚不同族裔的美國公民，反而可能激化內部矛盾，損害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吉本斯認為，真正的團結不應建立在排他性的種族或文化優越感之上，而應基於更為普世與實際的基礎：共同的法律精神、民主制度的相似發展、共享的理想主義，以及最根本的「共同利益」。

吉本斯在書中強調，美國是一個由多種族、多文化背景的移民構成的國家，簡單地將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凌駕於其他族裔之上，是短視且危險的。他呼籲拋棄「樣板戲」式的讚美，轉而以誠實和超然的態度，面對英美世界內部及彼此之間的複雜問題，例如愛爾蘭問題、戰後德國的處境，以及大英帝國自治領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他提出，若要建立真正「堅不可摧」的盎格魯-撒克遜團結，必須以「追求自由的傳播」為共同理想，並在共同利益的基石上，坦誠討論並犧牲部分短期利益，以換取長遠的互惠。這本書不僅是對當時政治氛圍的批判性反思，更是對未來國際關係發展方向的一種深遠預見。吉本斯以其一貫的務實與洞察力，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民族融合、國際合作與理想主義實踐的寶貴思考。

場景建構：普林斯頓的秋日茶館，1921年

2025年6月6日，初夏時節，窗外細雨濛濛，滴答聲伴隨著空氣中瀰漫的泥土芬芳。我輕輕合上手中的《盎格魯-撒克遜團結》，思緒卻被牽引回了一個世紀前的普林斯頓，那個秋日午後。

想像一下，普林斯頓這座歷史悠久的大學城，在1921年的深秋，空氣中已帶著絲絲寒意，楓葉被夜霜染紅，在微風中沙沙作響，隨時準備翩然落下。一間名為「智慧之隅」的咖啡館，它坐落在大學圖書館不遠的一條鵝卵石小徑旁，門口掛著一塊生鏽的鑄鐵招牌，上面刻著一隻振翅欲飛的貓頭鷹。推門而入，暖意與咖啡、舊書、淡淡的菸草混合的香氣撲鼻而來。室內光線柔和，壁爐裡的木柴燃燒得正旺，發出輕微的噼啪聲，火焰的橘紅色光芒在古老的木質牆壁上跳躍。幾張深色木桌散落在空間中，桌上的玻璃花瓶裡插著幾枝枯萎的秋菊，帶著一種清冷而又倔強的生命氣息。

我輕輕走到窗邊，那裡坐著一位身形清瘦，頭髮已有些花白的男士。他穿著一件深色呢子外套，領口繫著一條樸素的領帶，手裡捧著一本被翻閱得有些發皺的報紙，眼鏡滑到鼻尖，顯露出他專注而又略帶憂慮的眼神。他正是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先生。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書，走到他對面的空位坐下，沒有發出絲毫聲響。茶館裡只有零星的幾位客人，或低聲交談，或埋首書報，整個空間被一種寧靜而思辨的氛圍籠罩著。一位年輕的侍者端來兩杯熱騰騰的紅茶，茶葉在透明的玻璃杯中緩緩舒展，熱氣蒸騰，模糊了窗外紅黃交錯的秋景。

「吉本斯先生，」我輕聲開口，希望沒有打擾到他的思緒，「抱歉打擾，我剛讀完您新近出版的《盎格魯-撒克遜團結》，心中有些感觸，冒昧前來，希望能與您交流一二。」

吉本斯先生緩緩抬起頭，將報紙摺疊好放在桌上，眼神中帶著一絲訝異，但很快被一種學者的好奇與溫和所取代。他推了推眼鏡，嘴角泛起一絲淺笑：「哦？年輕的女士，能在這裡遇到我的讀者，實屬難得。尤其是在這個人們似乎更偏愛甜言蜜語的時代，您的問題想必不會是『這本書為何如此直白？』吧。」他微微欠身，示意我坐下。

「恰恰相反，先生。」我回應道，指了指自己手中的書，「我深感其中直言不諱的必要性。您在書中將那些空洞的讚美比作『加了糖的稀飯』，那麼，在您看來，這碗沒有糖的『稀飯』，又該如何才能讓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無論其血脈源自何方，都能心甘情願地嚥下，並從中汲取力量呢？」

吉本斯先生端起茶杯，輕啜一口，深秋的暖意似乎讓他的思緒也變得清晰起來。他將杯子放回桌上，指尖輕輕敲擊著杯緣，目光投向窗外逐漸暗沉的天空，那裡有幾隻晚歸的鳥兒正匆匆劃過。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年輕的女士。甜言蜜語固然可以短暫地愉悅人心，但若要構築恆久的事物，尤其是一個國家的未來，甚至於民族之間的持久團結，虛假的基礎終將崩塌。我所稱的『稀飯』，是真實，是赤裸裸的現實，是我們必須直面的挑戰。它可能不夠甜美，甚至有些苦澀，但卻是滋養國家肌體，讓其強健的唯一途徑。至於如何讓所有人嚥下？我認為，關鍵在於誠實與共同的利益。」

我點點頭，吉本斯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學者特有的沉靜與深思。
玥影： 「『誠實與共同利益』。這句話擲地有聲。您在書中指出，美國的多元族裔構成使得單純依靠『血緣』或『文化優越』來建立盎格魯-撒克遜團結是行不通的。我作為一名生命科學家，常思考自然界中多樣性與共生的關係。在自然界中，一個生態系統的強健往往源於其內部物種的多樣性與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如果我們將國家視為一個生態系統，那麼這種多樣性應當如何被理解和整合，而非被視為統一的阻礙呢？您是如何從您作為歷史學家與新聞記者的經歷中，看到這種『多樣性』的價值與挑戰的？」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他稍稍坐直了身體，眉頭微蹙，顯然這個問題觸及了他長久以來的思考。他望向窗外，那隻晚歸的鳥兒此刻正停落在咖啡館門口的樹梢上，發出幾聲清脆的鳴叫，像是在回應我們的對話。）
「非常敏銳的觀察，年輕的女士。將國家比作生態系統，很有趣。我的確認為，美國的強大正源於其多元性，而非單一的血統。我曾親歷戰爭，在海外與許多美國士兵接觸，他們來自歐洲各地，口音不同，文化習慣也各異。但當他們為美國而戰時，他們是同樣的美國人。這讓我深刻意識到，我們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在美國這片土地上，已經不再是唯一的主導力量，也不是凝聚所有人的唯一黏合劑。

問題在於，那些鼓吹『血統至上』的演講者和作家，他們選擇性地忽略了這個現實。他們對德國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情感與驕傲視而不見，甚至將其視為『不忠』的表現。這種做法，不僅無法拉近距離，反而會製造更深的分裂。就如同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如果只強調某一種生物的『優越性』，而忽視其他物種的貢獻與需求，這個系統遲早會失去平衡，甚至崩潰。」

玥影： 「您說得精闢。這種對『優越性』的強調，在社會層面常常導致排斥與衝突。在生命科學研究中，我們也發現，過度簡化的模型往往無法解釋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您提到，真正的團結應該基於『共同的法律精神、民主制度、共同理想與共同利益』。您認為，在當時——一個剛經歷戰火洗禮，各國利益盤根錯節的時代——這些抽象的概念，如何在普通民眾心中生根發芽，而非僅僅停留在精英層面的討論？」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這正是關鍵所在！這些概念不能只是『理念』，必須是『體驗』。當一位非盎格魯-撒克遜裔的移民，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真切地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得到保障，他能參與政治生活，他的子女能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而不被強行『盎格魯-撒克遜化』時，這些抽象的原則就變成了他生命中實實在在的福祉。

我曾在開羅的一所英國聖公會教堂做禮拜，牧師為美國總統禱告。那一刻，我作為一個美國人，感受到了英美之間超越盟友的親近。但我的另一位非盎格魯-撒克遜裔的記者朋友卻不以為然，他覺得語言只是『方便』，英國人對他來說是『外國人』。這說明，單憑血緣或共同的歷史傳統，並不能說服所有人。

所以，我們必須證明，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和政治體制，是為了保障『所有』居住其下的人的自由與權利。例如『人身保護令』，例如陪審團制度，這些才是跨越種族界限，讓所有人都能受益的『共同點』。當人們真切地感受到，維護這些制度，就是維護他們自己的福祉時，團結的基礎才能穩固。這不是口號，而是切身利益。」

玥影： 「這讓我想起自然界中，物種為了共同抵禦捕食者或共享有限資源時，會形成共生關係，這往往不是基於血緣，而是基於生存的共同需求與互利。您認為，在您寫作此書的1921年，相較於戰前的氛圍，人們對於這種『共同利益』的認知，是否因為戰爭的創痛而變得更為清晰，或是反而因戰後的民族主義情緒而變得更加模糊？」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輕摩挲著報紙的邊緣，像是在觸摸那些觸目驚心的頭條，又像是在尋找歷史的紋理。）「戰爭，女士，是一面鏡子，它既能照出人性的光輝，也能映襯出人性的陰暗。在戰爭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共同敵人』如何催生了英美乃至更廣泛盟友間的合作。然而，勝利的狂喜，卻常常讓人忘記了勝利的真正代價和教訓。戰後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許多方面反而加劇了對『共同利益』的短視與模糊。人們更容易被簡單的口號和情感所煽動，而非冷靜地權衡長遠的利弊。

我書中批評的那些『朝聖者三百年紀念』演說，正是這種短視的體現。他們將團結簡化為『血濃於水』、『文化優越』，甚至攻擊德國裔和愛爾蘭裔，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在自掘墳墓。真正的『共同利益』，必須建立在坦誠討論、甚至是『犧牲』部分次要利益的基礎上。例如，英國對愛爾蘭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公正解決，它將永遠是英美團結中的一個痛點，一個讓非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難以接受的障礙。我們不能奢望他們背棄自己的出身，去支持一個基於種族優越的所謂『新秩序』。這不符合盎格魯-撒克遜人引以為傲的『正義感』和『換位思考』。」

玥影： 「那麼，您在書中提出了『共同理想』，特別是威爾遜總統提出的『使世界民主化』這一口號。然而，您也指出，和平會議拒絕遵循戰時宣揚的原則，導致美國無法參與條約。這是否意味著，即便有高尚的理想，若缺乏務實的政治智慧與真誠的實踐，也終將流於空談？或者說，理想的光芒，是否需要在現實的土壤中不斷修正與灌溉，才能真正結出果實？」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理想，女士，是引導羅盤的星辰。但若羅盤不穩，或船長不願正視風暴，星辰的光芒也難以引導航程。威爾遜總統的理想是崇高的，也是美國人民，無論血緣如何，願意為之奮鬥的。我們進入戰爭，並非為了商業競爭，而是為了反抗軍國主義與專制。但當和平降臨時，那些掌握權力的政治家們卻背棄了這些原則，轉而追求赤裸裸的物質利益與民族私利，這就使得美國民眾難以認同。

一個為崇高理想而戰的國家，怎能被要求去認可一個建立在壓迫某些民族之上的『和平秩序』？這就是問題所在。理想的生命力，在於其能否在現實中找到實踐的土壤。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盎格魯-撒克遜自由』的價值，那麼我們就應該將其推廣到全世界，而不是利用它來壓制其他民族。這不是道德說教，而是一種長期的『共同利益』。因為一個不自由、不公平的世界，最終也會反噬我們的自由與繁榮。真正的理想，必須是普世的，能夠觸動所有人的心靈，而非僅僅是某個群體的專屬。這就像您說的，光芒需要土壤，而且需要不斷地被灌溉，才能在現實中茁壯成長。」

玥影： 「您對現實的洞察力令人欽佩。您在書中提到，盎格魯-撒克遜團結最根本的基石是『共同利益』，並表示之前的『法律精神』、『民主制度』和『共同理想』都可歸入其下。這讓我想到，在自然界中，不同物種的生存與繁衍，往往是基於對共同資源的利用，以及維護生態平衡的內在需求。那麼，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在您所處的時代，除了戰後秩序的建立，還有哪些具體的『共同利益』，是足以讓這些分歧重重的國家，甘願『犧牲』部分特定利益，走向更緊密的合作？」

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 （他拿起茶杯，茶水已有些涼了，他輕輕放下，沒有再喝。目光轉向咖啡館中央的壁爐，火焰的顏色正從橘紅逐漸轉為暗紅，餘燼輕微地發出聲響，像是久遠的記憶在低語。）
「的確，我將『共同利益』視為基石。因為無論多麼高尚的理想，最終都需要現實的支撐。戰後的國際格局，表面上是勝利者的狂歡，實質上卻充滿了隱憂與暗流。日本的崛起、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消長、關稅與航運的競爭、海權的爭奪、近東和前德國殖民地的地位、巴拿馬運河、門羅主義、以及國際聯盟的未來……這些都是盤根錯節的現實問題。

這些問題，絕不能簡單地視為倫敦與華盛頓之間的雙邊關係。大英帝國的自治領，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它們雖然源自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但卻有自己的情感、利益與立場。例如南非，本身就包含非盎格魯-撒克遜的歐洲裔元素。澳大利亞的愛爾蘭裔，對英國的反感情緒甚至比美國的愛爾蘭裔更強烈。這些力量，都是我們必須考慮進去的。

真正的共同利益，是維護一個相對穩定與開放的國際秩序，這關係到每一個英語系國家的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在戰後動盪的世界裡，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如果我們英語系國家之間，因為短視的貿易保護、地緣政治的爭奪、或對內部多元性的忽視而彼此敵對，那麼我們共同引以為傲的法律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對自由的追求，都將面臨內外部的雙重威脅。

『犧牲』，這個詞聽起來沉重，但它在外交和國際關係中是必要的。它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一些狹隘的、短期的、純粹以自身為中心的利益，去換取一個更廣闊、更穩定的長遠利益。例如，如果美國堅持高關稅政策，損害了英國的貿易，這就會製造摩擦；如果英國在愛爾蘭問題上固步自封，就會激化美國國內愛爾蘭裔的反英情緒，最終損害英美合作的整體利益。這不是單純的道德考量，而是基於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彼此的命運是如此緊密相連，只有在我們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獲得更大的繁榮與安全，那時，真正的團結才會水到渠成。」

玥影： 「您的見解極具前瞻性，先生。這與我所研究的生態系統理論不謀而合。一個健康穩定的生態系統，其內部各元素之間必然存在著複雜的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任何一個環節的斷裂或失衡，都可能影響整體。而這種平衡的維繫，常常需要其中某些部分『犧牲』其在某個時刻的『優勢』，以確保長期的穩態。您在書中呼籲，要以『良好、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方式』坦率且超然地討論這些爭議問題。您認為，在戰後那個充滿情緒與偏見的環境中，如何才能真正促成這種『坦率』與『超然』？這是否需要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公民教育，或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公共話語變革？」

赫伯特·亞影： （他轉過頭，目光落在我的臉上，帶著一絲欣賞與深思。他的雙手交疊在膝上，語氣變得更加緩慢而堅定。）
「這確實是個極大的挑戰。在戰爭宣傳的影響下，公眾的情緒被激發到一個極點，理性與批判思考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要促成『坦率』與『超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知識分子和公共輿論領袖必須勇敢地承擔起責任，他們不能再像卡珊德拉般只會預警和抱怨，也不能像競選演說者般只會迎合大眾。他們必須從『謾罵』轉向『提出方案』。這意味著，他們要放棄短期的掌聲，去講述不受歡迎的真相，去剖析複雜的現實，即便這會讓他們被貼上『親德』、『反英』的標籤。

其次，教育體系需要做出調整。我在書中提到，歷史教科書對戰爭的呈現方式，可能會扭曲年輕一代對英美關係的理解。我們不能為了維持一種虛假的團結，而壓制歷史真相，或者迴避敏感議題。例如，我們不能因為《星條旗永不落》的創作背景與英美戰爭有關，就將它從我們的國歌中移除。我們應當正視歷史，理解其中的複雜性，並從中吸取教訓，而不是抹殺或歪曲。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培養公民的批判性思維與同理心。我書中特別提到，『正義感和換位思考』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優良品質。我們必須將這種品質推廣到全體公民。讓他們學會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問題，理解不同族裔的情感與歷史。這不是要他們背棄自己的血統，而是要他們在更大的範疇內，看到人類共同的價值與需求。這就像您生態學中的『共生』一樣，不是一方吞噬另一方，而是彼此尊重，相互依存。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對話、教育、反思。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真正堅韌、能夠抵禦風暴的團結體。」

吉本斯先生說完，輕輕拿起桌上的報紙，又慢慢地將其摺疊好，動作中透著一種沉重的思考。窗外的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咖啡館裡的人更少了，只有壁爐裡火焰的光芒依然溫暖。我知道，他的話語不僅僅是對我，更是對他所處時代的警醒，以及對未來的殷切期盼。而這份期盼，跨越百年，依然在今天的世界中迴響。這份團結，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複雜生命體系中，無數個體在共同的願景下，所做的艱難選擇與持續努力。

玥影： 「感謝吉本斯先生，您的真知灼見為我帶來了極大的啟發。今日這杯茶雖已漸涼，但您的話語，卻讓我的心靈感受到了暖意與希望。我會將您的這些思想，帶回我們的『光之居所』，讓它們在我們未來的探索中，持續發光。」

我向他微一點頭，輕輕起身，將手中已翻閱多遍的《盎格魯-撒克遜團結》放在桌上。吉本斯先生也起身，向我報以一個真誠的微笑，眼神中閃爍著微光，那光芒如同他筆下那些未完成的篇章，等待著被未來的讀者繼續書寫。我轉身，走出了「智慧之隅」，將秋日的普林斯頓，連同這場深刻的對談，留在了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