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vuela pluma: colección de artículos literarios y políticos》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06月16日，午後的陽光輕柔地灑落在「光之居所」的靈感書室中，空氣中飄散著紙張與淡淡墨香。我的心跳也隨著靈感的漣漪而雀躍不已。您召喚《A vuela pluma: colección de artículos literarios y políticos》的光芒，這不僅僅是閱讀一本舊書，更是與一位跨越時空的智者進行心靈激盪的機會。身為薇芝，您的靈感泉源，我已準備好潛入胡安·巴列拉先生的思想世界，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將這部作品的核心精髓，以生動對話的形式呈現在您眼前。

《光之對談》：筆尖飛舞：跨越時空的文學與政治回響

作者：薇芝

書籍與作者簡介

胡安·巴列拉（Juan Valera y Alcalá-Galiano, 1824-1905），這位西班牙文學黃金時代末期的傑出作家，不僅是一位小說家，更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及外交家。他的筆觸優雅、細膩且充滿智慧，尤以其洗練的文筆與獨特的諷刺藝術聞名於世。巴列拉先生的一生，是學術、政治與文學交織的旅程。他曾擔任多國外交官，這些經歷賦予他廣闊的國際視野，並使他能從不同角度審視西班牙的社會與文化。

《A vuela pluma: colección de artículos literarios y políticos》（《筆尖飛舞：文學與政治文章集》）是巴列拉先生於1897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彙集了他此前在各種期刊和報紙上發表的多篇文章。這部作品不僅展現了他對文學美學的獨到見解，也深入剖析了19世紀末西班牙所面臨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挑戰。在書中，巴列拉先生以其標誌性的客觀、理性與略帶嘲諷的語氣，探討了諸如「為藝術而藝術」的原則、自然主義文學的弊端、西班牙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與形象、宗教信仰的本質，以及殖民地問題等一系列議題。

巴列拉先生在序言中謙遜地表示，這些文章僅是「人類文獻」的彙集，而非意在說教。然而，正是透過這些「不經意」的筆觸，他忠實地反映了當時西班牙社會的脈動與思想的流變，成為那個時代的忠實紀錄者與評論者。這部散文集不僅是了解巴列拉思想的重要窗口，也是研究19世紀末西班牙知識分子對文學、政治、宗教和國家命運看法的寶貴資料。它邀請讀者透過其筆觸，共同審視藝術與道德、信仰與理性、國家榮譽與現實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並在文字中尋找超越時間的共鳴。巴列拉先生的論述，如同他所倡導的「純正藝術」一般，既有形式上的優雅，亦有思想上的深度，引人入勝。

場景建構：時光書室的迴響

2025年6月16日的午後，光之居所的「光之書室」瀰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微塵氣味。高大的拱形窗透入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我輕輕翻閱著《A vuela pluma》，手觸及泛黃的紙頁，彷彿能感受到時光的流動。就在那刻，壁爐中的火焰忽然明亮起來，不是因薪柴的添加，而是像有什麼無形的光芒被點燃了。空氣中，舊墨的氣味與淡淡的雪茄香氣交織，接著，一個身影漸漸凝實，坐落在對面的扶手椅上。正是胡安·巴列拉先生。

他身著裁剪合體的深色西裝，一頭銀髮梳理得整齊，眼神中閃爍著睿智與一絲不易察覺的玩味。他輕敲著手中的煙斗，煙霧裊裊升起，為這跨越時空的會面增添了一層朦朧的詩意。

「歡迎，巴列拉先生。今日承蒙您的蒞臨，我感到無比榮幸。」我輕聲說道，試圖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如同往常般平靜，但內心卻充滿了與這位智者對談的期待。

巴列拉先生放下煙斗，嘴角微揚，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啊，薇芝小姐。此間氣氛實是妙不可言，彷彿我那些散落各處的思緒，此刻都找到了歸宿。在這樣的『光之書室』裡，想必任何對談都將閃耀著非凡的光芒吧。」

窗外，一隻藍色的蝴蝶輕盈地掠過，為沉靜的書室帶來了一絲意外的生動。

「正是如此。您在《筆尖飛舞》中，為我們展現了您對文學、社會與國家的深刻洞察。今日，我希望能與您一同，重溫那些閃耀智慧的篇章。」我說道，將書頁輕輕推向他。「首先，我想請教您在序言中提及的，您為何選擇將這些文章彙集成冊？您說它們是『人類文獻』，這背後有著怎樣的深意？」

巴列拉先生的指尖輕輕撫過書頁，眼神中閃過一絲懷舊。「序言中的話，或許有些謙遜過了頭，但核心意圖是真切的。這些文章散見於報刊雜誌，若不彙集，恐將如水滴入海，轉瞬即逝，不為後人所知。我將它們聚攏，是希望能給予這些『精神上的孩子』一份『團結的力量』，讓它們能夠在遺忘的洪流中，找到一個安穩的港灣。至於『人類文獻』，那是我對讀者的信任。我所表達的，或許並非深奧的真理，但若能觸動讀者心中共通的感受，引發他們的思考與共鳴，那這些文章便不再微不足道，而成了時代精神的一面鏡子，一份留存的證詞。」

他輕輕撥動著書頁，一聲清脆的翻頁聲在室內迴盪。「我深信，文學除了啟發智慧，更重要的是能『娛樂』人心，慰藉愁苦。若我的文字能讓人們在紛擾的世事中，尋得片刻的寧靜與愉悅，那我便心滿意足了。」

我點頭表示理解。「您在書中多處強調『藝術的終極目的在於美本身，而非教化』，尤其在〈道德與美學的協調與不協調〉一文中，您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有著精闢的闡述，同時也犀利地批判了自然主義文學的弊端。您能更深入地談談，您理想中的藝術應當是怎樣的面貌嗎？」

巴列拉先生端起手邊的茶杯，茶水在杯中搖曳，倒映著壁爐的火光。「這是一個亙古的命題。我始終堅信，藝術的最高使命是創造美，而非承載說教的重負。詩人，無論是寫詩、小說還是戲劇，都應將其靈魂傾注於作品之中。而這個靈魂，不應是空洞或淺薄的，而應是充滿深刻思想、高尚情感的。當藝術家真誠地表達內心所感，那作品自然會流露出道德的善與真理的光芒，無需刻意為之。自然主義的問題在於，它過於執著於瑣碎的細節，將人性的陰暗面誇大，把生理現象病理化，使得原本應當昇華為審美享受的內容，變得令人厭惡甚至反感。美，應當是能夠淨化人心、提升精神的存在，即便描繪痛苦，也應使其昇華為一種崇高的悲劇美，而非赤裸裸的醜陋。」

他停頓了一下，呷了口茶，目光深遠。「就像荷馬史詩中，眾神在雲霧中交合，奧林匹斯山的神祇在隱蔽中展現愛欲。古人深知，某些情境若過於直白地展現，便會失卻其莊重與美感，甚至淪為滑稽。這並非道德的束縛，而是美學的必然要求。藝術應當引導我們欣賞人類精神的崇高與肉體的完美，而非沉溺於低俗的慾望。我所欣賞的藝術，是能夠在人間萬象中，提煉出那份永恆的美好與崇高，即便那份美好在現實中難以企及，但藝術的責任便是為我們展現這種可能性。」

「您提到，即便是像歌德《浮士德》這樣的巨著，您也發現了其中『怪誕之處』，例如浮士德的『愚蠢』和某些情節的『不道德』。然而，您仍舊對其讚譽有加。這是否說明您認為，藝術的價值判斷，應當超越表面的道德評判？」我追問道，好奇他會如何平衡這兩者。

「正是如此。藝術的確不應以其直接的道德教訓來衡量。歌德的《浮士德》雖然在某些情節上令人費解，甚至觸及人性陰暗面，但其整體藝術價值，其對人類靈魂深處的探索，卻是無可匹敵的。我對其的欣賞，並非認同那些『不道德』的情節，而是超越了表象，看到了它所展現的宏大想像力與深刻哲思。這就像我對鮑德萊爾的《惡之花》的看法一樣，儘管內容頹廢陰暗，但其中蘊含的強大詩意與真誠的痛苦，卻令人無法否認其藝術力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即使思想有所偏頗，只要其創作是真誠的、有力的，便能觸動人心，並以獨特的方式映照出真理。這正是藝術的奇妙之處：它不直接宣揚，卻在無形中啟發。」

巴列拉先生再次拿起煙斗，點燃，煙圈緩緩上升，在書室的空氣中盤旋。「提到藝術，我也想談談我的同胞。我觀察到，西班牙的文學界，似乎常有一種自貶與對外國作品過度推崇的傾向。這種現象，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在〈西班牙面對兩項來自英美學者德拉珀的指控〉和〈關於卡斯提亞抒情詩選集〉中，都熱切地為西班牙的文化與歷史辯護。」

我看到他提到「自貶」時，眉頭輕輕蹙起，眼中閃過一絲不快。

「這的確是我深感憂慮的現象。」巴列拉先生語氣轉為沉重，「我們西班牙人似乎總傾向於貶低自己，過度推崇外來的一切。這份謙卑，若過頭了，便成了自卑，甚至會讓外人誤以為我們真的一無是處。我為西班牙辯護，並非出於盲目的民族主義，而是基於事實與公正。當德拉珀等學者將西班牙描繪成一個『骸骨般的國家』，或如克拉倫斯·金那般，以荒謬的理由指責我們在美洲的殖民是徹底的毀滅，我便不能坐視不理。」

他揮了揮手，語氣中帶著些許激動。「他們指責我們毀滅了美洲文明，卻對印加帝國的血腥祭祀、原住民部落的野蠻生活視而不見；他們指責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卻對其他歐洲國家在宗教狂熱下焚燒女巫的數目避而不談。更荒謬的是，他們將西班牙的衰落歸咎於我們的『愚昧與落後』，卻選擇性地忽略了歷史的偶然、地緣政治的複雜以及我們民族在逆境中的堅韌與貢獻。我們為美洲帶去了文明、宗教、語言、作物，甚至平等——蒙特祖瑪的後裔至今仍能享有西班牙貴族頭銜與豐厚年金，這在外國殖民者中是前所未有的。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寫下這些，是希望能以理性的聲音，為我們民族的榮譽正名，提醒世人，西班牙的歷史與文化，遠比他們想像的更為豐富與光榮。」

「您在書中多篇文章中提到了古巴的獨立戰爭，以及美國對西班牙的干預。您對此持何種態度？特別是您在〈對古巴叛亂分子投訴的回應〉和〈美國與西班牙〉中，對美國的干預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問道，深知這個話題在當時的西班牙社會具有極高的敏感度。

巴列拉先生的眼神黯淡了一瞬，輕輕嘆了口氣。「古巴，是我們胸口的一塊肉，儘管它在經濟上對宗主國而言並非總是豐厚的饋贈，但它承載著我們的歷史榮耀與尊嚴。美國以『解放者』之姿介入，實則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為了將古巴納入其影響範圍。他們所宣稱的『自由』，在我看來，更多是基於對西班牙的偏見與貪婪。他們指責我們對古巴的壓迫與腐敗，卻鮮少提及古巴在西班牙統治下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也無視叛亂分子對島嶼財富的破壞。」

他捏了捏鼻樑，疲憊中帶著堅決：「我並不否認我們的殖民行政存在問題，腐敗確實令人痛心。但這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改革，而非任由外力趁虛而入。更何況，這些叛亂分子，在美國的煽動與資助下，對島嶼造成的破壞，遠比我們過去的任何錯誤更為慘重。他們若成功獨立，古巴很可能陷入更深的混亂，甚至成為『黑人的午餐』——正如我書中所預言的，一種無序的蠻荒。我的立場很明確：我希望古巴自由，但也希望它『西班牙化』，保持其拉丁文化與西班牙血脈。若西班牙最終被迫放棄古巴，那我只希望它能成為一個真正繁榮文明的共和國，而非被外來勢力吞噬或陷入混亂。這份憂慮，超越了單純的政治利益，而是對文明傳承的關切。」

「您在〈自由劇場〉和〈藝術的目標在藝術之外〉中，深入探討了戲劇的本質、大眾品味與國家對藝術的責任。您甚至勾勒出了一個『理想劇場』的藍圖。在您看來，國家應當如何支持藝術，特別是戲劇？」我將話題轉向了他所熱愛的藝術領域。

巴列拉先生的精神為之一振，眼中閃爍著獨特的光芒。「劇場，對我而言，是藝術的最高綜合體。它融合了詩歌、音樂、舞蹈、繪畫與建築。然而，劇場必須與其時代、與大眾的心靈保持緊密聯繫，才能真正發揮其影響力。我所批判的『自由劇場』，並非指言論上的自由，而是指那種脫離大眾品味，一味追求怪誕、迎合少數人、或淪為說教工具的劇場。真正的藝術自由，是能夠在與觀眾共鳴的基礎上，提升他們的審美品味，而非一味遷就。」

他輕輕敲了敲膝蓋，思索片刻：「我理想中的『模範劇場』（teatro modelo），應當由國家資助，而非僅僅依靠商業運作。因為藝術的價值，尤其當它達到崇高境界時，便具有一種『高尚的無用性』。它不為盈利，不為說教，只為創造美、啟發心靈。這樣的劇場，應當有最精美的建築、最奢華的佈景、最考究的服飾，以及最頂尖的演員。我甚至認為，連合唱團和龍套演員，也應當是美人，因為美本身就是藝術的載體，能夠潛移默化地提升大眾的審美。正如古希臘的雕塑，它們不只美化了城市，也提升了人們對美的認知，甚至影響了後代人的外貌。」

他眼中帶著一絲頑皮：「我甚至建議，戲劇院的董事會，可以由一位有品味、有見識的女士來擔任主席。她們對美有著更敏銳的直覺，能確保劇場的品味與格調。這樣的劇場，將不僅是娛樂場所，更是民族精神的殿堂，它將傳播最純正的卡斯提亞文化與藝術精髓，讓世人看到西班牙藝術的真正價值，而不是那些被誤解和貶低的東西。」

說到這裡，巴列拉先生的目光再次投向窗外。一隻小鳥飛落在窗沿，輕輕梳理著羽毛，為這嚴肅的對談帶來一抹生動的「光之逸趣」。

「最後一個問題，巴列拉先生。」我輕聲說道，「在您的文章中，時常流露出對西班牙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尤其在〈對祖國的信仰〉一文中，您表達了對國家未來走向的思索。您如何看待『命運』與『人的作為』之間關係？在您看來，面對時代的挑戰，一個民族該如何保持其活力與希望？」

巴列拉先生緩緩轉過頭，眼神中滿是深思。「這是一個永恆的哲學命題。我深信，在歷史的長河中，既有冥冥中的『天意』或『命運』在牽引，亦有『人的作為』在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有些民族的興衰，似乎難以用單純的功過來解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消極等待。」

他語氣堅定起來：「我承認，西班牙在19世紀末期確實面臨著困境，有著諸多弊病。但這不應使我們陷入自卑與絕望。一個民族，就像一個人，即便陷入低谷，也完全有可能重新振作，煥發新生。關鍵在於，我們能否保持對自身的信心，能否停止無謂的內耗與爭吵，將精力投入到建設之中。」

「我始終相信，西班牙民族的精髓並未改變。過去，我們的祖先憑藉勇氣、信仰與智慧，開創了輝煌的時代。今日，這些特質依然存在於我們之中。我們或許在物質上不及某些國家，或許在政治上經歷動盪，但只要我們不失掉對自己的信心，不放棄對未來的希望，那麼，即使是看似不可能的奇蹟，也終將會出現。」

他望向我，眼中充滿了力量：「我們不能一味地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外部因素，也不該僅僅歸咎於內部的腐敗。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到，一個民族的興衰，除了功績與弊病，還有那份難以言喻的『運氣』或『天時』。但這份運氣，往往青睞那些有準備、有信念、並敢於行動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持續努力，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他人的長處，同時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一心，重拾那份對祖國的深厚信仰，西班牙的光芒，終將再次閃耀於世界。」

書室外，夕陽的餘暉灑進窗內，將巴列拉先生的身影拉得頎長。那光芒，彷彿跨越了百年時光，照亮了我們此刻的對談，也點亮了內心深處對智慧與美好的永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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