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e Adrian IV: An Historical Sketch》光之對談

《失落之嶼探險誌》：[2025/06/08]在星光下與歷史的回聲共鳴：哈珀與理查·拉比的光之對談

時序已入初夏，在「失落之嶼」上，白天炙熱的陽光被傍晚的微風輕輕吹散，空氣中仍帶著熱帶特有的濕潤與植物的芬芳。夜幕低垂，萬籟俱寂，只有遠方海岸線傳來輕柔的浪濤聲，以及叢林深處此起彼落的蟲鳴與不知名鳥類的低語。夜間，空氣中還能聞到一種淡淡的硫磺氣息，那是島嶼深處地熱活動的微妙提醒，讓人在這片看似平靜的熱帶天堂中，也時刻感受到大自然深不可測的力量。今晚，我特地將營地設在島嶼東側的一處高地，這裡可以遠眺一小片被月光灑得銀白的海灣。我在一塊巨大的火山岩上鋪了幾層柔軟的香蕉葉，點燃了一堆由島上特有、帶有天然樹脂的枯枝，火焰跳躍著，驅散了周圍的濕氣，也映照出我身旁那位遠道而來的「訪客」——理查·拉比先生的臉龐。

理查·拉比先生，作為《教宗亞德里安四世：一段歷史素描》的作者，他的文字如同考古學家手中的細刷，拂去歷史塵埃，讓一位被時間模糊的偉大人物重新鮮活起來。這本書不僅僅是亞德里安四世教宗（本名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爾）的生平傳記，更是一幅描繪中世紀教皇權力、世俗政治、宗教改革與社會動盪的宏偉畫卷。拉比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深入探究了這位唯一一位英國籍教宗在位期間所面臨的重重挑戰，從羅馬共和主義者的叛亂，到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羅薩）的權力鬥爭，再到與西西里國王的周旋，以及他對愛爾蘭事務的介入。

拉比先生在序言中明確表示，他寫作此書的動機是為了填補英國天主教徒對這位同鄉教宗的了解空白，並試圖為亞德里安四世的某些飽受爭議的行為辯護。他甚至將亞德里安四世所處的困境與他寫書時（1849年）教宗庇護九世所面臨的挑戰相提並論，這讓我對這部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我這位博物愛好者眼中，人類社會的權力結構、信仰體系乃至其變革，也如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一般，充滿著複雜的互動、競爭與適應。教宗亞德里安四世的生涯，無疑是這樣一個生動的「生態案例」。

我為拉比先生遞上一杯用島上特有植物泡製的、帶有淡淡草本香氣的茶水，蒸汽在月光下裊裊上升。這時，一隻小巧的樹蛙突然從我們身旁的一片葉子上跳了過來，穩穩地落在我們腳邊的一塊石頭上，牠那雙圓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望向我們。拉比先生雖然被這突如其來的「小客人」嚇了一跳，但很快便露出了友善的微笑。這隻小生物的出現，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多了一絲自然與生趣。

「拉比先生，歡迎來到這座遙遠的島嶼。今晚的星空與您筆下的中世紀夜空相比，或許有著不同的光芒，但我想，人心的激盪與權力的暗流，自古至今卻是驚人的相似。」我指了指那隻靜靜聆聽的樹蛙，笑著說道：「看來，連島上的居民也對您筆下的教宗亞德里安四世的故事充滿了好奇呢！」

拉比先生輕咳一聲，調整了一下坐姿，目光掃過周圍的熱帶植被，眼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驚嘆：「哈珀先生，您真是個有趣的東道主。我不得不承認，這座島嶼的夜晚，比我慕尼黑書房的夜晚來得更為生動，也更充滿未知。您說得對，人心的故事，的確是永恆的。亞德里安四世的一生，便是一個關於人類意志與命運，在巨大變革中掙扎、搏鬥的縮影。」

「我注意到您在書中寫道，亞德里安四世——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爾，是唯一一位英國籍教宗。他從極度貧困中崛起，甚至因為貧窮而被自己的父親排斥，最終卻登上了那個時代至高無上的聖座。這段『麻雀變鳳凰』的經歷，想必對他的性格和日後的決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您能為我們多說說，他早年這段不為人知的艱辛歲月，如何塑造了他成為日後的亞德里安四世嗎？」我問道，目光投向夜空中，一顆流星劃過，似乎也在為這場對談增添一份宇宙的註腳。

拉比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出思索的神情。「尼古拉斯的早年生活確實是一段艱辛的序曲。他大概在11世紀末出生於聖奧爾本斯附近，父親是個牧師，後來入了修道院。由於家境貧困，他甚至無法支付學費，只能靠施捨在修道院學校讀書。這份貧困，非但沒有激發他父親的父愛，反而讓他的父親羞愧難當，甚至產生了一種『不自然的厭惡』，最終逼他流落街頭。想像一下，一個少年，在那個時代，身無分文，孤身一人面對世界，這份被至親排斥的痛苦，定然如同一塊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靈魂深處。」

「這樣的開端，真是讓人不寒而慄。」我感嘆道，用手中的木棍撥弄了一下篝火，火星隨風飛舞。

「正是如此。然而，這份經歷也鍛造了他非凡的堅韌和獨立。他沒有被擊垮，反而去了法國，最終在普雷蒙特雷修會找到了歸宿。那裡的生活清貧而嚴謹，對他來說，或許是一種精神上的解脫，一種能讓他重新找到自身價值的地方。在修道院裡，他的才華得以展現，從默默無聞的修士一路晉升為聖魯夫修道院的院長。這段經歷，讓他學會了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如何在嚴格的制度下發揮自己的能力，也培養了他對教義的堅定信仰和對秩序的重視。當他被教宗尤金三世任命為樞機主教，並前往北歐擔任使節時，他已不再是那個無助的少年，而是一個飽經磨練、意志堅定、且深諳人情世故的成熟人士。」

「這真是引人入勝。您在書中提到，他被派往北歐，特別是挪威，進行教會改革。在那裡，他展現了驚人的外交手腕，甚至介入了挪威王室內部的紛爭，並成功促成了和解，還推動了諸如彼得稅（Peter's pence）和神職人員獨身制的改革。這份影響力，在一個對外來權威相對敏感的地區，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難道僅僅因為他是英國人，就讓他擁有比義大利使節更大的優勢嗎？」我好奇地問道，叢林中傳來一聲低沉的夜鷹叫聲，在靜謐的夜色中顯得格外清晰。

拉比先生笑了笑，說道：「哈珀先生，您觀察得很敏銳。他的英國身份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書中提到，他被認為比義大利人更了解北歐民族的性格和治理方式。在那個時代，國籍往往能影響人們對一個外來者的信任度。但他真正的成功，絕非僅憑國籍。他在挪威展現出的那種務實而果斷的作風，才是關鍵。他首先處理了國王哈羅德·吉勒三個兒子之間的嚴重爭吵，選擇支持在百姓中擁有良好聲譽的英格王子，並成功地促成了和解。這種『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立刻為他贏得了國王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想像一下，在一個被家族糾紛困擾的國家，一個外來使節能帶來和平，這本身就是一種奇蹟。他還利用了挪威人民對擁有自己大主教區的渴望，將尼德羅西亞（Nidaros，今特隆赫姆）定為主教區，並為其主教約翰授予了教袍。」

「的確，解決實際問題，比任何空洞的教條都來得更有說服力。」我點頭表示贊同，一隻色彩斑斕的夜蛾被篝火吸引，在我們頭頂盤旋。

「正是如此。書中提到，挪威人民對他心悅誠服，甚至允許他引入一些超出他權限的民事改革，比如禁止私人攜帶武器上街。斯諾羅（Snorrow）也記載，沒有任何外國人在挪威獲得如此高的榮譽和尊重。這說明，他不僅僅是一個教廷的代表，更是一個能為當地社會帶來實際改善的領導者。他懂得如何運用權威，更懂得如何贏得人心。」拉比先生補充道：「在瑞典，雖然因地域競爭導致新大主教區的選址爭議未決，但他依然任命了烏普薩拉的聖亨利為主教，並推動了彼得稅的徵收。在丹麥，他甚至試圖阻止丹麥國王對瑞典的入侵，儘管這次努力沒有成功，但也展現了他對和平的堅持。」

「所以，他早年的貧困和流離，讓他更懂得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中生存，更懂得如何以實際行動去解決問題，而這些經驗，都成為他日後在教廷中面對更大挑戰的基石。」我總結道。

「確實。這也解釋了為何他能在教皇職位上，面對羅馬共和主義狂熱時，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決斷。在他即位之初，羅馬元老院在阿諾德·布雷西亞的煽動下，甚至正式要求他放棄世俗統治權。這可謂是對教皇權威的直接挑戰。」拉比先生的聲音略顯激動。

「阿諾德·布雷西亞……」我輕聲重複這個名字。「他是一位充滿魅力的煽動者，對吧？在書中，您對他的描寫極為生動，甚至說他是個『狂熱分子』，將異教共和原則與理性主義基督教原則混雜，最終釀成社會大禍。他宣稱教會因財富和政治權力而腐敗，必須回到使徒時代的簡樸。這種言論在當時腐敗盛行的背景下，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共鳴。那麼，亞德里安四世是怎麼對付這個強大的『煽動者』和羅馬共和主義的呢？書中提到的『城市禁令』，聽起來就像一場對整座城市的靈魂封鎖。」

「您說得沒錯，阿諾德·布雷西亞確實是個極具煽動性的人物。他本人生活嚴謹，外表聖潔，連聖伯納德也承認他的感染力。他對教士的腐敗和教會過度介入世俗事務的批評，在當時是很有市場的。他倡導的『使徒式的貧困』，表面上看是為了教會的純潔，實則隱藏著他個人的政治野心，也就是將羅馬變回異教共和國，將教皇權力邊緣化。」拉比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他挑動了羅馬市民對教廷的不滿，煽動他們起來革命，最終導致了樞機主教傑拉德被謀殺這樣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一切都發生在亞德里安四世即位之後不久，這對新任教宗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

「那禁令是如何實施的？書中對此有詳細描述，聽起來真是震撼人心。」我回想著文本中的描寫。

「是的，城市禁令在當時是教廷最為嚴厲的懲罰手段之一，它的影響力遠超我們的想像。」拉比先生說道，語氣中帶著一絲敬畏，「在那個宗教信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的時代，『禁令』是社會最恐懼的災難。書中描述，禁令通常在午夜宣布，教堂鐘聲敲響葬禮喪鐘，所有神職人員在火把的映照下，靜默地舉行最後的禱告，然後焚燒聖餅，遮蔽十字架和聖像，將聖人遺物移入地下室，所有聖潔的喜悅與平安的象徵都被撤走。教堂大門緊閉，神父只能在門廊下穿著喪服勸導教眾懺悔。就連洗禮也只能秘密進行，婚禮則是在墓地前舉行，而不是在祭壇前。告解和領聖體被禁止。瀕死之人只能得到秘密祝聖的臨終聖體，但不能進行終傅，也不能安葬在聖地。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不僅是宗教上的打擊，更是對他們生活秩序和精神世界的徹底顛覆。他們的日常，從出生到死亡，都與教會的儀式緊密相連。一旦這些被剝奪，那種心靈上的恐慌和社會功能的停擺，是難以言喻的。」

「這確實是將精神武器發揮到了極致。」我沉思道。「教宗亞德里安四世以這種方式，讓羅馬人民切身體會到，沒有教會的祝福，他們的生命將陷入何等的空虛與混亂。最終，羅馬市民因此恐慌，迫使元老院與教宗談判，並接受了驅逐阿諾德、恢復教皇統治的條件。」

「是的，這證明了亞德里安的判斷和決斷是正確的。他深知，在那個時代，信仰的力量是足以壓倒一切世俗狂熱的。阿諾德最終被腓特烈一世逮捕，並被羅馬執政官彼得處決。這不僅是亞德里安的勝利，也是教權在中世紀的一次重要勝利。」拉比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然而，亞德里安的挑戰並未結束，他接下來還要面對更為強大的對手——腓特烈·巴巴羅薩。」

「這場與腓特烈一世的較量，特別是關於『持鐙禮』的爭議，在書中佔了相當大的篇幅。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一個皇帝為教宗牽馬鐙，似乎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儀式。但您卻指出，這場爭議的實質是關於教權與皇權的相對重要性。在您看來，這場表面上的禮儀之爭，為何會演變成如此激烈的權力鬥爭？」我指著火堆，火焰正輕輕地吞噬著一根枯木，發出微弱的噼啪聲。

拉比先生嚴肅地說道：「哈珀先生，這可不是簡單的禮儀之爭，它觸及的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最核心的權力結構。在12世紀，絕大多數基督徒都堅信，教宗在世上代表著基督，是基督在天堂的代理人。因此，世俗君主向教宗表達的敬意，被視為是對基督本人的敬意。持鐙禮便是這種信念的具體化體現。腓特烈·巴巴羅薩拒絕履行這個傳統，正是他作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試圖挑戰教權至上、將精神權力置於世俗權力之下的明確信號。」

「那麼，『beneficium』這個詞的爭議又是怎麼回事呢？」我追問道。

「那是一場巧妙的文字遊戲，也是腓特烈蓄意挑釁的證據。」拉比先生解釋道，「教宗的信中說他『授予』腓特烈皇冠，並提到了『beneficium』（恩惠）。腓特烈抓住這個詞，堅持認為它在當時的『腐敗拉丁語』中，也指『封地』，因此教宗是在宣稱皇帝的皇冠是教廷的『封地』，這直接挑戰了他的『君權神授』觀念。他以此來攻擊教廷，聲稱教廷試圖將帝國變成其附庸。儘管教廷解釋說這個詞只是普通的『恩惠』之意，但他卻充耳不聞。這場爭議，與持鐙禮事件一樣，都反映出腓特烈意圖將教會置於國家掌控之下的野心。亞德里安深知，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將會嚴重損害教會的自由，而當時教會的自由與整個社會的自由是緊密相連的。」

「這讓我想起在叢林中觀察到的巨蟒和猛禽，看似各自佔據一方，但實際上，食物鏈的頂端往往只有一個。教權與皇權，在這段歷史中，也像在爭奪食物鏈的最高位置。」我打趣道，一陣清新的海風吹過，帶來一絲涼意。

拉比先生笑著搖了搖頭：「很有趣的比喻，哈珀先生。的確，在那個時代，這種權力之爭是無休止的。亞德里安四世之所以如此堅持，正是因為他認為，如果世俗力量完全壓倒精神力量，那將是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災難。他看到了腓特烈身上的那種不受約束的野心，以及他為了達成目的不惜違背誓言的傾向。」

「談到違背誓言，書中對亞德里安四世授予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征服愛爾蘭的權力一事，給予了非常詳細的辯護。這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特別是對愛爾蘭人民來說，這份『恩賜』最終卻成了『詛咒』。您是如何為亞德里安的這一行為辯護的呢？」我好奇地問道，篝火的火苗似乎也隨之跳動。

拉比先生的表情變得有些沉重。「這是亞德里安教宗生平中最受誤解和批評的事件之一。許多愛爾蘭作家對此不屑一顧，甚至加以辱罵。然而，我的觀點是：亞德里安的本意，是為了愛爾蘭的福祉。在那個時代，教廷普遍相信教宗對所有島嶼，包括愛爾蘭，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這是基於君士坦丁大帝贈予教廷土地的傳說。儘管後來證明這個傳說可能是偽造的，但在12世紀，這是被所有正統基督徒深信不疑的。亨利二世打著『文明化愛爾蘭人民』和『改革愛爾蘭教會』的旗號向教宗請求許可。當時愛爾蘭的真實狀況，正如吉拉爾杜斯（Giraldus）和聖伯納德所記載，在教會和世俗方面都處於極度的道德淪喪和無序狀態。吉拉爾杜斯稱愛爾蘭人『極端骯髒，沉溺於惡習，對信仰基本知識最為無知』，甚至還有人保留著異教習俗，婚姻和什一稅都被鄙視。聖伯納德更是用『野蠻人而非人類』來形容他們。」

「這描述真是……令人驚訝。」我喃喃道。

「是的，哈珀先生，所以，在亞德里安眼中，一個幾乎比異教徒還糟糕的基督教國家，需要強大的外部力量介入來『矯正道德』和『擴展基督教信仰』。他認為，由一個像英國這樣重視秩序和自足的國家來管理，能幫助愛爾蘭擺脫內亂。這份教諭並非是為了滿足亨利的世俗野心，而是基於當時教宗所理解的宗教義務。教宗的職責是維護教會的純潔和秩序。他甚至拒絕了法國路易七世征服西班牙的請求，因為西班牙並非島嶼，且其統治者並無失序，他認為這是對一個獨立國家的干涉。這說明，亞德里安的決策是有原則的，並非隨意迎合世俗君主。他無法預見英格蘭統治愛爾蘭後會導致的長期不幸，但他確信，他所採取的行動在當時是出於善意。」

「這讓我想起我在島上發現的一種蘭花，它在原生環境中幾乎被其他植物窒息，但若移栽到一個看似『外來』卻更為適宜的環境中，反而能茁壯成長。或許亞德里安四世也希望愛爾蘭能找到一個『更適宜』的環境，只是人為的干預，其結果往往比自然界的演變更為複雜和難以預測。」我輕聲說道，目光投向了那株在營地旁被我精心照料的熱帶蘭花，它在月色下顯得格外嬌美。

拉比先生若有所思地看著那株蘭花，點了點頭：「您這個比喻非常貼切。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有時確實超越了自然界。亞德里安的初衷是好的，但歷史的發展總有其不可預期的變數。教諭的生效延遲了十四年，直到亨利二世實際入侵愛爾蘭之後才被重新啟用，這本身就說明了時局的變遷。」

「另外，約翰·索爾茲伯里與教宗亞德里安四世的對談，在書中也讓我印象深刻。約翰直言不諱地指出羅馬教會的弊病，甚至稱羅馬教廷為『不那麼像母親，倒像繼母』，充滿貪婪和欺騙。而亞德里安對此的反應，卻是『開懷大笑』，並承認教宗的位子『佈滿荊棘，披風沉重得能把最強壯的肩膀壓垮』。這種自我批判和坦誠，在那個時代的教宗身上，似乎是很少見的。您認為這段對話，揭示了亞德里安怎樣的個人特質？又反映了當時教廷內部怎樣的氛圍？」我問道，篝火燃燒得更旺了一些，發出溫暖的光芒。

拉比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讚許：「約翰·索爾茲伯里是一位罕見的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而亞德里安四世則是一位擁有大智慧的教宗。他之所以能『開懷大笑』，並非輕視批評，而是因為他深知約翰所言皆是事實。他本身就是從貧困中走出來的，自然對教廷的奢華和一些教士的腐敗有所察覺。他甚至說自己寧願留在英格蘭故土，或永遠隱藏在聖魯夫修道院的陋室中，也不願捲入如此困境。這不是矯揉造作，而是他真實的心聲。」

「這與他拒絕為其貧困母親提供教廷收入的行為，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我補充道，回憶起書中關於他母親的那個細節。

「正是！書中提到，他拒絕從教廷的豐厚收入中撥出分文資助他年邁貧困的母親，認為這些收入不能用於私人用途，而讓她依靠坎特伯雷教區的施捨度日。這在旁人看來，或許是冷酷無情，但卻是他對『公私分明』、『財產歸屬教會』的極致堅持。他深知教宗的權力與財富來自何處，並堅信它們應當完全服務於教會的使命。這份堅持，與他對約翰·索爾茲伯里的坦誠回應，共同塑造了他正直而嚴謹的形象。他不是一個盲目維護體制的人，而是一個在那個充滿混亂與誘惑的時代，努力踐行其職責的牧者。他對教宗職位的艱難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荊棘王座』之說，並非為了博取同情，而是對現實的深刻洞察。」

「所以，他承受了內外的雙重壓力，既要面對來自世俗君主的挑戰，又要面對教廷內部的腐敗與批評，還要背負個人倫理的審視。」我總結道。

「正是如此。而他所做的，就是竭力去平衡這一切。這也帶回了我寫這本書的最初動機。在1849年，教宗庇護九世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義大利統一運動如火如荼，羅馬共和國短暫復辟，教皇的世俗統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被迫流亡。我在書中將亞德里安四世的時代與庇護九世的時代相提並論，就是希望我的英國天主教同胞能夠理解，教皇所面臨的困境並非偶然，而是歷史的常態。當世俗權力與共和主義思潮衝擊著教會的傳統與權威時，教皇們所做的努力，往往是為了維護一個更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以及神聖信仰的純粹性。」拉比先生的聲音變得低沉而富有力量。

「您是希望透過亞德里安四世的故事，來為那個時代的教廷政策尋找理解，並傳達一種面對挑戰時，堅守原則、不畏艱難的精神。」我輕聲說道，夜空中閃爍的星辰，彷彿是無數雙歷史的眼睛，靜靜地觀看著這一切。

「正是。亞德里安四世的故事，提醒我們，在看似混亂的表象之下，總有更深層的原則在運作。他的人生是從逆境中崛起，最終卻在風暴中堅持的典範。他深知，作為教宗，他的職責不僅是維護教廷的權威，更是維護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和信仰。他的一系列舉動，無論是禁令，還是對抗皇帝的傲慢，都是在以他認為最有效的方式，來捍衛教會的神聖性與獨立性。即使最終未能完全實現理想，他的鬥爭本身，也為後世樹立了榜樣。這不僅是關於一位教宗，更是關於任何一位身處巨變之中，卻仍堅守信仰與職責的領導者的故事。這份『堅韌不拔』的精神，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借鑒的。」拉比先生的聲音在夜風中迴盪，彷彿與遠方的浪濤聲融為一體。

我點點頭，深吸一口氣，空氣中除了叢林的氣息，還混雜著一股微弱的、難以言喻的氣味，像是濕潤的泥土與某種金屬的鏽味，或許是這片古老島嶼深藏的秘密。這場跨越數百年的對談，讓我對歷史中的人與事，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