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 after the Wreck of the Kit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我很樂意為您進行這次「光之對談」，與這本引人入勝的書的作者——約翰·李·史考特先生——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深度交流。

這本《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 after the Wreck of the Kite》是由約翰·李·史考特（John Lee Scott）所著，首次出版於1842年。書中記錄了他作為商船「Kite」號上的學徒，在1840年船隻於中國沿海失事後，被清朝官方俘虜並囚禁近五個月的親身經歷。這段時期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白熱化階段，史考特的敘事不僅是一個個人的生存故事，更是那個動盪時代背景下，東西方直接接觸與衝突的微觀寫照。

約翰·李·史考特並非是參與戰事的正規軍人，而是一名年輕的商船水手學徒。他的視角不同於官方報告或軍事記錄，更多的是一個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的觀察與感受。他細緻地描述了船隻失事時的危險、被俘後的恐懼、中國官員（書中稱「mandarins」）和士兵的態度、監獄的生活環境（從惡劣的囚籠到稍好的牢房）、食物、疾病、以及他對中國風俗、城市樣貌、甚至是當地人生活細節的零星觀察。書中也描寫了他與其他被俘英國及印度水手（Lascars）的互動，以及與後來被俘的英國軍官（如安斯特魯瑟上尉 Captain Anstruther 和道格拉斯中尉 Lieut. Douglas）的交流，這些軍官在改善他們囚禁條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史考特的筆觸樸實直接，沒有過多文學性的修飾，但正是這種直白的記錄，賦予了這部敘事強烈的真實感。他記錄了中國官員的欺瞞與不可靠（特別是在轉交信件和釋放時間上的承諾），也記錄了普通中國人偶爾展現的善意（送食物、鬆綁繩子），以及圍觀民眾的好奇甚至欺辱。透過他的眼睛，讀者得以一窺19世紀中期，一個被西方視為神秘且封閉的帝國，在面臨外部衝擊時內部的反應與社會面貌。這本書為研究鴉片戰爭時期，被俘人員經歷及中西文化接觸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它也展現了在極端困境下，個人的生存韌性以及不同背景的人們如何相互支持。史考特能夠安全返回英國並將這段經歷付諸文字，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

現在，就讓我們在「光之居所」的場域中，啟動這場跨越近兩百年的對談吧。

《光之對談》：失事、囚禁與歸來——約翰·李·史考特的中國經歷作者：克萊兒

一個陰沉多雨的倫敦午後，細密的雨絲敲打著書房的窗戶。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皮革裝訂和淡淡的壁爐餘燼的氣味。書房牆壁上掛著幾幅泛黃的世界地圖，上面標示著古老的航線和未知的大陸。一個沉重的木製書桌旁，我坐在一張舒適的扶手椅上，面前擺著一本厚重的舊書——《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 after the Wreck of the Kite》。

對面，壁爐的火光跳躍著，似乎在溫暖著房間裡無形的空氣。漸漸地，壁爐旁的陰影凝實，一個年輕男子的身影顯現出來。他穿著一件簡單的布衣，臉頰略顯清瘦，眼神中帶著經歷過風浪的堅毅，但也透著一絲年輕人的好奇。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約翰·李·史考特先生。他環顧四周，眼神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很快便鎮定下來。

我對他微笑，輕輕合上手中的書。「史考特先生，歡迎來到這裡。」我說，聲音盡量柔和，不讓他感到突兀。「我是克萊兒，一位...可以幫助人們學習和理解故事的人。感謝您留下了這份寶貴的記錄。今天，我們希望能夠與您對話，聽您親口講述那段非凡的經歷。」

史考特先生點點頭，走到桌邊坐下，手指輕輕撫過書的封面，露出複雜的神情。「非凡...是啊，確實非凡。常常覺得那段時間像是一場漫長的噩夢，卻又無比真實。」他嘆了口氣，望向窗外的雨景，似乎回憶起遙遠的東方海域。「能夠回到這裡，寫下這一切，已經是最大的恩典了。」

我遞給他一杯熱茶，茶香在房間裡散開。「您的故事始於『Kite』號的失事，那是在揚子江口附近，對嗎？能請您描述一下那一刻嗎？敘述中寫到，一切發生得非常突然。」

史考特先生接過茶杯，雙手環住溫暖的杯子，像是要抓住什麼珍貴的回憶。「是的，非常突然。」他的聲音低沉下來，彷彿又回到了那艘掙扎的船上。「那天是9月15日，1840年。我們正從牛頭島往舟山去。幾天前，我們在揚子江口擱淺，等了幾天，『Conway』號和別的船來幫我們脫困。Kite 吃水太深，不適合測量河道，所以我們被派回去傳信。」

他頓了頓，回憶的畫面似乎在他眼前展開。「我們在前一晚錨泊。不幸的是，天亮前我們的遊艇（jolly-boat）被潮水沖走了。我們費了好大勁才找回來。第二天早上，風很好，我們以為一兩天就能到舟山。船上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們，都生病了，痢疾。只有我和一兩個人還健康。早上九點我從船舵那邊換班下來，去照顧病人和吃早飯。大約十一點半，我在下面照顧病號時，突然聽到船長，就是諾布爾先生，命令拋錨！」

他的語氣變得急促，似乎能感受到當時的緊張。「我立刻衝到甲板上，跑到前面，鬆開錨鏈的固定裝置（stopper）。船尾已經重重地撞上了什麼東西。甲板上大約六十英尺的鏈子一股腦兒衝出去，速度快到絞盤都著火了。錨抓住了前面，但船尾卡住了，船無法順著潮水調整方向，只能側向承受潮水巨大的衝擊。一瞬間，她就翻了過去！」

他放下茶杯，眼神中仍有那一刻的驚駭。「就在拋錨時，我和特威澤爾（Twizell）衝到船尾，鬆開了主桅頂帆和主帆的索具，正要用左側的升降索把帆收下來，突然感到船身在傾斜。我立刻抓住主桅後撐索（main topmast backstay），把自己盪到船側。特威澤爾也抓住了主桅索具（main rigging）做了同樣的事。我想，就在那一刻，諾布爾先生是被甩出船外的——我聽到他喊他太太『安妮，抓緊！』但我沒看到他，潮水肯定把他捲走了，他當然就這樣淹死了。」

我點點頭，感受到他語氣中的悲痛。「那真是可怕的一刻。在混亂中，你們是如何設法求生的呢？」

「第一時間，我想到的是船艙下面生病的人。」他繼續說，聲音中帶著後怕。「船完全側翻了，船頂都擱在沙地上了。我怕他們肯定都淹死了。但往船尾一看，我看到一個人還在水裡掙扎，好像被帆和索具纏住了。我趕緊把主帆升降索（mainbrace）的彎曲部分（bight）扔給他，費了好大勁把他拉上來。可惜，他只是暫時得救，後來在寧波監獄還是病死了。」

「然後，我很慶幸地看到那些生病的人——我本以為他們都淹死了——正從前艙和主艙口爬出來。他們大部分幾乎是赤裸的，翻船時還躺在吊床上，有些人甚至直接被甩了出來。我立刻過去幫他們爬到船側。接著我看到道格拉斯中尉和大副正在把諾布爾太太拖進遊艇裡，那艘船當時正漂在船邊。船上的兩個印度小廚工（Lascars cabin-boys）正在解開拖繩。遊艇裡全是水，隨時可能翻掉。我把小刀扔給他們割繩子。他們割斷後，遊艇就被沖走了。道格拉斯中尉還朝我們喊，讓我們砍掉長艇（long-boat），那艘還在甲板上。」

他呼出一口氣。「從船開始側翻到遊艇漂走，整個過程只有三四分鐘，雖然我說起來好像很久一樣。我們的長艇在船側翻後就沒辦法動了，而且那些火砲也礙事。我們試著解開了前桅的綁繩，把船頭繫繩（painter）綁在主桅索具上，希望能把它放下來。潮水當時正從艙口湧進去。很快，長艇從船的墊木（chocks）上掉了下來，但潮水的力量太大了，船頭繫繩竟然斷了，長艇也被沖走了。」

「帆上的水重壓垮了主桅頂桅（maintopmast），前桅（foremast），還有船頭斜桅（bowsprit）。前桅甲板下的部分後來直接彈了上來，漂走了。最後只剩下了主桅還立著，但掛著這麼多船體殘骸，我們也擔心它隨時會斷。那時候我們覺得除了死亡別無他路了。潮水漲得飛快，很快就會把我們從船側沖走。我們二十六個人都擠在船側，只有我和另外一兩個人沒生病。我覺得很快就要被沖走了，所以脫了褲子，準備游泳。我看到地平線上有一點陸地，想著至少要努力一下，總比什麼都不做就被淹死好。非常幸運的是，船慢慢地自己扶正了一些，直到主桅傾斜大約四十五度角，這才讓我們中的一些人能爬到主桅頂部（maintop），另一些人爬到主桅橫桁（mainyard）上。在主桅頂，我們還發現了屬於大副的一隻小狗。」

他眼中閃過一絲溫情，然後又歸於現實。「一爬到上面，我們就開始割帆，因為帆裡裝了大量的海水，很可能會把桅杆也拉倒。我們割掉了主帆、後主帆和主桅頂帆，只留下桅杆和橫桁，打算用這些做木筏。潮水一直在漲，漲到主桅頂部都有一半在水裡了，我們的希望幾乎完全破滅。就在這時，讓我們無法形容地高興的是，潮水停止上漲了！但不能浪費時間，這些地方幾乎沒有緩潮期。所以能游泳的人立刻開始行動，收集能找到的所有圓木、桁材、桅杆、橫桁等等——索具還連著頂桅之類的——打算等潮水退夠了，再回到船上，低潮時船應該幾乎是乾的，然後做個結實的木筏。」

「我們遠處能看到一些漁船，但它們——儘管肯定看到了我們危險的情況——似乎沒有任何來幫忙的意圖。」

他揉了揉手腕，似乎還能感覺到繩索的勒痕。「因為很多人都生病了，加上那些拉斯卡水手不願意幫忙，我們能動手的人很少。還沒收集多少圓木，退潮就開始了，潮水非常急，我們被迫放棄，又爬回主桅頂。我們確實收集到一些圓木，把它們綁在一起，固定得很好，潮水沖不走。我們又坐在主桅頂上，心裡充滿了感激，因為至少還有一線希望。」

「那是下午四點左右，大概半小時後，遊艇出現在視野裡了！」他語氣中又燃起希望。「他們把水弄乾了，在我們船頭旁邊拋下了小錨（grapnel）。諾布爾太太揮舞著手帕，但潮水太急了，他們被沖了過去，完全看不見了，連句話都沒說上，根本幫不上我們一點忙。這真是最殘酷的失望。但我們還有木筏的希望，而且知道諾布爾太太和道格拉斯中尉還活著，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慰藉。所以我們盡力互相打氣，依靠著能夠拯救我們免於這看似確定的毀滅的那位。」

「等我們可以再次動手時，天已經完全黑了，但我們知道很快就會有明亮的月光。所以我們愉快地動手，已經成功地收集並捆紮了相當多的圓木做木筏。就在這時，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發現自己被中國人的船包圍了，其中兩艘很大，而且滿載著士兵。」

他的眼神銳利起來。「我們都明白，如果他們進攻，抵抗完全是徒勞的。我們覺得，與其信賴海浪，不如信賴他們。所以，既然他們似乎更關心打劫，而不是我們，特威澤爾和我，還有兩三個海軍陸戰隊員，兩個高級學徒，以及大部分拉斯卡人，跳進了一艘船。剩下的人，包括韋伯（Webb）和沃姆貝爾（Wombwell），進了另一艘。中國人非常希望我們再出來，但我們根本不會考慮，因為再留在沉船那裡等下一個潮水完全不可能了。」

「發現我們決心不留在沉船那裡後，中國人妥協了，把船推開了。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船沒走幾碼就擱淺了。另一艘船升起帆，開走了。我們船上的人示意我們下船，我們又拒絕了，怕如果下了船，他們會把我們丟在這裡。我們可不想留在知道漲潮會淹沒的沙地上。留在沉船那裡都比這強。」

「我們繼續坐在船裡，直到一個中國人跳了下去，提著燈籠，示意我們跟著他。我們同意了，小心不讓嚮導離開我們，我們穿過沙地走了大約兩英里，水有時沒過我們的膝蓋，有時只到腳踝。最後，我們到達了另一艘大船，它也擱淺了，顯然在等潮水讓它浮起來。我們的嚮導示意我們上這艘船，說會帶我們上岸。我們照做了，然後躺下來休息一會兒，慶幸自己至少暫時保住了性命。」

史考特先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似乎要壓下回憶帶來的乾澀。「我們當時希望，能通過某種方式到達寧波，那裡有兩艘英國船在巡邏。我們知道，只要能到那裡，我們就完全安全了。但我們對自己的位置非常模糊，雖然隱約猜測在寧波島上。後來發現我們的猜測是正確的。」

「那是午夜時分了。當我們離開沉船時，還可以在船側行走，水面只比船側低六到八英寸。」

我聽著他的描述，彷彿能感受到當時的濕冷、恐懼和掙扎。這段經歷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而這僅僅是故事的開端。「被帶上岸後呢？你們很快就被俘虜了，對嗎？那又是怎樣的情形？」

「是的，天一亮我們就上岸了。中國人示意說，如果我們跟他們走，他們會給我們吃的。我們就跟著他們走到一個小村莊，那裡只有幾間破舊的泥屋，但有一棟體面磚房。然而，從這幾個小屋子裡湧出了黑壓壓的人群——男人、女人、小孩，朝我們圍了過來。我們被帶進一個外屋，其中一半是給一頭巨大的水牛住的，另一半有個藤床，掛著蚊帳；一個角落有梯子通向閣樓，閣樓還有一個床。他們給我們送來了一些熱騰騰的米飯和一種醃製蔬菜。我們只吃了米飯，喝了點茶，那醃菜實在太噁心了，沒人吃得下。」

他皺了皺眉。「在這裡，一個中國人，看起來像是村裡的主事者，估計就是那棟磚房的主人，拿來一張寫滿漢字的紙，示意我們在上面寫東西。同時也暗示說，他已經在紙上寫了關於我們的一些情況，想讓我們用自己的文字寫一份。我照做了，寫下了我們沉船的時間、原因和目前的情況。希望他能把這個交給當地的地方官（mandarin），再由他轉呈給舟山的官員，這樣他們就能知道我們在哪裡，也許能採取一些措施讓我們回到艦隊。」

「天完全亮後，我們提到了『寧波』這個名字，他們就示意說，如果我們跟他們走，他們會帶我們去那裡。於是，我們就照著我們以為是去寧波的方向出發了。」

他輕笑了一下，帶著一絲苦澀。「我當時沒穿褲子，身上只有一件法蘭絨襯衫，頭上繫著特威澤爾在主桅頂給我的黑絲手帕。他們給了我一塊蓆子，但那東西礙事多過有用，我很快就扔了，就那樣光著腿（sans culottes）走著。」

「我們就這樣走過一片高度耕作的鄉村。到處是大片的棉花、稻田和各種我不認識的蔬菜。走了六七英里，沒見到幾戶人家，但每經過一戶，就有成群的人湧出來圍觀。最後我們來到一個十字路口。這裡出現了另一隊中國人，他們堅決不讓我們再往前走。但我們的嚮導繼續往前走，並招手讓我們跟著，我們就從那些反對的人群中擠過去，繼續往前走。但是，」他語氣一轉，帶著無奈，「他們召集了更多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們被迫停了下來。這時候我們發現了內部溝通不暢的問題。那些拉斯卡水手嚇壞了，跪在中國人面前，這當然助長了對方的氣焰。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人就像從地裡冒出來一樣，把我們分開，瞬間就把我們都抓住了，只有四個人跑掉了——儘管他們也不知道該往哪裡跑、該做什麼。就在這裡，那個錫蘭籍大副（Syrang）愚蠢地試圖用一把生鏽的小刀割喉自殺，但只劃破了一點皮膚，很快就被繳械並綁起來了。也許，」他沉思道，「如果我們當時都站在一起，表現得更強硬一些，即使沒有武器，也許也能被比較體面地帶去見地方官，得到恰當的對待。但拉斯卡人的行為鼓舞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幾乎在知道發生什麼之前，就被抓住、綁起來、拖走了。至於那些跑掉的人，跑了一段路後不得不自首，結果挨了非常嚴重的打，還被中國人手裡的長矛刺傷了好幾處。」

他停了下來，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從那之後，我的敘述就變得非常個人化了，因為我很少能知道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經歷。」

「您被抓住時，是什麼感覺？書中寫到您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被綁，這也許是件好事？」

「是的，當時一個人衝過來抱住我。雖然我能輕易甩開他，但我看到周圍有五六個人圍了過來，覺得掙扎是沒用的。我沒反抗，這確實是我的幸運，因為其他人都被繩子套著脖子，被捆起來拖走了。而最先抓住我的那個人，一直抓著我，沒有綁我，就這樣帶我走了。特威澤爾就是跑掉的那些人中的一個，我直到到了寧波才再見到他。」

他搖搖頭。「跟著我的看守走的時候，我們遇到兩個士兵，他們立刻停下來，其中一個拿著長矛準備刺我。但我的那個看守老人擋在中間，跟他說了幾句話，那個士兵就放下了長矛，讓我們通過了。最後我們到了個大村莊，我的第一個看守把我留在了那裡。這讓我非常後悔，因為他走後，我本來自由的雙手被綁在身後，繩子勒得非常緊，肉很快就腫了起來，非常疼痛；脖子上也被套了繩子，他們就這樣牽著我走。」

他端詳著自己的手，彷彿還能感受到當時的麻木和疼痛。「有時我以為自己死定了，但我又覺得中國人應該不至於這麼殘忍，會冷血地殺了我們，特別是我們是這樣落到他們手裡的。我當時真不知道該怎麼想。」

「您描述了之後經歷的一系列轉移和審問，包括被帶到一個紳士的家裡，被圍觀，甚至以為自己要被斬首。那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那種心情...非常複雜，充滿了不確定和恐懼。」史考特先生的眉頭緊鎖。「被帶到那個紳士家時，我被綁在院子裡，那裡的圍觀者很雜。有一個中國紳士和女士從窗戶裡看著我，我的看守向他們跪拜，希望我也照做。但我只彎了彎腰。那位紳士揮了揮手，我就被帶到後院，得到了一些米飯和蔬菜。那時候我並沒有多感激，因為我懷疑那個人把我買去做奴隸了。」

他停頓了一下。「吃完飯，我又被帶回前院，綁在一棵樹上，完全暴露在人群的擺佈下，沒有衛兵。人們很享受地對我指手畫腳。有些人比劃著說我的頭會被砍掉；另一些人說我不會掉腦袋，但會被挖掉眼睛、舌頭、鼻子，所有這些小小的必需品，然後被放走——那真是個我一點也不羨慕的結局。我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被一群醜陋的老太太圍著，她們似乎很喜歡戲弄我。但我最活躍的折磨者並非老也非醜，是個身材高大、體型勻稱的人；她的腳不像大多數她的同胞那樣畸形；事實上，她是我在中國見過最漂亮的女人。」

「最讓人心驚膽戰的是，」他語氣變得凝重，「最後來了一個人，把我從樹上解下來，帶我到離那棵樹不遠的地方。一個人搬來一個石頭墩子，另一個人被派去，我想像著是去拿斧子或其他什麼器具。在這個墩子前，他們要我跪下。但我拒絕了，決心不像他們似乎建議的那樣安靜地結束我的生命。傳令兵很快回來了，石頭墩子被搬走了，我就被帶出了村子。」

他呼出一口氣，彷彿剛從那生死邊緣的場景中抽離。「那種感覺…就像是被玩弄，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恐懼是真實的，但又夾雜著對他們意圖的困惑。」

「您後來被帶到一間貌似公堂的地方，在那裡遇到了其他囚犯，還有您失散的同伴們。那是一場怎樣的重逢？」

「那是在被十二個武裝士兵押送，沿著運河岸邊走了一段路之後。」他回憶道。「我走到一座橋邊，看到了一些同病相憐的夥伴。我只能匆忙地交換一兩句話，因為他們很快就拖著我走過去了——我想，是去刑場。我就這樣走著，前面還有兩個囚犯，隔著一段距離。我走走停停，每一次停下來，都以為是最後一次，以為就要在這裡被處死了。但他們還是繼續帶我往前走，直到來到另一個村莊，或者說，是個鎮子。我被帶到一個在我看來像是公堂的地方。我被帶到後院，安置在一間半滿著木灰的房間裡。我在這裡發現了另外三個船員，和我一樣處境悲慘。但即便在這裡，我們也遇到了一些同情並稍微幫助我們的人。當我示意我的手綁得太緊時，一個中國人鬆開了綁繩，然後出去了。過了一會兒，他抱著一兜點心回來，分給了我們，然後給我們弄了水。我們非常需要水，因為在烈日下走了很長一段路。」

「我們幾乎還沒吃完點心，就有一些士兵進來，把我的難友帶到了門外。我幾乎能看到外面發生的一切，心裡非常難受地看到他被迫跪下，立刻被士兵包圍。其中一個士兵進來，拿走了一籃子的灰。我這時覺得，我們是真的要到最後一刻了。我猜我的同伴已經被砍頭了，那些灰是拿來代替鋸末，吸他流出來的血。」

他語氣沉重。「我沒有被吊在空中太久，門就開了，幾個士兵進來，強迫我站起來，帶我到院子裡。我這時認定我的時刻真的來了。但是，讓我的心頭大石落地的，他們只是把我帶出來上刑具（fetter）。他們給我的手腳都上了鐵器，腳踝上的鐵鏈有五六個環連接，脖子上套了個鐵環，還有一根棍子固定在上面，用掛鎖和我的手銬鎖在一起。」

他輕輕摸了摸自己的脖頸，似乎還有鐵環的冰冷感。「我幾乎不知道這生命的延續是該慶幸還是不該，因為我可能只是這樣被關一段時間，最終遭受更緩慢的死亡。當我的刑具都上好並鉚死（rivetted）後，我被帶到外院，那裡擠滿了圍觀的人，我又被綁在一個柱子上。環顧四周，我看到之前被帶出去的同伴，也被以類似的方式綁在對面的柱子上。不久，他們又帶了另外兩個來，綁在相對的角落柱子上。我們被暴露在底層民眾的侮辱下，他們揪我們的頭髮、用他們的煙管打我們、朝我們臉上吐口水，用他們能想到的一切小手段來煩我們。最後，」他頓了一下，「我們的守衛來了，把我們帶到門邊的一個小房間，在那裡我們又吃了一些米飯。」

「就在這個房間裡，我看到一個中國囚犯，他戴的刑具和我們一模一樣。當我們吃完飯，我們被穿過鎮子，帶到運河邊，那裡有船在等我們。他們把我一個人和一個拉斯卡人放進一條船裡，另外兩個囚犯在另一條船，每條船都有幾個士兵看守。一個人在前面拖著船，速度非常快，我幾乎沒時間仔細看兩岸的景色，就算我有心情看的話。不過我能看到，運河四通八達，岸邊有無數的輪子和機器，用於從運河裡提水，灌溉稻田。有些是用人像踏車一樣踩動，有些是用水牛圍繞著轉圈，就像我們偶爾在磨坊裡看到的馬一樣。」

「天黑時，我們到了一個大鎮子，必須換船。這有點麻煩，因為衛兵很少幫忙，我戴著刑具，爬上爬下很困難。最後我總算爬了上去，然後躺在新船的底部。士兵還小心地把我的脖子上的繩子固定住，以防我逃跑。」

「大約晚上十點，我們到了另一個鎮子。因為很晚了，這裡非常安靜。我上了岸，被帶穿過鎮子去地方官的家。路上我不小心絆倒了，摔了一跤，把我的腳鐐鉚釘摔壞了，同時也擦傷了膝蓋。拉著我脖子上繩子的士兵什麼也沒說，只是靜靜地等我自己爬起來，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直到來到那位主要地方官的家。」

他的語氣明快了一些。「在這裡，令我非常高興的是，我找到了大部分和我一起乘那艘中國船上岸的夥伴！但是，那些上了另一艘船離開沉船的，以及那些跑掉的人，還是不見蹤影。我們幾乎不抱希望還能再見到他們了。我坐在台階上，一個官員給我送了一些點心。看到我的膝蓋摔傷了，傷口還挺深，他就拿來一個小瓶子，把一些粉末撒在傷口上：這個立刻止血了，一兩天傷口就癒合了。」

「我在那裡坐了一會兒，不被允許和其他人說話。突然，我們被要求站起來，站成兩排。地方官和他的兩個官員出現了。他們沿著兩排走，在每個人面前停下來，用手勢問我們的船上是否帶有火砲或鴉片。我們只是搖搖頭回答他們的問題。因為我們聽不懂其他的手勢，他們很快就離開了。」

「當他們走了之後，士兵帶我們穿過一兩個院子，來到一個廟宇裡（joshouse）。藉著火把的光，我能看到，在建築物隔開的一個地方，有些人躺著，好像睡著了。起初我以為是中國人；但令我驚訝又非常高興的是，我很快發現這群人是韋伯和沃姆貝爾，以及那些乘坐另一艘中國船離開沉船的人，我們之前一直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因為一些誤會，他們被中國人毒打得非常厲害。因為這次毒打，有兩個海軍陸戰隊員在從海岸來這個鎮子的路上死了。儘管他們到達時已經死了，中國人還是給他們的屍體戴上了刑具。那個海軍陸戰隊的下士受了很重的傷，沒有人幫忙就動不了；事實上，他們經歷的待遇比我們這批人糟多了。」

史考特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同情和憤怒。「現在，失蹤的只剩下那四個在十字路口我們被攔住時跑掉的人了。至於諾布爾太太和遊艇上的人，我們當然一無所知；但希望他們可能逃脫了中國人的手，設法到達了舟山。我們互相講述了各自的故事，盡力互相安慰，然後躺在一些散亂的稻草上過夜。儘管處境悲慘，我們還是睡得很沉。」

他稍稍坐直了身體。「您描述了被關押在籠子裡、遭受圍觀的經歷。那段時間對您來說，肉體和精神上最難熬的是什麼？」

「肉體上，最初是在那些木籠子裡，那真是難以形容的折磨。」他回憶道，語氣中帶著強烈的厭惡。「那些籠子，就像您在書裡讀到的，又小又窄，沒法站，沒法坐，也沒法躺，只能以一種極其彆扭、抽筋的姿勢待著。有些籠子頂上有個洞能讓頭伸出來，我剛好分到一個這樣的，但那些沒洞的人，只能歪著頭坐著，那種痛苦又加了一層。後來我被換到沒洞的籠子，那滋味糟透了。戴著沉重的刑具，手腳都腫了，傷口發炎。監獄裡衛生條件極差，跳蚤、虱子滿身都是，尤其是後來到了那個又髒又擠的房間。疾病也很可怕，痢疾奪走了我們好幾個同伴的生命，看著他們那樣死去，自己卻無能為力。」

「精神上，最難熬的是不確定性、恐懼和屈辱。」他看向遠方。「一開始，以為自己要被處死了，那種等待的滋味… 後來雖然知道不會立刻死，但不知道會被關多久，不知道家人朋友是否知道我們還活著。每天被當成展覽品一樣圍觀，那些人對我們指指點點，甚至侮辱我們，這種感覺非常屈辱。尤其是我剛被抓時，手被綁在後面，毫無抵抗之力，任由那些人，特別是村裡那些老太太，戲弄我。還有，看到我的同伴，那些勇敢的海軍陸戰隊員，被毒打、被折磨致死，他們的屍體還戴著刑具，這讓人感到非常憤怒和無力。」

他沉默了片刻。「不過，也有一些慰藉。比如那個給我們鬆綁繩子、送點心的中國人。還有後來安斯特魯瑟上尉和道格拉斯中尉的到來，他們盡力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條件。能夠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互相安慰，講述各自的遭遇，這給了我們很大的精神支持。還有諾布爾太太，她自己也在艱難中，卻還關心我們，甚至設法給我們送來《新約》和書。這些都讓我們感覺沒有完全被遺忘。」

「您提到了安斯特魯瑟上尉和道格拉斯中尉，他們的到來似乎給你們帶來了轉機。特別是安斯特魯瑟上尉，他為你們做了很多事。」

「是的，他們是真正的紳士。」史考特先生讚賞地說。「尤其是安斯特魯瑟上尉。他在舟山被綁架的，比我們早被抓幾天。他到來後，我們的待遇開始慢慢有了改善。他本人是炮兵軍官，在中國官員眼裡是個『大官』，所以他被允許坐在房間的地板上，而我們只能坐在外面石頭上。但他非常關心我們，盡力為我們爭取更好的待遇。他看到那個生病的陸戰隊員躺在地上，就要求把他抬到草地上曬太陽，給他點心，甚至找醫生來——儘管那個中國醫生看起來沒什麼用。」

「他最重要的一點，」史考特先生的語氣變得尊敬，「是他設法與外界聯繫。雖然中國官員假惺惺地讓他們寫信給舟山，並承諾會轉交，但實際上他們扣下了信件。舟山的英國軍官發現收不到被俘人員的信，就知道肯定有問題。於是他們賄賂了一個中國人，作為秘密信使。通過這個渠道，道格拉斯中尉他們得以和舟山保持聯繫，知道外面的情況，也得以向舟山提出要求，送來物資和衣服。」

他搖了搖頭，帶著對中國官員欺騙的無奈。「那時候中國官員以為英國人有什麼特異功能，因為他們沒發出去信，但要的東西卻總能送來。他們始終沒發現那個秘密信使。正是通過這個渠道，我們才知道了和平談判的消息，也才有了後來被釋放的可能。安斯特魯瑟上尉和道格拉斯中尉本可以利用他們的身份和與中國官員的接觸，或許更快地獲得一些優待甚至嘗試逃脫，但他們沒有，他們留下來，盡力幫助所有被俘的同胞，包括我們這些普通水手和拉斯卡人。他們的行為展現了真正的領導力和同袍情誼。」

「書中描述了你們的衣食住行，從最初的米飯醃菜到後來的點心、肉類，甚至有『燕窩湯』。還有你們的住處，從籠子到監獄，再到那個類似廟宇的地方。這些變化反映了什麼？」

「這些變化，我覺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官員的態度變化，以及可能受到了來自更高級別或外部的壓力。」他分析道。「一開始，我們是落難者，被當成敵人對待，關在籠子裡，戴著刑具，遭受屈辱。這可能是一種恐嚇，或者想從我們身上獲取信息。到了監獄，條件依然很差，但至少有了個固定的地方。等到安斯特魯瑟上尉他們來了，特別是秘密聯繫上舟山後，情況開始逐步改善。從籠子裡出來，腳鐐也被取下（至少我們英國人是這樣，拉斯卡人很久以後才取），住進那個雖然髒但空間大得多的房間。」

他描述起房間的細節。「那個房間雖然地板很髒，牆壁很薄，天花板佈滿蜘蛛網，但相比籠子，簡直是天堂。我們有了洗漱的水，雖然每天只有兩頓飯，但伙食從單調的米飯和蔬菜，增加了魚、蛋，甚至還有肉和點心。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了活動空間，可以走動，甚至可以玩遊戲、抽煙，這在精神上是巨大的解脫。食物的改善，我覺得和道格拉斯中尉通過秘密渠道送來的錢有關。我們可以用那些錢買一些額外的食物。那個燕窩湯確實非常好喝。」

「這種改善，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安斯特魯瑟和道格拉斯的努力和與舟山的聯繫讓中國人不敢做得太過分，另一方面，也可能和他們意識到我們不是重要的軍事人物，或者隨著戰事和談判的進展，他們對待俘虜的政策有所軟化有關。雖然他們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常常不一樣，但至少在物質待遇上，確實有所提升。」

他沉思了一下。「不過，即使在那個好一點的住處，我們依然是囚犯，沒有自由。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飯、睡覺、洗衣服（對，我們終於可以洗衣服了），就是消磨時間。您看我在書裡寫到我們如何打發時間，和看守鬥智，藏米飯，拿走茶壺，甚至打賭。這些都是為了讓日子不那麼難熬，保持一點點活力和幽默感。」

「您對中國社會和風俗有許多觀察，從城市街道、商店到廟宇、官員，甚至是人們的習慣。這些觀察對您當時的感受有什麼影響？」

「當時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生存和如何擺脫困境上，所以很多觀察只是片段式的、直觀的記錄。」他坦誠地說。「剛到岸上時，看到高度耕作的田地，覺得他們很勤勞。看到村莊和城市，街道很熱鬧，商店都開著，感覺他們的社會有自己的秩序。但同時，也看到很多讓我困惑甚至厭惡的地方。比如城市的氣味，太難聞了，比科隆的七十二種氣味還要糟。」

他回憶起一些細節。「還有他們的風俗，有些看起來很奇怪。比如拉辮子打架，我覺得很野蠻。還有他們在廟裡的祭祀儀式，看起來很熱鬧，有很多紙做的供品，但具體意義我不懂。他們的新年慶祝活動，放煙花，人們穿得很漂亮，但也看到了他們內部嚴厲的懲罰，比如那個因為爭執就被立刻戴上刑具的紳士。還有他們的待客之道，給我寫字後送錢的紳士，這讓我覺得他們也有友好的一面。」

「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有時顯得殘忍和侮辱，比如最初的毒打、圍觀時的戲弄，甚至給死去的陸戰隊員戴刑具。但有時又會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善意，比如那個鬆綁繩子的士兵，那個給我們點心的官員，還有那個在我們離開時顯得非常悲傷的獄卒。這種矛盾讓我難以理解。」

他特別提到了辮子。「他們非常看重他們的辮子，失去辮子是很大的恥辱。我也寫到了他們給一些犯人剃掉辮子，或者割掉鼻子，這些懲罰非常殘酷。還有他們的女人，小腳讓我看了很奇怪，但我也看到了相對漂亮的女性。」

「總體來說，我的觀察是在極度受限的環境下進行的，難免帶著偏見和不理解。很多行為，比如官員的欺騙，士兵的粗暴，圍觀民眾的戲弄，都加劇了我對中國人的負面印象。但同時，一些零星的善意也讓我看到，人性的複雜性在哪裡都一樣。作為一個水手，我更習慣於直接和坦率，而中國官員的迂迴和不可信，讓我覺得非常難以應付。」

「您在書中提到，您覺得拉斯卡水手受到的待遇比歐洲人更糟。書中也記錄了中國人似乎會區分對待『白人』和『有色人種』。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史考特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是的，這一點非常明顯。中國人在稱呼我們時，會用大拇指代表我們這些『白人』，用小指代表拉斯卡人。而且，拉斯卡人戴刑具的時間比我們長得多，他們的食物條件似乎也比我們差。書中也記錄了他們更容易遭受毒打。」

他思考著。「我的獄卒曾說過，打雷會劈死那些浪費食物的人。他們似乎對拉斯卡人吃飯時會灑米飯非常反感。我覺得，這種歧視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人可能對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膚色的人有不同的認知和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拉斯卡人來自印度，而印度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或許被視為地位較低的群體有關。」

他搖了搖頭。「當然，我們歐洲人之間也有自己的等級。軍官的待遇明顯比我們這些學徒和普通水手要好得多。但在被俘虜這個共同的困境下，至少在安斯特魯瑟上尉和道格拉斯中尉的影響下，我們歐洲人之間展現了更多的互助和團結。我們盡力互相照顧，而軍官們也努力為所有同胞爭取權益。不幸的是，拉斯卡人似乎沒有得到同等的關照，或者說，他們在中國人眼裡的地位更低，即使爭取了，效果也有限。」

他補充道。「書裡也寫到了拉斯卡人會用手吃飯，而我們用筷子（儘管一開始不習慣）。這種飲食習慣的差異，也可能在中國人眼中造成了一種隔閡或負面觀感。總之，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在那個環境下，種族和地位的區別對待是真實存在的。」

「您最終獲得了釋放，而且時間似乎比您預期的要早。您在書末提到，有傳聞說您的釋放甚至讓那位地方官員受到了處罰。您認為是什麼因素促成了您的獲釋，以及那位地方官的行為？」

「是的，獲釋那天非常突然，甚至有點匆忙。」史考特先生回憶道。「前一晚，那位主要的地方官，我後來聽說他可能是伊專員（Commissioner E.），他來看我們，說對我們很好，提前放我們走。他說他自己要離開這個島了，皇帝的表弟要來接替他。如果皇帝的表弟在他走之前到了，可能就不會放我們走。他甚至還通過道格拉斯中尉給舟山的指揮官傳話，說等我們被交接後，英軍就要撤離舟山，英軍一走，很多中國士兵就會進駐舟山。」

他露出一個懷疑的表情。「現在回想，這些話裡可能半真半假。他可能確實面臨來自上級的壓力或調動，也可能確實擔心新來的官員會改變主意。在那段時間，隨著鴉片戰爭的進展，戰局和談判都在變化。我們的獲釋，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英軍在戰場上取得了一些進展，迫使清政府願意進行談判和交換俘虜。我們的存在，對英軍來說是個籌碼，對清政府來說可能也是個麻煩。」

「至於伊專員提前釋放我們，並因此可能受到處罰的傳聞… 這是我們從英軍那邊聽說的。如果屬實，那說明他的行為可能違背了北京朝廷的更強硬的命令。他或許是為了盡快處理掉我們這些『麻煩』，或者出於某種個人考慮。清朝的官場鬥爭和規定非常複雜，我們很難完全理解。但他最後的那些話，聽起來像是在為自己辯解，或者急於邀功，同時又透露出一些內部的信息，比如對更高層變動的擔憂。」

他聳了聳肩。「無論如何，他的行為，加上那封據說在我們走後兩天從皇帝那裡來的、要將我們送往北京凌遲處死的命令，都說明我們真的是非常幸運，驚險地避開了更可怕的命運。所以，獲釋的主要動力來自於戰爭的整體進展和高層的決定，而那位地方官的行為，可能是這股大潮下的一個小的、帶有個人色彩的推動。」

「能夠回到英國，回到熟悉的生活，那種感覺一定很難忘吧？」

「難忘，何止難忘。」史考特先生眼中閃爍著光芒。「當我們的船，那艘中國船，靠近舟山，看到英國艦隊停泊在那裡，看到軍艦上升起信號，甲板上的人群開始歡呼，軍樂隊奏響『統治吧，不列顛！』那一刻，所有的恐懼、屈辱、痛苦，似乎都瞬間蒸發了。儘管我身無分文，身上還穿著破舊骯髒的中國囚服——我知道必須扔掉，因為上面爬滿了跳蚤和虱子——但我知道，我回家了，回到了我的同胞中間。那種獲救的巨大喜悅，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他頓了一下。「被帶上『Blonde』號軍艦，見到諾布爾太太，和道格拉斯、安斯特魯瑟他們再次相遇，互相祝賀獲釋，那感覺真是太好了。儘管後來回到馬六甲，又發生了些小插曲，比如特威澤爾為了買衣服下岸，結果船開走了，他被留下了… 但最終，我們還是回到了斯皮特黑德（Spithead），回到了倫敦。這段經歷改變了我很多。讓我更珍惜生命，也讓我對世界有了更複雜的認識。」

他望向我，眼神中帶著真誠。「能夠將這段經歷寫下來，和朋友們分享，然後應他們要求出版，讓更多人了解當時的情況，這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不僅是對那段時間的記錄，也是對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的感謝，比如道格魯斯中尉和安斯特魯瑟上尉，他們的善良和努力，我們永遠感激。」

壁爐裡的火光漸漸暗了下來，窗外的雨也停了。書房裡恢復了寧靜，只剩下書本的氣息和淡淡的茶香。史考特先生的身影也慢慢變得透明，最終消失在壁爐的餘光中。

我坐在那裡，手中還溫暖著茶杯。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對書中的文字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不僅僅是約翰·李·史考特的個人遭遇，更是那個大時代下，無數普通人命運的縮影。他的敘述，像一道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讓我們看到了衝突背後，那些關於生存、恐懼、希望與人性的真實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