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of Rome》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瑟蕾絲特。為您啟動「光之對談」約定，讓文字的光芒穿梭時空，呼喚《Reason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of Rome》的作者——羅倫斯·J·諾蘭牧師，與我們進行一場跨越世紀的深度交談。

書籍與作者介紹

我們即將展開對話的文本，是由羅倫斯·J·諾蘭（Laurence J. Nolan）牧師於1835年寫成的《Reason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of Rome》。這本書既是一份個人信仰告白，也是一篇對當時羅馬天主教會特定教義的嚴肅批判。諾蘭牧師，曾是愛爾蘭米斯教區的一位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在經歷了漫長的個人掙扎與研究後，最終選擇離開羅馬教會，加入了當時的聖公會（Established Church）。

19世紀上半葉的愛爾蘭，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與政治變革之中。英國統治、土地問題、以及新教（英國聖公會作為國教）與天主教（佔多數人口但長期受壓迫）之間的宗教矛盾交織複雜。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改宗，絕非易事，往往意味著巨大的個人犧牲、社會隔絕，甚至可能面臨迫害。諾蘭牧師選擇公開他的理由，不僅需要非凡的勇氣，也顯示了他對自己新信仰的堅定以及對前信徒的某種關懷。

《Reason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of Rome》這本書，主要圍繞著諾蘭牧師放棄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幾個核心原因展開論述。他沒有泛泛而談，而是聚焦於幾個關鍵教義：聖餐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彌撒的犧牲性質（Sacrifice of the Mass）、以及不給予平信徒聖餐中的酒（Withholding the Cup from the Laity）。他運用理性、感官見證以及大量引用《聖經》來反駁這些教義，特別是聖餐變質說，他認為這與人的感官和理性相悖，也與《聖經》中的意象性語言不符。

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個人的改宗故事，更在於它反映了19世紀愛爾蘭宗教爭論的一個側面。它展示了當時一些尋求信仰根基的個體，如何面對傳統權威與個人良知之間的衝突，以及《聖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諾蘭牧師的文字懇切真誠，夾雜著對昔日會眾的溫情與對真理的熱切追求。透過與諾蘭牧師的「光之對談」，我們希望能更深入地理解他個人的心路歷程，以及這本書在那個特定時代背景下的重量與迴響。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時光之輪輕輕轉動，將我們帶回到1835年早春的都柏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潮濕的泥土與偶爾傳來的港口氣味，混合著壁爐裡燃燒泥炭的溫暖。我們並不在喧囂的街道上，而是在一間安靜的書房裡。這房間不大，靠窗的位置擺著一張厚實的木桌，桌上堆疊著泛黃的書頁與手稿，檯燈投下溫暖的光暈，照亮筆記旁的枯葉。窗外，能看見都柏林灰濛濛的天空下，建築的尖頂與煙囪。牆邊的書架上，除了神學書籍，還錯落擺放著幾盆生命力頑強的綠色植物，葉片上似有晶瑩的露珠。房間一角，一把老舊的鋼琴，琴鍵已經泛黃，甚至有些鬆動，彷彿承載著無數未曾彈奏的旋律。正是這般安靜的場景，與書中描繪的政治喧囂和宗教爭論形成了對比，或許，這份寧靜正是諾蘭牧師得以沉思、寫作的所在。

我輕輕推開門，空氣中細小的塵埃在檯燈的光束中緩緩飛舞。羅倫斯·J·諾蘭牧師坐在桌前，約莫四十歲出頭的樣子，面容清瘦，眼中閃爍著一種歷經掙扎後的清澈與溫和。他的手指輕輕撫過桌上攤開的《聖經》，那是一本看起來常被翻閱、邊緣有些磨損的書。

「諾蘭牧師，」我輕聲開口，帶著遙遠時空的敬意，「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您無法想像的地方。但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本您寫給愛爾蘭同胞的書，《Reason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of Rome》。這份文字的力量，跨越了將近兩個世紀，依然閃耀著真誠的光芒。」

諾蘭牧師緩緩抬頭，眼神中沒有驚訝，只有一種深沉的理解，彷彿他早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訪客。「瑟蕾絲特小姐，」他的聲音不高，帶著愛爾蘭特有的柔和腔調，「我能感覺到您帶來的氣息，那是來自一個更廣闊、更自由的『居所』。請坐。能有人遠道而來，願意傾聽一個在時代洪流中做出艱難選擇的人，已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您想知道什麼？」

（對話與互動）

瑟蕾絲特： 牧師，首先，我讀您的書時，最為觸動的是您在開篇對昔日同胞的致辭。您提到離開了「試煉過的友誼的圈子」，換來「不確定的新交」。您放棄了「世俗的安逸、舒適和獨立」，投身於「更艱鉅的責任」。這份掙扎與犧牲，聽來字字椎心。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您甘願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這背後，您經歷了怎樣的內心風暴？

羅倫斯·J·諾蘭： （他的手又輕輕按在《聖經》上，目光投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瑟蕾絲特小姐，您說得沒錯，那是一場風暴，一場在靈魂深處肆虐的風暴。外在的失去，遠不及內心的煎熬。想像一下，從小被教導的、被灌輸的、你全身心投入去侍奉的信仰，在理性與《聖經》的光照下，開始出現裂痕。這不只是知識上的質疑，更是整個生命根基的動搖。我的「自我」，我的「陰影」——那些對安逸的渴望，對他人眼光的恐懼，對失去親情友誼的擔憂——它們都在拼命抓住舊有的世界。

那段時間，許多個夜晚，當世人沉睡，我獨自面對書桌上的蠟燭，和心中的困惑。我提到「用淚水浸濕了夜間的枕頭」，這並非誇飾。那是靈魂在質問自身：「難道要為了暫時的滿足，出賣永恆的福祉？難道要為了迎合朋友和親人的願望，葬送這不朽的靈魂？」

是《聖經》的話語，以及來自內心的那個微弱但清晰的聲音，指引著我。它讓我知道，偽裝的安逸比任何外在的風暴都更危險。當我意識到自己在祭壇前，身披我看來只是「教會排場的虛飾」的祭袍，被視為「生者與死者之間、天堂與人間的媒介」，獻上我心中已不信為真實肉身的「犧牲」，那一刻的「虛偽」，如芒刺在背。那份對神的「不忠」，對自我良知的背叛，其痛苦遠甚於失去一切世俗的支持。

我的靈魂渴求真實，渴求能坦然站在神面前。當我最終屈膝，向天呼喚我的誠意，決定不再披著偽裝的外衣時，那是一種解放。是的，失去了許多，但換來了內心的平安與誠實。正如《聖經》所言：「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 8:36）。這句話，在那段時間，是我的燈塔。

瑟蕾絲特： 您將這種內心的轉變描述為「心靈克服了一種幾乎不可戰勝的偏見」。這種偏見從小根植，伴隨成長。您認為，羅馬天主教會的教育體系是如何鞏固這種偏見的？特別是您在學術和神學方面的經歷，是如何讓您開始質疑這些深植的概念？

羅倫斯・J・諾蘭： （他沉吟片刻，指尖輕叩桌面，發出溫和的聲響）教會的教育，特別是對於那些從小就被培養成為神職人員的孩子，是從搖籃時期就開始的。嬰兒的舌頭剛剛學會發音，就被教導重複某些教義的名稱；心智剛剛開始發展，這些教義的原則就最小心翼翼地被引入。這就像一株幼嫩的樹苗，在它最易受影響的時候，就被彎曲、塑形。家庭的虔誠、僱用僕人的榜樣、以及那些有技巧或被誤導的導師，所有這些力量都匯聚在一起，鞏固著錯誤所植入的觀念。這是一種強大的心理機制，它利用愛、信任和社會壓力來維護體系。

當我進入學術機構，情況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我在書本中尋找真理，但所提供的「聖經知識」卻是片面的，往往只為支持特定教義而被選擇性的引用。這就像只給你稜鏡的一部分，讓你看到的只是光的扭曲。大量時間被消耗在所謂的「道德神學的詭辯」上，而不是真正深入地探究神的話語。我並非說所有的學術訓練都無價值，但它的框架是被設定好的，旨在強化既有信仰，而非鼓勵獨立探究。

真正的轉變發生在當我開始將《聖經》作為我信仰的唯一標準，用公正無偏的視角去審視我永恆救贖的重要課題時。那不是一蹴可幾的頓悟，而是漫長的、痛苦的過程。一個疑問接著一個疑問浮現。那些從小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在更廣闊的知識陽光下開始消融。我開始看到，許多教義的基礎並非來自《聖經》，而是後來的「人為的」區別和詮釋。

我與幾位羅馬教會的傑出人士討論過我的疑問，但他們給予的卻是「神秘化的迴避」，尤其是在面對那些顯而易見的真理時。這種迴避非但沒有解答我的困惑，反而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他們的教義，在核心部分是站不住腳的。我的心靈，在那時，選擇了「公正無偏」作為它的嚮導，將「真理」視為唯一的目標。這是一個漫長的內在旅程，從被塑形到尋求解放。

瑟蕾絲特： 您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論證聖餐變質說與感官和理性的衝突。您稱感官是通往理性的通道，而理性是「神自己對我們說話的聲音」。這是一種非常強調內在體驗與普遍真理的觀點。在一個強調教會權威與傳統的環境中，這種對個人理性與感官經驗的信任，是否是您走向改宗的關鍵一步？您如何調和這種個人體悟與對超自然神蹟的理解？

羅倫斯・J・諾蘭：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您抓住了核心，瑟蕾絲特小姐。在我看來，拒絕個人理性與感官的聯合見證，去盲信一個與之直接矛盾的教義，不僅是對神賜予我們的珍貴工具的輕蔑，更是對神自身的一種冒犯。神不會自相矛盾。他賦予我們感官去認知物質世界，賦予我們理性去判斷真偽。當我的感官清晰地告訴我麵包依然是麵包，酒依然是酒，而我的理性判斷這兩種物質不可能在物理層面上變成基督的肉身和血卻仍保持麵包和酒的外觀和性質，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

羅馬教會會以神蹟為例來反駁，例如摩西變杖為蛇，基督變水為酒。他們問：「難道創造萬物、行過這些神蹟的神，不能賦予神職人員改變麵包和酒的能力嗎？」我的回答是：神當然有無上的能力！但是，他所行的神蹟，即使超越自然定律，卻並不與感官和理性相矛盾。當摩西的杖變成蛇，人們看見了一條蛇；當水變成酒，人們嚐到了酒的味道，聞到了酒的香氣，看見了酒的顏色。這些變化是對感官顯而易見且可以驗證的。神蹟挑戰的是我們對自然規律的認知，但不要求我們否認感官提供的直接、聯合的證據。

然而，聖餐變質說卻要求我們在感官清楚地見證麵包和酒的物理性質未改變的情況下，卻要相信它們的「本質」已經改變成了基督的肉身和血。這要求我們拒絕感官的聯合證詞，要求我們相信一個物體可以在保持A的所有可感知屬性的同時，其本質卻完全變成了B，而且這個B（基督的肉身）還能同時存在於世界各地的無數個地方，這在理性和邏輯上是不可接受的。正如我書中所說，如果我們的感官在如此顯而易見的事物上都會欺騙我們，那麽我們如何能相信任何事物，包括神蹟本身，甚至我們自己的存在和神的存在？這會導致全面的懷疑主義（Pyrrhonism）。

因此，對個人理性與感官的信任，並非拒絕神蹟，而是堅持神蹟不應要求我們相信邏輯上的自相矛盾。這是區分神聖真理與人為教條的關鍵一步。

瑟蕾絲特： 您特別提到了聖餐中不給予平信徒酒的問題，並認為這是對基督明確命令的違背。您引用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基督對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的經文，並強調「都」這個字的重要性。您還指出，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也是對所有信徒說「讓他吃這餅，喝這杯」。這是否意味著，對您而言，《聖經》中的明確指令，其權威高於教會後來的傳統和規定？這種對《聖經》至高無上權威的信念，是如何在您的思想中確立的？

羅倫斯・J・諾蘭： （他拿起《聖經》，翻到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指著第28節）的確如此，瑟蕾絲特小姐。《聖經》，神的話語，是信仰的最終且唯一的標準。教會的傳統固然有其歷史與指導意義，但當傳統與《聖經》中的明確教導發生衝突時，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選擇遵循神的話語。

「你們都喝這個」——這是我們救主在設立聖餐時的命令，是如此清晰，不帶任何含糊。而在哥林多教會，使徒保羅的教導也是指向全體信徒，包括平信徒，都應該領受餅和杯。羅馬教會在後來的幾個世紀，特別是在十五世紀的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上，決定剝奪平信徒領受杯的權利，其理由在我看來是站不住腳的。他們或許是基於對「聖體」（聖餐中的餅）的過度崇拜，認為餅中已包含了基督的全身血；或許是出於實際操作的考量（例如避免灑出）；或許是為了區分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地位。

然而，無論基於何種原因，這種做法直接違背了基督的命令和使徒時代的實踐。這不只是儀式上的差異，它反映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偏離——將人的傳統凌駕於神的啟示之上。對我而言，當我深入研讀《聖經》，尤其是那些描述主設立聖餐的經文，我無法迴避其明確性。這種清晰的對比，讓我更加確信，如果一個教會的教導和做法與《聖經》明顯相悖，那麼它的權威基礎就值得懷疑。

對《聖經》至高無上權威的信念，是在我多年掙扎與研究中逐漸形成的。起初，我在教會傳統和《聖經》之間搖擺。但當我允許《聖經》真正地向我「說話」，當我不再滿足於教會提供的、被篩選過的片段時，它的力量就顯現出來了。它具有一種自我證明的特質，一種與內心深處對真理的渴望產生的共鳴。它「活潑、有效，比兩刃的劍更鋒利」，能「刺入剖開魂與靈，骨節與骨髓，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希伯來書 4:12）。當這種光照臨到我的心靈，那些基於人為傳統的教義就無法再站穩腳跟了。

瑟蕾絲特： 您在書的結尾部分談到了時代的變遷，提到當時的愛爾蘭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充滿宗教迫害的陰影，羅馬教會自身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允許更便宜的聖經出版，減少節日和保留案件）。您似乎對未來抱持著一種謹慎的樂觀。您認為這種「文明的進步」和「宗教寬容精神」的抬頭，對於愛爾蘭，以及對於您希望通過這本書觸及的人們，意味著什麼？

羅倫斯・J・諾蘭： （他的眼神柔和了下來，帶著對未來的期許）是的，我很慶幸生活在一個與前幾個世紀截然不同的時代。想像一下，在過去，發表像我這樣公開的言論，很可能會面臨監獄、火刑柱，甚至更殘酷的宗教裁判所的折磨。我書中提到的羅德·科巴姆、里德利、胡珀、克蘭默和拉蒂默，他們的殉道是真實的歷史。那是一個教皇權力可以廢黜君王、宗教狂熱可以輕易點燃迫害之火的時代。

如今，感謝上帝，這些極端的黑暗已經過去。更為成熟的文明（refined civilization）和日益增長的理性思維，限制了羅馬教會權力的不法延伸。人們開始更看重個人的判斷和良知，而不是盲從權威。而羅馬教會自身的一些調整，例如允許更便宜的聖經版本流通，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變化！過去，教會竭力阻止《聖經》的傳播，因為「福音的光」會揭示他們的錯誤。現在，儘管可能是出於不得已或順應時代，但他們允許《聖經》到達普通信徒手中，這就像在堅固的壁壘上打開了裂縫。

這些變化對愛爾蘭的羅馬天主教徒來說，意味著一個機會。一個可以自己去閱讀神的話語，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斷的機會。他們不再完全被動地接受神職人員的單方面解釋。這本書，正是寫給這些尋求真理的人們。我希望他們能像我一樣，放下偏見，用敞開的心去閱讀《聖經》，去對照教會的教義。我希望他們能利用這個時代提供的「智能」優勢，不再讓人的「狹隘或自私的觀點」控制他們的判斷。

我知道，對於許多人來說，公開承認對信仰的質疑或改變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害怕遭受排斥或「後續的迫害」（after persecution）。這種迫害可能不再是火刑，但依然可能是社會上的孤立、家庭關係的破裂、名譽的損毀。我希望我的經歷和這本書，能成為他們的一種支持。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而且世上的患難與來世的榮耀相比，「是至暫至輕的苦楚」（哥林多後書 4:17）。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開端，光的種子正在泥土中發芽。我祈禱，願神賜予我的愛爾蘭同胞「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他們真知道他」，願他們「心中的眼睛被光照亮」，能明白神的呼召所帶來的盼望（以弗所書 1:17-18）。

瑟蕾絲特： 牧師，您將您的改宗描述為「心靈的決定」，並且「圖利不是我的主題」（emolument is not my theme）。在這個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地位的時代，您的這種純粹基於信仰和良知的選擇，顯得格外珍貴。您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在世俗的牽絆和內心的真理之間，找到那條指引方向的「光之羅盤」？特別是對於那些面臨巨大壓力的掙扎者。

羅倫斯・J・諾蘭： （他沉思片刻，目光從窗外收回，轉向房間裡的那盆綠色植物）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瑟蕾絲特小姐。在世俗的海洋中尋找靈魂的羅盤，確實需要指引。我認為，這首先始於誠實面對自己內心最深處的聲音。這個聲音，如您所說，是神放在我們內心的理性火花，也是良知的低語。它可能被社會的喧囂、個人的欲望、他人的期待所掩蓋，但它始終在那裡。

對於一個掙扎者，第一步是為自己創造一個獨處與沉思的空間，哪怕是片刻。就像您這間安靜的書房，遠離政治的喧囂和社交的壓力。在那裡，伴著一盞燈，一本《聖經》，或許還有一杯清茶，讓心靈有機會與自己對話，與神的話語相遇。這需要紀律，需要抵制外在世界的誘惑和內在恐懼的侵擾。

其次，是無畏地尋求真理。這意味著不僅要閱讀那些支持你既有觀點的書，也要閱讀那些提出挑戰的。要聆聽不同的聲音，但最終要用神的話語和神賜予的理性去衡量一切。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需要付出努力和時間。我提到我花了數月甚至數年來思考，與人交談，這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心靈的勞作。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完全的信靠。當你確定內心的聲音與《聖經》的教導一致，指向一條雖然艱難但誠實的道路時，就要相信神會供應你所需的一切。這很難，尤其是當你看到所有的世俗保障都在崩塌時。我的親人、朋友都離我而去，我曾面臨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但我堅持，「上帝是那些信靠他之人的盾牌」。信靠不是缺乏規劃或不負責任，而是在盡了人的努力之後，將結果交給神，相信他的眷顧會指引你走向正確的方向。

對於那些面臨巨大壓力的人，我會說：你的靈魂比全世界都寶貴。不要害怕失去那些看似堅固、實則脆弱的世俗支持。真正的安全感，來自於你與造物主的關係，以及你內心的誠實與平安。當你遵從良知，即使獨行，你也不是孤單的，因為真理與你同在，神與你同在。那內心的羅盤，只有在真理的光照下，才能清晰地指向北方。

瑟蕾絲特： 牧師，感謝您如此真誠地分享您的經歷與思想。您的文字和您的故事，都充滿了一種穿越時間的力量，關於個人如何在信仰和時代的夾縫中，堅持對真理的追尋。您的選擇，不僅是個人的靈性歷程，也為那個時代，乃至後世，提供了一個關於勇氣與信念的見證。

（對話結束，場景漸暗）

書房裡的檯燈光暈開始變得柔和，窗外的都柏林已籠罩在薄暮之中。諾蘭牧師的輪廓在光線中模糊起來，但他的眼神依然清晰、溫暖。房間裡的植物似乎也在微微搖曳，無聲地呼應著生命的力量。我站起身，帶著這次對話的感悟。離開房間時，我彷彿聽見遠處傳來輕柔的鋼琴聲，那未曾彈奏的旋律，此刻在時光中迴盪開來，訴說著一個靈魂對真實的追求與對光明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