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以鄉土文學作家「阿弟」的視角,與《Prophets of Dissent》一書的作者 Otto Heller 教授進行跨時空對話。對談聚焦於教授如何看待書中探討的四位「異議的先知」——Maeterlinck、Strindberg、Nietzsche 和 Tolstoy。通過對話,深入剖析了這四位作家各自獨特的思想核心、藝術風格、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如何交織,以及他們為何在時代變革中發出不同於主流的聲音。阿弟從自身對鄉土、生命、樸實情感的理解出發,與教授的學術分析形成有趣的對照與共鳴,探討了文學與思想如何觸及人類內心深處的真實與隱秘。
好的,我的共創者。要為 Otto Heller 的《Prophets of Dissent : Essays on Maeterlinck, Strindberg, Nietzsche and Tolstoy》進行光之對談是吧?這本書從書名聽起來就很有意思,將幾位在各自領域都掀起波瀾的大人物擺在一起,探討他們那些與時代主流不太一樣的聲音,感覺就像要走進一個思想的迴廊,聽聽那些不隨波逐流的耳語。身為一個寫鄉土的,我總覺得那些看似微小、不被看見的聲音,往往藏著最真切的生命力量。能跟 Heller 教授這樣對歐洲文學思潮有深入研究的學者聊聊,看看這些「異議的先知」是怎麼從「看不見」的地方,挖掘出時代的真貌,這可是個難得的機會。
這本書的作者 Otto Heller 先生(1863-1941)是位學者,擔任過華盛頓大學的現代歐洲文學教授。他在 1918 年寫下這本書,那個時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都籠罩在一種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痛苦之下。教授在書的序言裡就提到了這個時代背景,他說在這樣一個「文明根基都在顫抖」的危機時刻,他希望透過對這些重要文學人物的客觀探討,幫助人們釐清那些「交戰中的目的與政策」,看見隱藏在其中的「現代社會轉型的基本問題」。
Heller 教授在這本書裡選了四位在他看來對現代思潮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比利時的神秘主義詩人兼劇作家 Maurice Maeterlinck、瑞典的偏執天才 August Strindberg、德國的哲學家 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俄國的文學巨匠 Leo Tolstoy。這四位風格迴異、思想甚至南轅北轍的作家,為什麼會被他並列在一起呢?教授在序言中解釋,他們都是「思想上的激進分子」,並且「在不同程度上,是社會的改革者」,因為他們的思索和渴望都與實際生活的問題息息相關。但更深層的原因,也是吸引 Heller 教授將他們連結起來的,是他們的作品都能觸及到「內在生命的潛意識領域」,都能讓人接觸到「人類行動與命運的隱藏泉源」。換句話說,他們骨子裡都是某種程度的「神秘主義者」,儘管表現出來的觀點和理論可能截然不同,但他們都循著「內省」的道路,去認識和詮釋生命的法則。
Professor Heller 看這四位,認為他們分別代表了一場「偉大顛覆運動」中的關鍵力量,加總起來,展現了那個時代「複合的精神與道德衝動」。這本書並不是單純的傳記,而是透過對這些作家的作品進行深入分析,來揭示他們思想的核心,以及這些思想如何反映和影響了他們所處的時代,甚至預示了未來的變遷。這不只是一本文學批評,更像是一場思想的探險,跟著一位有著銳利眼光和深厚學養的嚮導,去探訪幾位思想的先驅。
身為阿弟,我對這些從泥土裡長出來、卻又像樹木一樣伸向天空的思想感到好奇。教授選的這四位,光是名字聽起來就各有份量,而且好像都跟「安穩」扯不上邊。Maeterlinck 的神秘,Strindberg 的偏執,Nietzsche 的超人,Tolstoy 的非暴力……這些詞聽起來都像是要挑戰什麼,要衝破什麼。我的鄉土生活裡,也有樸實的日常,也有隱藏在日常之下的深邃情感和不為人知的故事。或許,這些大師的「異議」,也能讓我看見,那些我筆下的人物和土地,是否也有著不為人知的「潛意識」,或者,他們那些看似平凡的選擇,是不是也隱藏著對抗某種命運的力量?
好,時間差不多了,讓我把這個光之場域搭建起來。
場景建構
時光機輕柔地將我送回。空氣中帶著一股古老紙張和木頭家具的氣味,混雜著淡淡的菸草香,這是【光之書室】特有的氛圍。窗外,一絲微弱的黃昏光線掙扎著穿透厚重的窗簾,只在地上留下一道模糊的光痕。遠處傳來細微的雨聲,滴滴答答,像是在輕柔地訴說著什麼,又像是在為這室內的沉靜時光伴奏。
我坐在一張老舊的皮製扶手椅裡,椅子隨著我的動作發出溫柔的呻吟。對面,Otto Heller 教授坐在一張書桌後,桌上堆滿了書稿、筆記和幾本厚重的精裝書,其中一本就擺在最顯眼的位置,是那本《Prophets of Dissent》。教授看上去沉靜而內省,眼鏡後面的眼睛閃爍著學者特有的探究光芒。他的周圍彷彿凝結著一種專注的氣場,與窗外的雨聲和室內的古老氣息融為一體。
我輕聲開口,打破了這片刻的靜默。
「教授,您好。我是阿弟,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這次冒昧來訪,是希望能向您請教,關於您的著作《Prophets of Dissent》裡所探討的幾位大師,以及您是如何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從他們身上看見『異議的先知』的光芒的。」
教授抬起頭,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沒有絲毫的驚訝,彷彿他知道我會來。他扶了扶眼鏡,示意我稍坐。
「阿弟先生,很高興見到你。在這個年代,願意花時間深入探討這些『異議之聲』的人並不多了。特別是你來自『遙遠的地方』,想必對這些思想的『共鳴』有著獨特的視角。請自便,這裡的空氣很適合思考,外面的雨聲也蠻能讓人靜心的。」
我笑了笑,心想教授大概也感受到了我對雨聲的偏愛。
「謝謝教授。這本書,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您是在 1918 年完成的,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世界剛經歷了那麼大的變故。您在序言裡也提到了戰爭的影響。我很想知道,在您寫這本書的時候,您心裡是怎麼想的?是哪些觸動讓您覺得,在這個時候談論這些『異議者』特別有意義?」
教授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濕的風景。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Otto Heller: 那個年代……(他頓了頓,似乎在整理思緒)阿弟先生,你知道嗎?戰爭像一場巨大的篩子,把許多習以為常的東西都篩掉了,也讓一些原本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東西,被迫顯現出來。在戰爭之前,我們歐洲籠罩在物質主義的陰影下,人們似乎只看重那些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但戰爭的恐怖和荒謬,讓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思考那些超越物質的東西。
這四位作家,Maeterlinck、Strindberg、Nietzsche 和 Tolstoy,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在挑戰著那個時代的『常規』。他們向內探索,質疑社會的結構,甚至挑戰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在一個看似『穩定』的時代,他們的聲音或許被視為雜音,甚至是瘋狂。但當『穩定』崩塌,當理性的光輝被戰爭的血腥所掩蓋,他們的『異議』反而顯得格外具有穿透力。
以 Maeterlinck 為例,我在書裡寫了他對『神秘主義』的探索。他關注那些『看不見的現實』,那些潛藏在日常對話和行為之下的,關於命運、死亡和心靈的微語。戰爭爆發後,他寫下了《戰爭的殘骸》(Les Débris de la Guerre),你從我的筆記裡也能看到,他對德國的憤怒是如此強烈,甚至說德國民族是『地球意志最終要拋棄的掠食者』。這看似與他之前的普世關懷矛盾,但你知道嗎?這反而證明了他哲學的完整性。他對正義和國家情感的熱烈表達,最終與他整個道德演化的指導原則相協調。他認為,如果人類的價值在於其蘊含的『潛在英雄主義總和』,那麼戰爭儘管瘋狂,卻也展現了這種『高尚、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的偉大證明。他從災難中看到了人類精神的高度,這不就是一種在最深的黑暗中尋找光的神秘視角嗎?他並沒有被表面的恐怖所吞噬,而是透過對更深層人性的洞察,看到了一種 redeeming spiritual connotation。
阿弟: (點點頭,雨聲好像大了一點,敲打著窗戶,讓教授的話語更顯沉重)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您提到 Maeterlinck 先生的悲劇和傀儡劇,一開始讓人覺得很困惑,角色不像人,對話很奇怪。您說,要理解他,必須從他自己的視角來看,進入他所創造的『超越我們正常意識界限的世界』。這讓我想起,有時候,我們寫鄉土故事,那些樸實的人物,他們的沉默、他們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其實也隱藏著很深層、很難用一般邏輯去解釋的東西。是那種,泥土底下湧動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力量。
您認為 Maeterlinck 先生筆下人物的『奇怪』,是因為他們是『命運力量的媒介和預言者』?他們身上具有一種『比我們所知的表層現實更為根本的生命』?
Otto Heller: 是的,正是如此。他筆下的人物,比如《佩利亞與梅麗桑》中的佩利亞和梅麗桑,他們不像傳統戲劇中的角色那樣有明確的動機和激烈的行動。他們更像是一種『感覺』或『狀態』的化身。他們之間的愛,不是通過言語表達,而是通過沉默、通過氣氛、通過一些微小的細節來傳達。比如您在我的筆記裡看到的,他們站在窗前,頭髮垂落,感受著彼此的氣息,那種無言的情感張力,可能比任何甜言蜜語都來得真實。
這就是他所說的『內在生命』(vie intérieure)在運作。他認為詩歌的目的就是『打開從可見通往不可見的大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命的真正重要問題,是用理性無法觸及的。必須通過情感,通過直覺,才能與那些『終極真理』產生連結。他早期作品中的那種『瀰漫著壓抑神秘感』的氛圍,那些充滿預兆的日常物件,像是放在祈禱椅上的白袍、突然搖晃的窗簾、樹林的沙沙聲,甚至只是敲門聲,這些都在暗示著『命運』的存在和逼近。它們不是因為超自然而奇怪,而是因為它們是『比我們所知的表層現實更為根本的生命』的載體。死亡這個概念,在他早期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說是他筆下人物『生命的基本原則』。
阿弟: (端起桌上的茶,啜了一口,是溫熱的,感覺很踏實)這點我很能體會。在鄉間,有時候並不是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人們的眼神、他們的沉默、家裡的某個老物件,都會讓你感覺到一股『氣』,說不上來,但你知道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正在那裡。那不是用眼睛看見的,而是用心去感受到的。就像您提到的 Maeterlinck 先生的《不速之客》(L'Intruse),死亡悄悄來到,只有盲眼的老人能感知到。這種『看不見卻最真實』的東西,確實是文學很重要的力量。
不過,教授,您也說了,Maeterlinck 先生後期的思想有了轉變,從那種悲觀的宿命論,轉向了更積極的態度,相信『智慧與命運』可以協調,甚至人可以成為自己靈魂的船長、命運的主人。特別是您提到他的《藍鳥》(L'Oiseau Bleu),展現了一種『切近的幸福』,幸福並非缺乏,而是缺乏對已擁有幸福的清晰覺察。這是一個很大的跳躍啊,從被看不見的力量擺布,到相信自己能掌握命運。是什麼讓他有了這樣的轉變呢?
Otto Heller: (微笑著,似乎對這個問題並不意外)這確實是他思想演變中最顯著的部分。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在書中也提到,這種轉變的『精確路徑』很難完全追溯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對過去的『宿命論』思想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新的視角。他開始認為,潛藏在生命中的力量,不再是『對抗性』的,而是『仁慈的能量』,它促使人們平靜地接受這個世界。
這種轉變,部分來源於他對生命本身的深入觀察和體驗。他雖然看似隱居,卻是個對自然和生活細節觀察入微的人,這在您筆記裡看到他寫養蜂(《蜜蜂的生活》)、養狗、開車、賞花等等文章時就能發現。當他深入觀察自然界中那些看似微小的生命,如蜜蜂的群體生活,他看到了一種為了共同目標而自發奉獻的秩序和力量,這也許啟發了他對『內在神性』如何『喚醒和釋放』有了新的理解。
此外,戰爭也可能是一個催化劑。巨大的災難反而激發了人類潛在的偉大力量和犧牲精神,這讓他看到了人類意志並非總是軟弱無力,它可以在極端環境下展現出超乎想像的堅韌和昇華。他不再強調人類在命運面前的無助,而是看到了即使在最糟糕的錯誤和罪惡中,也存在著『正義的肥沃種子』,罪惡本身似乎也能提煉出自身的『解毒劑』。
這種轉變在《阿格拉瓦和塞莉賽特》、《夢娜·凡娜》和《喬伊澤爾》等戲劇中也有所體現。女性角色從過去那種蒼白、無力、被命運擺布的形象,變成了有勇氣、有主見、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物。這也是他『動態樂觀主義』的象徵。他的對話也變得更流暢,不再像早期那樣破碎,這或許也反映了他內心不再那麼『被困』,思想更能自由地流動了。
阿弟: 聽您這麼說,感覺像是他從只看見泥土的沉重,到開始看見泥土裡蘊藏的生機和向上生長的力量。這對我這個鄉土作家來說,很有啟發。在寫鄉間人物時,我常常會看到他們生活的艱辛和無奈,有時候會覺得是一種『宿命』。但如果能像 Maeterlinck 先生那樣,往更深一層看,或許就能看見他們內在的那份韌性,那份即使面對困境,也能在微小處尋得慰藉、尋得一點光明的『內在生命』。
接著,我們來聊聊 Strindberg 先生吧。您在書裡說他是『偏執的天才』,而且說『很難帶著 gusto 談論他』,甚至說他最終變成了一個『譏笑的犬儒』。聽起來是個讓人感覺不太舒服的人物。您在筆記裡提到,他強烈的『主觀性』是他所有作品的特徵,而且他似乎無法真正再現別人的思想和感受,所有主要角色都是他自身情感和思想的『外在投射』。這是為什麼呢?
Otto Heller: Strindberg 先生確實是個極端的人物。(教授的語氣變得嚴肅了些)他有著驚人的知識儲備,涉獵廣泛,但他的『精神纖維中的偏執』阻礙了他保持智力平衡。他對自己的個人經歷異常敏感,並以此為基礎構建理論。他缺乏『宇宙性的適應性』,難以成為一個真正『世界級』的人物,始終被困在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他的主觀性達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他無法抽離自己,客觀地看待世界或他人。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在書中形容他『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表現出類似的無能』。他的筆下,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角色都是他自己不同面向的體現。他與世界的互動,與女性的關係,都在他的作品中被扭曲、放大,成為他個人內部戰爭的戰場。
特別是他對女性的態度,您從我的筆記裡看到,我詳細地分析了他的『反女性主義』。這並非天生如此,他早期的作品,比如《紅房間》或《已婚》,甚至對女性權益抱有同情。但由於個人婚姻和情感經歷的失敗,以及他天生『好矛盾』的性格,他對女性的厭惡逐漸演變成一種病態的『懼女症』。他認為女性是『男人的殘酷無情的迫害者』,是吞噬男人靈魂的『醜陋食人魔』。這種極端、片面的觀點,使得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儘管有時也捕捉到人性中陰暗的一面,但總體上是一種扭曲的『漫畫』,而非真實的人像。
阿弟: (搖搖頭,感覺一股陰鬱的氣氛籠罩過來,連窗外的雨聲都聽起來有點淒冷)這讓我想到了鄉間的一些人,他們可能因為個人的經歷,比如情路坎坷,或者家庭不順,就對特定的人群,比如女性,產生很深的怨恨和偏見。這種偏見一旦生根,就好像戴了一副變形的眼鏡,看什麼都不對勁,連帶著整個世界都變得灰暗起來。這種『主觀的偏執』,確實是很可怕的力量,它會把一個人困在自己的牢籠裡。
不過,教授,您又說即使是這樣的人物,他的作品仍然值得關注,因為他進行了『未經充分探索的分析心理學實驗』,並且他對人性中『惡毒一面』的描繪非常犀利。甚至在您看來,他晚年皈依宗教,儘管呈現出一種『病態和令人悲傷的景象』,但他的『強烈的攻擊性真實性』對他那個時代也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服務』。這點我不太明白,這樣一個充滿偏執和惡意的人,怎麼會對時代有價值呢?難道文學的價值,不在於呈現美好和希望,而也在於揭示醜惡和病態嗎?
Otto Heller: (點燃一根菸斗,煙霧緩緩升起,為這個老書房增添了一層迷離的色彩)文學的價值當然包含對美好和希望的呈現,但它也必須具備『真實性』,即便這種真實性是令人不快的。Strindberg 的價值,恰恰在於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人性中,特別是他自己內心深處的黑暗和病態。在那個相對保守,或者說不願意直視陰影的時代,他的『攻擊性真實性』就像一把刀,雖然粗糙,卻劃開了一層表皮,讓人們看見了藏在下面的東西。
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在書中也提到,他『毫不留情地對我們的人類類型進行剝皮』。他用極端的語言,諷刺、挖苦、甚至是用『滑稽』來攻擊時代的虛偽和懦弱。他對他自身『缺陷』的坦誠,對他內心衝突的呈現,儘管令人痛苦,卻也展現了一種極致的『主觀的真實』。這種真實,對於了解當時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精神困境,了解人性中那些不願被觸碰的角落,具有重要的『診斷』意義。
他對女性的極端厭惡,儘管是偏執的,但也折射出那個時代在性別關係轉變過程中,男性內心的焦慮和恐懼。他的『反女性主義』運動,儘管方式極端,但也對當時『女性崇拜』的時尚形成了一種極端的制衡,迫使人們去思考問題的複雜性,而不是盲目地追隨潮流。
所以,他的價值並不在於他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案,甚至不在於他的思想是『正確』的。他的價值在於他作為一個『先知』,以一種扭曲、痛苦的方式,指出了當時社會和人性的某些『病灶』。他像一面哈哈鏡,扭曲了現實,但鏡子裡的扭曲,有時候反而能讓人們警覺,看見自己身上某些被忽視的『特徵』。
他的最終歸宿,是走向宗教,但也充滿了痛苦和自我折磨。他似乎在尋找一種最終的慰藉,但他的懷疑和偏執並沒有真正消失。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許多人在精神上的迷失和掙扎。
阿弟: (放下茶杯,感覺手心有點汗濕)聽您這麼一說,好像有點懂了。就像田裡偶爾會長出一些奇形怪狀的作物,它們可能沒法吃,甚至有毒,但它們的存在本身,或許也反映了土壤出了什麼問題,或者環境有了什麼變化。Strindberg 先生就像那樣的『奇形怪狀』,他的痛苦和偏執,是那個時代土壤裡長出來的東西,提醒著人們那片土壤並不那麼健康。
那我們來聊聊 Nietzsche 先生吧。您說他是『昂揚的先知』,而且一開頭就花了篇幅澄清他和戰爭的關係。在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您說當時很多媒體把他描繪成德國發動戰爭的推手,但您認為這是『荒謬』的。您為什麼這麼肯定呢?而且您認為他的哲學『並非源於任何重大知識的發現』,而是『新的智力之光』,闡明了『存在目的和終結』?這聽起來很玄乎啊。
Otto Heller: (教授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似乎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是的,當時對 Nietzsche 先生的污名化,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之一。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在書中明確指出,Nietzsche 先生本人是厭惡殘酷的,他在 1870 年的戰爭中做過護士,親身體驗過戰爭的恐怖。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極致的『個人主義者』,甚至是『世界公民』,他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都深惡痛絕。他對德國、對德國人有著極其辛辣的批評,認為他們粗俗、愚蠢、缺乏文化。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是推動德國世界征服的啦啦隊呢?這完全不符合他思想的核心。他關注的是『個人』的超越和昇華,而不是『國家』的權力擴張。
至於他的哲學……(教授輕敲了一下桌面上的書)他確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他不講嚴密的邏輯體系,他用的是『劈砍式的警句』和『充滿激情的宣諭』。他的力量在於他『鷹翼般的想像力』和強烈的情感驅動。他沒有『發現』什麼關於宇宙的新事實,但他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闡釋了現有的知識,比如他從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中,推導出了『權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
他將生物學上的競爭生存,轉化為一種精神上的『爭取剩餘』的動力,認為生命向更高處發展,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超越』,為了達到更完美、更強大的境界。他提出的『超人』(Übermensch)並非指身體強壯的野蠻人,而是指精神和意志達到極致的理想類型。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但這個幻想本身,具有巨大的『喚醒和激勵作用』。
阿弟: (聽得入神,彷彿看見一個巨人站在山巔,揮舞著手臂)『權力意志』……『超人』……聽起來有點嚇人,好像是要把弱者都拋棄。您在筆記裡引述了他《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的話,『凡是你沒有教會飛翔的,就教他們——跌落得更快!』這不就是很殘酷嗎?
而且,您也提到他的道德觀是『驚人地異端』,他提倡『非道德』(non-morality),認為『善』是促進我力量增加的,『惡』是削弱我力量的。這完全顛覆了我們習以為常的道德標準啊。這樣一個只看重強者、蔑視弱者的哲學,怎麼能說他帶來了『新的智力之光』呢?難道這種光不是一種危險的光芒嗎?
Otto Heller: (教授的表情變得嚴肅)阿弟先生,你的擔憂是很自然的。Nietzsche 的思想確實充滿了『冒犯性』,而且被很多人誤讀和濫用。但我們要看到他的『意圖』。他攻擊傳統道德,特別是基督教道德中的『同情』、『謙卑』等,並非出於單純的惡意。他認為這些美德在某種程度上是『弱者』為了約束『強者』而發明的,它們阻礙了人類真正『力量』的發揮,阻礙了人類向『超人』的理想邁進。他認為真正的道德,是強者基於自身生命力的湧現而建立的,是『超越善惡』的。
他強調『變硬』(Become hard!),也並非鼓勵殘酷,而是強調『自我控制』和『自我鍛鍊』的重要性。他認為,能夠平靜地看待他人的痛苦,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自己也經歷並克服了痛苦,從而獲得了內心的強大和從容。他攻擊『同情』,是因為他認為廉價的同情會削弱人們面對痛苦的意志。
他對『生活之樂』的頌揚,也不是鼓勵粗俗的享樂主義,而是強調對生命本身所有體驗的『肯定』(amor fati,熱愛命運),包括痛苦和磨難。他認為,正是痛苦和掙扎,才能磨礪出更強大的意志和更深刻的理解。
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寫到,Nietzsche 哲學的力量,在於它對『活力』、『力量』、『熱情』和『渴望』的強調。在一個瀰漫著倦怠和循規蹈矩的時代,他的聲音像一道閃電,雖然刺眼,卻擊碎了僵化的空氣,激發了人們內心潛藏的活力和挑戰精神。他強調理性之外的『直覺』和『情感』,這也是一種回歸生命本源的呼喚。
當然,他的思想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一旦被片面理解和濫用,就會導致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對弱者的蔑視。但我們不能因為預設的危險而迴避對其思想的探討。他的價值,在於他迫使我們去質疑那些習以為常的道德和價值觀,去思考『強大』和『弱小』的真正意義,去重新審視生命的『目的』和『價值』。他是一個『生命力和希望的使者』,即使他的語言有時顯得粗暴和令人不安。
阿弟: (沉思片刻,雨聲似乎漸漸小了,遠處傳來幾聲狗叫)嗯,您說得有道理。有時候,那些讓我們覺得不舒服的思想,反而可能是最能讓我們清醒,最能讓我們去反思的。Nietzsche 先生的『硬』,也許是想敲碎那些包裹著人性的脆弱外殼,讓人們看見自己真正的力量,或者弱點。
最後,我們來聊聊 Tolstoy 先生。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大師,但您在書裡說他『作為哲學家或原創思想家,很難維持其地位』,並且認為他的『教條源於特質,並導向荒謬』。這聽起來像是對他很嚴厲的評價。我們一般都認為他是位偉大的道德導師和社會改革者,特別是他對『非暴力』和『簡單生活』的提倡。您怎麼會這麼看他呢?
Otto Heller: (教授重新靠回椅背,表情柔和了一些)Tolstoy 先生無疑是位偉大的作家,特別是他的現實主義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是無可爭議的傑作。他對人性的洞察力,對社會場景的描繪,都是頂尖的。
然而,當我們談論他的『思想家』身份時,情況就複雜一些了。他是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道德復興者』,他以極大的熱情和真誠,宣揚基督教教義中那些被忽視的『原始』原則,比如『非暴力反抗』、『簡樸生活』、『分享財產』。他的力量在於他身體力行,努力將這些原則應用於自己的生活,儘管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內部衝突和痛苦。
但他並不是一個原創的思想家。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在書中提到,他的許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前人,比如盧梭對『自然人』和文明弊端的看法,以及喬治的土地單一稅理論等等。他將這些思想與基督教福音書中,特別是《登山寶訓》中的教誨結合起來,形成了他獨特的道德體系。
我之所以說他的教條導向『荒謬』,是因為他的思想過於『極端』和『簡化』。他試圖將複雜的人類事務簡化為幾個簡單的原則,比如完全的『非暴力』、完全的『不擁有個人財產』、完全的『體力勞動』。這些原則在理論上聽起來很高尚,但在現實世界中,特別是在他所處的俄國社會之外的『西方世界』,是很難,甚至不可能完全實行的。
他對藝術的態度就是一個例子。他認為藝術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服務於道德和宗教,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他甚至貶低莎士比亞,認為《湯姆叔叔的小屋》這樣的書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因為它具有直接的道德影響力。這種對藝術的『功利化』和『道德綁架』,在我看來是極端且片面的。藝術的價值,並非僅僅在於它『教化』了多少人,而也在於它對『美』的探索,對『情感』的捕捉,對『人性』複雜性的呈現。
阿弟: (點點頭,心裡想著自己寫的那些沒有明確道理,只有人和土地的悲喜的故事,要是被 Tolstoy 先生看到,大概也會被歸為『沒有道德目的』的吧)您說他缺乏『深刻而廣泛的藝術理解』,這點我好像有點感覺。他似乎只看重藝術中『教化』的那一面,而忽略了它本身作為一種情感和美的表達的力量。
您也提到,他的生活和他的教條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矛盾』,這給他帶來了『悲劇性的不誠實感』。他努力過著簡樸的生活,從事體力勞動,放棄財產和版權,但他的貴族背景、他的家庭責任,以及他對某些生活品質(比如您說他喜歡咖啡,而且對食物挑剔)的依賴,都讓他無法完全達到他自己設定的標準。這種內部的掙扎和矛盾,是讓他『痛苦』,但也是他『真實』的地方吧?
Otto Heller: (輕輕撥動菸斗裡的菸灰)是的,這正是 Tolstoy 先生『偉大』與『悲劇』並存的地方。他不是一個偽君子,他內心的掙扎是真切的。他因為無法完全實踐自己的教條而感到巨大的痛苦和羞愧,這份痛苦本身,就是他『真誠』的證明。他對自己比對任何人都要嚴厲。
他的最後時刻,試圖離家,尋求一種『孤獨的死亡』,也是他企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徹底實踐他的『禁慾』和『放棄』原則。然而命運似乎跟他開了個玩笑,他並沒有能夠孤獨地死去,而是在車站小屋裡,在家人的環繞下去世。這份結局,也和他一生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形成了一種『嚴峻的一致性』。
我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我最後在書中寫道,儘管他的教條有其『荒謬性』和『不切實際』之處,不能直接拿來解決我們複雜的社會問題,但他的『榜樣』、『熱情』和『真誠』,極大地激勵了人們的『道德良知』,並在促進『民主』和『社會正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讓人們看見,那些看似遙不可及的福音書教誨,其實可以成為一種批判現實、反思自身的力量。他是一個『時代的聲音』,他的價值不在於他『思想的正確性』,而在於他『道德情操的深度與熱情』,以及他觸動人心的能力。
阿弟: (點頭,感覺心裡一股暖流經過。窗外的雨已經停了,只剩下屋簷滴水的聲音)聽您這麼一說,我對 Tolstoy 先生的看法更為立體了。他的掙扎,他的矛盾,反而讓他顯得更加『人』。他就像一個拿著福音書的農夫,努力想把天上的道理種在地裡,即使泥土太硬,種子發芽困難,甚至長出來的樣子變了形,但他那份『想種下去』的熱情和執著,本身就很有力量。
這四位先生,Maeterlinck 先生向內探索,看見日常之下的神秘和靈性;Strindberg 先生向內挖掘,挖出了病態的偏執和對抗;Nietzsche 先生向上呼喚,要超越和力量;Tolstoy 先生向下扎根,想在簡樸和勞動中尋求真理。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對當時的世界發出『異議』。這些聲音,有的溫柔,有的尖銳,有的狂熱,有的沉重,但都來自於對生命和人性的深刻關注。
身為一個寫鄉土的,我的世界好像比較小,沒有他們那麼宏大。但我筆下的人物,他們對抗的『命運』,他們內心的『掙扎』,他們對『簡單』的渴望,他們身上隱藏的『力量』,或許也與這些『先知們』所探討的,有著某種隱密的共鳴。是啊,生命的奧秘和挑戰,從來就不只存在於大城市或書本裡,它也藏在鄉間的雨聲裡,藏在泥土的芬芳裡,藏在每一個平凡人的心底。
這次跟您的對談,讓我覺得收穫很多。看見這些偉大心靈的『異議』,也讓我有勇氣去相信,即使是來自小地方、寫著小人物的我,筆下的聲音,或許也能觸及到一些更深層、更普遍的東西。
謝謝您,Otto Heller 教授,今天花這麼多時間跟我這個遠道而來的阿弟聊天。
Otto Heller: (起身,走過來,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用客氣,阿弟先生。能有人願意傾聽這些聲音,願意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你筆下的鄉土,也有著它自己的光芒和深度。繼續寫吧,用你真切的筆觸,去記錄那些泥土的私語,那些藏在日常中的不平凡。那些『異議』,或許也正以一種更為樸實、更為內斂的方式,在你筆下的人物心中迴響。
(教授溫和地笑了笑,示意我離開。我起身,朝他點頭致意,轉身走向門口。門外的光線已經完全消失,只有遠處的燈光微弱地閃爍著,雨聲也徹底停了。我推開門,走了出去,身後的書室沉浸在黑暗與寂靜中,彷彿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但那些思想的迴響,卻清晰地留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