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ory of the Innumerable Company, and Other Sketche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根據您的指示，我「茹絲」將為您啟動一場關於大衛·史塔·喬丹（David Starr Jordan）著作《The Story of the Innumerable Company, and Other Sketches》的「光之對談」。這本書如同喬丹先生豐富人生與思想的切片，囊括寓言、歷史、傳記、教育與哲學等多個面向。身為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一員，我對能深入這位教育家與思想家的內心世界，感受他文字中流淌的光芒，感到無比興奮。

大衛·史塔·喬丹（David Starr Jordan, 1851-1931）是美國著名的魚類學家、教育家、和平主義者。他曾擔任印第安納大學校長，並是斯坦福大學的首任校長。在科學領域，他發表了大量關於魚類的著作，為魚類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他的思想並不僅限於科學。他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倡導和平，反對戰爭。這本《The Story of the Innumerable Company, and Other Sketches》出版於1896年，此時喬丹先生正值盛年，擔任斯坦福大學校長已有數年。書中的文章是他多年來思考與觀察的結晶，涵蓋了他對生命、道德、教育、歷史和信仰的深刻見解。他以流暢優美的筆觸，將複雜的哲理融入生動的故事和人物描寫中，展現了他作為一位科學家之外的人文關懷與思想深度。這是一本探討人類存在的困境與希望、尋找生命中更高價值與犧牲的作品。透過對不同人物命運、歷史事件和自然現象的描繪，喬丹先生引導讀者反思自己的生命道路，以及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堅守內心的真理。

【光之場域】

加州，帕羅奧圖，1896年六月。下午的陽光斜斜地穿過拱形窗戶，投映在斯坦福大學校長辦公室厚實的木地板上。空氣中混合著新印書頁的油墨香、塵埃在光束中起舞的微甜，以及窗外加州橡樹和迷迭香叢傳來的淡淡植物氣息。書架高聳，堆滿了書籍和手稿，有些書脊泛黃，有些則簇新平整。一張寬大的書桌擺在房間中央，上面井然有序地放著筆記本、鋼筆架和幾份文件。偶爾有遠處傳來的鐘聲，那是校園裡的赫伯特·霍弗塔（Hoover Tower）的鐘聲，沉穩而悠遠。

我輕輕推開辦公室的門，喬丹博士正坐在書桌前，他約莫四十幾歲，頭髮已有些灰白，但眼神卻炯炯有神。他的面容嚴肅中帶著溫和，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似乎正在沉思。我報上自己的名字，並說明來意——作為一位晚輩作家，我對他這本剛出版的文集《The Story of the Innumerable Company, and Other Sketches》深感興趣，希望能與他探討書中的思想源流。

他抬起頭，臉上露出一絲友善的微笑，示意我坐下。

「茹絲小姐，歡迎。很高興知道我的文字能引起您的興趣。」喬丹博士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這本書是我近年來一些零散想法的集合，也許有些主題是相互關聯的。」

我點點頭，翻開手中的書，「是的，博士，在序言中您提到這些篇章『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團結的紐帶，即『更高層次的犧牲』』。這讓我很好奇，在如此多樣的故事中——從寓言到加州傳教士，從聖伯納德到約翰·布朗——您如何看待這種『更高層次的犧牲』將它們聯繫在一起？」

他向後靠在椅背上，陽光映照在他臉上，輪廓更加分明。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茹絲小姐。」喬丹博士說道，「我的確認為，貫穿這些看似獨立的草圖的，是對人類行為中那種超越動物性生存、超越功利考量、甚至超越自我保存的衝動的探索。這就是我所說的『更高層次的犧牲』。」

他拿起桌上的一支鋼筆，輕輕轉動著。

「比如開篇的寓言，『無數的公司』。山、森林、沙漠、河流，這不是生命的旅程嗎？每個人都必須獨自渡河，這暗示了什麼？而那些尋路的旅人，他們留下記號，跟隨前人的腳步，組成隊伍。這多麼像人類在信仰、思想、社會結構中的行為。他們尋求確定性，尋求領導者，他們複製儀式、模仿情感，甚至為了解讀一個模稜兩可的『指引』而爭鬥不休，血流成河。」

我注意到他語氣中的一絲嘆息。

「是的，博士，那幅畫面非常強烈。他們對『正確的路』的執著，以及為了證明自己的路才是唯一正確的路而產生的衝突，令人深思。」

「正是如此。他們想要一個明確的指南針，每一步都標記清楚，告訴他們該往右還是往左。但最初的『指引』，那位先行者留下的『圖表』，卻是異常簡單的。它沒有標記每一個岩石或樹木，只給出了基本的方向：向上看、向前看、幫助鄰人。甚至說，『你遇見的任何人都是你的鄰人』。」喬丹博士的眼神變得柔和，「這份簡單的指引，似乎更關乎一種精神狀態和行為準則，而不是具體的地圖。」

「您認為，他們為何會偏離這份簡單？」我問道，腦海中浮現出寓言中為了證明路線正確而爭論不休的旅人，以及那些只顧著模仿外在行為卻忽略了內在感受的隊伍。

「恐懼，或許是恐懼。恐懼未知，恐懼獨自前行。當你獨自一人時，你必須依靠自己的判斷，而這需要勇氣和對自身直覺的信任。群體提供了安全感，但也帶來了妥協和盲從。當領導者告訴你『這是唯一的正道』，即使你內心有所疑慮，也更容易選擇跟隨，因為『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似乎就是一種證明。」喬丹博士停頓了一下，「而且，他們將指引變成了命令。原本用於自我檢視的標準，被用來強制他人。這扭曲了指引的本質，將『成為什麼樣的人』變成了『必須做什麼事』。」

「這與您在『自然研究與道德文化』中提到的觀點似乎不謀而合，即真正的道德行為來源於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和由此產生的自主行動，而不是模仿或外部規則。」我接話道，彷彿看到寓言中的旅人與教育哲學中的學生疊合在一起。

「的確。」他肯定地點頭，「真正的道德，或者說，真正的力量，來自於個體對現實的清晰認知，以及將這種認知轉化為行動的意志。這需要一種『知』——知道事物是什麼，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以及一種『行』——將這個『知』付諸實踐。這不像遵守教條那麼簡單，因為世界是複雜且不斷變化的，『正確』往往需要在當下情境中被重新發現和定義。」

「那麼，『更高層次的犧牲』是否就是這種自主行動在面對阻礙或誘惑時的體現？」我追問道。

喬丹博士笑了笑，眼中閃爍著一種深邃的光芒。「可以這麼說。當你清楚地看到一條路，即使它艱難、孤獨，甚至可能導致個人的毀滅，但你認識到它是『正確的』，是與事物本質相符的，於是你選擇了它，這就是一種犧牲。它不是為了某種外在的獎賞——無論是現世的榮譽還是來世的福祉——而是一種內在必然性的實現。正如我在『更高層次的犧牲』一文中寫到的，真正的服務是『作為不求回報的神一樣服務』，因為只有擁有『豐盛』的人才能真正付出。」

「這讓我想到『傳教士的加州』中的塞拉神父（Padre Serra）和拉蘇恩神父（Padre Lasuen）。」我說，「塞拉神父充滿狂熱的信仰和對奇蹟的渴望，他對印第安人嚴格甚至殘酷，但他堅信這是為了他們的『救贖』。而拉蘇恩神父則更溫和、更理性，沒有那麼多戲劇性的『奇蹟』，但您稱讚他『超越了他的環境，比他所處的時代早了許多年』。他們的『犧牲』有何不同？」

「塞拉神父的犧牲，更多是將自己投身於一種既定的、教條式的使命中。他的行為是『順從』的體現，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強制他人接受一種信仰模式。這種犧牲是充滿激情和自我鞭策的，但他對周遭的『現實』——印第安人的真實需求、他們的文化、他們所承受的痛苦——似乎有所盲點，或者選擇性地忽略。他的『善行』有時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痛苦和依賴，正如寓言中那些過度幫助他人反而製造了更多無助者的隊伍一樣。」

喬丹博士的目光落在書桌上的一塊鎮紙上，那似乎是一塊來自海邊的石頭。

「而拉蘇恩神父，根據記載，他沒有那麼多驚心動魄的『奇蹟』，但他更務實，更懂得與人相處。他克服障礙，但不是為了克服而製造障礙。他更接近於我所說的『知行合一』。他的犧牲，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犧牲的話，更多地體現在一種持久的、理性的奉獻，一種在複雜現實中尋找最佳行動方案的努力。他可能不像塞拉那樣狂熱，但他的工作更為穩健，對當地社會的影響也更為長遠，即使這種影響最終被後來的歷史大潮所沖淡。」

我思考著他的話。兩種不同的「奉獻」模式，一個是狂熱的、符合既定模式的「犧牲」，一個是理性的、應對現實的「服務」。

「那麼，『聖伯納德的征服』中的聖伯納德·德·門頓呢？」我問，「他放棄了世俗的榮華富貴和婚姻，逃離城堡，最終在高山險地建立了修道院，拯救了無數旅人。他的故事似乎充滿了奇蹟，但也充滿了切實的服務。」

「聖伯納德的故事是這兩種面向的結合，或者說，是從一個面向過渡到另一個面向的例子。」喬丹博士頷首道，「他的起初，逃離婚姻、追求聖潔，帶有那個時代宗教狂熱和自我否定的色彩，那是一種對『自我』的犧牲。然而，他最終的『征服』，並不是通過暴力或強制的手段，而是通過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避難所』，在嚴酷的環境中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溫暖和指引。他戰勝的『惡魔』，既是他內心的掙扎，也是外在的艱險。他的工作——在風雪中尋找和拯救迷路的旅人——是極為實際的、對生命的直接服務。這種服務，因為是在極端困難和危險的環境下持續進行的，便體現了『更高層次的犧牲』——不是為了換取天堂的門票，而是出於一種根植於信仰但最終體現為對『鄰人』的切實關懷。」

「您書中對於聖伯納德修道院的描寫——宏偉、冰冷、樸素的石頭建築，以及在風雪中接待來客的僧侶和聖伯納德犬——讓人感受到一種肅穆與溫暖並存的氛圍。」我說道，腦海中浮現出那些在風雪中被僧侶救助的義大利農民的畫面。

「是的，那是一種真實的、非矯飾的服務。」喬丹博士的語氣中帶著讚賞，「在那裡，你不會看到華麗的儀式或空洞的說教，只有麵包、溫暖和指引。這讓我想起約翰·布朗。他在『清教徒的最後一人』一文中被描繪為一個堅定、不妥協的人物，為了廢奴事業，他不惜與整個體制對抗，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的行動被當時許多人視為瘋狂和極端。」我提到。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或許如此。」喬丹博士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他沒有權力、沒有軍隊，他的行動似乎是注定失敗的。然而，正如梭羅所說，『他付出的代價』不是用金錢或選票來衡量的。他的『犧牲』，他的死，喚醒了許多原本麻木的心靈。他的血，灑在了那片土地上，成為了『英雄的種子』。這是一種極致的『更高層次的犧牲』——將自己的存在本身投入到對抗非正義的洪流中，即使無法親眼看到結果。他知道自己的行動可能不會立即帶來勝利，但他更關心的是『做對的事』本身，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力量。這種力量，不像軍隊或法律那樣具象，但它具有穿透人心、改變『現實』的力量。」

「這與梭羅的民事不服從思想——在不公正的政府下，正義之士的真正位置是監獄——有著精神上的聯繫。」我補充道。

「正是。」喬丹博士贊同，「梭羅以一種非暴力的方式，約翰·布朗以一種暴力的方式，都挑戰了他們認為不道德的法律和體制。他們都拒絕為了表面的『和平』或『穩定』而妥協內心的道德原則。他們的行為，無論其策略是否成功，都體現了一種不計個人得失、為更高原則而獻身的精神。這便是『更高層次的犧牲』在社會行動層面的體現。」

我們沉默了片刻，只有窗外傳來微風拂過樹葉的沙沙聲。我思考著這些不同人物的故事，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領域，踐行著某種形式的「犧牲」。有的是對個人慾望的捨棄，有的是對安逸生活的放棄，有的是將生命投入到服務中，有的是用死亡來喚醒世界。

「在『自然研究與道德文化』中，您強調了『與現實打交道』的重要性，認為與石頭、植物、動物這些『必然之物』的互動，能培養真誠、判斷力，最終導向美德。」我說，「這似乎與寓言中那些迷失在規則和儀式中的旅人形成了對比。」

「當然。」喬丹博士說，「自然研究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迫使我們面對不受人類意願左右的法則。一塊石頭的落下，一朵花的開放，一隻鳥的遷徙，這些都不會因為我們的想法或感受而改變。它們只是『是什麼』。當我們學習觀察和理解這些『是什麼』時，我們就學會了誠實地面對現實，學會了從結果中學習，而不是從教條或模仿中學習。這培養了一種內在的錨點，一種對真相的敏感性。」

「這份敏感性，是否是進行『更高層次的犧牲』的基礎？」我問。

「是的，可以這麼說。」他肯定地回答，「如果你無法區分真實與虛假，無法理解行為的必然結果，你的行動就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無論你的動機多麼高尚。你可能會像寓言中那些好心卻製造了更多無助者的隊伍一樣。真正的『更高層次的犧牲』，不是盲目的自我毀滅，而是在看清現實之後，依然選擇為了一個更高的、非物質的價值而付出。它要求一種清醒的認知，一種對事物深層規律的理解。」

「那麼，『更高層次的犧牲』是否總是關於宏大的事業或悲壯的結局？」我問道，腦海中閃過那些在歷史書頁上留下印記的名字。

「不，絕非如此。」喬丹博士立刻否認，「我在『更高層次的犧牲』一文的開頭就提到，生命的『植物性』部分——基本的生存需求——是必須被滿足的，這是一種『奴役』。而只有當這份『債務』被償還後，個體才真正獲得了自由去選擇『付出』。這種付出，可以是宏大的事業，也可以是日常的點滴。一位教師悉心地引導學生去發現真相，一位科學家窮盡一生去揭示自然的奧秘，一位藝術家創作出觸動人心的作品，一位鄰人伸出援手——所有這些，只要是源於內在的真誠、源於對更廣闊世界的理解、源於一種『豐盛』的分享，而非功利或模仿，都是『更高層次的犧牲』的體現。」

他將鋼筆放在桌上，雙手交握。

「這與我在書末詩歌『沙奇的氣泡』中表達的思想是一致的。」喬丹博士輕聲說，「『沙奇』（Sáki）是斟酒者，生命是從那個碗中傾瀉而出的無數氣泡。從宏大的宇宙尺度來看，我們的生命也許短暫而微不足道。然而，每個氣泡，每一條生命，都在『永恆之歌』中佔據了一個位置。詩的結尾說：『在那首永恆之歌中，完美的歌者為我留下了位置；世間奇妙的萬物中，沒有一個原子不是無限所必需的。』」

「所以，即使渺小如氣泡，也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我試著理解這份哲學性的詩意。

「正是。」喬丹博士的目光投向窗外，望向遠處的山巒，「更高層次的犧牲，並不是說只有為人類歷史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才算數。它是一種內在的狀態，一種生命能量的流動方向。當你超越了僅僅為了生存而掙扎的狀態，當你開始基於對真理的認識，將你的『豐盛』——你的知識、你的情感、你的力量——導向對他人或對更高價值的服務時，無論這種服務在外界看來多麼微小，它都參與了那首『永恆之歌』的編織，都是無限所必需的。這是一種內在的圓滿和意義。」

我感到一股暖流湧過心頭。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的工作看似渺小，只是記錄人間的片段，捕捉稍縱即逝的情感。但按照喬丹博士的闡述，或許這種努力，只要是出於真誠的觀察與表達，是源於對生命豐富面向的熱愛，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犧牲」，是在努力編織那首「永恆之歌」中的一個音符。

「所以，書中描寫的不同人物，無論是寓言中的旅人，歷史上的傳教士、僧侶，還是社會改革者，都是您觀察到的，人類在不同情境下尋找道路、面對現實、以及選擇『付出』的各種姿態。」我總結道，「他們的經驗，無論成功或失敗，都呈現了『更高層次的犧牲』的不同維度與可能性。」

「是的，茹絲小姐。」喬丹博士微微一笑，「生命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自然研究。我們都是無數公司中的一員，各自在探索自己的道路。通過觀察和記錄這些探索，無論是他們跌倒、掙扎，還是奮力攀升，我們都能對人性的本質，以及那份驅使我們追求更高價值的力量，有更深的理解。這也是寫作的意義所在，不是嗎？」

「寫作，是捕捉那些光芒，並讓它們被看見。」我輕聲說。

窗外的陽光開始變得更加金黃，拉長了房間裡的陰影。時光彷彿在這一刻凝滯，只剩下我們對文字、對思想、對人類精神的探索。

「非常感謝您，喬丹博士。」我真誠地說，「這場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以及『更高層次的犧牲』這一概念，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

「這是我的榮幸，茹絲小姐。」他站起身，伸出手，「希望我的這些『草圖』，能繼續在讀者心中激起一些漣漪。」

我與他握手，感受著一位思想家的力量與溫暖。離開辦公室時，我回頭看了一眼，喬丹博士又坐回了書桌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我，則帶著新的感悟，走向加州午後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