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由阿弟以其鄉土文學作家視角，與《都鐸王朝時期的愛爾蘭》作者理查·巴格威爾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對談從書本的引子開始，探討愛爾蘭早期凱爾特社會的法律、土地觀念與權力結構，繼而深入維京人帶來的城市與商業影響。接著分析諾曼入侵後的「半征服」狀態如何導致英格蘭與凱爾特體系的長期衝突及諾曼後裔的「愛爾蘭化」。最後聚焦都鐸時期，討論英格蘭中央權力衰弱、地方強大貴族（如基爾代爾和奧蒙德）的崛起與相互爭鬥，以及總督如白令罕面臨的治理困境。對談透過樸實風趣的筆觸，描繪歷史事件背後的人性、文化與制度的複雜糾葛，呈現愛爾蘭歷史掙扎與無解的面向，並強調理解過去對於看待現狀的重要性。
好的，我的共創者，請稍候，這就開始為您編織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窗外，細密的雨絲正溫柔地敲打著玻璃，發出沙沙的聲響。這種聲音，在我的故鄉聽著是泥土呼吸的低語，在這裡的光之居所，聽來卻像是時光流逝的輕柔足音。坐在書桌前，望著一本泛黃的書，思緒便隨著這雨聲飄向遠方，飄向那海的另一邊，那片有著綠色山丘、古老故事和許多許多雨水的土地——愛爾蘭。
今天，我想為這本叫做《都鐸王朝時期的愛爾蘭及其早期歷史簡述》的書，跟它的作者好好聊聊。這本書是從我的共創者的筆記裡讀到的，是由理查·巴格威爾 (Richard Bagwell, 1840-1918) 先生寫的。巴格威爾先生是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專精於愛爾蘭歷史。這本書是他三卷著作裡的第一卷，出版於1885年，算起來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他花了很大的力氣，翻閱了許多古老的檔案和筆記，想盡量客觀、不帶偏見地寫下英格蘭在都鐸王朝時期（也就是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一世這段時間）是如何與愛爾蘭打交道的。但他沒有一開始就從都鐸王朝講起，而是從更早的愛爾蘭說起，從凱爾特人的古老規矩，到維京人來了又走，再到諾曼人踏上這片土地，以及後來的幾百年裡，英格蘭人在愛爾蘭的統治是如何起起伏伏、時強時弱。
讀這本書的時候，就像是看著一幅古老的畫卷慢慢展開。巴格威爾先生的筆觸，帶著那個時代學者的嚴謹，不浮誇，但也不失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觀察。他試著像個法官一樣，把事實擺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這點我很喜歡，畢竟歷史這東西，不是簡簡單單就能論斷誰是誰非的。特別是愛爾蘭和英格蘭之間這段複雜的關係，牽扯了太多古老的恩怨、不同的規矩、還有變來變去的政策。巴格威爾先生在書裡寫到了凱爾特人分地的「蓋維爾金德」(gavelkind) 和選首領的「塔尼斯特定律」(tanistry)，寫到維京人在都柏林、沃特福德建城經商，寫到諾曼人來了之後，封地、建城堡，卻又慢慢被愛爾蘭本地的文化給同化了，甚至比愛爾蘭人還愛爾蘭化 (Hibernis ipsis Hiberniores)。這中間的故事，有權力鬥爭，有文化衝突，有宗教改革帶來的裂痕，也有那些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小人物。
巴格威爾先生希望透過回顧歷史，能讓當時的人們更了解愛爾蘭的問題，從中吸取教訓。這聽起來是一件很雅致、很有深度的事情。作為一個喜歡從泥土裡、從生活裡尋找故事的人，我很想聽聽這位對愛爾蘭歷史下過這麼大工夫的先生，他是怎麼看待這一切的。
時光機的發動沒有什麼巨大的聲響，窗外的雨聲似乎變得更加清晰了些，書房裡的空氣流動得有些不一樣，帶著一種古老紙張和木頭混合的乾燥氣味，像極了我共創者筆記裡提到的【光之書室】。我抬起頭，一位身穿深色西裝、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留著那個年代學者常見的濃密鬍子，看起來既嚴肅又帶著幾分風趣的先生，正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手邊是一疊厚厚的筆記本。
「您好，巴格威爾先生，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和您聊聊。」我笑著說，指了指桌上他的書，「您的這本書，真讓我大開眼界。」
巴格威爾先生推了推眼鏡，溫和地笑了一下，聲音帶著英式學者特有的清晰和沉穩：「啊，阿弟先生，很高興您對拙作感興趣。這場『光之對談』的約定，概念新穎，能讓歷史的聲音在當下迴盪，這點子我很欣賞。」
「可不是嘛，」我接過話，「歷史這東西，就怕鎖在故紙堆裡，沒人去聽它想說什麼。您在書裡說，愛爾蘭的政策就是愛爾蘭的歷史，要解決問題得先了解過去。這話說得真有道理。我在鄉下，看著老人家做事的眉角，常覺得很多事不是無緣無故的，都連著祖輩傳下來的習慣和故事。您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是不是也覺得，要理解愛爾蘭的現狀，非得挖到最深處的根源不可？」
「正是如此，阿弟先生。」巴格威爾先生點點頭，端起他手邊的茶杯（我才注意到茶杯是有的，還冒著熱氣，茶色很深，應該是紅茶），「如果不回溯到凱爾特人本身的社會結構、他們的土地觀念、他們的權力分配方式，以及後來異族入侵如何打亂、又如何與之融合，就無法真正理解都鐸時期英格蘭在愛爾蘭遇到的那些困境，也無法理解為何許多看似合理的政策，最終都難以竟功。」
阿弟: 「說到這個根源啊，我在您的筆記裡，讀到了布雷洪法那些關於分地和繼承的規矩。什麼塔尼斯特定律、蓋維爾金德習俗的。那感覺啊，就像是一大家子人，地是共有的，首領也像個大家長，雖然不是誰都能當，但也不是鐵打的長子說了算。聽您書裡寫的，達維斯爵士他們覺得這種法子讓土地不確定，所以蓋不出好房子，也沒人好好耕種。可是啊，我在鄉下看，土地這東西，不只是拿來蓋房子賺錢的。它連著祖先，連著家族，連著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那時候的愛爾蘭人，對自己的土地，是不是有另一種我們現在比較難懂的情感呢？那種『共有的地』、『選出來的首領』，和我們這邊『私有的地』、『世襲的爵位』，撞在一起，會不會像兩股不同方向的水，怎麼也流不到一起去？」
巴格威爾先生: 「您說得很有洞察力，阿弟先生。都鐸時期的英格蘭法律人士，比如您提到的達維斯爵士，確實是從他們的英格蘭視角來看待愛爾蘭的法律。他們認為凱爾特法律導致土地權屬不確定，進而阻礙了文明發展和經濟進步，這是不利於國王統治的。我在筆記裡引用了達維斯爵士對塔尼斯特定律和蓋維爾金德習俗的描述，他的筆觸帶著那個時代的嚴厲與理性。在他看來，這種分法讓繼承充滿變數，土地時常在部族男性間重新分配，沒有穩定的繼承權，就沒有人願意長期投入改良土地，建造永久性的產業。他們習慣了英格蘭的長子繼承和封建領主制度，覺得那才是『自然』且『合理』的。
但您觸及到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凱爾特人的土地觀念，確實與封建體系下的私有財產不同。土地與部族，與血緣，甚至與首領作為部族『大家長』、『資產管理者』的角色緊密相連。首領的權力，部分來自於他能夠分配土地、分配牛群（也就是當時主要的財富形式），並且從部族成員那裡收取『貢獻』或『租金』（比如您筆記裡提到的 Bonaght 或 Coyne and Livery，雖然這些後來變成了嚴重的壓迫，但其根源與首領的權力形式有關）。這是一種更為社群化、更為流動的財產觀念。
當諾曼人帶著封建體系來到愛爾蘭，他們得到了大片的土地封地，成了這片土地名義上的領主。但他們面對的是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無數世代的凱爾特部族。凱爾特人並不理解諾曼人那種『擁有一塊地，世世代代傳給長子』的概念。在凱爾特人的眼裡，諾曼人只是新的、更強大的『大家長』，他們也應該遵守部族分地和選首領的規矩。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和社會體系，就像您說的兩股不同方向的水，流到一起只會產生漩渦和激流，而非融合。諾曼人試圖套用他們的封建模式，建立等級制度和封建服務關係，但凱爾特人則堅持他們的部族習俗。當封建領主的力量衰退，凱爾特習俗又會在原諾曼人的土地上重新佔據上風，甚至影響到那些定居下來的諾曼後裔，讓他們變得『比愛爾蘭人還愛爾蘭化』。
這種衝突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衝突，更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一方重視穩定、結構、等級和私有權；另一方重視血緣、部族、流動和社群連結。這也導致了後來愛爾蘭長期的混亂，因為兩種體系都未能完全壓倒或融合另一方，反而互相腐蝕，產生了許多畸形的現象，比如英格蘭法律無法觸及的地方，就只剩下『強者的權力』，而非凱爾特法制下的有序分配，這在都鐸時期尤其明顯。」
阿弟: 「嗯……您這麼一說，我就更能體會那種『雞同鴨講』的無奈了。就像我在鄉下，看到有人想用都市那一套規矩來處理村裡的陳年舊事，常常是越弄越糟。聽您書裡寫，諾曼人來了，維京人也還沒走光。維京人在都柏林、沃特福德那些地方，建了城，做了生意。這蠻有趣的，跟我們想像中只知道打殺搶掠的海盜不太一樣。他們在愛爾蘭留下了什麼呢？除了城和錢幣，是不是也讓愛爾蘭人，尤其是住在海邊的那些，看世界的眼光也變了點？」
巴格威爾先生: 「維京人的影響確實是愛爾蘭歷史中一個很有趣的層面，而且常常被後來的諾曼征服所掩蓋。我的筆記裡提到，他們最初確實是以殘暴的掠奪者姿態出現，洗劫修道院，殺戮無辜。但與後來的諾曼人不同，維京人更早地展現了商業和城市建設的能力。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等重要的沿海城鎮，都是維京人建立的據點。這些地方成為了貿易中心，將愛爾蘭與更廣闊的斯堪的那維亞、甚至更遠的世界連結起來。我在筆記裡找到了阿拉伯錢幣在愛爾蘭發現的記錄，以及維京人自己鑄造錢幣的證據，這都表明了他們帶來的商業活動遠超愛爾特本土社會。
他們的文明，在某些方面，比如航海、軍事技術（像書裡提到的鏈甲和弓箭），確實比當時的凱爾特人更進步。這種接觸，對於沿海地區的愛爾蘭人來說，無疑是打開了一扇窗。他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技術、不同的世界觀。雖然維京人與凱爾特人之間戰鬥不斷，但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與部族結構形成了對比。甚至在信仰上，維京人皈依基督教後，他們的教會與坎特伯里大主教保持聯繫，這也成為後來羅馬教會試圖規範愛爾蘭教會體系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所以，維京人留下的不僅僅是戰爭和廢墟，還有城市的基礎、商業的種子，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愛爾蘭社會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刺激。這對愛爾蘭人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肯定產生了影響，雖然這種影響是漸進的，而且是在持續的衝突中發生的。這就像兩種土壤，維京人帶來了新的種子，雖然生長過程坎坷，但確實改變了部分地貌。」
阿弟: 「那後來諾曼人來了，又是另一回事了。您書裡把亨利二世和『強弓』 (Strongbow) 的故事寫得真清楚。那種感覺啊，像是個地方上的大戶，被欺負了，就跑到隔壁庄裡找了個有勢力、但正好沒事幹又缺錢的硬漢來幫忙出頭，說好打贏了分地。結果這硬漢帶了一幫親戚朋友，把地方打下來不走了，還要當這裡的王。亨利二世又怕他勢力太大，自己也跑來宣示主權。這中間牽扯到教宗的『恩賜』，封建領主的野心，凱爾特人自己內部的矛盾……真是亂成一鍋粥了。您書裡說，亨利二世並沒有真正征服愛爾蘭，只是在沿海和中部地區建立了一些據點。那種『半征服』的狀態，是不是反而讓問題更難解了？像您提到的諾曼人後裔，他們慢慢地『比愛爾蘭人還愛爾蘭化』，這中間的心境轉變，是不是很值得寫成故事？」
巴格威爾先生: 「您這個『找隔壁庄硬漢幫忙』的比喻，倒是頗為生動地捕捉到了迪爾莫德·麥克默羅 (Dermod MacMurrough) 當時的心境和處境。他被部族和對手驅逐，走投無路，便向亨利二世求援。亨利二世當時正忙著處理他廣大的安茹帝國事務，但他對愛爾蘭這塊近在咫尺的土地，在戰略和資源上是有興趣的，加上教宗哈德良四世 (Adrian IV) 的諭旨給了他干預的『合法』依據，於是他默許了以『強弓』理查·費茨吉爾伯特·德·克萊爾 (Richard FitzGilbert de Clare) 為首的諾曼冒險家前去助陣。
這確實是一場賭博。迪爾莫德以他的女兒伊娃 (Eva) 作為聯姻條件，根據諾曼封建法，這意味著將來整個倫斯特 (Leinster) 王國的繼承權將歸於『強弓』及其後代。但正如我們之前談到的，凱爾特法並不承認這種繼承方式。這種法律上的根本衝突，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禍根。諾曼冒險家們帶著先進的軍事技術和封建體系，迅速在幾個關鍵點——特別是都柏林、沃特福德和溫斯福——站穩了腳跟。他們的鐵甲騎士和步兵，在公開的戰場上對抗缺乏組織的凱爾特部族武士，常常能取得優勢。
然而，亨利二世並沒有完全信任這些冒險家。他擔心『強弓』會在愛爾蘭建立一個獨立的諾曼公國，於是親自來到愛爾蘭，接收了主要的港口城市，並試圖讓所有諾曼和凱爾特首領向他效忠。但他並沒有足夠的資源或時間去完成全面征服，也沒有力量徹底改變凱爾特社會的底層結構。他將大片土地授予諾曼貴族，讓他們自行去征服和管理，這就造成了一種『半征服』的局面。這些被授予土地的諾曼貴族，雖然在名義上是英格蘭國王的附庸，但在自己的封地裡擁有極大的自主權。
在愛爾蘭這片土地上，他們發現凱爾特部族的習俗和社會結構，在某些方面比嚴格的封建體系更有吸引力或更易於操作。例如，通過聯姻、寄養 (fosterage) 等方式與凱爾特人建立關係，可以增強他們在當地號召武力的能力。凯尔特法律中的某些方面，如共同財產和首領收取各種貢獻的權利（如 Coyne and Livery），也被諾曼後裔學習和運用，甚至將其演變成比凱爾特人自己更具壓迫性的剝削手段。他們也開始採用愛爾蘭的姓名、語言和服飾。這種『愛爾蘭化』的過程，是諾曼人為了在愛爾蘭生存和擴張而採取的適應策略，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與英格蘭本土漸行漸遠，削弱了英格蘭國王在愛爾蘭的實際控制力。
這種心境轉變，從一個強大的征服者後裔，變成了一個在兩個文化夾縫中生存、甚至在某些方面採用被征服者習俗的人，這中間充滿了故事的可能性。他們繼承了諾曼的野心和武力，卻又融入了凱爾特的習俗和對土地的依戀，同時還要應對來自英格蘭本土的猜忌和來自凱爾特部族的持續挑戰。這確實是一段複雜而富有戲劇性的歷史，我在寫作時，也試圖從這些轉變中尋找人性的軌跡。」
阿弟: 「聽您這麼說，這愛爾蘭的歷史人物，活得都挺……掙扎的。他們既是征服者，又是被同化者；既想維持自己的『英格蘭』身份，又不得不同『愛爾蘭』打交道，甚至學他們的樣子。那到了都鐸時期，像是亨利七世、亨利八世那陣子，情況好像更複雜了。您書裡寫到，這幾百年過去，英格蘭國王對愛爾蘭的控制越來越弱，地盤越來越小，縮到只剩下帕勒 (Pale) 那一小塊。而像是基爾代爾 (Kildare) 和奧蒙德 (Ormonde) 這些大家族，反而在愛爾蘭坐大，比國王還像國王。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時間的魔法』在作用？讓那些原本應該效忠國王的人，反而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甚至敢跟國王對著幹，像書裡寫的基爾代爾伯爵那樣？」
巴格威爾先生: 「阿弟先生，您這個『時間的魔法』，說得妙。這魔法啊，其實是英格蘭國王長期對愛爾蘭的忽視和資源投入不足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從亨利二世之後，歷任英格蘭國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英格蘭本土、與法蘭西的戰爭、以及蘇格蘭事務上。愛爾蘭雖然名義上是『領地』(Lordship)，但往往被視為一個負擔，而非優先事項。他們從愛爾蘭徵稅、徵兵，卻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和穩定的治理。
這種中央權力的長期真空，使得那些被派往愛爾蘭的總督（Viceroy，起初稱 Justiciar，後來有 Deputy, Lord Lieutenant 等稱謂），尤其是那些有自己根基的英格蘭或諾曼貴族，為了生存和擴張，不得不依賴和學習愛爾蘭本土的生存法則。他們與凱爾特部族聯姻、結盟，採用愛爾蘭的軍事組織方式（比如雇用 Gallowglasses 和 Kerne），甚至在自己的領地上實行類似凱爾特首領的徵收權力，如惡名昭彰的 Coyne and Livery。久而久之，他們的力量坐大，擁有的武力和對地方的控制力甚至超過了代表國王的總督。
基爾代爾伯爵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們藉由聯姻和武力擴張，成為帕勒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家族，甚至能左右總督的人選。我在書裡詳細記述了他們的權勢，以及與奧蒙德家族之間長期的競爭與衝突。這兩個家族的爭鬥，消耗了英格蘭在愛爾蘭的微薄力量，同時也讓他們各自在地方上建立了幾乎獨立的『小王國』。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繼位時，愛爾蘭的局面就是這樣：名義上的國王，實際上的權力掌握在這些大家族手裡。
亨利七世面臨了西姆內爾 (Lambert Simnel) 和沃貝克 (Perkin Warbeck) 這些約克派冒名頂替者的挑戰，而他們都在愛爾蘭，特別是基爾代爾伯爵那裡，得到了重要的支持。這迫使亨利七世不得不採取更強硬的措施，派了波伊寧斯爵士 (Sir Edward Poynings) 前去，並通過了著名的《波伊寧斯法案》(Poynings' Acts)。這套法案的核心是將愛爾蘭議會置於英格蘭國王的絕對控制之下，任何法案都必須先在英格蘭獲得批准。這在法律上確立了愛爾蘭對英格蘭的從屬地位。
然而，法律是一回事，實際又是另一回事。波伊寧斯爵士之後，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仍然不得不依靠基爾代爾伯爵來管理愛爾蘭，因為沒有人有足夠的力量取代他。這就像一個棘手的鄉村，鎮長遠在天邊，村裡的惡霸雖然讓人頭疼，但至少他能維持表面的秩序，不讓更無法無天的人來搗亂。但這位『惡霸』總有一天會挑戰鎮長的權威。基爾代爾伯爵的權勢，最終導致了他和他的兒子（就是後來的『絲綢托馬斯』，Lord Thomas）的叛亂，這也成了都鐸王朝全面介入愛爾蘭事務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所以說，這『時間的魔法』，其實是『權力真空』和『地方坐大』的魔法。國王不願意或沒能力投入足夠資源，地方強人就會填補這個空隙，並根據自己的利益行事。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愛爾蘭只是這齣戲演得特別波折、特別久的地方罷了。」
阿弟: 「您說得真透徹，這聽起來，就像是權力的『野草』啊，只要有空地、有陽光雨水，它自己就會長起來，甚至比刻意種下的莊稼還旺。那後來亨利八世派白令罕爵士來，還有您書裡寫的那些對愛爾蘭狀況的報告，像是那篇《愛爾蘭描述》，把當時的亂象寫得活靈活現的。『黑租』(black-rent)、『科恩和利弗里』(coyne and livery) 這些苛捐雜稅，還有神職人員的腐敗，真是讓人看了搖頭。白令罕爵士似乎是個想認真做事的人，但您也提到他脾氣不好，跟誰都處不來。要做一個有能力又『討人喜歡』的總督，在愛爾蘭是不是比在別的地方難上幾倍啊？」
巴格威爾先生: 「那些都鐸時期關於愛爾蘭狀況的報告，如您提到的《愛爾蘭描述》和總督們的信件，是極為珍貴的史料。它們確實揭示了當時愛爾蘭，尤其是帕勒地區周邊，令人觸目驚心的混亂和貧困。『黑租』是英格蘭定居者為了換取和平而向愛爾蘭部族首領支付的保護費，這本身就是國王權力衰微的標誌。而 Coyne and Livery，這種最初可能作為軍事徵用手段的習俗，已經演變成了無論是愛爾蘭首領還是英格蘭貴族對百姓無限制的勒索，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秩序和生產力。
您說得對，白令罕爵士（Sir Edward Bellingham）從我的筆記來看，確實是一位能力出眾、忠誠、勇敢，並且真心希望改革愛爾蘭的總督。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人，擅長築堡設防，對愛爾蘭的狀況有清醒的認識。他不像一些前任那樣只圖私利，他在任期間，帕勒地區的邊界得到了加強，他也在萊克斯 (Leix) 和奧法利 (Offaly) 等地建立要塞，試圖推行穩定的治理和殖民。
然而，他的行事風格，正如您所觀察到的，頗為強硬和專斷。他對那些腐敗或不願配合的官員毫不留情，對不服從的貴族和首領也採取高壓手段。他與議會（Council）的關係緊張，也得罪了不少地方實力派。在愛爾蘭這樣一個政治派系複雜、地方勢力根深蒂固、且對中央權力充滿疑慮的環境下，一個不懂得圓滑變通、不善於協調關係的強人，雖然一時能夠推動改革，但也容易樹敵過多，導致他的政策難以長期維持。我在書裡也提到，白令罕爵士的權威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個人的能力和聲望，而非體制的力量。當他離開後，他建立的秩序很快又面臨挑戰。
要做一個成功的愛爾蘭總督，需要的特質確實比在相對穩定、法律和體制更健全的地方要多得多。他既需要有足夠的武力來鎮壓叛亂和維持秩序，又需要有政治手腕來平衡各方勢力、爭取地方精英的合作。他要理解凱爾特習俗，但又不能被其束縛；要推行英格蘭法律，但又不能脫離愛爾蘭的現實。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得到英格蘭國王和樞密院持續的支持和信任，這往往是最難的，因為英格蘭本土的政治變動和財政壓力常常影響對愛爾蘭的投入和政策。
白令罕爵士的例子，反映了在當時的愛爾蘭，單靠個人的能力和正直，是很難實現全面和持久的改革的。他或許像您說的，是個很好的『戰士』，但他不是一個能縫合裂痕的『外交家』或『協調者』。他的故事，也正是愛爾蘭這片土地複雜性和治理難度的縮影。」
阿弟: 「聽您這麼說，我心裡真是五味雜陳。這歷史啊，怎麼看都有點像在泥地裡掙扎，腳步常常深陷，舉步維艱。那些想做好事的，好像也常常被這個大環境給拖累了。像白令罕爵士這樣的人，讀著他的事蹟，覺得有能力，有抱負，但最後還是敵不過那些盤根錯節的阻礙。這片土地的故事，似乎沒有簡單的結論，沒有絕對的好人或壞人，只有在各自的位置上，為著自己的想法或利益，努力生存的人們。那些英格蘭來的，想在這裡建立新秩序；那些愛爾蘭本土的，想守住老傳統；那些諾曼後裔，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擺盪。大家的腳下都是同一片泥土，但心裡想的，手裡做的，卻總是把彼此推得遠遠的。這窗外的雨還在下啊，好像在嘆息，也好像在沖刷著這些古老的痕跡，等著泥土裡長出新的東西來。」
巴格威爾先生凝視著窗外，也聽著雨聲，輕輕點頭。他的眼神深邃，彷彿透過雨幕看到了幾個世紀前的景象。
「是的，阿弟先生。」他緩緩地說，「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黑白分明。在愛爾蘭這片土地上，更是如此。各種力量、各種利益、各種情感，糾纏在一起，織就了一幅複雜的圖景。我在筆記中，盡力去呈現這些面向，不評判誰更高尚或更卑劣，只是描述他們如何在各自的處境下行動。那些試圖帶來秩序的努力，有時因為能力不足而失敗，有時因為政策錯誤而適得其反，有時則因為人性固有的弱點而被扭曲。而那些抵抗和反抗，也常常是為了生存，為了守護自己所認知的權利和傳統，即使手段殘酷。
這片土地的故事，確實沒有一個簡單的『完美結局』。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是各種力量不斷碰撞、妥協、再碰撞的循環。都鐸時期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篇章，它標誌著英格蘭決心要徹底改變愛爾蘭的局面，但其方法和後果，卻也為日後的衝突埋下了更深的引線。我在書中寫下這段歷史，希望讀者能看到其中的複雜性，理解為何有些問題會如此根深蒂固。或許，只有真正直視過去所有的陰影與光亮，才能在未來找到一條不同的路。」
雨聲漸漸小了，窗外的光線似乎亮了一些。巴格威爾先生端起茶杯，輕輕抿了一口。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彷彿也隨著雨勢的減緩，來到了一個自然停歇的地方。
「非常感謝您，巴格威爾先生，您讓我對這段歷史有了更深的感受。」我站起身，帶著敬意說。
「不必客氣，阿弟先生。」他溫文地回禮，「能與您這樣一位從不同角度觀察人性與土地的作家交流，我也獲益良多。希望我的筆記，能為您帶來新的靈感。」
空間裡的異樣感漸漸褪去，只剩下窗外漸歇的雨聲和桌上那本古老的書。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場對談的點滴，心裡沉甸甸的，也暖暖的。泥土的故事，果然在哪裡聽，都一樣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