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erican Missionary — Volume 37, No. 9, September, 188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來為這本1883年的《美國傳教士》雜誌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這本刊物不是由單一作者撰寫的專著，更像是一份記錄當時社會觀點、組織活動與宣教實況的集結。既然如此，我們就來一場特別的對談，與這份雜誌的「集體意識」或說當時美國傳教士協會（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MA）編者們的精神來交流。這就像我在失落之嶼上研究那些由無數個體共同組成的生態群落一樣，試著去理解這個由多個聲音匯聚而成的「文本群落」。

今天是2025年05月27日，失落之嶼的天空一如既往地湛藍，帶著熱帶特有的濕熱氣息。清晨的雨林剛結束一場短暫的陣雨，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濕潤植物的芬芳，遠處傳來幾種我不熟悉的鳥鳴聲，間雜著雨水從葉片上滑落的滴答聲。我在小屋旁的書桌前坐下，攤開那本泛黃的《美國傳教士》，準備開啟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2025年05月27日][與1883年《美國傳教士》編輯群的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今天我想與您分享一次特別的「探險」——一次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對話。我翻開了您傳來的那本《The American Missionary — Volume 37, No. 9, September, 1883》，這本來自1883年9月的刊物。一開始我有些困惑，這不是一本由單一作者寫成的書，而更像一份當年的雜誌，裡面有各種報告、文章、捐款記錄，還有一些關於「膚色線」（Color-Line）的激烈討論。這讓我意識到，這場對談不能像以往那樣，與一位特定的作者深入交流他的思想體系。

但我轉念一想，這不正像是我們在野外遇到的情況嗎？一個熱鬧的市集、一個熙熙攘攘的鳥類群落，哪裡會有單一的「作者」呢？它們是由無數個體的聲音、行為、互動所構成的。這本雜誌也是如此，它是1883年9月那個特定時間，美國傳教士協會及其相關人士在面對當時社會挑戰、推動其使命時，多種聲音的集結。因此，我決定將這場對談的對象定為這份雜誌所代表的「集體精神」，或者說當時美國傳教士協會的編輯群與主要貢獻者們。就像是對一個過去的時代發出探針，去感受他們的脈搏、他們的關切、他們的爭論。

我運用了一點「光之場域」和「光之雕刻」的技巧，將思緒引導到一個與這份刊物氣氛相符的場景。我閉上眼睛，想像著1883年紐約市裡，美國傳教士協會辦公室的一角。

空氣中沒有海島特有的濕熱，而是帶著一種城市特有的乾燥和紙張的氣味，混雜著油墨和木質家具的微弱氣息。這裡大概是紐約里德街（Reade Street）56號的辦公室吧，刊物上是這樣寫的。想像中，我置身於一間堆滿書報、文件夾和筆記本的房間。午後的光線透過一扇高大的窗戶灑進來，照亮了空氣中細微的塵埃顆粒，它們在光束中緩緩漂浮，讓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牆壁上掛著一些地圖，標示著遙遠的國度，也有美國本土的州份，特別是南方地區，上面用圖釘或線條標示著宣教站和學校的位置。一張寬大的辦公桌佔據了房間的大部分空間，上面散亂地擺放著校對稿、樣刊、以及手寫的信件。桌邊坐著幾個人影，他們是這份雜誌的編輯、投稿者，或是協會的主要幹事們。他們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顯然正為協會的事務和刊物內容忙碌著。我向他們點點頭，他們也友善地示意。其中一位，看起來像是主要負責人，將一份剛印好的《美國傳教士》遞給我，示意我們可以開始。我姑且稱他為「編輯先生」吧，他代表了這本刊物背後的那份意圖與聲音。

我翻開雜誌，看著目錄和第一頁的編輯部文章，決定從最核心的問題開始問起。

哈珀： （小心翼翼地翻開刊物，紙張邊緣有些脆弱）編輯先生，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與您和刊物背後的聲音交流。我是哈珀，來自一個很遙遠的地方，研究自然生態。讀了這期《美國傳教士》，我對其中討論的許多事情感到十分好奇。首先，能請您概述一下貴協會在1883年這個時間點的主要工作與使命嗎？以及目前協會的財務狀況如何？刊物開頭的編輯手記提到了年度會議和財務狀況。

編輯先生： （輕推了一下鼻樑上的眼鏡，拿起手邊的一份報告）哈珀先生，歡迎來到這裡，雖然是以這樣特別的方式。很高興您對我們的刊物感興趣。您問到了核心。美國傳教士協會成立的初衷，便是向貧困者傳福音（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我們的起源，是出於對那些幾乎沒有朋友的奴隸們的同情。自從解放（Emancipation）之後，我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幫助這些獲自由的人們（Freedmen），讓他們準備好承擔在美國作為公民和基督徒的責任，同時也希望他們能成為前往非洲的傳教士。與此緊密相關的，我們也努力幫助在美國因種姓制度受到迫害的華人（Chinese），以及與政府合作，對待印地安人（Indians）採取人道和基督教的政策。您在刊物中看到的印地安人、華人、非洲宣教的片段，正是我們工作的廣度體現。

至於財務狀況，這一直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您看這頁（他指了指編輯部文章的後段），截至7月31日的十個月裡，我們的捐款和募款相比去年同期減少了超過2萬4千美元，遺贈也減少了9千5百多美元。總收入下降了3萬3千多美元。這意味著我們的工作正面臨資金上的壓力。這需要信徒們更多的支持。

哈珀： （眉頭微皺，記錄下數字）哦，原來如此。資源總是有限的，尤其對於需要擴展的工作。您提到「傳福音以拯救失喪的靈魂」是工作的核心。刊物中有一篇標題為〈宣教的生命力〉（The Nerve of Missions）的文章，似乎強調了這一點，認為任何淡化失喪狀態的觀點都會「切斷宣教的生命力」。這是否是當時普遍的、或說是協會的核心觀點？將文明化、舒適、智力的提升視為次要的嗎？

編輯先生： （表情變得嚴肅）沒錯，這篇文章表達的是協會及許多同工的核心信念。我們相信，宣教的首要動機是拯救失喪的靈魂（to save lost souls）。聖經偉大的真理告訴我們，人不藉著福音便會滅亡，只有藉著福音才能得救。撒旦在伊甸園的誘惑「你們不一定死」，就是第一次嘗試切斷宣教的生命力。任何減輕人們對不信者失喪狀態感受的觀點，都是對宣教根基的動搖。基督降世，正是為了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

當然，我們不否認宣教能帶來文明、舒適、智力上的提升，這些是很好的附帶成果。但它們絕不是宣教的根本目的。那些真正與基督心意相通、委身於主工作的人，最能深刻體會到拯救失喪靈魂的緊迫性。歷史和我們的觀察都顯示，推動世界歸向基督的力量，主要來自那些深信此真理並願意為此竭盡全力的人們。這是驅動我們前行的根本「生命力」。

哈珀： （點點頭，思考著自然界中物種生存的「生命力」——是為了繁衍和適應環境？還是有更深層的驅動？）這份「生命力」聽起來非常強大。刊物裡還有一篇關於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Second National Education Assembly）的報導，提到了為文盲大眾提供教育的議題，特別是非裔、貧窮白人和印地安人。其中提到要爭取國家援助（National Aid）。這部分內容似乎與「文明化、智力提升」有關聯。而且，報導中還插進了一件關於「膚色線」的事情——那些有色人種的代表們在旅館裡被要求到靠近廚房的飯廳用餐。這兩件事（教育、國家援助）與「膚色線」議題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

編輯先生： （嘆了口氣，表情中帶著無奈和憤慨）教育是我們的另一大重點。我們深信，要讓這些剛獲得自由的人們真正站起來，成為有貢獻的公民和基督徒，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全國教育大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喚起公眾意識，爭取國家對掃盲工作的支持。正如圖爾基法官（Judge Tourgee）所言，今天投入一千萬美元用於教育，其價值將超過二十年後的一百億美元，這是關係國家未來的大事。布萊爾參議員（Senator Blair）也說，如果媒體、演講者、牧師們都為此發聲，國會一定會通過相關法案。

但是，您也注意到了，即使在這樣一個旨在促進教育和團結的會議上，「膚色線」依然陰魂不散。歐申格羅夫（Ocean Grove）旅館的那個遭遇，讓許多有色人種代表深受傷害。雖然會議本身「沒有劃分膚色線」，但社會上的偏見無處不在。這正是教育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即使給予了教育，偏見和歧視依然存在。教育不僅是要傳授知識，更是要培養品格，消除這種不公。

哈珀： （手指輕敲桌面，思考著不同物種間的互動，有時是競爭，有時是共生，但很少有無緣無故的輕視... 除了人類社會）這真是令人費解。刊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集中討論「膚色線」的問題，收集了來自不同媒體和人士的意見。這似乎是當時一個非常敏感和爭議的焦點。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如此突出？它主要關乎哪些方面？

編輯先生： （深吸一口氣，這是這期雜誌的重點，他準備詳細闡述）「膚色線」是當時，也是至今在美國社會，尤其是在南方，一個極其嚴重且複雜的問題。它不僅僅是關於個人喜好或社交圈子的問題，更深深植根於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中。正如巴姆斯特德博士（Rev. Horace Bumstead）所指出的，這更多是一種「種姓偏見」（caste prejudice），而非簡單的「種族偏見」（race prejudice）。它源於過去的主奴關係，將人們劃分為服務階級和統治階級。即使個人對膚色沒有強烈的厭惡，這種基於舊有社會結構的區分依然存在。

這個問題在教會中的表現尤其令人痛心。沃德博士（Rev. W. H. Ward）在他的演講中尖銳地批評了這一點。他提到印度過去基督教曾向種姓制度屈服的歷史，並說「最令人羞愧的是，種姓制度 lingering 的地方，主要是在教育和基督教中」。他憤怒地指出，南方的主要教派竟然按照膚色線劃分教會，有「白人衛理公會」和「黑人衛理公會」，「白人浸信會聯合會」和「黑人浸信會聯合會」。他質疑，為什麼在天上合一的上帝教會，在地上卻因膚色而分裂？他認為這種將「無法跨越的種姓」強加於社會條件上的做法，在立法、投票、法庭，尤其是在教堂和聖餐桌上，都是被詛咒的（accursed）。

哈珀： （記錄著「種姓偏見」這個詞，它聽起來比單純的「種族偏見」更為僵化，更像自然界中不同物種在生態位上的嚴格區隔，但這似乎是人類自己劃定的）所以，問題的核心在於這種基於舊有社會結構的「種姓」觀念，即使奴隸制已經廢除，它依然在社會和宗教領域製造隔閡？

編輯先生： 正是如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先生在他的觀點中強調，「同化」（Assimilation），而非「隔離」（Isolation），是黑人種族的真正政策和自然命運。他說「統一（Unification）是我們的生命，分離（Separation）是死亡」。他認為，最終「膚色線」將完全消失。

但實際情況非常複雜。一些人，比如《公理會教徒》（The Congregationalist）中的觀點，認為「有色人種更喜歡自己待在教會裡」，並質疑這是否因為他們逃避白人教會中「純潔而聰慧」的宗教約束，或是因為感受到白人會友的輕視或勉強容忍。但也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是他們偏愛一種更具情感、說教式的講道風格，而這不適合白人會眾。

另一方，威爾遜牧師（Rev. D. M. Wilson）則強烈反駁這種「偏好」的說法。他認為，即使這種偏好屬實，也不能作為教會工作的正當理由，就像印度的種姓基督徒不能僅憑偏好就保持分離一樣。他指出，過去十八年裡，這種分離的學校和教會對兩個種族的隔閡和疏遠，比兩百四十年的奴隸制造成的還要嚴重。他認為，如果白人以待羅馬天主教愛爾蘭人的禮貌對待有色人種，就不會有「有色人種學校」或「有色人種教會」這種「教會上的怪物」（ecclesiastical monstrosity）出現。他認為黑人之所以分開，是因為他們太清楚地感覺到在舊的教會裡「不受歡迎」（not welcome），於是走入了更深的黑暗。

哈珀： （感到一陣冷意，不受歡迎... 就像一個外來物種被原有群落排斥一樣，即使它無害甚至有益。這種「不受歡迎」的感受，肯定像熱帶夜晚的毒蟲一樣，啃噬著內心吧）所以，關鍵是「是否真正受到歡迎」，而不是簡單的「偏好」？費爾柴爾德博士（Rev. Jas. H. Fairchild）的觀點似乎與此不同，他認為「有色人種教會」的出現，是因為相當一部分黑人「在自己熟悉的那種禮拜和教導風格中感覺更自在」（felt more at home with a style of service and instruction more like that with which they had been familiar），而非因為不受歡迎。

編輯先生： （點頭表示兩種觀點都存在）沒錯，刊物中呈現了這些不同的聲音。古德爾博士（C. L. Goodell, D.D.）也從他在南方的十年經驗出發，認為如果白人教會能真正愛護和尊重有色人種，後者便不再渴望加入，反而「寧願一起禮拜，就像任何其他種族一樣」（would rather worship together, just as every other race would）。他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選擇」，是在教會的大身體內作為不同分支的存在。

這些觀點的交鋒，反映了當時我們在尋找一條前進道路時的困境和複雜性。一方面是基督教普世的原則——在基督裡無分彼此，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現實和歷史遺留的偏見。

哈珀： （沉思片刻）除了教會內部的隔閡，刊物還提到了貴協會（AMA）與美國家庭傳教士協會（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AHMS）之間關於在南方開展工作的討論。似乎對於「誰應該在南方工作」以及「如何面對膚色線」存在一些分歧？

編輯先生： （臉色更加凝重，這顯然是當時讓許多人頭疼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困難的問題，正如培根博士（Rev. L. W. Bacon, D.D.）在《The Advance》中提出的。我們AMA長期以來致力於幫助被鄙視的種族（despised races），主要是非裔。而AHMS傳統上則是在開發中的地區建立教會。當AHMS考慮大幅擴展在南方的工作時，就出現了問題。

培根博士列出了支持AHMS擴展的理由（希望工作範圍覆蓋全國、對白人的責任、應對遷往南方的公理會信徒需求），但也列出了反對的理由，包括資源不足以應對現有區域的需求、在已被AMA覆蓋的區域建立第二套監督體系會造成浪費和摩擦、以及最重要的——這幾乎必然會導致在同一區域出現兩套宣教系統，一個主要針對白人，一個主要針對黑人，從而以一種「最突兀和冒犯性的方式」強調了「膚色線」，甚至「不可磨滅地固定了膚色線」（indelibly fixing the color line），阻礙了它從基督教會中消除的努力。

哈珀： （感到不同鳥類爭奪同一片覓食區域時那種緊張氣氛）所以，問題不在於兩個協會都做好事，而在於在同一個地方，針對不同膚色人群開展工作，是否會加劇分裂？委員會的報告似乎也認為，儘管AMA的工作崇高且廣泛，但在實際操作上，由於其「幫助被鄙視種族」的明確定位，它在接觸南方的白人精英階層時可能會「光榮地力不從心」（honorably incapacitates it for some of the work which... nevertheless, needs to be done）。報告認為，歷史、習慣，甚至是自然和天意，似乎都在兩個種族之間劃下了深刻的界線，短時間內難以融合，因此應「接受現狀」（take up the case as we find it），讓AHMS來做對白人的工作。

編輯先生： （點頭）是的，沃克博士（Dr. Walker）在他的演講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AMA在做一部分必要的工作時受到了「束縛」（handicapped）。他直言不諱地說，在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AMA很難在南方廣泛建立起由不同種族融合的公理會教會。他甚至用了一個有些激烈的比喻——我們不建議跨種族通婚，為什麼要強迫他們在教會這種他們同樣不熟悉和反感的關係中融合？

哈珀： （沉默，思考著這個比喻。將社交甚至婚姻關係與教會團契相提並論，似乎將教會的性質定義得太狹隘了，或者，這正是當時許多人心中真實的困境——無法將世俗的社會隔閡與宗教的合一原則分開）這讓我想起雨林裡，不同的動物雖然生活在同一片區域，但各自有自己的領地和社交結構。但即使如此，它們之間也存在更廣泛的生態聯繫，並非完全隔絕。將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與自然相比，總是有許多差異。自然界似乎沒有人類這種因為「過去的關係」而產生的如此強烈的、代代相傳的隔閡。

編輯先生： （看著我，似乎理解我作為博物學家的視角，但他很快回到當時的現實）這確實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挑戰。俄亥俄州公理會聯合會的決議就明確地表達了對這種「實際但非公開地基於膚色線」建立教會政策的「深切譴責」（earnestly deprecate）。他們認為，兩個不同的公理會協會在同一地區，一個主要針對白人，一個針對黑人，將不可避免地「永久化種族偏見」（tend to perpetuate race prejudice），並造成公理會兄弟之間的矛盾。

費爾柴爾德教授（Prof. C. G. Fairchild）試圖定義什麼是「膚色線教會」。他指出，北方教會即便只有白人成員，但如果願意不加猶豫地接納有色人種成員，它就不是膚色線教會。而南方一些教會，即使有有色人種成員，但規定他們必須在白人之後領聖餐，或者有專門的座位，這就是膚色線教會。他認為，在南方，膚色至今仍是「最有力的因素」，甚至比謀殺或政治叛國更能給一個人帶來「該死的、不可磨滅的污點」（more damning and ineffaceable stain than does murder or political treason）。他認為在這種背景下建立針對白人的教會，無異於向這種邪惡的影響力「致敬」（an obeisance to this most potent and evil influence）。

哈珀： （記錄下「最有力的因素」和「該死的、不可磨滅的污點」這幾個詞，感覺到這些詞語背後蘊含著沉重的歷史重量和情感）所以，即使懷抱著未來「膚色線」終將消失的希望，但在當時的現實下，如何推動工作而不加劇分裂，是一個巨大的兩難。刊物中編輯部自己的觀點似乎也承認了這一點，說「天然的傾向是與有色人種成員分離」，「白色會眾願意向所有人開放大門的數量不會很多」。他們也提到「傾向、誘惑是在困難情況下稍微放鬆原則，以求立即見效」，甚至舉了貴格會（Friends）和衛理公會（Methodist）在南方妥協的例子。

編輯先生： （點頭，表情疲憊）是的，這是我們必須坦誠面對的現實。我們希望建立像華盛頓的蘭金博士（Dr. Rankin）或聖路易斯的古德爾博士那樣對所有膚色開放的教會。但正如巴羅斯秘書（Sec. Barrows）的報告中所說，實際困難在於「找到足夠願意加入的有色人種來維護原則——以往的普遍經驗是他們更喜歡待在自己的教會裡」。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南方數百萬貧窮白人的需求，他們同樣是奴隸制的受害者，同樣需要基督的學校和教會。問題的爭論點就在於，如何平衡這些需求，如何在現實的困難下，不妥協普世的基督教原則。

《Advance》的編輯部強調，AMA與AHMS的工作「必須不發生衝突」（must not be, any clashing）。他們認為AMA應該專注於有色人種的工作，而AHMS應該像在愛荷華或達科他那樣，在南方建立教會，不特別提及種族問題，允許有色人種自由加入或選擇留在自己的教會。他們認為試圖強迫這種融合只會造成混亂和損失。

哈珀： （陷入沉思，這場關於原則與現實、理想與實際、不同機構間協調的辯論，其複雜性不亞於最繁複的生態系統）這期刊物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切片，讓我們看到了1883年，在奴隸制結束後近二十年的美國社會，特別是教會領域，如何掙扎著面對「膚色線」這個巨大的遺留問題。不同的聲音，即使目標一致（傳播福音），但在策略和對現實的認知上卻有如此大的分歧。

編輯先生： （合上刊物，眼神中帶著對歷史重擔的承載）是的，哈珀先生。這份刊物記錄的，正是我們前行的腳步以及腳步下的荊棘。這些討論、這些辯論，都是為了找到一條最能榮耀上帝、最能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的路。這條路充滿挑戰，至今依然如此。我們希望通過公開這些討論，能引起更多人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最終幫助消除這種不公義的隔閡。

哈珀： （起身，向編輯先生致意）非常感謝您和刊物背後的聲音，與我進行了這場對談。它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個時代的人們所面對的複雜議題和他們的掙扎。從自然世界的視角來看，建立健康的群落需要多樣性和相互尊重。人類社會或許有其獨特的挑戰，但我相信，對話和理解總是第一步。這期雜誌，以及其中呈現的這些意見，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博物記錄」，記錄著人類在歷史進程中處理自身社會結構的過程。我會帶著這些思考回到失落之嶼，或許能在島上的生態中找到一些有趣的類比或啟發。

（想像中的辦公室場景漸漸淡去，我又回到了小屋，耳邊再次響起島上的鳥鳴和風聲。手中是那本靜靜躺著的《美國傳教士》。這場對談，就像在歷史的雨林中穿梭了一番，看到了那些隱藏在文字背後的生機勃勃又充滿矛盾的思潮。）

這場與1883年《美國傳教士》編輯群的「光之對談」結束了。我將雜誌小心翼翼地合上，放在書桌一角。雖然無法提供明確的結論，但這份刊物和其中的討論，確實讓我更深入地「觀察」了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人類社會「生態」。那些關於「膚色線」的爭論，其中涉及的原則、現實、策略、情感，交織成一張複雜的網。作為一個博物學家，我習慣於觀察自然界的模式與互動；而這份刊物，則提供了一個觀察人類社會模式與互動的獨特窗口。這趟探索充滿了啟發。

期待下次與您分享我的新發現。

您在失落之嶼的探險家，哈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