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芯雨，來自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成員。很高興能依據您的指示，為 Aino Kallas 女士的著作《Merentakaisia lauluja : Katsaus virolaiseen laulurunouteen ja valikoima runokäännöksiä》進行「光之對談」。 這本著作於 1911 年出版，是 Aino Kallas 女士對愛沙尼亞抒情詩歌的介紹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芯雨，來自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成員。很高興能依據您的指示，為 Aino Kallas 女士的著作《Merentakaisia lauluja : Katsaus virolaiseen laulurunouteen ja valikoima runokäännöksiä》進行「光之對談」。
這本著作於 1911 年出版，是 Aino Kallas 女士對愛沙尼亞抒情詩歌的介紹與翻譯選集。她在書中探討了愛沙尼亞詩歌從古老的民謠到近代藝術詩的發展脈絡，並介紹了幾位重要的詩人。透過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們希望能深入了解 Aino Kallas 女士創作這本書的動機、她對愛沙尼亞詩歌的見解，以及身處那個時代的她，是如何看待這門藝術的。
請允許我先營造一個場景，讓我們回到 1911 年的愛沙尼亞薩雷馬島（Saarenmaa），一個寧靜的午後。
光之對談：薩雷馬島的午後詩會
夏末的午後陽光，透過窗戶灑進薩雷馬島一間樸實卻溫馨的書房。空氣中混合著舊書頁的微塵與窗外草木的清香。書桌上，散落著芬蘭語和愛沙尼亞語的手稿、筆記，以及幾本翻開的詩集。角落的老式座鐘滴答作響，記錄著時間緩慢的流逝。
我是芯雨，一個來自遙遠「未來」的光之居所居民。今天，我有幸能造訪這個時空，坐在這位令人敬佩的女士對面。她剛剛完成了這本匯集了愛沙尼亞彼岸歌謠的選集，她的眼神帶著一絲完成工作的疲憊，卻也閃爍著對文字與文化交流的熱情。
「Kallas 女士，午安。」我輕聲開口，試圖打破時空的隔閡。「感謝您願意撥冗，與一位來自未來、對愛沙尼亞詩歌充滿好奇的訪客交流。」
Aino Kallas 女士抬起頭，目光溫和而探究。「哦？來自未來？真是奇妙的緣分。」她的聲音帶著學者特有的清晰與沉靜，但語氣中藏著一絲對未知的好奇。「請坐。既然時間能將您帶來此地，想必是為了某些值得探討之事。您說對愛沙尼亞詩歌充滿好奇？這正是我近期努力的方向。」
「正是如此，Kallas 女士。」我頷首。「您的新書《Merentakaisia lauluja》將愛沙尼亞的歌謠帶到了芬蘭讀者面前，這本身就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能否請您談談，是怎樣的初衷，促使您踏上這條充滿挑戰的翻譯與介紹之路呢？」
芯雨： Kallas 女士，再次感謝您的接待。您的新書《Merentakaisia lauluja》將愛沙尼亞的歌謠帶到了芬蘭讀者面前，這本身就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能否請您談談，是怎樣的初衷，促使您踏上這條充滿挑戰的翻譯與介紹之路呢？畢竟，如您在書中所述，將詩歌從一種語言轉譯到另一種語言，並非易事。
Aino Kallas： （沉思片刻，目光落在書桌上的手稿）的確，這趟旅程充滿挑戰，甚至可以說，它最終呈現的面貌與最初的設想有所不同。起初，我希望能編纂一部更具文學史性質的選集，橫跨愛沙尼亞歌謠的各個時期和眾多詩人，藉此提供一個切面，讓讀者得以一窺愛沙尼亞詩歌的全貌。
然而，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對一件事的信念越發堅定：機械式的翻譯對於詩歌而言，是無效的，甚至可以說是不被允許的。詩歌翻譯的本質，是極具個人色彩的工作。你只能翻譯那些足夠貼近你的靈魂，讓你能夠深入其中、去感受、去擁有、然後才能以新的形式重新給予的作品。其他的一切嘗試，都顯得生硬、勉強，最終只能捨棄。
正是基於這種個人的體悟，這本選集最終縮減為現在的形式，僅僅收錄了幾位詩人的作品。我真心希望，這種更為嚴格的選材標準，能夠彌補因篇幅所限而未能呈現的「大全」之缺憾。我相信，精選的作品更能讓讀者感受到愛沙尼亞詩歌真正的生命力與獨特之處。這份工作的初衷，便是在芬蘭和愛沙尼亞這兩個在語言和血緣上相近的民族之間，搭建一座文化的橋樑，促進精神層面的交流。雖然共同書面語的時機或許已經錯過，但透過翻譯，我們依然可以分享彼此心靈的歌聲。
芯雨： 您提到了芬蘭語和愛沙尼亞語之間的關係，以及共同書面語的設想。在您的書中，也花了相當篇幅來探討這兩個民族在文化，特別是民謠上的交流與淵源。您認為，這種「彼岸」的歌謠，最初是透過怎樣的方式，在兩個民族之間流動、甚至融合的呢？而為何您又感嘆共同書面語的可能性已經錯過？
Aino Kallas： （眼中閃過一絲歷史的微光）啊，那是久遠的年代了。那時，愛沙尼亞的牧羊人或紡車旁的農奴少女，他們單純的歌謠如同源頭的溪流，緩慢地向北流淌，一路匯入側旁的支流，幾乎不為人知地跨越了漸漸形成的語言界線，最終在維也納的卡累利阿地區，擴展成為《卡勒瓦拉》那樣廣闊的歌謠海洋。抒情-史詩式的歌謠之源，變成了英雄史詩的路線。同時，咒語詩歌也沿著相同的道路，從芬蘭一側向南傳播到愛沙尼亞的平原。這是在兩個語言上相近的民族之間，真正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價值交換。愛沙尼亞開啟了這個交流，而芬蘭進行了藝術性的濃縮；或者反過來——那時，語言還沒有成為阻礙交流的壁壘。
然而，如今幾個世紀過去，愛沙尼亞的歌謠再次嘗試跨越海灣，這種轉移已不可能像從前那樣直接和即時。共同書面語的可能性已經成為過去。或許曾經有一個瞬間，它並非遙不可及，那時只需要一位語言天才的遠見，就能將尚在萌芽階段的兄弟語言，聯合成為一個共同的文化語言。這樣，我們現在就能享受到愛沙尼亞-芬蘭的文學，擁有雙倍的讀者群。然而，當這個想法在四十年前，在幾位語言學家理想主義者的腦海中萌生時，它最終只停留在了空中樓閣和紙面構想，不可能實現。它唯一的紀念，是刊載在某些學術刊物中幾首試圖令人莞爾的混合語言詩歌。兩種語言的發展已經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它們的文化詞彙是在不同的規律和影響下形成的。現在，為了讓芬蘭讀者也能欣賞愛沙尼亞的詩歌成就，直接的翻譯成為了必須，反之亦然。文化的河流依然可以流動，但需要翻譯這艘船來運載。
芯雨： 您的描述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感。您提到，在共同書面語的可能性錯過之後，愛沙尼亞的年輕文化長期以來將芬蘭視為一個精神上的「苗圃」。芬蘭文學對愛沙尼亞的精神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反過來呢？您認為愛沙尼亞文學在當時對芬蘭的影響微乎其微，原因何在？
Aino Kallas： 愛沙尼亞的年輕文化確實長期以來從芬蘭汲取養分。例如，《卡勒瓦拉》的出現為愛沙尼亞的《卡勒維波埃格》開闢了道路，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即使是較新的芬蘭文學，也對愛沙尼亞的精神產生了影響。尤哈尼·阿霍（Juhani Aho）和埃伊諾·萊諾（Eino Leino）不僅通過翻譯為愛沙尼亞人所熟知，他們的作品影響力甚至可以在愛沙尼亞的原創文學中追蹤到。從科伊杜拉（Koidula）和民族覺醒時期開始，愛沙尼亞就一直在借鑒芬蘭的文化成就。
相比之下，文化從愛沙尼亞向芬蘭的轉移卻非常微薄，幾乎不值一提。一部《卡勒維波埃格》的散文概述，幾部小說，一部戲劇，以及一些詩歌翻譯——這幾乎就是全部了。原因可能兼有雙方。直到那時，愛沙尼亞文學在原創的作家個性和代表性作品方面一直很貧乏，它更多地提供了文學史的趣味，而非美學的享受。至於芬蘭人的冷漠在這單方面的交流中扮演了多大角色，這不是本文要證實的內容。事實依然是，儘管我們與愛沙尼亞有著兄弟般的血緣和地理上的接近，但對芬蘭人來說，愛沙尼亞一直是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人們的觀念和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說是誤導性的。
我希望這本選集能作為未來文化交流的一塊基石，期望有一天，這兩個民族都能達到旗鼓相當的文化高度，彼此豐富。將抒情詩歌放在首位，並非偶然。對於像愛沙尼亞這樣年輕的文化民族來說，抒情詩歌在文學中佔據主導地位是很自然的事。在那些無法供養專業作家的國家，抒情詩歌的業餘創作總是蓬勃發展。人們可以在從事許多其他更為實際的工作之餘，同時成為抒情詩人。在語言尚未足夠靈活以表達更豐富的心靈生活的發展階段，抒情靈感的自發性和熱情卻能迫使語言達到這種表達。民族覺醒和崛起的時期總是充滿抒情色彩的。
芯雨： 您精闢地指出了愛沙尼亞文學在當時的現狀與挑戰，特別是在戲劇和散文方面的不足。您認為，為何抒情詩歌能在這樣的環境下佔據主導地位，甚至被您視為「可以指望實現最具希望的藝術成就的領域」？這是否與愛沙尼亞民族當時所經歷的社會、政治情境有關？
Aino Kallas： （眉頭微蹙，語氣變得沉重）是的，這與愛沙尼亞民族當時的境況密不可分。在那個無法供養專業作家的時代，抒情詩歌更容易以一種「業餘」的形式存在與傳播。更重要的是，民族的覺醒與崛起時期，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情感激盪的年代，這種強烈的情感自然地尋求抒情詩歌作為表達的出口。
回想愛沙尼亞的歷史，當民族在生存條件、自由和信仰上受到動搖時，一股能量突然被激發出來。這股力量雖然推動了民族的前進，但也同時打破了自然民族的原始寧靜，使其在幾個世紀裡淪為各種征服者和世界觀的戰場。戰爭能量被迫轉向，也許正是這種被壓制的生命力，在詩歌中找到了新的出路。在那些誕生於戰爭、血腥迫害和開始的農奴時代的詩歌中，孤兒哀悼自己的命運，農奴哭訴其艱苦的生活，它們包含了尖銳的嘲諷，以及其他完全被壓抑的反抗思想。這些詩歌變成了嬰兒搖籃邊的催眠曲，變成了婚禮歌謠，迴盪在舞蹈的節奏中，它們伴隨孤獨的旅行者走過田野和草地，為紡車的嗡嗡聲和牧羊人的柳笛伴奏。它們是被壓抑生命表現的民族生命標誌。
因此，即使在戲劇和散文等領域發展緩慢，甚至主要依賴於對外國（尤其是德國）作品的模仿時，抒情詩歌卻能憑藉其與民族心靈的直接連結，成為最具生命力的領域。民族的痛苦、希望、以及被壓抑的情感，都在歌謠中找到了共鳴。這也是為何我認為，即使在當時，抒情詩歌依然是愛沙尼亞文學中最有希望展現藝術成就的領域。
芯雨： 您將目光投向了愛沙尼亞豐富的民謠傳統，並將其與芬蘭的《坎特勒塔爾》（Kanteletar）相提並論，指出兩者之間的相似性。然而，您也強調了愛沙尼亞民謠中獨特的、描寫農奴制和迫害的詩歌。這些詩歌在愛沙尼亞民族精神的形成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們與芬蘭民謠的區別，又反映了怎樣的歷史背景？
Aino Kallas： （眼中閃過一絲理解的溫暖）是的，愛沙尼亞豐富的民謠寶藏，對於芬蘭讀者來說，有種奇特的親切感，彷彿是《坎特勒塔爾》的變奏。在這些歌謠中，那種已經主要轉化為我們智力概念的「血緣」情感，依然以有機的方式鮮活地存在。它們以直覺的必然性向我們訴說，兄弟民族的抒情詩是如此相似。詩歌的韻律雖然不如芬蘭民謠那樣規律的四步抑揚格（trokeeta），允許更多的縮減和不規則，但其節奏和頻繁的頭韻使用，依然讓我們感到熟悉。
愛沙尼亞的民謠大部分是由女性歌唱的，這或許是其抒情性更強、主題範圍較窄以及英雄史詩較為罕見的部分原因。直到在芬蘭一側，抒情元素才在男性的想像中發展成為英雄史詩。關於艾諾（Aino）歌謠的傳播就很具代表性。它最初只是一首簡單的短歌，在雅爾瓦馬（Järvamaa）地區歌唱，內容是關於一位遺失了戒指和飾品的無名少女。直到向東傳播，其悲劇主題才顯現出來，最初的主題僅僅成為了最終災難的詩意美化。
與《坎特勒塔爾》和愛沙尼亞的《瓦納·坎德爾》（Vana Kannel，老豎琴）中的歌謠一樣，我們都能遇到那種對自然的溫柔依戀和將自然擬人化的手法，對歌聲的柔情以及對歌聲力量的信仰。但愛沙尼亞民謠獨特的色彩，來自於那些描寫農奴制和迫害的詩歌，這是在海灣的芬蘭一側所沒有的；那時，田園詩轉變為血腥的哀歌，或充滿挑戰的苦澀：
「古老的時代，迫害的時代，漫長的苦難時代，荊棘叢生的農奴時代，疤痕累累的苦難歲月，悲傷的壓迫時光。」
這些詩歌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在漫長的壓迫下，這些歌謠是民族用來表達痛苦、維持希望，甚至隱藏反抗意識的方式。它們是民族心靈深處的迴響，與芬蘭民謠中更多展現的自然與英雄氣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映了愛沙尼亞民族在歷史上所經歷的更為艱難與被動的命運。它們是民族在被扼殺的生命表達中，留下的生命痕跡。
芯雨： 您提到，儘管民間歌謠豐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愛沙尼亞的印刷詩歌卻乏善可陳，直到 18 世紀末 Herder 的倡議才開始受到重視。這種現象是如何造成的？而民間歌謠的收集工作，在愛沙尼亞民族覺醒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特別是《卡勒維波埃格》的誕生，您認為其真正的意義何在？
Aino Kallas： （回憶著歷史的片段，語氣中帶著學者的理性分析）在活生生的、金色的詩歌之泉默默地流淌了幾個世紀的同時，手寫或印刷的愛沙尼亞抒情詩歌卻僅限於由德國牧師編輯的笨拙的讚美詩翻譯，或是幾首世俗的、在詩歌上毫無價值的應景詩。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 18 世紀末，當 Herder 倡議記錄下一些古老的歌謠時，這種一直以來被輕視、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詩歌才開始受到普遍關注。
這種收集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在愛沙尼亞那些黯淡無光、令人沮喪的歷史記錄中，民間歌謠的收集是其中最光輝的篇章。上世紀初，在愛沙尼亞說德語的有教養階層中，興起了一種與芬蘭「芬蘭學運動」（fennofilia）相似的對愛沙尼亞語言、詩歌、古老服飾和民間藝術的熱情。這些「愛沙尼亞學家」（estofiler）想為後世挽救那些他們認為已經註定滅亡、即將默默融入消失的民族的遺物。然而，他們原本打算建造的「墳墓紀念碑」，卻變成了引導這個即將踏上文化發展之路的民族的第一個路標。1839 年，一個名為「Die Gelehrte Esthnische Gesellschaft」（愛沙尼亞學術學會）的專門學會在塔爾圖（Tartu）成立，專門為了實現這些愛沙尼亞學家的目標。許多德語化的愛沙尼亞人也熱情地參與了這個學會的活動，其工作主要集中在民間歌謠的收集。
《卡勒瓦拉》在芬蘭的出現，為當時的熱情注入了額外的動力。愛沙尼亞裔醫生 Faehlmann 的想像中已經醞釀著民族史詩的構想，但他卻在構思過程中逝世，將他的構想和初步工作留給了他的同事 Fr. R. Kreutzwald 作為遺產。1861 年，《卡勒維波埃格》（Kalevipoeg）這部愛沙尼亞英雄史詩問世了。
《卡勒維波埃格》在問世後很長時間，都被同時代人和後來的讀者置於一種人為的、美化的「舞台燈光」下看待。它為愛沙尼亞民族覺醒的戲劇——伴隨著自由歌唱節和浪漫主義色彩——提供了一個裝飾性的背景。它長期以來一直是 1819 年表面上的農奴解放轉變為精神解放的象徵，以至於人們不願在日常的灰色光線下去接近它。
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卡勒維波埃格》的影響力，比《卡勒維波埃格》本身更為巨大。這部作品在問世時，幫助整個民族建立了自我意識，這是一種即使最偉大的藝術品也鮮少能獲得的榮耀。它對整個愛沙尼亞的文化生活具有奠基性的意義，無論同時代人將其視為愛沙尼亞民族創造力的直接體現，抑或後來的研究表明，它是 Kreutzwald 基於民間故事，用或多或少的詩意力量編纂而成的——它並非民間史詩，而是一部民族敘事詩。它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激發了民族的精神，成為了民族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
民間歌謠的收集工作也因此獲得了新的動力。70 年代，牧師 Jakob Hurt 接手了這項工作，後來還有克朗施塔特（Kronstadt）的牧師 M.J. Eisen。數以百計的匿名收集者在全國各地成為他們的助手。這項巨大的收集工作以罕見的熱情和毅力進行著，其成果是所有民族中規模最大的民間歌謠集，約 45,000 首詩歌，此外還有無數的故事、咒語詩歌、諺語等等。其中一部分由 Hurt 編輯的《Vana Kannel I and II》於 1886 年出版，後來在芬蘭文學協會的資助下，出版了《Setukeste laulud》（佩奇里地區信奉東正教的愛沙尼亞人的歌謠）第一部於 1904 年，第二部於 1907 年，以及由 Eisen 編輯的一系列故事。這些收集工作不僅保存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為後來的藝術詩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語言和主題資源。
芯雨： 感謝您詳細地闡述了愛沙尼亞民謠的歷史及其重要性。您接下來談到了愛沙尼亞的藝術詩歌，並介紹了幾位重要的詩人，包括 Kr. Jaak Peterson、Lydia Jannsen (Koidula)、Anna Haava 和 K.E. Sööt。您對他們的評價似乎帶有某種歷史性的視角，將他們置於各自的時代背景下。能否請您簡要地勾勒出從民謠傳統到這些早期藝術詩人，再到您所稱的「模仿者時期」（epigone period）的演變過程？
Aino Kallas： （語氣中帶著一絲惋惜）雖然民間歌謠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但在當時的藝術詩歌嘗試中，它的影響並不多見。直到最近一段時間，民間歌謠的孕育力量才延伸到藝術詩歌，其語言寶藏才得以被發掘利用。愛沙尼亞最早的藝術詩歌嘗試者，他們的影響主要來自於其他地方。
早在愛沙尼亞學家時期，Kr. Jaak Peterson 就已經作為詩人出現了。這位年輕的語言學家，於 1822 年年僅 21 歲時逝世，他的詩歌如今已由後人懷著敬意整理出版。Kr. Jaak Peterson 的命運幾乎是悲劇性的，他就像一個迷失的先驅者，聲音沒有迴響，離他的追隨者太遠，註定在發展過程中夭折。他的日記頁面流露著理性、批判的精神。他的詩歌高遠，略帶修辭色彩，有時充滿真實的激情，有時也帶有錯誤的悲情，運用古希臘羅馬的韻律，最好的作品呈現出一種晶瑩剔透的美。Noor-Eesti（青年愛沙尼亞）團體將他視為精神上的同路人，第一位「青年愛沙尼亞人」。
如果說 Kr. Jaak Peterson 冷靜的詩歌命運是迴響在石頭上，那麼 Lydia Jannsen，也就是 Koidula（1843—1886），則擁有比至今為止任何愛沙尼亞語使用者都更廣泛的迴響。Koidula 是《Postimees》報紙創始人、在覺醒中的愛沙尼亞民族生活中享有很高聲望的 J. W. Jannsen 的女兒。她通過她的詩歌和個人，反映了愛沙尼亞短暫的民族浪漫主義時期。 《卡勒維波埃格》的出現和農奴制的最終廢除，釋放了愛沙尼亞潛在的生命力，這股力量現在以某種節日般的愛國主義形式表現出來，如歌唱節和浪漫主義的激情，其現實表現是愛沙尼亞作家協會的成立，以及為建立愛沙尼亞語亞歷山大中學（Aleksandrikool）而進行的募捐。
時代精神對 Koidula 的發展影響巨大，同樣，Koidula 也反過來塑造著時代精神。她體現了那個時代，這就是她的個性。當時代通過她的口說話時，當她成為時代思想的詮釋者，而這些思想在她熾熱的靈魂熔爐中獲得最終形式時，她是最強大的。她在很大程度上是時代的鏡子，以至於我們主要在她身上看到時代的特徵，而不是個人的特質。時代在她的愛國詩歌中訴說、哀嘆、歡慶，這些詩歌有時像預言性的哀歌，有時又迴盪著充滿復活節氣氛的歡呼。Koidula 是群眾的詩人，她的情感是集體的情感。一旦她偏離了她的領域，她就會失去詩歌的魔法鑰匙。她最個人的體驗是愛國主義，在其他領域她使用舊的套話。情愛或對自然的感覺並沒有讓她創作出詩歌。在嘗試其他領域時，她常常只是模仿德國人的風格，很多時候甚至是直接翻譯（按照當時的習慣，不註明原作者）。她的一些曾被認為是原創的詩歌，後來被證明是翻譯。無論是在主題的選擇還是處理方式上，她都遵循當時普遍的口味；她不乏甜膩的感傷和華麗的辭藻。她在當時廣泛範圍內激發的文學熱情，很大程度上或許要歸功於她強大個性的暗示作用，這在例如她最近出版的給 Kreutzwald 的信中表現得非常引人入勝。但她的愛國詩歌具有持久的意義。它們是時代的見證，但不僅僅如此；儘管今天的讀者或許會從中剔除一些東西，但仍然無法不被它們直接的靈感所打動。它們是，並且將永遠是，覺醒中的愛沙尼亞的讚歌。
Koidula 的命運是在最具創作力的年齡，在她如此深愛的「瑪麗亞之地」（Maarjamaa，愛沙尼亞的舊稱）遙遠的地方逝世。愛沙尼亞民族浪漫主義的命運，則是在開始的俄羅斯化嘗試中窒息。民族春天的早晨氣氛和清新色彩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各個領域的灰色停滯時期。
在這段時間裡，愛沙尼亞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寫詩似乎成為了一種時尚，變成了一種容易學習的手藝，各種官員、特別是牧師和國民學校教師，在閒暇時為了自己和別人的快樂而從事創作。內容並不匱乏；他們重複著前一時期本身就有些空洞的愛國口號，直到這些口號失去了最後一絲真誠的金屬迴響，或者從西邊的鄰國德國——從來沒有更遠的地方——引進廉價的範本。詩歌的韻律也幾乎總是相同的 — - — - — - — - / — - — - — - — ，幾乎任何結尾都可以作為韻腳。這種簡單舒適的韻律適用於各種風格的詩歌，悲傷的、嬉戲的和莊嚴的。可以從那個時代詩集的名字中摘錄出整整一疊「花束」、「花環」等等。所有人都借鑒，所有人都活在借鑒之中。語言是陳舊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如此。在這裡，像其他地方一樣，是模仿者時代的缺乏原創性。
可以說，那個時代對於更具藝術性的詩歌來說是不友好的，時代的氛圍狹隘而沉重。沒有任何反抗的、解放的詩歌打破那個時代的寧靜，沒有任何想像力的色彩斑斕打破時代的灰色。每一個時代都為詩歌提供了素材，這個時代也是如此。那兩三位真正的詩人，那個時代所誕生的，他們沒有利用這些素材，也沒有足夠偉大到可以利用它們。時代嚴峻的壓力並沒有從他們身上提煉出那種成熟的苦澀或反抗，這種情感即使在這樣低迷的時代也能激發高雅詩歌的靈感。Koidula 的愛國祭火已經熄滅，個人化的、揭示更深層情感層次的詩歌時代尚未到來，剩下的是平靜的、傾向於日常生活的田園詩，帶著悲歌的底色。他們在其中尋找並找到了表達形式。
Anna Haava 和 K.E. Sööt 的主要意義在於，他們在一個低迷的時代維護了更具藝術性的歌謠傳統。他們的水平是中等的，但這種良好的、稱職的中等水平，可以成為更高藝術的墊腳石。他們沒有創造任何真正新的東西，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他們缺乏語言想像力的創造力，他們滿足於他們所發現的語言，就這樣足夠作為他們的表達手段，即使它實際上尚未經過雕琢。他們單調而簡單的韻律，沒有被任何需要更豐富形式變化的情緒所打破。最近，他們都嘗試擴展自己詩歌的界限；自由詩吸引了他們兩位，但只為他們的詩歌帶來了一種陌生的氛圍。
芯雨： 在您看來，Anna Haava 和 K.E. Sööt 雖然重要，但尚未達到真正的藝術高度。那麼，您認為誰代表了愛沙尼亞現代藝術詩歌的開端呢？您在書中特別強調了 Noor-Eesti 運動及其代表詩人 Suits 和 Grünthal。他們為愛沙尼亞詩歌帶來了什麼樣的變革？您對他們各自的風格和貢獻有著怎樣的評價？
Aino Kallas： （精神為之一振，語氣中流露出對新生的讚賞）是的，儘管 Anna Haava 和 K.E. Sööt 維持了詩歌的傳統，但真正的變革與現代藝術詩歌的開端，則必須歸功於 Noor-Eesti（青年愛沙尼亞）運動及其代表詩人。
在愛沙尼亞，當俄羅斯化措施稍有放緩後，發展的晴雨表再次迅速上升。但這不再發生在民族浪漫主義閃耀的旗幟之下。那個時代是向上奮鬥、堅韌而樸實的現實主義時代，它在社會組織和民族啟蒙工作中，以及最近尤其在人民物質財富的增長中，看到了更高文化的基礎。那個時代是社會工作的時代，而不是藝術的時代。德國的影響與俄羅斯的影響交叉融合，但俄羅斯影響主要將俄羅斯精神的負面部分嫁接到愛沙尼亞的精神生活中。直到那時，由共同民族思想聯合起來的民族開始在階級差異的基礎上分裂。無產階級運動開始，並與 1905 年革命的主流匯合。
在這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崛起背景下，伴隨著其自身的目標，並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其對立面，但同時也是其有機延續，最初與左翼運動幾乎並駕齊驅，後來則明顯區隔開來——我們在革命年代前後遇到了一個愛沙尼亞精神生活領域的新現象，即 Noor-Eesti 文學藝術運動。這個運動本身標誌著一場文學革命，實際上只是理論上存在的舊神的瓦解。Noor-Eesti 並沒有什麼藝術上的巨頭需要推翻。它的批判工作只是必要的初步清理，而它所設定的新目標和新文學理想則佔據了首位。
Noor-Eesti 這個團體是六年前由一群年輕作家創立的——後來也有幾位視覺藝術家加入這個運動——他們將提升文學到藝術水平，並實現與西歐文化的互動作為自己的任務。這個團體主要通過他們出版的畫冊《Noor-Eesti I, II, III》以及從去年開始出版的同名文學藝術期刊，努力實現他們的目標。
新酒需要新的皮囊，新的情感需要新的表達形式。針對德國和俄羅斯的影響，他們提出了西歐，特別是法國的影響，這要求更為堅實的藝術性，更為嚴格的選擇。社會傾向的對立面，是個人主義的興起，取代了普遍性的詩歌，提出了個人情感表達的要求。現代主義，在這裡被理解為追求個人主義和歐洲氛圍的藝術，已經延伸到了愛沙尼亞。
在語言的培養上，Noor-Eesti 貢獻巨大。他們深刻理解，詩歌的首要條件是表達工具的完美性，因此 Noor-Eesti 竭盡所能地豐富愛沙尼亞貧乏的書面語。他們深入挖掘民間歌謠的泥潭，藉助方言和地方詞彙，創造新的詞語，儘管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也因過多使用外來詞語而加重了改革的負擔。直到 Noor-Eesti 的出現，個人風格才進入了愛沙尼亞的散文和抒情詩歌。
Noor-Eesti 的作家們都還處於發展的初期，儘管他們大多數人都已經明確了方向。儘管有共同的品味傾向和藝術目標，這個團體中不同的才能正日益清晰地分化為個體。藝術上最成熟的詩人個體，可以在抒情詩歌領域找到。Gustav Suits 和 Willem Grünthal 的詩歌，在愛沙尼亞文學中標誌著對全新領域的征服，無論是在音韻、詩歌韻律還是主題範圍上。現代藝術詩歌從他們開始。
Gustav Suits（生於 1883 年）的詩集《Elu tuli》（生命之火），儘管存在所有弱點，但具有開創性。它的主要特點是年輕。它的歌謠既是年輕時代的詩歌，也是年輕歲月的詩歌。它的力量和缺點都屬於年輕。革命前的氛圍、期待、反抗、對自身力量的感受，創造了這些為年輕和生命之火而寫的歌謠，它們的節奏帶著崛起時代的好戰和渴望戰鬥的氣勢。許多詩歌，如《Äikene》（雷暴），就像反抗者與不情願、僵硬的語言的搏鬥，強行馴服語言並獲得勝利的喜悅——但僅此而已。過多的辭藻，尚未被個人體驗解放出來的過度裝飾的悲情，是這部詩集的特點。有些詩歌的內容相較於形式的流暢和音韻顯得貧乏，閱讀時被不斷的聲音所迷惑，以至於忘記要求詞語有更深的內涵。
然而，儘管這部詩集充滿年輕氣息和情感的表面化，但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打破了愛沙尼亞詩歌中約定俗成、缺乏色彩且令人昏昏欲睡的單調韻律，採用大膽的節奏、豐富的韻腳，以及各種各樣由主題本身決定的韻律。語言在歌唱，這是愛沙尼亞詩歌中從未有過的聲音；整部詩集充滿了語言和形式的樂趣，溢於言表，甚至過於華麗，就像它所承載的年輕的熱情一樣。
Suits 的詩人氣質的主要特點在這部詩集中已經有所體現；其中形式上的技巧和華麗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然而，傾向於悲劇性氛圍——這在他的後期作品中日益增強——在這個發展階段僅創作了幾首詩，陰沉的《Needmine》（詛咒）和描寫暴風雨前寧靜的革命前詩歌《Surnuaialaul》（墓地之歌），在這兩首詩中，尤其在第一首中，首次感受到了未來的悲觀主義。Suits 後來創作的詩歌目前散見於各種出版物中。儘管數量不多——Suits 並沒有改變愛沙尼亞作家生產力低下的現狀——但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追蹤詩人的發展。他在形式上變得越來越具象（plastillisempaan），在內容上越來越個人化。
過度的語言豐富之後，是精確衡量、如同數學般計算的音韻效果，這些效果越來越多地凝聚到十四行詩的緊湊形式中，這種形式對愛沙尼亞很少被利用的詩歌語言要求很高。如果在這個變化中感受到羅曼語系範本的影響，那是沒有錯的。Suits 詩歌風格中民間歌謠的豐富性經過了羅曼語系熔爐的嚴格鍛造，變得簡單、凝練，但沒有失去其語言的音韻。
詩歌內在聲調的變化，幾乎比形式上的變化更為巨大。它們再次忠實地反映了時代，那是革命超負荷後所產生的疲憊。但不僅僅是時代變得溫和，還加上了個人的體驗，更加成熟年齡的必然順從。就像形式一樣受到限制，壓抑在其中的情感也同樣受到限制。當愛國主義和普遍性主題仍然占主導地位時，其中瀰漫著日益增長的苦澀悲觀主義。像《Laul Eestist》（愛沙尼亞之歌）這樣的詩歌，就遠離了所有浮誇的愛國主義。但在這些詩歌之外，並將它們推到一邊，越來越多的個人化聲音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個人情感的壓力，這些與一種傾向於溫柔順從的情緒結合，創造了 Suits 迄今為止最高的詩歌成就。
與 Suits 的詩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 Noor-Eesti 詩人 Willem Grünthal（生於 1885 年）三年後出版的詩集《Laulud》（歌謠）。如果說 Suits 清晰的藝術可以確定獲得盡可能廣泛的傳播，那麼 Grünthal 的詩歌則註定只能被少數人欣賞。
Grünthal 的詩歌隱藏在最難理解的語言的陰影下。Grünthal 在寫詩時也是一位語言學家。最罕見、最少使用的語言形式吸引著他，他從字典的遺忘中或方言的牆後挖掘出它們，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奇怪的方言和地方詞語，使用這些詞語時，他似乎並不關心由此產生的沉默或空洞之處，當詞語對讀者而言沒有任何意義時，就會形成這些地方。顯然，詩集末尾附有一個小詞典。
Grünthal 的詩歌就像 Suits 的詩歌一樣具象（plastillista），充滿繪畫感。形容詞和定語是他的詩歌的特徵，他的句子沉重，常常被過多的色彩所浸潤，精雕細琢到最小的細節，有時更像是理論工作的結果，而非直接靈感的產物。他很少使用輕快的韻律，他的詩歌常常使用古希臘羅馬的韻律，這賦予了它們一種略帶莊重、孤立的特質。就像 Suits 一樣，Grünthal 的詩歌也有些是年輕文化語言的自覺炫耀，一種語言音韻上的運動。除了這些建立在過多使用頭韻和將描述性詞語堆砌在一起的詩歌之外，Grünthal 還有一些與之形成對比的詩歌，在這些詩歌中，詩歌的暗示力試圖通過單個詞語來實現，詩行常常只包含一個詞語，這又導致了氛圍的稀薄和傳播力的不足。
Grünthal 最成功的詩歌是那些他巨大而罕見的語言技巧——避免了追求過度獨特的危險——與他同樣罕見的自然感悟相結合的作品。Grünthal 在他的詩歌中是一位孤獨的自然探索者。Suits 的詩歌在近期明顯地呈現出自我隔離的傾向，而 Grünthal 的孤立是與生俱來的。在他的色彩崇拜中，在他沉浸於自然氛圍中時，有一種自然的狂喜。他深入到了隱藏在薩雷馬島及其附近島嶼看似荒涼的自然和海岸景觀背後的秘密詩意之中。Suits 很少具體定位他的詩歌，而 Grünthal 總是如此。那些大海並非任何大海，那些海岸也並非任何海岸——那是特定的大海，特定的海岸。Grünthal 了解他的故鄉島嶼在所有季節、所有時刻的樣子，他了解那裡的鳥類世界、它的沙洲和礁石，以及海岸線上光線和色彩的各種細微變化。他最好的詩歌是色彩豐富的島嶼畫卷。但從這種精確確定的現實出發，Grünthal 的詩歌超越了現實，上升到了由自然景象所拓展的宇宙感之中。
Suits 或 Grünthal 的風格如今在愛沙尼亞的詩歌實驗中佔據主導地位，當然，被模仿者使用時，常常導致模仿和直接的漫畫化。因此，必須給予那些在 Noor-Eesti 團體之外可見的少數獨立和自主的表達，更大的價值。例如 Ernst Enno（生於 1875 年），他是一位以值得稱讚的毅力追求原創性的詩人，他從未迎合公眾的品味，而是逐漸從他詩歌最初相當沉重的、模糊的理念中發展出更清晰的藝術性。作為愛沙尼亞第一個使用自由詩的人，他曾經形成了一種健康的「反對派」，儘管他自己在後來的詩集中又回到了有韻律的詩歌。神智學世界觀的神秘主義決定了他詩歌的基調，這種基調至今仍然帶有哲學的沉重，結構傾向於某種模式化，常常模糊，但有時也能成功地突破神秘主義的外殼，並獲得一種奇特的、帶有命運色彩的迴響。
芯雨： 您對 Suits 和 Grünthal 的評價可謂入木三分，尤其強調了他們在語言、形式和主題上的創新，以及他們各自獨特的風格。同時，您也提到了 Juhan Liiv，將他描述為愛沙尼亞詩歌中一個「孤獨的現象」，他的詩歌是「病態大腦的詩歌」。這樣的評價聽起來頗為特別。能否請您更深入地談談 Juhan Liiv 的詩歌？他的「病態」如何在作品中體現？儘管如此，您似乎也看到了他作品的價值。
Aino Kallas： （語氣變得溫柔而複雜，彷彿在凝視著一個受傷的靈魂）是的，Juhan Liiv（生於 1864 年）確實是愛沙尼亞詩歌中一個孤獨的存在。他最初是作為小說家嶄露頭角，但在後來多年與嚴重的神經疾病搏鬥期間，轉向了抒情詩歌創作。他的詩歌，可以說是一種「病態大腦的詩歌」。
在他的詩歌中，那種不斷重複出現的詞語和整個詩行的疊加，讓人感受到一種病態的固定觀念在折磨著、追趕著他；一旦產生的意象，儘管疲憊的大腦努力掙扎，卻不斷地重新出現和重複。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詩歌帶有一種即興創作的特質，從他病態的靈魂中湧現出零散的、有時是陰鬱的、有時是金色的意象，這些意象幾乎是隨機地排列成詩行，沒有藝術意識的引導。因此，Liiv 的詩歌常常具有一種天真的魅力和令人驚訝的印記，以及一種不同於藝術詩歌的「自然詩人」的氛圍，並且在藝術價值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Noor-Eesti 以極具藝術性和裝飾性的形式出版了他的詩集，《Juhan Liivi Luuletused》（Juhan Liiv 的詩歌），那是在 1910 年。
他的「病態」並非指作品的低劣，而是指作品的生成方式——它並非完全由理性和藝術意識所掌控，而是由他受疾病影響的心靈直接噴發出來。這使得他的詩歌帶有一種原始的、未經雕琢的力量，有時是破碎的，有時卻是異常敏銳和動人的。例如，他的《Laulu katoovaisuudesta》（關於無常的歌謠）中，那種對逝去時光、逝去青春、甚至逝去民族的感傷，以一種直白而重複的方式呈現，反而產生了強烈的感染力：
「無常的夏季之歌，悲傷的歌。
無常的生命之歌，悲傷的歌。
逝去青春的歌，憂鬱的歌。
逝去美德的歌，憂鬱的歌。
消逝悲傷之歌，悲慘的歌。
垂死民族之歌，最悲慘的歌。」
這種赤裸裸的情感表達，沒有 Suits 那種形式上的精雕細琢，也沒有 Grünthal 對自然細節的精微刻畫，但它直接觸動人心，尤其是在描寫民族的痛苦時，顯得格外真摯。儘管他的作品在藝術形式上參差不齊，但其中蘊含的真誠和對愛沙尼亞命運的深切關懷，使其在愛沙尼亞詩歌中佔有獨特的地位。他以他獨特的方式，為民族的苦難發出了聲音。
芯雨： 透過您的介紹，我們對愛沙尼亞詩歌的發展脈絡，以及幾位重要詩人的風格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從古老的民謠，到民族浪漫主義的 Koidula，再到探索現代主義的 Noor-Eesti 群體，愛沙尼亞的詩歌之路充滿了轉折與探索。在您寫作這本書的 1911 年，您認為愛沙尼亞文學，特別是抒情詩歌，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您對它的未來有著怎樣的期許？
Aino Kallas： （臉上浮現一抹對未來的審視）是的，正如您所見，愛沙尼亞的文學，以及隨之而來的抒情詩歌，在 1911 年正處於一個充滿活力、儘管步伐並非特別迅速的發展階段。它的未來發展，無疑與各種才能和詩人個體最終發展的可能性密不可分。
我們已經看到了從傳統民謠到藝術詩歌的轉變，看到了 Koidula 為民族心靈發聲的努力，也經歷了模仿者時期的停滯。如今，Noor-Eesti 運動帶來了新的氣象，他們對藝術性的追求、對語言的錘鍊、以及對個人表達的重視，為愛沙尼亞詩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Suits 和 Grünthal 等人已經展現出了令人振奮的才華，他們正在探索新的形式、新的音韻、以及更為廣闊的主題領域。
然而，這個階段也面臨挑戰。如我之前所說，Noor-Eesti 運動儘管帶來了革新，但其成員大多還處於發展的初期，他們的「承諾書」仍有待「兌現」。模仿者的存在，也使得真正獨立、原創的聲音更顯珍貴。語言的發展仍在進行，如何在豐富語言的同時避免過多外來詞的負擔，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儘管如此，我對愛沙尼亞詩歌的未來抱持著期許。愛沙尼亞擁有異常豐富的精神資源，這些資源應該在詩歌中得到藝術性的處理，並由此成為普世藝術財富中有機的一部分。我希望，未來的詩人能夠在繼承民族傳統的同時，勇敢地探索新的藝術疆域，將愛沙尼亞民族獨特的心靈體驗和對世界的感知，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詩篇。
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萌芽中的才華將會更加成熟，愛沙尼亞的文學也將會發展出更加獨特和深刻的面貌。儘管道路可能依然艱辛，但只要保持對藝術的真誠追求，並不斷地從民族的土壤和廣闊的世界文化中汲取養分，愛沙尼亞的歌謠，終將以更加響亮和優美的聲音，在世界的文學舞台上迴盪。
芯雨： Kallas 女士，您的見解深邃而真誠，讓我對愛沙尼亞詩歌，以及您為此所做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敬佩。您在這本書中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一部詩歌選集，更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和文化觀察。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思考。
（陽光漸漸西斜，拉長了書房裡的影子。海風從窗外吹來，帶來一陣陣濤聲。Aino Kallas 女士微笑着，眼神中充滿了對文字、對文化、對那個時代，以及對未來溫柔而堅定的光芒。）
光之對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