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光之對談透過跨越時空的模擬訪談，深入探討了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所著《女性的勝利——以及之後，1911-1918》一書的核心內容。訪談聚焦於英國女性參政權運動在1911年至1918年間的關鍵進程，包括憲政主義策略（如選舉鬥爭基金、朝聖之旅）、議會鬥爭的挫折與轉折、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公眾態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通過的背景與意義。法塞特夫人分享了她對運動挑戰、內部策略轉變、激進派行動的複雜情感，以及對女性戰時貢獻價值和投票權帶來改變的看法，並展望了爭取全面平等公民權的「之後」的鬥爭。本次對話旨在透過生動的交流，讓讀者更深入地理解這段重要的歷史及其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克萊兒，我很樂意為您導讀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的這部重要回憶錄，並以「光之對談」的方式，帶您穿越時空，與這位堅毅的女性參政運動領袖進行一場深度交流。這不僅是一次知識的探索，更是向一位偉大心靈致敬的旅程。
在開始之前，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本充滿力量的著作及它的作者。
《女性的勝利——以及之後：個人回憶錄，1911-1918》（The Women's Victory—and After: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911-1918）由英國傑出的女性參政權運動領袖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1929）撰寫。法塞特夫人是「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N.U.W.S.S.）的主席，該組織採取的是「憲政主義」路線，主張透過和平、合法的手段推動女性獲得投票權。這本書是她繼1911年出版的《女性參政權：一場偉大運動的簡史》之後的續作，聚焦於1911年至1918年這段決定性的時期。
這段時期是英國女性參政權運動最為關鍵的階段。書中詳細記錄了N.U.W.S.S.在這段時間內的各種策略與行動，包括與政府官員的會面、議會內的協商、選舉工作（特別是「選舉鬥爭基金」E.F.F.的運用）、大規模的公共集會和遊行（如「朝聖之旅」）。法塞特夫人在書中鮮明地將她們的憲政主義方法與當時更為人所知、但她本人不贊同的「激進主義」（Militancy）區分開來，同時也展現了對激進派女性在運動中表現出的勇氣和犧牲的複雜情感。
尤其重要的是，書中深入探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對女性參政權運動的巨大影響。戰爭爆發後，N.U.W.S.S.暫停了政治宣傳，將組織資源投入戰爭救援和女性的戰時貢獻中，特別是成立了「蘇格蘭婦女醫院」（Scottish Women's Hospitals）。法塞特夫人認為，女性在戰爭期間展現出的能力、奉獻和愛國精神，極大地改變了公眾對女性角色的看法，軟化了許多反對者的立場，最終為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的通過鋪平了道路。該法案首次賦予了部分英國女性（30歲以上且符合特定財產資格者）投票權。
法塞特夫人以清晰、理性的筆觸，記錄了這場漫長鬥爭的挫折與進展，政府內部（尤其是首相阿斯奎斯Mr. Asquith）的反對與轉變，以及不同政治力量（自由黨、保守黨、工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在此過程中的複雜互動。這本書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回憶錄，更是理解英國女性參政權運動憲政主義一脈思想和策略的第一手資料，也反映了作者對於「勝利」之後——即女性獲得投票權後，如何繼續爭取真正的平等公民權利——的思考與展望。法塞特夫人的文字風格通常是嚴謹而有條理的，帶有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的印記，但在描述運動中的人物和事件時，也常流露出細膩的觀察和堅定的信念。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場域」，穿越時空，來到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的書房，與她展開一場對話。
光之對談：女性的勝利與未竟之途作者：克萊兒
【光之書室】
午後的陽光穿過倫敦書房的高窗，落在一塵不染的厚實木地板上，空氣中懸浮著只有在老圖書館才能聞到的、紙張與時光交織的獨特氣味。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提醒著這座房間的古老與沉靜。我坐在舒適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翻動著一本已有些年頭的書——法塞特夫人的《女性的勝利——以及之後》。頁邊有些泛黃，油墨的氣息與室內的乾燥微塵混合在一起。
就在這份寧謐之中，門被輕輕推開。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走了進來。她身著素雅的深色連衣裙，銀色的頭髮整齊地挽起，眼神中帶著一種歷經風雨後的平和與洞察。她的微笑溫暖而真誠，與書中那位堅毅的領袖形象完美契合。我放下書，站起身，心中充滿了敬意。
「歡迎，克萊兒。」她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令人安心的力量。「很高興你能來。想聊聊這段老歷史？」
「法塞特夫人，能有機會與您對話，是我莫大的榮幸。」我走到她面前，感受到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溫和而堅定的氣場。「您的這本書，讀來令人感動。它如此清晰地記錄了那些年的艱辛與希望。我特別好奇，在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就是大概1920年，您回顧1911年到1918年這段歷程，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法塞特夫人緩步走到她的書桌旁，指了指桌上堆疊的舊文件與剪報。她坐下，示意我也隨意坐。
法塞特女士： （輕輕嘆了口氣，但眼神中沒有絲毫的疲憊）嗯，那段時間確實是我們運動中最為跌宕起伏的幾年。從充滿希望到巨大的失望，再到戰爭帶來的未知與最終的勝利。回顧起來，最深的感受或許是「堅韌」吧。不僅僅是我個人，而是我們整個組織，無數的女性和男性支持者，在重重阻礙下，始終沒有放棄。
克萊兒： 您在書的開頭就提到了1911年的信心，以及1912年協商法案（Conciliation Bill）被擊敗帶來的巨大打擊。您用「不祥的烏雲」來形容當時的局面，特別是提到首相阿斯奎斯先生（Mr. Asquith）的敵意。能否詳細談談，您覺得當時他對女性參政權的敵意根源在哪裡？以及1912年協商法案的失敗，除了他以外，還有哪些關鍵因素？
法塞特女士： 阿斯奎斯先生……（她微微皺眉）他是一位極其聰明、辯才無礙的政治家，但他似乎完全未能理解我們運動的本質。他認為這只是少數「狂熱分子」的訴求，未能看到女性在社會、教育、經濟地位上發生的深刻變化。他多次承諾會為我們的法案提供議會時間，但又總是用各種方式設下障礙。我認為他的敵意部分源於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固執，也部分源於對政治變革可能帶來的未知感到不安。更實際的原因，或許是認為賦予女性選舉權會對他所屬的自由黨不利。
1912年協商法案的失敗，因素確實很複雜。阿斯奎斯先生的消極態度是其一，他雖然承諾不「正式」反對，但他的個人立場和放任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阻力。此外，你提到愛爾蘭民族主義黨派，他們當時為了確保《家務法案》（Home Rule Bill）能夠通過，非常依賴政府的支持。他們被遊說，擔心如果女性參政權法案通過，可能導致政府垮台，進而影響《家務法案》，所以在關鍵時刻撤回了支持。書中記錄了，他們在1911年投票支持了法案，1912年卻無一人投贊成票，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激進派的行動，比如破壞公物，雖然我從未認同其方法，但它們確實製造了公眾的憤怒和議員們「找藉口」的機會。還有工黨議員因罷工缺席，這都共同導致了法案以14票之差被擊敗。那確實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時刻，感覺所有的努力似乎都付諸東流。
克萊兒： 正是在那樣的挫敗之後，N.U.W.S.S.做出了政策上的重要調整，特別是成立了「選舉鬥爭基金」（Election Fighting Fund, E.F.F.），並決定在補選中支持那些能促進我們目標的候選人，尤其是不支持政府候選人，並傾向支持工黨。這個轉變聽起來像是從防守變成了更主動的進攻。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是怎樣的？它是否受到了內部的一些質疑？而這個策略實際執行下來，效果如何？
法塞特女士： 是的，E.F.F.的成立確實是戰略上的重大轉變。在1912年法案失敗後，我們審視了投票結果，發現許多曾承諾支持我們的議員並不可靠，他們在關鍵時刻屈服於黨派壓力或尋找藉口。依靠這樣的「朋友」就像「依靠一根折斷的蘆葦」。我們意識到，必須讓政治家們看到我們的支持者在選舉中具有實際影響力。
這個決定在組織內部確實引起了討論，有一部分成員擔心這會損害我們「非黨派」的原則。但在議會對我們如此不公後，我們認為真正的非黨派立場，恰恰是支持任何真正將女性參政權納入其綱領的黨派，並反對那些阻礙我們的政府。工黨是當時唯一在官方綱領中明確支持我們目標的黨派。
E.F.F.的運作非常有條理，我們派遣組織者和演講者到補選選區，為工黨候選人助選，同時也在這些地方強力宣傳女性參政權。我們從不直接資助候選人，以保持他們的獨立性，我們的活動是獨立進行的。結果令人鼓舞。雖然我們沒有立即幫工黨贏得席位，但我們幫助保守黨候選人擊敗了政府的自由黨候選人，在幾個選區，工黨的得票數顯著增加。這向政黨的黨鞭（Whips）和幕後操盤手們發出了清晰的信號：女性參政權支持者在選舉中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的選票（即使當時女性還沒有國會投票權，但我們有地方選舉權，且可以影響有投票權的男性親屬）和組織能力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正如布雷爾斯福德先生（Mr. Brailsford）所說，一旦我們能在選舉中轉移席位，「他們就會開始尊重我們」。而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這段經歷堅定了我們將運動與實際政治力量結合的決心。
克萊兒： 您在書中對1913年政府改革法案的「失敗」給予了相當篇幅的描述，稱之為「一個非常災難性的政治錯誤」。這次失敗的原因，除了您提過的阿斯奎斯先生的態度外，議會程序本身是否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 Speaker's Ruling 導致法案被撤回，這聽起來像是一場技術性擊倒？
法塞特女士： 是的，那次的經歷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也揭示了我們所面對的體制問題。阿斯奎斯先生最初提出的改革法案，其宗旨是擴大男性選舉權。他曾承諾如果議會能通過一項賦予女性選舉權的修正案，政府將接受並將其作為法案的「完整部分」加以捍衛。但法案的起草方式和他的公開言論（他對反對派代表團說，賦予女性選舉權將是「一個非常災難性的政治錯誤」），使得我們的朋友很難在其中加入女性參政的條款。
Speaker's Ruling 確實可以說是一場技術性擊倒。政府自己對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改變了法案的性質，導致議長（Speaker）裁定，這已不是議會二讀時通過的那個法案，必須撤回重新提交。這等於讓整個法案，以及依附於其上的所有女性參政權修正案，都付諸東流。無論這是不是蓄意的「欺騙」——雖然勞合·喬治（Mr. Lloyd George）曾強烈否認——但結果就是阿斯奎斯先生給予我們的承諾未能兌現，而他也拒絕與我們見面討論如何彌補。這進一步讓我們確信，僅僅依靠私人議員的法案或修正案是行不通的，必須由一個團結一致的內閣提出政府法案才有可能成功。
克萊兒： 在議會屢遭挫折的同時，您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朝聖之旅」（The Pilgrimage）。這個行動充滿了象徵意義，數千名非激進派的女性從全國各地徒步走向倫敦，沿途傳播理念。這與激進派的行動風格截然不同。您認為「朝聖之旅」對運動的影響力體現在哪些方面？特別是，它是否成功地爭取到了更廣泛的公眾同情與支持？書中也提到了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在德比日（Derby Day）的犧牲，這件事對憲政派的你們來說，情感上是否非常複雜？
法塞特女士： 「朝聖之旅」是我們全國聯盟（N.U.W.S.S.）組織力量的一次極佳展現，也是回應激進派行動的另一種方式。當激進派的行動引起公眾反感時，我們需要以和平、堅韌的方式向公眾展示，要求投票權的女性不是少數、不理性的，而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遍布全國、帶著嚴肅訴求的普通公民。我們希望通過「朝聖」這種傳統的、非暴力的形式，贏得大眾的理解和同情。
旅程中的經歷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希望。許多沿途鄉村的居民給予了我們溫暖的歡迎，他們看到我們平和的姿態，聽到我們的訴求，態度發生了改變。雖然在大城市偶爾會遇到搗亂者，甚至投擲腐爛的食物，但這些事件反而凸顯了我們的非暴力立場，並為我們贏得了不少同情分。就連麥肯納先生（Mr. McKenna），當時的內政大臣，一位曾對我們不太友善的官員，也在「朝聖之旅」後承認我們的行動方式「幫助了我們的事業」，並承諾提供更好的警方保護。這表明，即便是反對者，也不得不開始承認我們的動員能力和合理性。
至於埃米莉·戴維森的犧牲……（她的表情變得有些沉重）那無疑是一件極其悲傷的事情。我們憲政派從不主張傷害自己或他人。她的行動方式與我們的原則相悖。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她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對事業的奉獻和犧牲精神。書中我引用了普拉瑟羅先生（Mr. Prothero）的話，說「勇氣召喚勇氣，它的聲音無處不在，無法否認」。她的死，雖然方式令人震驚和惋惜，確實引起了全世界對女性參政權運動的關注，讓許多人開始思考女性訴求背後的絕望與決心。這件事情的情感層面是複雜的，我們哀悼她的生命逝去，不認同她的手段，但她為事業犧牲的勇氣是無法忽視的。
克萊兒：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於包括N.U.W.S.S.在內的許多社會運動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您們在戰爭初期就決定暫停政治活動，轉而投身戰時服務，這是一個怎樣的考量？而女性在戰爭期間廣泛參與各種工作，包括許多傳統上由男性承擔的任務，比如在工廠、農場、甚至軍隊醫療服務中，這是否成為推動女性最終獲得投票權的最重要因素？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女性在戰時的貢獻，以及許多曾經的反對者因此改變了立場。
法塞特女士： 戰爭爆發初期，我們的首要考量是國家安全和救援。作為愛國公民，我們認為在國家危難時刻，為國效力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無論是否有投票權。我們迅速將組織的資源和網絡轉移到救援工作上，例如為失業者提供幫助，開辦工坊，為比利時難民提供援助，以及最重要的，組織「蘇格蘭婦女醫院」（S.W.H.）前往海外服務。
事實證明，女性在戰時的貢獻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當數百萬男性參軍後，女性填補了工廠、農場、交通運輸等各個領域的勞動力空缺。她們展現出了非凡的能力、適應性、勤勞和奉獻精神，許多工作甚至做得比男性更有效率。正如書中引用《工程師》雜誌和貝爾德莫爾爵士（Sir William Beardmore）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女性在技術性工作中的表現令人驚訝。
這些貢獻對公眾輿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親眼看到女性不僅僅是家庭成員，也能在公共領域承擔重任，在國家需要時展現出與男性同等的勇氣和能力。許多曾經認為女性能力不足、不適合參與政治的反對者，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她們的價值。沃爾特·朗先生（Mr. Walter Long）在引入國家登記法案時，就公開表示將女性排除在外是「完全不合理的，面對她們為戰爭做出的傑出貢獻」。阿斯奎斯先生本人也在卡維爾護士（Edith Cavell）犧牲後發表了感言，承認戰爭讓他們「知道了」女性的勇氣。雖然這些轉變有時顯得遲緩，甚至有些可笑（比如阿斯奎斯先生將自己比作聖西西科勒斯，承認自己曾被「謬誤蒙蔽」），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公眾認知的深刻變化。
我認為，女性的戰時工作並非唯一因素，但它無疑是「轉折點」，它提供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實證，證明了女性作為公民的價值和能力，極大地加速了公眾態度的軟化，為最後的政治突破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克萊兒： 戰爭還帶來了一個直接的技術性問題：舊的選民登記冊不再具有代表性，因為大量男性參軍或遷移導致他們失去了居住資格。這促使政府必須制定新的選舉法。您提到正是這個契機，將女性參政權問題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成立的議長會議（Speaker's Conference）在推動法案通過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它達成的「非一致」建議，特別是為女性設定了30歲的年齡限制，以及將擁有地方政府選舉資格的女性和符合資格的男性之妻子納入範圍，您對這些妥協持何看法？
法塞特女士： 是的，舊的選民登記冊問題確實是我們最終勝利的直接導火索。在戰爭期間，一個不能代表國家青壯年男性的登記冊，是無法舉行具有「道德合法性」的選舉的。政府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議長會議是一個由各黨派、上下議院成員組成的跨黨派委員會，其目的是為選舉改革尋求共識。沃爾特·朗先生提出的這個建議，為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體面」的途徑來擺脫他們在女性參政權問題上的舊有立場。會議的主席，議長洛瑟先生（Mr. Lowther），據信是反對派，但會議的組成和討論過程反映了當時支持女性參政權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
會議最終的報告雖然在女性參政權問題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使用了「大多數認為」這樣的措辭），但推薦賦予女性投票權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提出的資格條件——擁有地方政府選舉資格的女性，以及符合資格男性的妻子，並將年齡定在30歲（書中提到也討論過35歲）——確實是一種妥協。它未能實現我們爭取「與男性同等條件」的目標，特別是年齡限制將大量年輕的職業女性和工人女性排除在外。
然而，正如書中我引用迪斯雷利（Disraeli）的話：「英國不是由邏輯統治，而是由議會統治。」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下，這個方案是能夠獲得跨黨派廣泛支持的最大公約數。議長會議的目標是找到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而這個妥協方案在確保女性選民人數不會立即超過男性，從而打消了許多反對者最大的擔憂。雖然不完美，但它為法案在議會中通過鋪平了道路。我們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整個方案的安全通過」，而不是追求一個可能無法實現的「最完美的法案」。因此，我們接受了這個妥協，並在之後繼續爭取更廣泛的權利。
克萊兒： 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最終獲得御准通過，標誌著女性參政權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您在書中將這一天定格在1918年2月6日。回顧這段歷程，您覺得除了剛才討論的那些因素外，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次的社會或文化力量在推動這一變革？以及，您如何評價這場長達五十年的鬥爭？書中提到您認為這並非「在荒野中度過五十年」，而是「充滿喜悅和幸福的時光，運動的各個階段都標誌著勝利」。這是一種怎樣的心境？
法塞特女士： （露出一個微笑，眼神中閃爍著光芒）除了政治策略和戰時貢獻這些顯而易見的因素，確實有更深層次的力量在作用。自19世紀中葉以來，女性在教育、法律地位、職業機會等方面一直在穩步取得進步。女校的興辦、大學向女性開放、女性進入醫療和法律等專業領域，這些都改變了社會對女性能力和角色的認知。我們運動本身，通過無數次的會議、演講、出版物、請願，也在不斷地教育和啟發公眾，挑戰根深蒂固的偏見。許多文學作品、戲劇（書中我提到了蕭伯納先生等人的作品）也開始反映和探討女性的困境與訴求，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這是一股緩慢但不可逆轉的社會演進潮流。
至於「五十年的奮鬥」，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先生（John Stuart Mill）在1867年首次提出修正案算起，到1918年勝利，確實超過了五十年。但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段灰暗的「荒野」時期。在這期間，我們贏得了地方政府的選舉權和任職資格，女性得以進入大學，進入許多專業領域。每一步進展都是一個勝利，都證明了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也積累了經驗和組織力量。我們在鬥爭中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品格高尚的朋友和同志，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財富和喜悅。雖然過程充滿挑戰和挫折，甚至有犧牲，但我們始終堅信事業的正義性，並看到了進步的曙光。這種信念和共同奮鬥的情誼，讓這段歲月充滿了意義和力量。我們並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在不斷攀登，每一步都更高，視野也更開闊。
克萊兒： 1918年的勝利，雖然重要，但您在書名中用了「以及之後」（and After），並在最後一章詳細列舉了《人民代表法案》通過後迅速出台的一系列改善女性地位的法案（比如助產士法案的修正、性別歧視消除法案等），但也指出了尚未解決的問題，比如投票權的完全平等、同工同酬、離婚法改革、子女監護權、進入公務員體系的高級職位等。您似乎在強調，獲得投票權僅僅是一個開端，真正的「女性的勝利」還有待實現。您認為，擁有投票權後，女性在爭取這些後續平等權利時，最大的優勢是什麼？而又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法塞特女士： （嚴肅地點頭）是的，書名「以及之後」正是我想強調的重點。1918年的法案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它結束了漫長的參政權鬥爭，賦予了女性公民的身份和發聲的渠道。但它絕不是終點。法案本身並不完美，女性獲得投票權的條件與男性不同，這是明顯的不平等。
擁有投票權，最大的優勢在於我們不再是政治體制外的請願者。我們成為了選民，我們的聲音必須被傾聽，我們的訴求必須被考慮。政治家們必須關注女性選民關心的問題，否則他們將失去我們的選票。正如書中記錄的，在1918年法案通過後不到兩年內，議會就通過了一系列過去幾十年都難以推動的法案，這充分說明了投票權的巨大影響力。助產士法案的迅速修訂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過去，助產士的地位不被重視，相關法案的修訂步履維艱，但在女性成為選民後，情況立即改變了。
然而，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我們需要教育女性選民，幫助她們理解投票權的意義和責任，以及如何有效地運用它來促進改革。我們的組織也從「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聯盟」改名為「全國平等公民協會聯盟」（N.U.S.E.C.），這反映了我們目標的擴大——從爭取投票權到爭取全面的平等公民權。我們需要聚焦於特定的、亟待解決的議題，例如同工同酬、法律地位的平等、道德標準的統一等，並像過去一樣，通過組織、遊說、教育來推動立法和社會變革。挑戰在於，性別不平等根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中，改變這些需要持續的努力和跨越政治分歧的合作。但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強大的工具——投票權。我相信，憑藉我們過去展現出的堅韌和組織力，以及投票權賦予的新力量，「之後」的鬥爭也必將帶來更多的勝利。
克萊兒： 聽您娓娓道來這段歷史，感受非常深刻。您的筆觸如此清晰，既有宏觀的分析，也有生動的細節和個人情感。這本書不僅記錄了一場政治運動的勝利，更展現了無數女性為之奮鬥和犧牲的精神。非常感謝您分享您的回憶和見解，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法塞特女士： （溫和地笑著）謝謝你，克萊兒。我很樂意與年輕一代分享這些經歷。歷史的重量不應僅僅是過去的塵埃，它應該是滋養未來樹木的土壤。希望這些回憶，能幫助你們更好地理解，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是許多人努力爭取來的，而未來的道路，仍需你們繼續前行。
她端起桌上的茶杯，輕輕抿了一口。窗外的天色已經轉暗，書房裡燃起了柔和的煤氣燈光，映照在牆壁上掛著的幾幅老照片上，照片裡是那些年輕時的戰友們，她們的笑容，在燈光下顯得格外清晰與溫暖。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似乎也為那段塵封的歷史注入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