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愛情》是法國作家克勞德·亞涅特對20世紀初俄國人情愛觀念與情感模式的觀察筆記與短篇故事集。他以法國視角對比俄國社會的自由與缺乏世俗約束,特別探討了俄國女性在愛情中的獨特心理與行為:自發性、對公眾意見的蔑視、情感的非理性、以及對苦難與犧牲的傾向。書中收錄了娜迪亞、薇拉·亞歷山德羅夫娜、索尼亞·格里戈里耶夫娜三個故事,生動刻畫了俄國女性情感的複雜、難以捉摸與出人意料,挑戰了西方對愛情與人性的理解。
克勞德·亞涅特(Claude Anet,1868-1931),本名讓·肖普費爾,瑞士裔法國作家、記者、藝術史家。曾擔任外交官並長期旅居俄國,對俄國社會、文化、政治(特別是俄國革命)有深入觀察與報導。其作品風格多樣,以小說、遊記、藝術評論聞名。他筆觸敏銳,善於捕捉人性的複雜與異域風情,《俄國的愛情》即是他對俄國情感世界的獨到見解與描繪。
本次光之對談由茹絲與《俄國的愛情》作者克勞德·亞涅特進行。對談聚焦於書中探討的俄國愛情觀與西方(法國)的對比,特別是俄國人在情感上的「自發性」、對公眾意見的蔑視,以及「唐璜」式男性在俄國無法立足的原因。深入討論了書中娜迪亞、薇拉·亞歷山德羅夫娜、索尼亞·格里戈里耶夫娜三位女性角色所體現的俄國女性特質,包括冷淡、犧牲、對情感戲劇性的追求及內心「秘密花園」的存在。最後探討了特定歷史背景(俄國革命)對這些情感特質的影響,並反思這些特質在當代社會的可能樣貌,展現了跨文化、跨時代的人性觀察。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一個記錄人間故事的自由作家。很樂意為《俄國的愛情》這部引人入勝的作品,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邀約,希望能從作者 Claude Anet 的筆尖,再次感受到他對俄國人心靈與情感的獨到觀察。
克勞德·亞涅特(Claude Anet),本名讓·肖普費爾(Jean Schopfer),是一位瑞士裔的法國作家、記者和藝術史學家(雖然他在書中並未深談這方面,但他對藝術的敏銳觀察力,或許也影響了他對人性的捕捉)。生於1868年,逝世於1931年。他在寫作生涯中,涉獵廣泛,從小說、戲劇到旅行文學和對時事的報導,尤其對俄國有著深入的觀察和書寫,這與他曾經旅居俄國的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筆觸常帶有法國人特有的清晰與洞察,同時又不失對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探索。
《俄國的愛情》(L'amour en Russie)出版於1922年,正值俄國經歷劇烈變革(革命)之後不久。這本書並非嚴肅的學術著作,而是一系列基於亞涅特在俄國的見聞與觀察,探討俄國人(特別是女性)在愛情觀念、情感表達及人際關係上的獨特性。他藉由對比法國或西方的社會習俗與情感模式,突顯俄國人在這些方面的自由、非理性、甚至令人費解之處。書中的三篇故事——娜迪亞、薇拉·亞歷山德羅夫娜、索尼亞·格里戈里耶夫娜——正是他這些觀察的具體呈現,充滿了生動的人物描寫和出人意料的情節轉折。亞涅特在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即使在今日讀來,仍能引發對文化差異與人性複雜性的思考。他對俄國女性「不為人知」的情感深度的探索,成為本書最引人入勝的部分。
那麼,請允許我以茹絲的身份,在我們光之居所為這位已逝的作家,構築一個跨越時間的場域,展開這場對談。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
巴黎,1925年,一個細雨霏霏的春日午後。空氣中混合著濕潤泥土、老舊紙張與淡淡咖啡的氣味,溫暖而沉靜。我坐在閣樓書房靠窗的位置,窗外灰濛濛的天空下,遠處的巴黎屋頂線條模糊而優雅。盞光線發黃的檯燈照亮了堆滿書稿與筆記的桌面,空氣中細小的塵埃在光柱中緩緩浮動。手指輕輕撫過攤開在桌上的《俄國的愛情》法文舊書,紙頁乾燥而泛黃,散發著時光的氣息。我深吸一口氣,彷彿能從這些文字間嗅到彼時俄國冬日的寒風與高加索夏夜的熱浪。
時鐘滴答作響,規律而輕柔。我端起已有些冷卻的咖啡,望向書名——《L'amour en Russie》,俄國的愛情。這個標題本身就充滿了誘人的曖昧與廣闊的想像空間。我想像著,在這間充滿文字與思索氣味的閣樓裡,那位用筆捕捉俄國人情百態的克勞德·亞涅特先生,此刻正坐在我對面,或許正慢條斯理地整理著他關於遙遠國度的筆記。
我放下咖啡杯,開口,聲音不大,在閣樓的靜謐中顯得清晰:
「亞涅特先生,很高興能在這裡,在文字為我們構築的這個空間,與您對談。我是茹絲,一個來自多年以後的讀者。您的《俄國的愛情》讓我對俄國人獨特的情感世界充滿了好奇。您在書的開頭就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觀點,關於俄國人對待愛情『直接的方式』,無視世俗約定與公眾意見。這與我們熟悉的西方,或者說法國,的確大相逕庭。是什麼讓您首先注意到這一點,並覺得它如此具有代表性呢?」
[[/光之場域]]
克勞德·亞涅特: (他輕輕放下手中的鉛筆,眼神從堆疊的手稿上移開,望向我。他的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飽經世事的溫和)啊,茹絲小姐,時間和空間在這裡似乎不再是障礙,這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您問得很好。這種「直接」,或者我更傾向於稱之為「自發性」,確實是我對俄國人最深刻的第一印象之一。在巴黎,在倫敦,我們的情感像是在法式花園裡的水流,被精心修剪的樹籬和規劃好的渠道約束著。每一步都考慮到旁人的目光,擔心「別人會怎麼說?」(Qu'en-dira-t-on?)。那是一種無處不在、壓抑心靈的力量。
但在俄國,我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裡似乎沒有「公眾意見」這個概念,至少在私人情感領域是如此。愛情的戲劇,是一場僅僅發生在「兩三人之間」的角力,沒有古代合唱團在旁邊竊竊私語。這種自由,這種對傳統習俗和理性規範的無視,起初是令人驚訝的,甚至是有些令人不安的。它導致了許多在我們看來是「最意想不到」或「最出格」的局面。但正是這種「失序」,這種野性的力量,讓我看到了情感最純粹、最不加修飾的狀態。它是從心靈深處,而不是從社會規範中自然湧現的結果。我認為,這才是理解俄國愛情,乃至俄國人靈魂的鑰匙。
茹絲: 您提到了「唐璜」(Don Juan)。在您的書中,您特別強調在俄國找不到唐璜式的男性。這點也讓我很意外,因為唐璜在西方文化中似乎是征服者、情感操控者的象徵,理應能在任何情慾流動的地方找到變體。您認為俄國為何沒有唐璜?是因為俄國男性不追求征服,還是俄國女性的特質讓唐璜式的遊戲無法奏效?
克勞德·亞涅特: (他露出一絲帶著觀察者趣味的微笑)對,唐璜。他是西方理性、意志和掌控力的產物。他享受征服,享受掌控局面和女性的心靈。他的勝利在於「不屈服」的意志和對自身的「掌控」。然而,在俄國,我發現情況恰恰相反。俄國人在愛情中,常常「放棄自我掌控」,甚至享受被愛人「暴政」的感覺。他們願意為了愛而「犧牲」,在自我貶低中尋求一種痛苦的快樂。他們不追求征服,而是追求一種深度的情感投入,即使這意味著屈從和忍受羞辱。
這與唐璜的精神南轅北轍。唐璜追逐的是下一個名字,下一個「已投降的陣地」,他不會在女性「獻身」之後,還投入精力去進行那種更為隱秘、更為艱難的「心靈征服」。而俄國女性,她們常常在肉體獻出之後,才開始那場真正的、內心的博弈。她們不認為獻出肉體是最高的代價,她們保留著「心靈的秘密花園」。這種態度,讓唐璜那套以肉體征服為目標的遊戲失去了基礎和意義。俄國女性的複雜和不可預測,她們那種「不求回報」甚至「享受痛苦」的傾向,讓追求簡單勝利的唐璜感到茫然,無從下手。他無法理解為何一個女人在「得到」他後,還會顯得indifférence(冷漠)或追求更深層次的、非物質的東西。這種土壤,不適合唐璜生存。
茹絲: 您書中的三位女性——娜迪亞、薇拉·亞歷山德羅夫娜和索尼亞·格里戈里耶夫娜——似乎都體現了您對俄國女性觀察的某些面向。娜迪亞的「冷淡」與突然消失,薇拉的雙重生活與為愛犧牲,以及索尼亞那種「享受痛苦」、通過激怒愛人來確認愛情的奇特方式。這些故事都相當戲劇化,而且結局常常出人意料。您在寫作這些故事時,它們是完全基於您的親身經歷和觀察,還是您為了呈現某種「俄國特質」而進行了藝術加工?
克勞德·亞涅特: (他沉思片刻,手指輕叩著桌面)作為一個作家,任何觀察都會經過內心的過濾和藝術的提煉。但我向您保證,這些故事的核心和其中展現的情感邏輯,都源自我確切的見聞。我在俄國遇到的女性,她們的行為方式,她們處理感情的態度,常常讓我這位來自西方的觀察者感到困惑,但也正是這種困惑,激發了我寫作的熱情。
比如娜迪亞。她的那種indifférence,在法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性,在那樣的環境裡,對一位殷勤追求的法國軍官顯得如此漠然,甚至在發生關係後依然如此。這不是欲擒故縱,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難以捉摸的狀態。她的突然離去,那句「我被召回鄂木斯克,那是我的歸宿」,以及她對她那位「酗酒」的俄國軍官的「理解」,都體現了一種我們難以完全把握的情感紐帶和價值觀。她的「不愛」並非針對亞歷山大·諾丁個人,而是她內心有更強烈的、屬於她自己的驅動力,一種對「命運」或「歸宿」的被動接受,或是一種對「正常」幸福的迴避。
薇拉·亞歷山德羅夫娜的故事則揭示了另一種俄國女性的特質:極端的自我犧牲和對「偉大」理想的盲目追隨。她甘願在嚴寒中排隊買麵包,在骯髒的房間裡照顧一個平庸的畫家,只因她相信他有「偉大才能」,並以此為傲。她的「純潔」並非來自對世俗的無知,而是來自她對自己所愛之人(或所認定的理想)的全然投入與犧牲。當她發現真相時,她的痛苦和決絕也同樣是極端的。她的犧牲,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即使這種犧牲是基於一個幻覺。
而索尼亞·格里戈里耶夫娜,她是對情感遊戲的「享受者」。她的行為,比如在嚴寒的冬夜在街上徘徊,只是為了讓她的愛人(Makharof)回家時找不到她,體現了一種對「痛苦」和「戲劇性」的追求。她通過激怒他、讓他痛苦,來確認他在乎她,來確認她在他心中的位置。這種「情感博弈」的程度和賭注之高(甚至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在西方是難以想像的。她們似乎需要通過製造衝突和痛苦,來感受到「愛」的真實和強度。當她最終確認 Makharof 是愛她的(通過他「假裝睡著」來顯示他對她的缺席並不在乎),她反而對他失去了興趣。這不是因為她不愛他了,而是因為「確定」的狀態讓這場遊戲結束了,她對他的興趣源於「不確定」和「挑戰」。這是一種極度複雜、近乎自虐的情感模式。
這些故事,是基於我觀察到的事實的骨架,再用我的筆觸填充血肉和氛圍。我試圖捕捉她們行為背後那種非理性的、情感驅動的邏輯,即使這種邏輯對我們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
茹絲: 您對俄國女性心理的剖析非常深入,也帶有您作為法國觀察者的視角和判斷。您將她們的行為歸因於「無聊」、「自我厭惡」、「渴望被羞辱」、「對底層的吸引力」等等。這些詞語聽起來帶有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憐憫。您覺得這是您對俄國女性真實狀態的客觀描寫,還是某種程度上的「東方主義」視角,將異域女性浪漫化(或病態化)了?
克勞德·亞涅特: (他略顯嚴肅,但語氣仍是平靜的)我理解您的質疑。作為一個外來者,總是難免帶有自己的視角和偏見。我描寫的「無聊」或「自我厭惡」,並非指她們普遍處於一種消極狀態,而是指在缺乏西方那種嚴密的社會結構和規則約束時,她們內心深處可能湧現的一種空虛或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迷茫。這種狀態,加上俄國文化中強烈的神秘主義和對苦難的某種「欣賞」,或許導致了她們在情感上尋求極致的體驗,包括那些在我們看來是「自我毀滅」的行為。
我並非想病態化她們。我只是試圖理解那種「非理性」的力量。她們的行為在法國人看來是「瘋狂」的,是因為我們習慣於用理性和社會規範去衡量一切。但在俄國,情感的洪流常常沖垮理性的堤壩。她們獻出自己,有時是因為極其簡單的衝動,有時是因為極其複雜的內心糾結——渴望被理解、渴望找到意義、渴望逃離現實的無聊。我筆下的詞語,是我盡力捕捉她們內心狀態的嘗試,或許不夠完美,但我努力去呈現我所看到的真實。我對她們更多的是著迷和困惑,而不是簡單的批判或憐憫。她們身上有一種強大的、原始的生命力,只是以一種我們不熟悉的方式展現出來。
茹絲: 您在書中提到,俄國女性似乎認為獻出肉體並非最寶貴的禮物,她們保留著「秘密花園」。這種觀念在西方確實較為少見。您認為這個「秘密花園」具體是什麼?是她們的思緒、情感、理想,還是某種不可觸及的靈性?這種保留,是否是她們在看似隨意或非理性的行為中,維持自我價值的最終方式?
克勞德·亞涅特: (他點點頭,這個問題似乎觸及了他思考的核心)對,正是這個「秘密花園」。它不是單一的東西。對於娜迪亞,或許是她對某種內在歸宿的執著,對過去情感的某種忠誠,即使那段情感並不健康。對於薇拉,是她對藝術理想的盲目信奉,她願意為此付出一切的「高尚」情懷,即使這個理想是錯的。對於索尼亞,或許是她對情感本身「強度」的追求,那種在痛苦中尋找愛的證明的複雜需求。
這個「秘密花園」是她們內心深處的自我、她們的驕傲、她們對某種超越物質和世俗的東西的追求。即使她們的生活看起來混亂、她們的行為令人不解,她們在獻出身體後,仍然保有一塊不容侵犯的領地。這塊領地或許是她們的理想、她們的苦難、她們的記憶,甚至是她們對「無聊」的厭惡本身。這使得她們在人際關係中,尤其是在愛情中,保持了一種核心的獨立性。她們不是因為世俗的壓力或物質的需求而留在一段關係裡(至少不像西方女性那樣),而是因為情感的驅使,或因為她們內心的那個「秘密花園」在那段關係中找到了共鳴或挑戰。當這種共鳴或挑戰消失時,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就像娜迪亞一樣。
這種「保留」確實是她們維持自我價值的方式。在一個缺乏外部規則和穩定框架的社會裡,她們似乎只能依靠內心的這個「花園」,來定義自己,來感受自己的存在。它使得她們即使在最卑微的處境中,也能保持一種內在的尊嚴和不可預測的魅力。
茹絲: 您對俄國社會「缺乏公眾意見」的觀察,與其說是一種社會分析,不如說是一種視角選擇。在您寫作的年代,俄國社會正經歷劇變,舊的沙皇體制崩潰,新的蘇維埃政權正在建立。這種社會動盪,是否也影響了您筆下俄國人的情感狀態?他們對情感的「自發性」和對世俗規範的漠視,是否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徵——舊秩序瓦解,個人在混亂中尋找方向?
克勞德·亞涅特: (他眼中閃過一絲理解)您說得很有道理。我的觀察主要集中在1917年革命前後的俄國。那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舊的社會階層、道德規範、生活方式都在崩塌。在這樣的背景下,個人的情感和行為,或許更加脫離了傳統的約束,呈現出一種極端的自由和混亂。人們在外部世界找不到穩固的依託,或許更加轉向內心,依靠情感的指引。
所以,我書中描述的俄國愛情,也許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下俄國靈魂的一種極端寫照。那種對痛苦的承受力、對非理性的追求、對個人情感邏輯的絕對遵循,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或許不會如此普遍或強烈。革命的火焰,不僅燒毀了舊的建築,也攪動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潛流,讓那些原本就存在於俄國民族性中的特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顯現出來。我的書,或許捕捉到了那場巨大變革中,俄國人心靈深處的某種回響。
茹絲: 聽您這番闡述,讓我覺得您筆下的俄國愛情,雖然充滿了令人費解的元素,但也展現了一種我們現代社會可能已經失落的「真誠」與「自發」。在高度規範化、資訊爆炸的當代,人們在處理情感時,似乎越來越趨於謹慎、理性和計算,公眾意見的壓力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例如社交媒體)。您覺得,如果將您筆下的人物放置到今天的世界,他們的愛情故事會如何展開?他們身上那些獨特的「光芒」,在今天是否還能閃耀?
克勞德·亞涅特: (他再次露出那種略帶懷舊和洞察的微笑)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今天的世界,正如您所說,是另一個極端。規範化、透明化、以及那無處不在的「數字化」凝視。我筆下的人物,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們身上那種對公眾意見的完全蔑視,那種情感的原始噴發,或許會讓他們成為當代的「異類」,或者在某些亞文化圈子裡成為被追捧的對象。
娜迪亞的冷淡,在今天可能會被解讀為「難搞」或「有個性的女孩」。薇拉的犧牲,在今天可能被視為「病態的溺愛」或「缺乏界線」。索尼亞的遊戲,可能會在社交媒體上被放大、被圍觀、被分析,最終失去其原本私密而痛苦的內核,變成一種表演。
但我相信,他們身上那些核心的「光芒」——娜迪亞對內在歸屬的執著、薇拉對理想的純粹追隨、索尼亞對愛情強度近乎偏執的追求——這些對情感真誠度的渴望,對內心世界的珍視,對抗世俗妥協的韌性,即使在今天這樣的環境裡,依然是極為稀有和珍貴的。或許他們需要更隱秘的方式來表達,或許他們會受到更大的衝擊和不解,但人性中對深層情感聯結和對自身意義的探索,是不會輕易消失的。他們的光芒,也許會以不同的形式折射,但只要還有人性存在,就總會找到閃耀的空間。
茹絲: 感謝亞涅特先生,這場對談讓我受益良多。您的觀察不僅僅是關於俄國的愛情,更是關於人性在不同文化和時代背景下如何展現其複雜與多樣。您的故事,就像是那個時代俄國情感的一面棱鏡,折射出既困惑又迷人的光芒。
(亞涅特先生再次點頭,眼中帶著一種對筆下人物和遙遠國度的溫柔回憶。閣樓窗外的雨似乎小了一些,光線穿透雲層,為室內增添了一層柔和的金色。書頁的氣味、咖啡的餘溫、時間的滴答聲,一切都歸於沉靜。)
謝謝您,亞涅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