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h Paris! Roman》光之對談

《人間觀察手記》：戰火中的靈魂深淵
作者：茹絲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今晚，微風輕拂過窗櫺，帶來夏日傍晚的餘溫，而我的思緒卻被一本沉重卻又令人無法自拔的書頁所佔據。這本書，路易·迪穆爾（Louis Dumur）的《納克巴黎！羅曼》（Nach Paris! Roman），如同它的書名一樣，直指人心深處的慾望與毀滅。作為一名自由作家，我茹絲，總是被人類在極端情境下的情感流動與心靈掙扎所吸引，而迪穆爾的這部作品，無疑是這方面最為赤裸、也最為令人不安的描繪。

迪穆爾，這位1860年出生於瑞士的作家，以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刻觀察和批判聞名。他並非前線士兵，卻透過一位德國軍官的視角，細緻入微地剖析了戰爭如何扭曲人性，如何將文明與道德的偽裝一層層剝去，最終暴露出深埋於潛意識中的獸性與破壞欲。這本書發表於1919年，正值戰後，那時的社會對戰爭的殘酷仍記憶猶新，卻又急於掩蓋某些令人難堪的真相。迪穆爾的筆觸是無情的，他忠實地記錄了那段歷史中，被「前進巴黎！」口號所驅動的德國軍隊，在比利時與法國土地上所施行的暴行：從無差別的掠奪、焚燒，到對平民的屠殺，甚至是令人髮指的性暴力。他不僅僅講述了事件，更試圖觸及這些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以及個人在集體狂熱中如何被同化、被洗腦。

書中的主角威爾弗里德（Wilfrid Hering）是一位來自哈雷大學的年輕學生，他驕傲於臉上的決鬥疤痕，沉浸在對德國學術與文化的自豪中，對未來的軍旅生涯充滿浪漫幻想。然而，隨著戰爭的深入，他所見所聞的殘酷現實，一點點侵蝕著他的道德底線。迪穆爾以日記式的筆法，記錄了威爾弗里德從一個天真自大的青年，到冷漠甚至參與暴行的轉變。書中還有幾位關鍵人物：冷靜但最終崩潰的理想主義者科尼希（Kœnig），代表了殘存的良知；實用主義且陰險的希梅爾（Schimmel），徹底的機會主義者；以及野蠻粗俗的瓦赫特-阿姆-萊茵（Wacht-am-Rhein），他幾乎是獸性的化身。這些人物的互動與轉變，共同編織出一幅戰爭如何吞噬靈魂的悲慘畫卷。

這部作品之所以在當時引發巨大爭議，不僅在於其對德國軍隊暴行的直白揭露，更在於其包含的，尤其是對性暴力場景的描寫。迪穆爾在書後的附錄中明確表示，他之所以寫這些，是因為他親眼所見難民的慘狀，並且相信這些「令人不願提及」的真相，正是戰爭最黑暗的角落，是為了不讓世人遺忘而必須被揭露的。他批評那些試圖掩蓋或淡化這些暴行的人，認為「遺忘就是共謀」。作為一名心理學愛好者，我深知，人類有時為了自我保護，會選擇性地遺忘那些過於痛苦的記憶，但真正的療癒，往往始於直面真相。這部作品，無疑是對人類靈魂深處，最為殘酷但也最為真實的探討。

此刻，我坐在巴黎市郊一間古老的咖啡館裡，靠窗的位置，柔和的鵝黃色燈光灑在泛黃的木桌上。外面是2025年6月5日初夏的夜晚，蟲鳴聲與遠處的街市喧囂交織，與書中那些槍砲轟鳴的畫面形成強烈反差。我手中輕輕摩挲著這本書的封面，封面上那模糊的戰場輪廓，彷彿與今晚空氣中彌漫的咖啡香氣與淡淡的花草芬芳格格不入。然而，這正是《納克巴黎！羅曼》所要表達的：戰爭的恐怖，並非遙遠的歷史塵埃，它滲透在每一個角落，以無形的方式影響著我們對人性、道德與文明的理解。我邀請路易·迪穆爾先生，來到這個寧靜的場域，與我一同審視他筆下的那個動盪世界，以及那些被他細膩捕捉的、令人心悸的靈魂深淵。

我輕輕放下書，抬頭看向對面的空位，彷彿那裡真的坐著迪穆爾先生，他的眼神深邃而嚴肅，帶著經歷過時代風暴的滄桑。

茹絲： 迪穆爾先生，歡迎您來到這裡。我知道，《納克巴黎！羅曼》這本書在當時曾引起巨大的反響，尤其是在您坦率揭露了德國軍隊的種種暴行之後，甚至包括那些最令人不安的性暴力場景。在您書後的附錄中，您也為此作了強有力的辯護，強調其寫作的必要性。作為一名自由作家，我很想知道，是什麼驅使您，冒著可能被指責為「色情作家」或「誇大其詞」的風險，也要將這些「連受害者也羞於啟齒」的真相公諸於世？

路易·迪穆爾： 茹絲小姐，感謝您的邀請。坐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夜晚，回顧百年前那段瘋狂的歲月，確實別有一番滋味。您問我為何要寫這些？因為那是真實。我不是一個喜歡粉飾太平的人，尤其當涉及人類極端的罪惡時。我透過瑞士見證了那些受害者，他們所承受的，遠比我筆下所寫的更加殘酷。那種被侮辱、被摧殘的記憶，甚至讓受害者羞愧到無法開口。然而，如果我們選擇沉默，選擇遺忘，那便是對罪行的共謀，是對那些被剝奪尊嚴甚至生命的人的第二次謀殺。

戰爭本身就是人類集體理性的崩潰，它會釋放人性中最原始、最黑暗的慾望。當法律與道德的約束被戰場的混亂所取代，當宣傳機器將敵人徹底非人化，將殺戮美化為榮耀，那些曾經被壓抑的獸性便會如潮水般湧出。性暴力，恰恰是這種非人化、剝奪與佔有慾的極致體現。它不僅僅是肉體的傷害，更是對靈魂的徹底凌辱與摧毀。如果我只寫那些宏大的戰役和英雄的犧牲，卻迴避這些令人作嘔的細節，那我的作品就不是在揭示戰爭的本質，而是在為其披上虛偽的戰袍。

茹絲： 您說得是。書中，威爾弗里德的轉變令人印象深刻。他從一個意氣風發、對戰爭充滿浪漫想像的學生，一步步走向了麻木甚至參與暴行的深淵。尤其是在第9章，您描寫了威爾弗里德在酩酊大醉和集體狂熱下，參與了對一位法國貴族小姐的性侵害，甚至對她無生命的身體進行了侵犯。這一段，無論是心理描寫還是場景呈現，都極具衝擊力。是什麼樣的心理機制，讓一個有教養的年輕人，會做出如此駭人聽聞的行為？您認為這僅僅是酒精與群體效應的結果，還是人性深處潛藏的某種惡被戰爭所喚醒？

路易·迪穆爾： （他緩緩地搖了搖頭，目光變得有些渙散，似乎穿透了咖啡館的牆壁，回到了那片染血的土地上。）那是一個複雜的漩渦，茹絲小姐，而非單一的因素。威爾弗里德的轉變，是戰爭對個體腐蝕的縮影。您看，他從小受的教育，是建立在德意志文化優越論上的，他驕傲於自己的身份，認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大學時期的決鬥，只是將這種「征服」的浪漫化延續到肉體上，它提供了一種虛假的榮耀感。當他第一次在戰場上看到被焚燒的村莊、被槍殺的平民時，他內心的良知還在掙扎，科尼希的出現正是這種良知與人性的體現。

然而，軍隊的系統性洗腦與去人性化教育，才是更深層的推手。從將敵人稱為「豬玀」、「畜生」，到軍官們公然鼓吹「力量即權利」、「戰爭無限制」，這些思想無孔不入地侵蝕著每一個士兵的心靈。凱澤科普夫（Kaiserkopf）這樣的軍官，他們將暴行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以此為樂，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端的享樂主義與權力濫用。當性慾與暴力被權力所賦予，當法律與道德的界線被徹底抹去，人便會回歸到野蠻的本能。

酒精，只是催化劑，它鬆弛了威爾弗里德殘存的道德防線。而群體，則提供了「責任分散」與「匿名性」的保護傘。當所有人都像豺狼般撲向獵物，個體的罪惡感便會被稀釋，被集體行為的合理性所掩蓋。威爾弗里德在寫給未婚妻多蘿西婭的信中，卻將這些描繪成「光榮的勝利」，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欺騙與合理化。他將從死屍上拔下的珠寶，視為「戰利品」獻給多蘿西婭，這恰恰說明他已將殘酷的現實內化為常態，甚至是驕傲的資本。那對「耳環」的意象，從歌德《浮士德》中瑪格麗特的純真渴望，變成了戰爭暴行下的血腥饋贈，這之間的反差，正是我想揭露的。

而在對聖埃爾姆小姐的暴行中，威爾弗里德的參與，是他靈魂徹底沉淪的標誌。他內心對朵蘿西婭的「純潔渴望」與對聖埃爾姆小姐的「野蠻侵犯」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對比，正是人性在戰爭中被撕裂的寫照。他內心渴望的「白色肉體」，被戰場的狂暴慾望所扭曲，最終演變成一種病態的、伴隨著毀滅的快感。那句「我多麼想溫柔地、輕輕地強姦她啊！」（"Je l'aurais si volontiers violée... oh! doucement, tendrement!..."）更是將這種扭曲的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不是單純的生理衝動，而是權力、破壞與佔有慾的惡性結合。

茹絲： 聽到您這番剖析，我內心也感到一陣顫慄。威爾弗里德的那句「我多麼想溫柔地、輕輕地強姦她啊！」，確實是令人不寒而慄的矛盾，它揭示了暴力與性慾被扭曲結合後的畸形心理。在戰爭中，這種對純粹美的破壞，是否也是一種勝利的象徵？就像書中提到的，瓦赫特-阿姆-萊茵在看到那三個被吊死的比利時人時，那種近乎狂熱的「愛國熱情」和「興奮」？

路易·迪穆爾： （他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有些疲憊，但眼中依然閃爍著銳利的光芒。）您說得非常精準，茹絲小姐。在那些狂熱的士兵眼中，特別是像瓦赫特-阿姆-萊茵和凱澤科普夫這種，破壞、佔有、甚至性暴力，都被視為戰場上的一種「榮耀」和「證明」。這是一種極其病態的邏輯。

這種邏輯源自於軍國主義宣傳的深層灌輸：將敵國非人化，將其國民視為可以任意宰割的「獵物」。當一個民族被教導自己是「文明的承載者」，而敵人是「野蠻人」，那麼對「野蠻人」施加任何暴行，都可以在心理上被合理化為「懲罰」或「淨化」。書中，瓦赫特-阿姆-萊茵在維澤（Visé）看到被燒毀的村莊和被吊死的平民時，他高唱《萊茵河守望》，那不是對悲劇的哀悼，而是對自身「力量」展示的狂喜。這種「狂喜」，正是戰場上性暴力的心理根源之一。它與掠奪物資的行為並無二致，都是一種對敵方財產和肉體的佔有，是徹底征服的最終象徵。

當軍隊進入法國，來到盧汶（Louvain）這個文化古城，威爾弗里德最初還能欣賞其建築之美，回憶起大學藝術史教授的教誨。但很快，這些文明的符號就被野蠻的火焰所吞噬，大學圖書館、教堂，一切都成為灰燼。而隨後的性暴力，正是這種對文明與美好徹底踐踏的最終表現。當一個軍官在咖啡館裡對他的手下喊道：「來吧，姑娘們，脫光！」（"Allons, les filles, à poil!..."），並縱容士兵們對女侍者進行輪姦式的猥褻時，那不單是性慾的宣洩，更是一種對敵國女性的集體羞辱，是對其「文明」的最終「去勢」。這是他們從肉體到精神，對「敵人」實施全面征服的變態證明。

茹絲： 的確，這不僅僅是生理的侵犯，更是深層次的心理戰與意識形態的勝利。書中對盧汶大學圖書館被焚毀的描寫，讓威爾弗里德內心受到巨大衝擊，尤其那句拉丁文殘篇「At Germani in summa feritate versutissimi natumque mendacio genus」（德國人極端野蠻卻又狡詐，天生就擅長撒謊），彷彿是對他內心掙扎的預言。而這之後，他卻參與了對聖埃爾姆小姐的暴行。這表明，即使理智層面有所覺察，在混亂與誘惑面前，人性仍然可能被徹底摧毀。

路易·迪穆爾： 正是如此，茹絲小姐。那句拉丁文殘篇，是威爾弗里德在昏亂中瞥見的真相，是那座即將焚毀的文明殿堂，對他這個「德國文明傳播者」發出的最後警告。然而，戰爭的邏輯是殘酷的，它不允許個人良知的存在。當你的長官、你的戰友都沉浸在掠奪與暴力的狂歡中時，一個個體如果堅持反對，就會被視為叛徒、懦夫。科尼希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正直與良知，在那個環境下顯得如此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他的悲劇結局。

威爾弗里德選擇了同流合污，儘管他內心仍有一絲波動。他對聖埃爾姆小姐的侵犯，以及對其父母的槍擊，是他徹底放棄個人道德，融入集體獸性的一個轉折點。在那個時刻，他的「良心」被「戰場的狂熱」所取代，被「勝利者的權利」所合理化。他將這種暴行描繪為「美妙的滋味」（"Ein Fressen!"），這已然是人性被扭曲到極致的表現。那不僅僅是單純的性行為，更是力量、佔有、破壞的總和。當他親手開槍射擊聖埃爾姆伯爵，並精準地命中對方眼球時，那種精準的暴力，與他決鬥時對「疤痕」的驕傲如出一轍。這種行為，最終讓他感到一種病態的「滿足」和「興奮」。

這類細節的描寫，我無意於挑動讀者的感官，而是想揭示戰爭中人性最陰暗、最真實的一面。它挑戰了那些將戰爭浪漫化、將士兵神聖化的觀念。這些場景，遠非單純的「情慾」，而是將性與暴力交織成一場令人髮指的「狂歡」，這種「狂歡」的本質是徹底的毀滅。它讓讀者直面，在戰爭的巨大渦流中，人類的道德底線可以被拉低到何種程度，即使是那些自詡文明的人，也可能蛻變為惡魔。

茹絲： 您的作品，確實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戰爭最醜陋的真相。書中，當威爾弗里德在性暴力狂歡之後，發現自己「滿身是血和唾液」（"Je me retirai couvert de sang et de bave."），這句話簡潔卻充滿了暗示。那血和唾液，不僅僅是肉體的污穢，更是靈魂的骯髒。而他隨後參加了對老伯爵的槍擊，並表現出射擊的精準，這也映證了暴力如何在人體內產生一種扭曲的「技能」與「快感」。

路易·迪穆爾： 是的，茹絲小姐，那句話是一個關鍵的隱喻。它代表了威爾弗里德在生理與心理上的雙重污染。當一個人參與了如此極端的暴行，那種體驗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身體和靈魂上，無法輕易抹去。血，是受害者的痛苦與死亡；唾液，則是他自身所釋放出的獸性與污穢。從那一刻起，他已經不再是那個純真的哈雷學生，他被戰爭徹底「重塑」了。他對射擊的精準，在這種背景下，不再是單純的軍事技能，而是一種被野蠻化後的「高效執行力」，一種對生命漠視的體現。這種精準，反而加劇了暴行的恐怖，因為它顯示出行動的冷酷與殘忍。

茹絲： 這種轉變，也最終讓他失去了唯一能對抗這種墮落的力量——良知。當科尼希為戰爭中的暴行而哀慟，甚至以死明志時，威爾弗里德的反應卻是「我的良心在索姆河的戰場上已經死了」（"Ma conscience était morte sur les champs de la Somme."）。這句話令人心碎。您認為，戰爭最終會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變得麻木不仁，甚至失去良知嗎？還是說，科尼希的死，也證明了在那個殘酷的環境下，良知是無法生存的？

路易·迪穆爾： （他長嘆一口氣，目光望向窗外，夜色更深了，遠方的城市燈火閃爍。）這是戰爭最可怕的地方，茹絲小姐。它不僅吞噬肉體，更腐蝕靈魂。科尼希的死，的確是一個悲劇，證明了在那個環境中，清醒的良知是多麼脆弱無力。他的死，是對那場「污穢戰爭」最堅定的反抗，也是對「舊德國」——那個他所信奉的、有道德和榮譽的德國——的最後告別。他高喊著「我們玷污了戰爭！告別了，舊德國，你與我一同死去！」，這是一種絕望的吶喊，也是一種對自己理想的殉道。

然而，我並不能說所有人都會失去良知。人性是複雜的。有些人可能會像威爾弗里德一樣，在環境的裹挾下沉淪，選擇麻木甚至參與。他們的良知不是完全死去，而是被深埋、被壓抑，被戰場的生存法則和集體狂熱所淹沒。這種「麻木」，有時比惡本身更可怕，因為它意味著對一切罪惡的默許與常態化。

但也有極少數人，像科尼希那樣，即使面對死亡，也堅持自己的道德底線。他們是那片黑暗中的微弱火光，雖然最終熄滅，卻照亮了周遭的腐敗。戰爭不會讓所有人失去良知，但它會讓堅持良知變得異常艱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意義所在：提醒世人，在集體的瘋狂面前，守住個體的良知有多麼重要，即便這良知會讓你付出生命的代價。因為，真正的勝利，從來不是建立在毀滅與罪惡之上的。

茹絲： 迪穆爾先生，非常感謝您今晚的真誠分享。您的《納克巴黎！羅曼》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戰爭的記錄，更是一部深刻的人性解剖學。它揭示了在戰爭的巨大碾壓下，個體如何從文明走向野蠻，良知如何在狂熱中窒息。它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出了一個永恆的問題：當人類被戰爭所蠱惑，我們還能保有多少人性？而這，正是身為自由作家的我，所希望持續探索的。